因为地震，司空黄琼尽管多么小心，也免了职。大鸿胪刘宠升上去，做了新的司空。刘宠曾经做过会稽太守。在他的任期内，他禁止官吏们的非法行为，废除繁杂的和苛刻的命令，会稽郡给他治理得很不错。后来朝廷调他到京师里去，他恐怕惊动老百姓，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刘宠到了若邪山（在浙江省绍兴市南边 ），忽然有五六个山阴县的父老从山谷里出来。他们的眉毛、头发全都白了，从小道上赶来送行，对刘太守说：“从您到了这儿以后，官吏不来为难我们，晚上狗也不叫。我们有了您这么一个太守，真够造化的了。现在朝廷把您调走，我们没法挽留，特来送行。我们知道您两袖清风，厚礼是不肯收的。”他们各人拿出一百个小钱，说：“这一百个小钱不值什么，就算是表表我们的心。”刘宠说：“老大爷，你们辛苦了。我哪儿能够像你们夸奖的那么好呢？你们的盛意，我心领了。这钱啊，我接受不好，不接受也不好。”说着，他就从每一个父老的手里挑了一个大钱，其余的都退还了。他就这么拱拱手跟这几位父老告别。刘宠下了山，瞧见那边的水很清，他就把那几个大钱扔到水里去了。

刘宠做了司空，反倒没法像在会稽那样发挥他的作用。那个以前的司空黄琼免职以后不到三年，害病死了。四方名士跑来送殡的有六七千人。

其中最出名的有太原人郭泰、南昌人徐穉、陈留人茅容、巨鹿人孟敏、陈留人申屠蟠等。当初黄琼在家里教授门生的时候，徐穉老去向他请教。两个人往来很密。赶到黄琼做了官，徐穉连一次也没去看过他。这会儿，他拿着祭品到了坟头，上了供，哭了几声，跟谁也没说话，就独自走了。人家还不认识他是谁。大伙儿猜了一会儿，太原人郭泰，又叫郭林宗，想了想，说：“这个怪人准是南昌高士（清高的读书人 ）徐孺子（徐穉，字孺子 ）。”茅容就说：“您错不了。一定是他。我追上去。”

茅容是郭泰的朋友，也可以算是他的门生。他是受了郭泰的鼓励，才钻研学问的。原来郭泰是东汉很出名的儒生，他不愿意做官，可是老喜欢劝人念书。他初到洛阳的时候，名望还不大，人家都不认识他。陈留人符融一见，就跟他结交上了，还把他介绍给河南尹李膺。李膺是符融的老师，和陈蕃同样出名。李膺见了郭泰，非常器重他。他说：“读书人我见得多，像郭林宗那样又聪明又高雅、博学多能的人，真少见。”就跟他做了朋友。郭泰给李膺这么一夸奖，就在京师里出了名。可是郭泰不愿意做官，他向李膺辞行，说要回到老家太原去。李膺准备亲自送他。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京师里的儒生都出来送行。一块儿送他到黄河边上的车马就有好几千辆。他们到了河边，李膺只跟郭泰上了小船渡过河去。郭泰这个体面可真不小。儒生们在岸上望着一只小船坐着两个人，把他们当作了神仙。陈蕃给徐穉准备的卧榻和李膺跟郭泰过渡的小船后来就成为知心朋友的话头了。

郭泰离开洛阳，周游郡国，碰到有可以造就的人，就劝他们上太学去或者鼓励他们好好地研究学问。有一天，他到了陈留，路过田野，下起雨来了。他跑到大树底下去，就瞧见有好几个庄稼人在那儿避雨。有的蹲着，有的伸着大腿坐着，有的躺在树根子上。其中有个庄稼人，四十来岁，看去挺斯文，毕恭毕敬地坐着，好像听老师讲书似的。郭泰猜想他准是个种地的读书人，就跟他通了姓名，故意向他请求，说他找不到过夜的地方，能不能在他家里过一宵。那个种地人就是陈留人茅容。他挺客气地把郭泰接到家里，招待他过夜。第二天，天一亮，郭泰起来，就瞧见茅容已经杀了一只鸡，正在做饭。郭泰觉得主人这么待他，心里很过意不去。赶到吃饭的时候，茅容先伺候他母亲吃了，把那吃剩的鸡肉藏在食柜里，然后自己跟郭泰坐在一块儿，吃的仅仅是平常的青菜、淡饭，连鸡爪子都没有。郭泰吃完了饭，向茅容作个揖，说：“好！你是我的好朋友。”他就劝他去游学。茅容听了他的话，也成了名士。这会儿，他一听见郭泰说那个怪人准是徐穉，他立刻骑上马追上去。

茅容跑了几里地，追上了那个人。一问，果然是徐穉。刚巧旁边有一家酒铺子，茅容要求他，说：“咱们难得碰到，就在这儿喝几杯吧。”徐穉也不推辞。茅容做东，要了些酒和肉，两个初见面的朋友就这么一面喝酒，一面聊起天来了。真是海阔天空，从庄稼聊到天文，从天文又聊到庄稼，越聊越对劲儿。茅容顺便向他问起国家大事，想听听他的意见。徐穉傻不唧唧地笑了笑，就是不开口。他一开口，又聊起庄稼来了。

酒喝够了，话也说得不少了，徐穉起身作别，说：“请替我向郭林宗问候：大树倒下来，不是一条绳子拉得住的。何必忙忙碌碌各处奔走呢？劝他安静点吧。”

