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学全史』第二十一节 概况

有唐二百八十余年间，虽中经强藩悍将，诸多变乱，而文教武功，皆有其极盛之时。以言诗文，则有李、杜、韩、柳诸家，耀光百世；以言书法，则有虞、褚、颜、柳、欧诸家，驰誉千秋；以言宗教，则因国威振于四远，如景教、回教、拜火教等，后先传入，即本有之释、道教，亦各分宗竞兴，绘画之事，固亦有其他文艺为国民思想之反影，恒随当时政教风尚之递嬗以为转移，但绘画承先代之余，亦非新政教所能骤变，故唐初绘画，尚保其固有之面目。开元、天宝之际，文教之隆，号称极点，而绘画则亦灿然纯为唐风，即所谓气势雄浑之作风也。自是厥后，政纲渐替，人心渐涣，绘画思潮亦若失其主轴，杂作蔚起，各有专诣，又另开一风气矣。故唐代画史，可分三期述之。

（甲）初期

自武德而至开元以前，是为初期。当时画风，继承六朝之余绪，技术上虽稍进步，然犹未能别开蹊径。盖其时作法仍盛行钩研，以细润为工，画人物如此，写山水树石，大概亦皆拘拘于前人之成法，未能挥洒自如。譬之当时文学，若沈佺期、宋之问等之为诗，格律虽变，而其根柢，为赓绮丽艳冶之余韵，其为文，亦复蹈袭四六骈丽之旧习，未见有如李、杜、韩、柳等正大雄浑之风，是盖因唐初政教之陶养尚浅，不能一时转移传统之风尚。且高祖、太宗诸帝，欲以提倡文教为治本，颇联爱及画；又不得不从珍藏前代名迹着手，于是六朝绘画之习，不但不即转革，且如回光返照，崇古之风反特盛于一时。当杨隋之末，维扬扈从之珍，为窦建德所取，东都秘藏之迹，为王世充所得，武德五年，窦、王就擒，珍迹皆归唐室。高祖爱重特甚。尝命宋遵贵载以船，溯河西上，行经砥柱，忽遭漂没，仅有十之二归诸御府。太宗更旁征博采，无不收入。因是名画之录入《贞观公私画史》者，达二百九十三卷。天后之世，内库图画，张易之又奏而修之，鸠集名工，使各推所长，锐意摹写，仍旧装背，虽云点缀盛治，一时崇古摹古之风，遂以大盛。内府既富收藏，宵旰之暇，借以遣兴，高祖、太宗，皆有能画名；王族亲贵，如汉王元昌、韩王元嘉、滕王元婴等，亦多习之。又当国基初奠，极欲夸示威德，收拾民心，每逢战胜奏凯，蛮夷职贡之事，辄命臣工画图以进，于是熟典制，善人物，为一代宗匠之阎氏兄弟，相继而进。立德于武德中官尚衣奉御，作衮冕大裘，以及服舆伞扇等，皆得其妙，太宗贞观初，作玉华宫图称旨，官工部尚书，贞观三年，蛮酋谢元深入朝，颜师古援成周故事，请作王会图，立德应命作之，又曾作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能及也。其弟立本，累仕太宗、高宗两朝，时称丹青神化，尝奉诏画外国图及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等，皆极其妙。他如殷闻礼、张孝师、曹元廓、范长寿等，皆一时名家也。名家既辈出，而当时道观与佛寺并兴，画壁之风，又不减六朝，善道大师尝造净土寺二百余壁，是即可见壁画道释人物盛况之一斑。盖唐初诸帝，远祖李耳，因附会而并崇道教，至中宗禁画道相于佛寺，——非不许画道相也，盖欲专画道相于道观，以示尊敬，遂举自汉以来浮屠老子并祀一宫之风，始行打破。——前代虽亦有道教画，自是乃与佛画并为时人所重。其绘画取材，则不越先范，天师真人，云龙符箓而已。至若玄奘三藏，与国使王玄策等赍自印度之佛教画，及于阗国人尉迟乙僧之传写印度晕染法，即所谓凹凸花之类者，则皆有助于唐代中期绘画新思想之勃起，而乙僧尤有力焉。乙僧以丹青奇妙，于贞观初由其国荐之阙下，初授宿卫官，复袭其父跋质那封郡公，父亦善画而仕于中国者也，时人因称跋质那为大尉迟，乙僧为小尉迟。凡画功德人物花鸟，皆作外国形相，其用笔小则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如游龙活虎，盖自来外国画家之客中国者，当推乙僧为最。而唐人因得时见其用笔取象之迥异寻常，乃敢悍然于古法时尚外别讨新生活，其影响于唐代中期绘画之革新，实非浅鲜。

