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文存』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壬戌春，余于乌程蒋氏传书堂见《永乐大典》四册，全载《水经注》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因思戴校聚珍板本出于大典，乃亟取以校戴本，颇怪戴本胜处，全出大典本外；而大典本胜处，戴校未能尽之。疑东原之言不实。思欲取全、赵二家本一校戴本，未暇也。既而嘉兴沈乙庵先生以明黄省曾刊本，属余录大典本异同，则又知大典本与黄本相近。

先生复劝余一校朱、王、孙本以备旧本异同，亦未暇也。癸亥入都，始得朱、王、孙本，复假江安傅氏所藏宋刊残本十一卷半，孙潜夫手校残本十五卷，校于朱本上；又校得吴琯《古今逸史》本，于是明以前旧本沿褫，得窥崖略。乃复取全、赵二家书，并取赵氏笺刊误所引诸家校本以校戴本，乃更恍然于三四百年诸家厘订之勤。盖《水经注》之有善本，非一人之力也；更正错简，则明有朱、王、孙，国朝有孙潜夫、黄子鸿、胡东樵,厘订经注，则明有冯开之，国朝有全谢山、赵东潜；捃补逸文，则有全、赵二氏；考证史事，则有朱、王、孙、何义门、沈绎旃；校定文字，则吴、朱、孙、沈、全、赵诸家，皆有不可没之功。戴东原氏成书最后，遂奄有诸家之胜，而其书又最先出，故谓郦书之有善本自戴氏始，可也。

戴氏自刊郦注经，始于乾隆三十七年（见孙荭谷序），而告成则在其身后，所校官本刊于乾隆三十九年，逮五十九年赵氏书出，戴氏弟子段懋堂氏讶其与戴书同也。于是有致梁曜北二书，疑梁氏兄弟校刊赵书时，乃戴改赵。道光甲辰，张石舟（穆）得谢山乡人王艘轩（梓材）所传钞全氏七校本，乃谓戴、赵皆袭全氏，而于戴书攻击尤力。至光绪中叶，薛叔耘刊全氏书于宁波，于是戴氏窃书之案，几成定谳。然全校本初刊时，校勘者已谓王梓材重录本，往往据戴改全，林晋霞（颐山）尤致不满，至诋为赝造。于是长沙王氏合校本，遂不取全本一字。

然薛氏所刊全本，实取诸卢氏、林氏所藏黏缀底本及殷氏所藏清本，非专据王梓材本，未可以其晚出而疑之也。余曩以大典本半部、校戴校聚珍本，始知戴校并不据大典本，足证石舟之说（惟石舟谓《提要》所云脱简有自数十字至四百余字，此又《大典》绝无之事。今案卷十八渭水注中脱简一叶四百余字，《大典》实有之。张氏此说未谛）。又以孙潜夫校本及全、赵二本校之，知戴氏得见全、赵二家书之说，盖不尽诬。何以知之？赵氏本书，即曰梁处素兄弟据戴改之矣，然其朱笺刊误中所引之全说，戴氏何以多与之合也？全氏之书，即曰王艘轩据戴改之矣。然全本校语及所引赵氏校语，戴氏又何以多与之合也？

夫书籍之据他书校改者，苟所据之原书同，即令十百人校之，亦无不同，未足以为袭之证据也。至据旧本校改，则非同见此本，不能同用此字，如柳大中本、孙潜夫本，谢山见于扬州马氏者，东潜则见谢山传校本，渭水注中脱简一叶，全、赵据柳、孙二本补之，戴氏自言据《大典》补之，今《大典》原本具在，戴氏所补，乃不同于《大典》本而反同于全、赵本，谓非见全、赵之书不可矣。考全氏书未入四库馆，赵氏书之得著录《四库》，当在东原身后（戴校本屡云，此注内之小注与全氏说同，而赵书《题要》则驳此说，故知此篇非出东原手），而其书之入四库馆，则远在其前。案浙江采集《遗书总目》，成于乾隆三十九年，其凡例内载浙江进书凡十二次，前十次所进书目，通编为甲乙至壬癸十集，而第十一第十二次所进者则编为闰集。今考赵氏《水经注释》及沈释《旃水经注集释订讹》，其目均在戊集中，则必为第十次以前所进书，亦必前乎三十九年矣。而东原入馆在三十八年之秋，其校《水经注》成在三十九年之冬，当时必见赵书无疑。

