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三节 最近世

其最近数十年来，崛起之学术，与惠、戴争席，而骎骎相胜者，曰西汉今文之学。首倡之者为武进庄方耕存与，著《春秋正辞》。方耕与东原同时，相友善，然其学不相师也。戴学治经训，而博遍群经；庄学治经义，而约取《春秋公羊传》。东原弟子孔巽轩广森，虽尝为《公羊通义》，然不达今文家法，肤浅无条理，不足道也。方耕弟子刘申受逢禄，始颛主董仲舒、李育，为《公羊释例》，实为治今文学者不祧之祖。逮道、光间，其学寖盛。最著者曰仁和龚定庵自珍，曰邵阳魏默深源。定庵有《文集》三卷，《续集》四卷。定庵，段茂堂外孙也，其小学多得自段氏，而经义则挹自庄、刘；又好治史，憙章实斋之学，言六经皆史；又学佛，欲排禅宗，衍教下三家。其思想盖甚复杂。然其于《春秋》盖有心得，能以恢诡渊眇之理想，证衍古谊。其于专制政体，疾之滋甚，集中屡叹恨焉。集中如《古史钩沉论》、《乙丙之际箸议》、《京师乐籍说》、《尊任》、《尊隐》、《撰四等十仪》、《壬癸之际胎观》等篇，皆颇明民权之义。其余东鳞西爪，全集往往见。又颇明社会主义，能知治本。龚集《平均篇》云：“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燹，为疫疠。（中略）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则至丧天下。”此近世泰西社会学家言根本之观念也。当嘉、道间，举国醉梦于承平，而定庵忧之，儳然若不可终日，其察微之识，举世莫能及也。生网密之世，风议隐约，不能尽言，其文又瑰玮连犿，浅学或往往不得其指之所在。虽然，语近世思想自由之向导，必数定庵。吾见并世诸贤，其能为现今思想界放光明者，彼最初率崇拜定庵。当其始读《定庵集》，其脑识未有不受其激刺者也。夫以十年以来，欧美学澎湃输入，虽乳臭之子，其眇思醰说，皆能轶定庵；顾定庵生百年前而乃有此，未可以少年喜谤前辈也。然定庵憔悴牢落不得志，其道力不足以自胜，故细行多不检，其恶习影响于新学界者，亦有焉。

前此治今文者，则《春秋》而已，至魏默深乃推及它经，著《诗古微》、《书古微》。《诗》主齐、鲁、韩，《书》主欧阳、大小夏侯，而排斥毛、郑，不遗余力。由今日视之，其无谓亦甚矣。然一家之言，不可诬也。余杭章氏谓齐、鲁、韩、欧阳、大小夏侯各有师法，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如仇。魏氏不知师法略例，一切混合，殊无条理。云云。是诚中魏氏之失。但今文经说中，虽互有歧异，然其歧异与今古文之歧异相比较，则异中仍从同也。譬之则如景教之新、旧教。新教中派别数十，亦各相非；然以之与罗马旧教相比较，则新、旧之异点甚大，而新派中之支派，其异点甚小也。不得以此遽抹煞魏氏学。魏氏又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厉国民对外之观念。其书在今日，不过束阁覆瓿之价值，然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其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岂不然哉！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魏。而二子皆治今文学，然则今文学与新思想之关系，果如是密切乎？曰是又不然。二子固非能纯治今文者，即今文学亦安得有尔许魔力？欲明其理，请征泰西。夫泰西古学复兴，遂开近世之治。谓希腊古学，果与近世科学、哲学，有不可离之关系乎？殆未必然。然铜山崩而洛钟应者，其机固若是也。凡社会思想，束缚于一途者既久，骤有人焉冲其藩篱而陷之，其所发明者，不必其遂有当于真理也，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则自能震耸一般之耳目，而导以一线光明。此怀疑派所以与学界革命常相缘也。今文家言，一种之怀疑派也。二百年间支配全学界最有力之一旧说，举凡学子所孳孳焉以不得列宗门为耻者，而忽别树一帜以与之抗。此几一动，前之人所莫敢疑者，后之人乃竞起而疑之；疑之不已，而俶诡之论起焉；俶诡之论多，优胜劣败，真理斯出。故怀疑派之后，恒继以诡辩派；诡辩派之后，而学界革命遂成立。此征诸古今中外而皆然者也。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今勿具论。