（乙）中期

玄宗即位，唐室中兴，内修政教，外宣威德，贞观以还，当以开元、天宝间为唐室最盛之世。其时文学艺术，勃然兴起，画风因之一变细润而为雄健。虽其气运之隆盛，有以使然；亦当时作者，心厌前朝细润之习达于极点，无可加力，复受域外新奇之诱引，乃思别开生面，于是唐代绘画，有中期之崭新。当开元、天宝间，承平日久，世尚轻肥，文人学士，皆得研习绘事，而玄宗又书画备能，于画尤有深得，墨竹为其创作。当时名家如吴道子、李思训等，同时并起。道子曾少以丹青之妙，浪迹东洛；明皇知其名，召入禁中，授以内殿博士，改名道玄。于画无所不能，其画人物鬼神，穷形极相，用笔生动，超然绝俗。当其早年，犹拘成法，行笔差细；中年以后，则笔似莼叶，遒劲圆转。所画人物，八面生动，傅采染色，别出心裁，世称吴装。夫道玄人物画之所以能特出新意，穷极变态者，固由其心手灵敏，有过人才，疑亦当时随宗教传入之印度婆罗门图及健驮罗式之美术品，与以感化也。其时日本人，又传其画法以去，如彼京都东福寺之释迦三尊像，紫野大德寺之中尊观音像，及其左右之山水画，皆与道玄之画风相仿佛，彼国美术家，亦承认而乐道之。由此知，是时人物画之盛行，仍以佛画为中心，惟其所谓佛画者，已经中风之陶冶调和，非复如六朝人之原样模写，盖颇能见东方艺术之精神也。故是时佛画制作之多，不过六朝；而制作之精而有意义，则不可谓尚仍旧贯，吴道玄实其代表作家也。道玄画人物如塑，旁见周视，四面得神，笔迹图，细如铜丝萦盘，朱粉厚薄，即见骨高下而肉起陷处。写佛像，皆稽于经，不肯妄著无据之笔。地狱变相，为其杰作，视后世寺刹所图殊弗同，了无刀林沸镬牛头阿旁之像，而变状阴惨，使观者放汗毛耸，是殆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也。东坡跋道玄人物画语。然道玄之长，不仅道释人物，于山水亦大有贡献。盖山水画自唐以前，大抵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一幅之中，惟人物或台阁见长；及唐道玄辈出，乃始一变前人陆、展等细巧之积习，行笔纵放，如风雨之骤至，雷电之交作。盖道玄天才独出，年未弱冠，已穷丹青之妙，其不甘受前人之束缚而独有所创造也固宜，惟以前代主细润，故其所创为壮逸，是亦受时代之反应而然也。同时有李思训崛起，写山水树石，笔格遒劲而细密，赋色青绿兼金碧，卓然自成一家法。其子昭道，克承家学，虽稍变而愈妙，时人因称思训为大李将军，道昭为小李将军。思训为宗室子，官左武卫大将军，与其子皆生当盛世，长享富贵，其所创作，而为繁茂富丽之青绿山水，则亦其环境习染有以使然也。玄宗尝命吴道玄、李思训同写蜀道风景于大同殿，道玄写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就；而思训则累月方华。