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之进步，要在民众文艺思想之自由。自由思想，往往在列国纷争之世而益发达。故我国绘画，春秋战国较为发达，至秦汉帝制统一，即被拘束，先例章然。自魏晋而南北朝分疆力争以来，凡三百余年，画非一门，各有专家，其发达之度，可谓空前。及隋统一南北，绘画思想，即稍稍被束缚。开皇二年，曾敕夏侯朗作三体图，系一种历史的故实画，寓儒教之旨于美术。此种被专制君主所利用之绘画，即足束缚南北朝以来之新绘画思想。终隋之世，凡用于政教上之绘画，上好下趋，其取材范围，大率不能越此。炀帝大业元年，营显仁宫于洛阳；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四年，又造汾阳宫；土木频兴，其间绘画之饰施，穷极奢侈。加以当时京洛一带寺院道观等之建筑杂起，靡不以绘画为饰，我国壁画之风，盖至是号称极盛。故工匠派之绘画，极巧至精；而非工匠派之绘画，亦因炀帝之好，不堕先绪。炀帝尝自撰古今艺术图五十卷，又于东都起二妙台，东曰妙楷，藏古法书；西曰宝迹，庋古名画，一时巨匠名士，争起用世，展子虔自江南至，董伯仁自河北至。当董、展之相见也，初存轻视；后则互益。乃知南北朝以来南北异趋之画风，至是因政治区域之统一，君主专制之撮合，遂相调和。阎毗、杨契丹、郑法士兄弟等，亦应时出世，与展、董等共从事于土木之饰。逢迎君意而作之绘画，固非能有自由思想之特现；然其受束缚也，亦不过限于取材方面，其时平凡之画家，因取材之不自由，自足妨其思想艺术之全部；其杰出者，则亦不然。以人物论，当时外国僧人之来中国者，较前为多，所作绘画，自关于佛教者外，多写外国风俗，如东土耳其之尉迟跋质那，印度之僧昙摩拙义及跋摩等，均以善西域风俗画著名于时；其于当时艺术思想，不无冲动。而展子虔之细描色晕，神意具足，世夸为唐画之祖；孙尚子之魑魅魍魉，参灵酌妙，其战笔甚有气力，尤为他人所莫能效。以山水论，亦颇进步。展子虔之咫尺千里，江志之模山拟水，要皆突过前人。其为隋画之特色者，则更有人物与山水两者间之台阁画。盖隋代名家，如展子虔、董伯仁、郑法士辈，无不擅长台阁。其作人物也，多精意于台阁；作山水也，多精意于台阁；至若贵游宴乐等人物山水画，更无不精意于台阁；而董、郑所作，尤为巧赡。董亡所祖述，台阁之工，论者谓展不及之。郑师僧繇，每于层楼叠阁间，衬以乔木嘉树，碧潭素濑，旁施群英芳草，令见者熙熙然动春台之思；其与台阁相衬之一石一树，亦极工巧，所谓状石务雕透，绘树多刷镂也。此种绘画，盖新从人物背景脱胎而来，而又刻意求山水画之成功，故有以间于人物山水特尚工巧之作风；抑亦受当时大兴土木之影响也。就此作风而推论之，可知隋人趋重山水画之研究；亦即可觇唐代将以山水画代人物画而兴之趋势。然是时纯粹之山水画，作者殊少，台阁画擅长者虽多名家，亦皆与人物或山水等合图，如展画之北齐后主幸晋阳图，董画之周明帝田猎图，郑画之游春苑图等，其画迹固多，终不如应时奉行寺院间之道释人物画之显赫，故隋代绘画，亦属宗教化时期，其调和南北之画风，与力求山水之成功，于唐则为过渡时期也。

隋代道释人物画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