与龚、魏相先后而其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兆洛、长洲宋于庭翔凤、仁和邵位西懿辰。宋氏傅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为巨子。李氏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礼》，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闿运，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平，集其大成。王氏遍注群经，不龂龂于攻古文，而不得不推为今学大师。盖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学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可谓不惮烦。其门人某著有《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又廖所著书，其目皆见于《光绪井研志》。而其说亦屡变，初言古文为周公，今文为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其最后说，则戊戌以后，惧祸而支离之也。蚤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时之概；晚节则几于自卖其学，进退失据矣。至乃牵合附会，摭拾六经字面上碎文只义，以比附泰西之译语，至不足道。虽然，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好学深思之誉，不能没也。盖自今古之讼既兴，于是朱右曾有《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陈乔枞有《今文尚书经说考》、《三家诗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陈立有《公羊义疏》，专凭西汉博士说以释经义者间出，逮廖氏而波澜壮阔极矣。

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次琦。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尊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而其影响波动，则既若此。近十年来，我思想界之发达，虽由时势所造成，由欧美科学所簸动；然谓南海学说无丝毫之功，虽极恶南海者，犹不能违心而为斯言也。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涂径而已。自兹以还，浏阳谭壮飞嗣同著《仁学》，乃举其冥想所得、实验所得、听受所得者，尽发之而无余，而思想界遂起一大革命。

挽近学界，对于孔子而试挑战者，颇不乏人。若孔子之为教主与非教主也，孔子在三千年来学界之功罪也，孔子与六家九流之优劣比较也，孔子与泰西今古尊哲之优劣比较也，莽然并起，为学界一大问题。顾无论或推尊之，或谤议之，要之其对于孔子之观念，以视十年前，划若鸿沟矣。何也？自董仲舒定一尊以来，以至康南海《孔子改制考》出世之日，学者之对于孔子，未有敢下评论者也。恰如人民对于神圣不可侵犯之君权，视为与我异位，无所容其思议，而及今乃始有研究君权之性质，拟议其长短得失者。夫至于取其性质而研究之，则不惟反对焉者之识想一变，即赞成焉者之识想亦一变矣。所谓脱羁轭而得自由者，其几即在此而已。