然余疑东原见赵氏书，尚在乾隆戊子（三十五年）修《直隶河渠书》时，东原修此书，实承东潜之后，当时物力丰盛，赵氏《河渠书稿》百三十卷，戴氏《河渠书稿》百十卷，并有数写本。又赵校《水经注》，全氏双韭山房录有二部，则全氏校本，赵氏亦必有之。《水经注》为纂《河渠书》时第一要书，故全、赵二校本，局中必有写本无疑。东原见之，自必在此时矣；至厘定经注，戴氏是否本诸全、赵，殊不易定。据段氏所撰《东原年谱》，自定《水经》一卷系于乾隆三十年乙酉，段刊《东原文集·书水经注后》一篇，亦署乙酉秋八月。此篇虽不见于孔氏刊本，然段氏刊文集及年谱，均在乾隆壬子（五十七年）。其时赵书未出，赵、戴相袭之论未起也，则所署年月自尚可信，而东原撰官本《提要》，所举厘定经注条例三则，至简至赅，较之全、赵二家说尤为亲切（全说见《五校本题辞》，赵说谨附见于朱笺刊误卷末），则东原于此事，似非全出因袭。且金宇文虚中、蔡正甫、明冯开之已发此论，固不必见全、赵书而始为之也。余颇疑东原既发见此事，遂以郦书为己一家之学，后见全、赵书与己同，不以为助，而反以为仇，故于其校定郦书也，为得此书善本计，不能不尽采全、赵之说；而对于其人其书，必泯其迹而后快。于是尽以诸本之美归诸大典本，尽掠诸家厘定之功以为己功。

其弟子辈过尊其师，复以意气为之辩护，忿戾之气相召，遂来张石舟辈窃书之讥，亦有以自取之也。东原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虽自谓欲以孔孟之说还之孔孟，宋儒之说还之宋儒，顾其书虽力与程朱异，而亦未尝与孔孟合。其著他书，亦往往述其所自得而不肯言其所自出，其平生学术出于江慎修，故其古韵之学根于等韵，象数之学根于西法，与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韵、西法，与江氏异，其于江氏亦未尝笃在三之谊，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其治郦书也亦然。黄、胡、全、赵诸家之说，戴氏虽尽取之，而气矜之隆，雅不欲称述诸氏，是固官书体例宜然。然其自刊之本，亦同官本，则不可解也。又戴书简严，例不称引他说，然于序录中亦不著一语，则尤不可解也。以视东潜之祖述谢山，谢山之于东潜称道不绝口者，其雅量高致，固有间矣。

由此气矜之过，不独厚诬大典本，抹杀诸家本，如张石舟之所讥，且有私改《大典》，假托他本之迹。如蒋氏所藏大典本第一卷，有涂改四处；河水一“遐记绵邈”，“遐邈”二字中惟二偏旁系大典原本，“叚貌”二文皆系刮补，乃从朱、王、孙笺（今官本作经记绵褫，当是再改之本）。又“令河不道利”，“令”字大典作“今”，乃从全、赵二本改今字下半作令。“天魔波旬”，大典与诸本同，乃改“天”字首笔作“夭”，以实其校语中“夭”“妖”字通之说。河水二“自析支以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大典与诸本同作“在右居也”，乃从全、赵二本改“在”字为“左，，（全、赵从孙潜夫校），盖戴校既托诸大典本，复虑后人据《大典》以驳之也，乃私改《大典》原本以实其说。其仅改卷首四处者，当以其不胜改而中止也，此汉人私改兰台漆书之故智，不谓东原乃复为之。又戴氏官本校语，除朱本及所谓近刻外，从未一引他本，独于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四十中，五引归有光本。今核此五条，均与全赵本同，且归氏本久佚，惟赵清常、何义门见之，全氏曾见赵、何校本，于此五条并不著归本如此。孙潜夫传校赵本，其卷四十尚存，亦不言归本有此异同。

以东原之厚诬《大典》观之，则所引归本，疑亦伪托也。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东原胥为之而不顾，则皆由气矜之一念误之。至于掩他人之书以为己有，则实非其本意，而其迹则与之相等。平生尚论古人，雅不欲因学问之事，伤及其人之品格，然东原此书方法之错误，实与其性格相关，故纵论及之，以为学者戒。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也。

甲子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