茅容回来，向郭泰学说了一遍。有几个人有点怪徐穉。他们说：“碰到了可以说话的人还不说，孺子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吧。”郭泰说：“孺子的清高劲儿到了家了，他就是受冻挨饿，你也没法给他吃的、穿的。他能够让季祎（茅容，字季祎；祎yī ）请他吃、喝，已经把季祎当作知己了。至于他闭着嘴不回答国家大事，这是因为他的聪明咱们还可以学学，他的装傻劲儿简直没法儿跟他比。”

郭泰一向到处游历，劝人注重道德、学问，最好能进太学深造。他在巨鹿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人出去溜达溜达，瞧见前面有个人肩膀上挑着一根棒，棒上挂着一只煮饭的砂锅，一晃一晃地走着，样子很怪。郭泰跟在后面，打量着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忽然听到“啪”的一声，那只砂锅掉在地下，摔成碎片。那个人还是往前走。郭泰跑上去告诉他，说：“朋友，你的砂锅掉了。”那个人好像没有事儿似的说：“我知道。”“那你怎么不回头看看呢？”“掉了就掉了，还看它什么？”郭泰知道这个人很有决断，还真佩服他，就跟他聊起天来了。他这才知道那个人是巨鹿人，叫孟敏。郭泰就劝他到太学去游学。孟敏给他这么一鼓励，也就进了太学，成为名士。

郭泰听说陈留有个漆工叫申屠蟠（申屠，姓；蟠，名 ），挺有义气，他就亲自去看他。申屠蟠喜欢读书，因为家道贫穷，给人家做佣工，干些油漆活儿。郭泰跟他一谈，申屠蟠好像吹开乌云见了太阳，迫切地想去求学，可是他没有钱。郭泰就帮助他去游学，他成了东汉的五经名家。

郭泰自己教授的弟子不下一千人。他们因为汉桓帝昏庸，宦官专权，都不愿意出去做官，名士的名气就越来越大。当时的读书人都要做名士，“做名士”成了一种风气。在这些名士当中，郭泰的名望比谁都大。大伙儿都学他的样。有一次，郭泰在路上着了雨，他的头巾淋坏了，一只角耷拉下来。他也不在乎，以后就戴着这顶一只角高、一只角低的头巾。万没想到，一般名士瞧见了他戴着的头巾，就故意把头巾的一只角压低，还把这种头巾称为“林宗巾”。这么一来，远远近近的儒生全都戴上了“林宗巾”。

郭林宗虽然不愿意做官，可是谁都知道他跟大臣李膺是好朋友。他们既然是好朋友，当时的一般名士当然都向着李膺。可是李膺因为有宦官跟他作对，官运并不亨通。有时候革了职，有时候坐了监，有时候又奉命做了官。

公元165年（延熹八年，汉桓帝第十九年 ），李膺做了司隶校尉，陈蕃做了太尉，王畅做了尚书。太学生三万多人都歌颂着这三个大臣，说李膺是天下模范，陈蕃不怕豪强，王畅是优秀人物。大伙儿议论纷纷，评论当时的人物，他们把君子和小人分别开来：君子跟君子为一党，小人跟小人为一党。朝廷上执掌大权的宦官们都把反对他们的人称为“党人”。打这儿起，“党人”就不断地遭到了迫害，闹得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人加上一个“党人”的名目，就会下了监狱。

李膺做了司隶校尉，有人告发宦官张让的兄弟张朔。张朔是野王（地名，在河南省沁阳市 ）的县令，贪污、勒索，无恶不作。经人告发，他知道司隶校尉的厉害，就离开野王县，逃到京师，躲在他哥哥张让家里。李膺听到了这个风声，亲自带领着公人到张让家去搜查。搜查了半天，可没见到张朔的影子。这怎么办呢。他们再仔细看了一遍，就瞧见张让家里有复壁（中间有夹道的墙壁），就吩咐手下人打破复壁，进去搜查。果然张朔藏在里面。他就像逮小鸡似的给逮了去，押在洛阳监狱里。

张让派人去说情，已经来不及了。张朔供认以后，早给砍了。张让气得什么似的，马上向汉桓帝哭诉。汉桓帝知道张朔有罪，不好去难为李膺，可是总觉得李膺太瞧不起宦官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个河南方士张成，素来结交宦官。据说他能够看风向，推测吉凶。就在公元165年，中常侍侯览透出消息来，说日内就要大赦。张成马上装腔作势地当着众人看了看风向，就说皇上快要下诏书大赦天下了。别人不信。他要人家传扬他这个方士的本领，就跟人家打赌，叫他儿子去杀人。司隶李膺把那个凶手拿来办罪。第二天，大赦的诏书果然下来了。张成得意扬扬地对众人说：“你们看我是不是未卜先知？诏书下来了，不怕司隶不把我的儿子放出来。”这话传到李膺耳朵里，李膺更加冒了火儿，他说：“预先知道大赦就故意去杀人，大赦也不该赦到他身上。”说完，就把张成的儿子杀了。张成哪儿肯甘休？他请中常侍侯览、小黄门张让给他想办法报仇。侯览他们就替张成出个鬼主意，叫他去嘱咐自己的弟子牢修上书，控告李膺勾结一些太学生和像游民似的所谓名士联成一党，毁谤朝廷，败坏风俗。

汉桓帝本来已经恨透了那些批评朝廷的儒生，这会儿看了牢修的控告书，就下了命令，逮捕党人。太尉陈蕃看了党人的名单，都是天下知名之士，他不肯签署。汉桓帝火儿更大了，当时就把李膺下了监狱。还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以及陈寔（shí ）、范滂等一共两百多人都得按名单逮捕。有些被指为“党人”的名士，一听到风声，逃的逃，躲的躲。朝廷出了赏格，通令各郡国，非把这些人抓来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