玄宗叹曰：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论者谓山水画变于吴，而成于李，是亦可见当时山水画之盛行，此后起之山水画，骎骎乎有代人物画而为我国绘画之中心矣。安史乱后，入于中唐，则有王维者，创一种水墨淡彩之山水画法，谓之破墨山水，与李思训之青绿山水，绝然异途，而其势力之大，则或过之无不及，于是我国山水画，遂由此而分宗。李思训之青绿为北宗之祖；王维之破墨为南宗之祖。王维举开元中进士，曾官右丞，晚年隐居辋川别业，信佛理，与水木琴书为友，襟怀高澹，放笔迥异尘俗，敛吴生之锋，洗李氏之习，而为水墨皴染之法，其用笔着墨，一若蚕之吐丝，虫之蚀木。所作山水，平远尤工。然其所以为时人所推重，得称南宗之祖者，亦因中唐以还，佛教之禅宗独盛，社会风尚，皆受其超然洒落高远澹泊之陶养，而士夫文雅之思想勃然大起，与初唐盛唐时，殊有不同，故王维之破墨，遂为当时士夫所重，卒以成为我国文人画之祖。同时有卢鸿、郑虔，亦以高人逸士而兴水墨淡彩之画风，与王维共扬此时代新思想之波也。今日本京都智积院所藏之瀑布图，千福寺之泷图，相传为王维之遗作，是殆当时日本留学生由中国传度而去，亦足见王维破墨派山水之逢时。其传王维者，则有张璪。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山水松石，名重一时，为南宗健者。又有王洽者，特开泼墨之法，先将水墨泼于幛上，因其形迹，或为山，或为石，或为云水，为林泉，随意应手，倏若造化，时人称之为王墨，亦为王维破墨之别派，而为米氏云山之远祖。我国山水画，至唐之中期，不但与人物画分庭抗礼；且能自分宗派，互相耀映，是实为人物画得未曾有之现象。然山水之风行，固受佛教之影响；其应用也，亦往往与人物画同施于寺壁，盖不外宗教化也。山水之外，若曹霸、韩幹、韦偃之画马，皆著名于时，当开元、天宝之际，唐室声威震于西域，名马奇兽，岁时来献，故当时人物画家，又以画马为盛。韩幹之马，尤称精妙，为时第一。幹重写生，尝对玄宗曰：天潢十万匹，皆臣师也云云。偃尝以越笔点簇鞍马，或腾或倚，或龁或饮，或惊或止，或走或起，或翘或跂，其小者，或头一点，或尾一抹，千变万态，宛然若生，亦称神奇。昔人画马，大抵作螭头龙体，具马之状貌者稀，惟晋宋之间，顾陆一变其体，周隋之际，董展又变其格，究皆未全脱古人窠臼，至韩幹、韦偃辈出，乃始毛彩奕奕，而有玉花骢、照夜白之活跃纸上。于是唐代画马之盛，遂为前世所未见，而为后世之典则。花鸟画于天后时，已有殷仲容者著名于世，然不敢誉其新奇；至中唐以后，边鸾、刁光胤、滕昌祐等，先后辈出，为时宗匠，而花鸟画乃始露头角焉。——马与花鸟亦有绘于寺塔者。

