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方舆纪要』福建方舆纪要叙

　　福建僻处海隅，褊浅迫隘，用以争雄天下，则甲兵糗粮，不足供也。用以固守一隅，则山川间阻，不足恃也。西汉时，东越尝国于此矣。横海楼船以四道之兵至而国亡。陈天嘉中，陈宝应亦思据之矣。章昭达、余孝顷之师来袭而国亡。五代时，王氏亦尝帝制自为矣，及衅起于内，敌乘于外，而地分于邻国。元末陈友定起于闾阎，乃能削平群盗，保其境内，其才非不足以有为也，一旦杉关失，南台惊，及其身而败亡至矣。犹得谓闽为险固之地乎哉？昔人亦言，闽中形势，大类巴蜀。此非通论也。夫蜀内有鹿头、剑阁、垫江之阻，外有阴平、葭萌、瞿塘之限，北出则动关中，东顾则临荆楚。而闽曾有是乎哉？建安一郡，最称上游，亦不过北走浙中，西达江右而已。其至于中华也，必由衢、信经饶、池而后渡江，越安庆出庐、寿而后渡淮，自淮以北，又累驿而后至大梁。谓自闽而出，遂有当于中原之要会，不能也。至于敌之来攻也，不特惠、潮迫近汀、漳，藩篱易越。而南赣山溪相错，窥伺之道甚多，由建昌而趋邵武，由广信而下崇安，敌已在肘腋间矣。仙霞南下，建瓴之势也。而处州之龙泉、庆元，与建宁之浦城、松溪，犬牙出入。往者叶宗留尝肆恶其间，而建宁以及衢信道皆为之梗，山薮隐匿，保无有忽然阑入者乎？温州以南，由泰顺而逾分水，自平阳而越流江、福宁、侯官之郊，皆战场也。而海道之捷抵白沙浦，径进五虎门，又无论矣。噫！以福建之幅员，而可攻之隙，随在而是。备前则后至，备左则右至。山海之环绕，不足以为固，而止为敌人出没之资耳。犹可与巴蜀同日道哉？吾尝于南宋奔亡之余，而反覆三叹焉。蒙古之用兵也，纵横驰突，大异前代，临安未陷，两粤已为之破残。肇庆以西，皆置戍军，惟广、惠、潮诸州为宋守耳。使其两广尚全，云贵未扰，为宋计者，必且择坚完之所，以为经营四方之本，岂将仓皇造次，遂驻跸于偏残浅露之福州哉？广州形胜，十倍于闽。其不驻跸于广州者，惧肇庆之逼也。顾瞻四方，惟福州稍远于敌，又以北近临安，示不忘故都之意，从而建为行都。孰知敌人海道之兵，已自明州扬帆而至哉？或曰：“为宋计者，广州纵可都，而福州亦必不可去。去福州，福州必遂入于敌矣。”余曰：“去福州而广州犹固，尚可以图福州，守福州而福州一倾，吾犹得而固广州乎？吾尝悼将亡之国，其君若臣，惊魂震魄，苟且自全，遂不思为久远之计也。使有远猷者出焉，必先择其可固之圉，以定根本，立纪纲，下一令于天下曰：有能为我复一城，守一邑者，即以官之；有能为我全一乡，保一寨者，亦即以官之；其守土之臣，而叛降于敌，有能为我诛其人而复其境者，亦即以其人之官官之。草泽中不乏贤豪也，累百年缔造之国家，非若草窃一时者之无所系于民心也。蒲寿庚之擅有泉州也，其初不过一亡命匹夫耳《宋史》：寿庚，西域人，与其兄寿成以互市归于宋。寿庚以鹰犬微功，过假之以禄位，擅市舶利者三十年，官招抚使，狼子野心，背宋而潜献地于元。宋外惧敌师之侵，内惕寿庚之叛，不得已而走漳，不得已而走潮，以入海也。当其驻跸福州之初，而已知其势之必至此也。”客曰：“闽固不足为中国患乎？”曰：“昔东晋时，有孙恩者，出没海岛，为闽浙患，恩死，其党卢循继之。循灭，余众悉遁入闽。今泉州夷户有曰泉郎者，亦曰游艇子，厥类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船之式，头尾尖高，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往往走异域，称海商，招诱凶徒，渐成暴乱。嘉靖中，倭夷蹂躏之祸，此辈所致也。然其流毒，亦于闽、浙为甚，江淮以南，侵突亦渐矣。盖孙恩、卢循之余习然也。”客曰：“昔人视海道为至险，王审知之据闽也，尚禀命于中国，其入贡之道，为淮南所阻，每岁自福州洋过温州洋，取台州洋过天门山，入明州象山洋，过涔江，掠冽港，直东北度大洋，抵登莱岸，风涛险恶，没溺者尝十之四五，海道不足为中国患也，殆以是欤。”予曰：“非也。末世智巧日生，昔之艰难者，今皆趋于便易。元伯颜建议海运，初年以四万六千有奇之粟，从海道入大都，创行海洋，沿山求岙，风信失时，逾年而始至。其后益开新道，波涛玩习，占风候雨，机变如神，自福州以及江浙之粮运，至京师者三百三十余万石，仅旬日而至耳。今运粮之道，具于《图经》；使臣往来异国之道，则载于《针经》。习于海上者，浅礁暗沙，险滩僻岙，计潮候息，辎铢不爽，涛山浪屋之中，彼已视为衽席矣。自钱塘鳖子门而北，为海门之料角嘴，为淮口之庙湾场，为登、莱之成山、沙门岛，抵登、莱，则左顾天津，而燕蓟在望，右指旅顺，而辽浑当前。子以王闽之时，而概元季之后，不亦昧哉？”客曰：“倭夷或能病我中华也，其以海之故哉？”予曰：“倭夷之志，在子女玉帛而已。然其倡乱者，非皆倭也，即所谓泉郎之徒也。犹忆少时，闽人宋氏珏过家先生，谓家先生曰：嘉靖三十七年四月某日，倭贼攻兴化府时，贼首为洪泽珍，故闽人，以海商导倭入寇。有某生者，落魄不羁，敢为大言，少与洪习，往谒之，曰：兴化不足攻也，今宜佯请抚于有司，厚索犒与，出屯岛外，积甲炼兵。漳、泉大艘旧通番市者，不下千余，皆君所习，以明春整师登舟，齐俟汛至，分百艘泊京口，百艘泊淮阴，而我以大宗宜指登、莱抵天津，天下之势，隔而为三。江淮资运，势不能达，人情汹汹，必且内变，山东豪杰，当有应者，吾不俟有攻坚击锐之劳，而天下之势且归于我矣。时贼以莆城富饶，亟欲城陷，闻生之言，谓生为莆城游说也，瞪目叱之，左右顾，欲杀之。生匐伏请命，乃得已。窜入壶公山中，事平后，颇自疑，不敢出。然闽人亦善生之止贼攻城，而不深咎其言之祸及国家也。家先生笑而不应。予闻之，颇怪是生之狂瞽也。夫以国家灵长之祚，岂草窃者所能干？生乃欲急售其奇，不择人而教以天下之大计，其不见膏于斧也，亦幸矣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