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九二、齐魏会徐州相王乃魏惠王后元元年

非魏襄王元年乃齐威王二十四年非齐宣王九年辨

《魏世家集解》：“荀勗曰：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书》，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太史公书》为悮分惠成之世以为二王之年数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无哀王，然则今王者，魏襄王也。”今按：齐、魏会徐州，相约僭称王，因称王而改元，故不称三十七年而改称元年。其后秦惠文王于十三年称王，乃亦改十四年为元年，与此正类。惠王与孟子言：“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考惠王后五年予秦河西地，后七年尽入上郡于秦，后十二年楚败魏襄陵。惠王之言指此。倘以为在襄王之世，乌容出自惠王之口哉？（《秦策四》：“楚、魏战于陉山，魏许秦以上洛。魏战胜，效上洛于秦。”高诱《注》：“魏惠王也。”今按：楚、魏陉山之役，《年表》在魏襄王六年，误。高《注》云惠王，是也。效上洛即献西河之外也。苏代之说燕王曰，“西河之外，上雒之地，”是也。其是犀首为魏将，张仪在秦，事又见《秦策》一、《韩策》二。据《策》则魏效地在胜楚后，而《史》列胜楚前，亦相歧。）此事为史家一争案，自杜预氏《左传后序》，裴氏《史记集解》，司马氏《通鉴》，王氏《困学纪闻》，顾氏《日知录》，崔氏《东壁遗书》，梁氏《志疑》，皆据《纪年》纠《史记》。而辨论纷纭，尚未定于一是。则以《纪年》原书既佚，未能博观会通。而《史记》传习既久，人情乐旧安常，惮于纷更也。今既剖别《纪年》《史记》得失，凡二十余事，自魏文侯田庄子以下齐、魏两家世系年代，逐一辨订纠正，又旁推之于《史记》《国策》以及先秦诸子书。合之大势而通，比之小节而符。首尾条贯，竟体朗然。庶可以解千古之纷矣。此齐、魏徐州相王为魏惠王后元元年，非魏襄王元年之说也。

余又谓是岁乃齐威王二十四年，非齐宣王元年者？齐之称王始于威王，不始于宣王，人尽知之。而威王之称王，则肇始于马陵之胜，（见《考辨》第八十六。）而大定于与魏会徐州之岁。其后十五年威王薨，宣王始立。《史记》以徐州相王为宣王之九年者亦非也。不然，使威王先已称王于数十年前，宣王何事会魏于徐州而后乃相王哉？（《田完世家》叙威王称王于二十六年后，与今考威王称王在二十四年者相差两年。余定齐威王三十八年，《史记》只三十六，亦差二年也。）盖威王之初即位，不治政，诸侯并伐，（据《世家》。参读《考辨》第七十四。）其时固犹称侯。故《齐策》邯郸之难称田侯。及败魏马陵，魏用惠施策，折节朝齐，乃会徐州而相王。（据《魏策三》。）《国策》称韩、魏之君北面朝齐，亦在战马陵之后，而《世家》误以威王称王在桂陵之后者，由其误以徐州之会为宣王故也。时七国称王者惟楚，故楚闻齐王而大怒。遂有围齐徐州之举。盖齐、魏相王一事，当是魏故屈下尊齐为王。（观《魏策》，及《吕氏春秋 爱类》。）而齐亦未敢独承，乃亦尊魏为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无缘齐威于数十年前便已称王也。梁惠王二十七年从诸侯朝周天子，其时梁始称王，而齐威王举兵伐梁。其后八年而魏齐始相王，而楚威王举兵伐齐。然其后又六年而宋亦称王，又三年而秦亦称王，韩亦称王，又二年而燕、中山亦称王。《赵世家》：“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则赵之称王犹在后。然至是而各国称王之局卒大定。观于当时相王之不易，益可证其前二十余年，不容有齐威独王之事。观以后齐、秦称帝之难，又可证齐之称王乃为与魏俱，而犹遭楚人之怒。故徐州一会，实当时诸侯称王之初步，战国惊人一大事。若威王先已称王于二十余年前，则此一段史实全无情味矣。以《纪年》推之，则徐州之会乃在齐威之二十四年。（《田齐世家》，“威王二十四年，与魏王会田于郊而论宝。”殆即徐州一会中佚事也。）《秦本纪》：“惠文王四年，齐、魏为王，”《索隐》云：“齐威王魏惠王，”斯得之矣。（又考《史记 孟尝君列传》：“齐、魏会徐州相王，”《正义》引《纪年》云：“梁惠王三十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齐策一》：“楚威王战胜于徐州，”徐，鲍本作俆。吴氏补曰：“俆，词余反。《正义》引《纪年》，下邳迁于薛，改名徐州，俆《左氏》作舒，《说文》作余阝。”据此则《正义》引《纪年》本作俆，而今亦误为徐也。徐州宋地，与此俆州不同。顾氏《日知录》卷三十一徐州条亦辨此。互详《考辨》第一一○。）