唐代道释人物画

（丙）后期

唐代绘画，至开元、天宝之际，名匠辈出，炳若列星，可谓极人文之盛。降及德宗之世，其风渐衰，纵有举扬，亦冀能持续余势而已。自来名画，多用蜡纸摹写，谓之拓本，由御府拓者，谓之官拓，晋时已颇行之，及唐，内库翰林集贤秘阁拓写不辍，至德宗朝，亦因国家多难，渐致衰废。惟佛寺道院画壁之风，则尚盛行于时，而周昉称大家，学者多宗法之。后武宗以好神仙，毁佛寺伽蓝至四万余，佛教画至此骤受一大顿挫。宣宗即位，又锐意修复之，佛教画遂复风行。宪宗以来，内而宦官朋党，互相倾轧；外而强藩悍将，各逞跋扈；国事愈危。历懿宗而僖宗，则已人口流亡，盗贼蜂起。自中唐之季，及于晚唐，在时事上论，似非艺术发展之时期，其实不然。盖当时画家，虽不能如阎、吴、李、王之集大成，亦能择其一端焉而专习之。其中有独到者，正不乏人。如山水画中之瀑布、海涛、松石，人物画之婴儿、仕女，兽类之龙、兔、犬、马，禽类之鹤、雀、鹭鸶，乃至水、火、云霓、盘车诸类，无不各有专家。此种分工专习之画风，前时亦有其例，要至唐代后期愈见显著。是殆我国画如人物山水花鸟诸大画门，至唐中期或发达已极，其头角崭露后起诸画家，欲兼习之自难独出，而又不甘无所表见，故多择一而专习之。张南本与孙位并学画水，皆得其法，南本以为同能不如独胜，遂专意画火，是即可见晚唐画家思想褊狭之一斑。艺以专著，为时风尚，与其谓为晚唐国运衰退之征，毋宁谓为我国绘画学习法上之进步。且自安史乱后，唐室御府所藏名迹，多半散佚民间，肃宗又往往以画颁赐贵戚，转辗归于好事者所有；德宗难后，名迹益多流落；于是予民间以鉴藏之机会，而画价为之大增。即当时所谓近代之价，如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等屏风一扇，其值有达二万金，次之亦一万五千金。则当时民众对于绘画之感爱美，其热烈为何如耶！是亦唐代文学大盛，一般文学家对于绘画，往往乐为赞美鼓吹。歌咏题记，以及种种神话式之评语之见于各家诗文集或笔札中者，不可胜记，民众累受此种美妙之宣传及诱惑，故迟至中期以后，人人心目中皆以画为墨宝，得经鉴藏为无量欣幸也。唐末争乱无宁日，画家如孙过、张询、刁光等，皆避乱入蜀，遂伏五代艺苑转移蜀中之先因。

综有唐一代之绘画而言：前期之绘画，犹承六朝余绪，多以细致艳润为工；道释人物，可谓臻盛，山水虽已成功，而未受重视。开元、天宝间，是为中期：笔姿一变而为雄浑超逸，山水画且并人物画而大兴；花鸟画亦渐露头角。德宗以还，则为后期：人物山水花鸟，虽无特殊之进步，惟诸家多能各专一长，以相夸美；人民知绘画之可宝，大开鉴赏之风；亦有足多者。唐代图画，无论人物山水花鸟及其他杂画，往往图之寺院，与宗教有关。顾唐当盛世，政教清明，朝野熙和，上而贵族士女游宴戏乐之事，下而山林田野行旅农牧之务，亦多形之图画；如虢国夫人游春图，明皇击梧桐图、祈巧士女图、避暑士女图、栈阁图、唤渡图、山作农作图、川原牧牛图等，皆颇有流传者。他若马、牛、孔雀、鹁鸽、牡丹、竹、石等，亦类多图写。惟就大体言，此种图画，终不若应用于宗教方面者制作之伟大富丽。夫自中期以后，各种图画，在应用上，固多与宗教有关；从其作法上言：则如人物，——即属道释人物，面部多美秀而文，有异前代模样，其设色勾勒，主讲笔墨之神趣；山水经王维、郑虔、王洽辈之变化，笔势墨韵之间，且见书法而含诗趣；如牛马鱼龙花木之属，亦多当时文学家所乐与品题，或所作者，即系图写诗意；盖是时绘画，已渐趋于文学化矣。若论唐代在我国绘画史之位置，实可称为中枢。盖言人物画，则能承先代之长而变化之；言山水画，则能应当代之运而光大之；言花鸟画，则能发萌孵化，为后代培其元气；凡我国各种重要之画门，于唐代已皆褎然有集大成之势，其后如五代如宋诸朝之绘画，要无不以此为昆仑而分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