综举有清一代之学术，大抵述而无作，学而不思，故可谓之为思想最衰时代。虽然，剥与复相倚，其更化之机，章章然次第进行。通二百六十年间观察之，有不可思议之一理趣出焉，非人力所能为也。顺治、康熙间，承前明之遗，夏峰、梨洲、二曲诸贤，尚以王学教后辈，门生弟子遍天下，则明学实占学界第一之位置。然晚明伪王学猖狂之习，已为社会所厌倦，虽极力提倡，终不可以久存，故康熙中叶遂绝迹。时则考据家言，虽始萌芽，顾未能盛。而时主所好尚，学子所崇拜者，皆言程、朱学者流也，则宋学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顾亭林日劝学者读注疏，为汉学之先河。其时学者渐厌宋学之空疏武断，而未能悉折衷于远古，于是借陆德明、孔冲远为向导，故六朝、三唐学实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惠、戴学行，谓汉儒去古最近，适于为圣言通鞮象，一时靡其风，家称贾、马，人说许、郑，则东汉学占学界上第一之位置。庄、刘别兴，魏、邵继踵，谓晚出学说非真，而必溯源于西京博士之所传，于是标今文以自别于古，与乾、嘉极盛之学派挑战。抑不徒今文家然也，陈硕甫作《诗疏》，亦申毛黜郑，同为古学，而必右远古，郑学日见掊击。而治文字者，亦往往据鼎彝遗文以叔重，则西汉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乾、嘉以还，学者多雠正先秦古籍，渐可得读。二十年来，南海言孔子改制创新教，且言周秦诸子皆改制创新教。见南海所著《孔子改制考》卷二、卷三。于是于孔教宗门以内，有游、夏、孟、荀异同优劣之比较；南海尊《礼运》“大同”义，谓传自子游，其衍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其证也。子夏传经，其与荀卿之渊源，见于《汉书·艺文志》。故南海谓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太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导入政治问题，美孟而剧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追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与井研异也。井研为无意识之排古，南海则有所为而排之，以求达一高尚之目的也。谤者或以为是康教非孔教，顾《礼运》、《孟子》、《公羊传》之言，不可得削也。就令非孔教而为康所托，其托之也，则亦于社会上有绝大关系明矣。夫在今日，虽以小学校之学僮，固莫不口英、美之政体，手卢、孟之著书矣。二十年前，昌言之者谁耶？知之者或多，昌之者惟一。或又曰：南海欲言则自言之耳，何必托于孔子？夫南海之于孔子，固心悦诚服者。谓彼为托，彼不任受也。抑亦思今日国中，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二十年前，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勍敌抗耶？孟子曰：知人论世。乌可以今而例昔也！鄙人非阿其所好，顾以为今后之学界，对于南海，总当表谢意，此公言也。今之青年，能译读南海所未读之新书，能受习南海所未受之学说，固也；顾其所发明、所心得，吾犹未知视南海何如。以吾所见南海所著之《大同学》，其渊眇繁赜之理想，恐尚非今之青年所能几也。（南海在印度始写定之，吾今春在香港始见之。其通于世间、出世间而斟酌不二法门，实有不可思议者存。吾未能多读西书，就所已见者，则南海之书，犹为创说也。以太骇俗，且当今日政界、学界无秩序之时，发布之必更滋流弊，故只得秘之。其手写本今在顺德麦孟华所。）藉曰过之也，亦地位所宜然。二十年后后辈之视我等，亦犹我等视二十年之前辈也。不然，今日日本之学生，任举一人，其所稗贩之学说，岂不多于福泽谕吉耶？非吾敬南海而欲强国人以敬南海，即吾于南海之说，其不肯苟同者，固往往有焉矣；顾其惠我以思想界之感化者，则乌可忘也！吾以为吾辈对于前辈之学说，其有粗略者，则补助之；其有不同意者，则驳正之，皆应尽之义务也。若嚣嚣然挟其一得，相率以轻薄之言，横相讽刺，甚乃毛举细故，为人身之攻击，适见其敖而浇耳。孔子曰：“民德归厚矣。”以不厚为学风，夫岂学界之吉祥善事耶？又近世新学者流，动辄以排孔为能。夫以支配二千年人心之一巨体，一旦开其思想自由之路，则其对之也，有矫枉过直之评论，是诚所难免。即鄙人于数年前保教之迷信，固亦弃掷之矣。虽然，日日掊击孔子，试问于学界前途果有益乎？夫今后国人之思想，其必不能复以二千年之古籍束缚之也，洞若观火矣。然则孔子学说，无论如何，断不能为今后进步之障，而攻之者岂复有所不得已者存也？彼狂妄少年，肆口嫚骂者，无伤于日月，不足道也；而一二魁儒之必与孔子为难者，则于旧伦理有所不满意。谓孔教以家族为单位，使我国久困宗法社会，不能入国民社会者孔子也；谓孔子假君主以威权，使二千年民贼，得利用之以为护符者孔子也。斯固然也，曾亦思“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非孔子之言耶？在排孔者曷尝忘诸，顾隐而不言，而惟举其可难者以相难，则或有所为而亢世子法于伯禽，或侈其辩以为名高耳。夫二千年来之伦理，固一出于孔子小康教范围之内。而孔子著述言论，其属于小康范围者，十而八九，此无容讳者也。然谓此为孔子独一无二之教指，宁可谓平？《春秋》必立三世，则何以故也？《礼运》岂不明言丘未之逮而有志也？试思孔子当日之社会，群雄角立，同族相竞，非希望得一强大之中央政府，何以为治？而社会结合力薄弱之时，家族制度，又安可阙也？孔子不欲导民以进化则已耳，苟其欲之，则安能躐小康之一阶级？故大同之义，只能微言之，虚悬以俟后圣，是得为孔子罪矣乎？我辈今日若以为小康之统，既积久而敝，不适于今也，则发其微言可耳。计不出此，而以国人最信仰之人物资敌，使民贼得盾焉以号召中立党而弱我，吾未见其利，而先睹其害耳。且一民族之心理，必有所系，然后能结合而为有秩序之进步。今当青黄不接之交，学者方伥伥无适从，而先取一最有价值之人物而踣之，在立言者之意，曷尝不欲补偏救弊，弃短取长？其奈和之者必变本加厉，一啸而百吟，一趋而百奔，乃将曰：彼号为圣人、百世师者，其学识乃尚不及我，其训言安足信？其所谓道德之责任安足守？圣人、百世师且然，他更何论矣！呜呼，是岂不举天下而洪水猛兽之也？今者其机已大动矣，仁人君子，可无惧耶？美总统卢斯福演说尝有言，谓业报馆者，作煽动之文字，最受一般之欢迎，而于国家无益；作忠实之文字，最受一般之冷视，而国家终收良结果焉。（卢氏业报馆二十年，自道其经验。）吾以为排孔论与夫与排孔论同性质者，皆煽动之类也。鄙人昔者固尝好为之矣，今则宁受多数之冷视，不愿受无益之欢迎，亦欲与国中有言责者共商榷之。偶有所触，言之曼衍，与标题之旨，几为马牛风。读者谅其为忠实之言，不苛责焉，固所望也。于孔教宗门以外，有孔、老、墨及其他九流异同优劣之比较。凡所谓辨，悉从其朔，故先秦学占学界第一之位置。今更表列其变迁之状：