雷氏《考订》：“《左传后序》引《纪年》，谓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称惠王卒，《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称和峤云：“《纪年》谓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司马氏《资治通鉴》从《后序》说，《通鉴考异》及朱子《通鉴纲目》从荀和说。淇案杜与荀和同时，得见《竹书》，不应言有同异。《后序》十六年六字，自是七字通鑑。乃抄录钤刻者有误也。《魏世家索隐》引《纪年》曰：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孟尝君列传索隐》引《纪年》曰：三十六年改为后元，观此知梁之改元与秦惠文之以十四年为元年事同。非若后世改元，先下诏书，以明年为元年也。”今按：雷氏此辨殊精密，然实未是。何者？齐、魏相王，实在会于徐州之岁。而据《六国表》，魏齐两《世家》，及《秦本纪》，《孟尝君列传》诸篇，会徐州实在惠王三十七年。惠王以是年始称王，不得于三十六年先改元，其理甚显。又考《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复与齐王会甄，是岁惠王卒。《索隐》引《纪年》云：“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未卒也。”《索隐》于此条，惟辨惠王未卒，而甄会实不在此年，则《索隐》未之及。余考甄会在平阿会后，皆在惠王后元，《索隐》亦辨之，语详《孟尝君列传》。（参读《考辨》第一○四。）则惠王三十六年齐、魏本无会，即不得有相王事。惠王亦自不于此年改元，尤明甚。又《田齐世家》：“宣王七年，与魏王会平阿南，明年复会甄，魏惠王卒。”《索隐》按《纪年》：“梁惠王乃是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时，此时梁惠王改元称一年，未卒也。而《系家》及其后即为魏襄王之年，又以此文当齐宣王时，实所不能详考。”《索隐》此条语有误衍。要之《索隐》辨惠王未卒，遂谓其改元称一年，而改元称一年实在明年，不在今年。《索隐》此条，及《魏世家》一条，皆下语未析。《孟尝君传索隐》云：“惠王至三十一年改为后元年，”显有字讹。惟《魏世家索隐》又一条云：“《纪年》说惠成王三十六年又称后元一，十七年卒，”则与荀勖和峤为一致。然窃疑其说终不可信。何者？若惠成王于三十六年改称后元一年，又十七年而卒，则惠成王当得三十五年，又十七年也。《史记》虽误，亦有其所以误。彼特误以惠成王后元之年为襄王年耳。若惠成王前三十五年，改元后十七年，《史记》何以又夺改元第一年归之惠成，而别以其后十六年分为襄王，此实难解。又考《今本伪纪年》于周显王三十四年称：“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又云：“王与诸侯会于徐州，”徐州会事较《史记》亦前一年。雷氏《义证》说之云：“《史记 六国年表》于显王三十五年书魏会诸侯于徐州以相王，又曰齐与魏会徐州，诸侯相王，即此事。较《竹书》差一年者，夏正周正之异。会在是年仲冬后也。”今按：梁惠称王改元，定在与齐会徐州之后。若会徐州如雷说，在惠成王三十六年仲冬之后，其时周正已为显王三十五年。惠王归国称元，其亦必为三十七年之新岁决矣。且雷氏辨梁惠称王改元以秦惠王为例，不知秦惠王正以十三年四月称王，而于十四年改称元年。则梁惠王之改称元年，定在三十七年，更无疑也。故知杜氏谓“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其言最信。（吴莱曰：自古未尝有改元，秦惠文王立十三年矣，十四年乃称王，而秦史改元。惠王立三十六年矣，三十七年乃称王，而《汲冢竹书》亦改元。又十六年而后惠王卒。非改元也，直史官纪述之常体耳。其说亦是。）云三十六年改元者，因会徐州在是年岁底也。云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者，因惠成王会齐徐州已在三十六年仲冬之后，及归国改元年称王，其制定于今年之岁底，而实称元年则为明年之岁首也。荀勖、和峤诸人，殆见《竹书》原本，有在惠成王三十六年记称王改元之文，故率以此年即为惠成王元年。雷氏依之，未能深考徐州一会与称王之先后，故加信据，遂与《史记》乖僢。又《索隐》称惠成王三十六年改元，虽遵荀、和之说，而其引惠成王改元年后年数，则实自三十七年为元年起算。如“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十月齐城薛。”“十四年薛子婴来朝，”“十五年齐威王薨，”诸条（均见《孟尝君列传》。）是也。余已详于《考辨》第一○九，第七四，第一一五，一一七诸篇，兹不详论。（又按和峤、荀勗、杜预引《纪年》，虽与史迁违矣，然有一节为诸家之所同者，则惠王前后（或惠、襄分算）共得五十二年是也。今有疑惠王在位五十一年者，其说无稽，殊不足信。）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二，《孟子年表》，以梁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后二年会徐州始称王，则改元在称王前，两事先后倒置。又惠王后元既前移一年，则《索隐》引《纪年》齐威王卒在惠王后元十五年者，亦递次移前。故魏氏定孟子去梁已在齐宣王二年，即宣王即位之第三年矣。与余考孟子初见宣王正值宣王未终丧之际亦不合。（参读《考辨》第一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