上表不过勉分时代，其实各期衔接搀杂，有相互之关系，非能划若鸿沟。读者勿刻舟求之。

由此观之，本朝二百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如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凡一社会之秀异者，其聪明才力必有所用。用之于一方既久，则精华既竭，后起者无复自树立之余地，故思别辟新殖民地以骋其脑识。宋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汉学；汉学极盛数百年，故受以先秦。循兹例也，此通诸时代而皆同者也。其在前两期，则霸者之所以监民也至严，学者用其聪明才力于他途，或将以自焚，故不得不自锢于无用之用，此惠、戴所以代朱、王也。其在第三期，天下渐多事，监者稍稍弛，而国中方以治经为最高之名誉，学者犹以不附名经师为耻，故别出一途以自重。吾欲名惠、戴一派为纯正经学，名龚、魏一派为应用经学，虽似戏言，实确论也。其在第四期，则世变日亟，而与域外之交通大开。世变亟，则将穷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对于现今社会根本的组织，起怀疑焉；交通开，则有他社会之思想输入以为比较，而激刺之、淬厉之。康、谭一派，所由起也。要而论之，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道、咸、同间，今文学虽兴，而古文学尚不衰，往往有名其家者，说详前节。治经之外，则金石一学，几以附庸蔚为大国。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虽真赝间杂，然搜讨之勤，亦足多也。西人治史者，皆以此为一重要之补助学科。前辈致力于此，为将来撰国史者储材，致可感谢矣。如最近发见龟甲文字，可为我民族与巴比伦同祖之一证，孰谓其玩物丧志也耶？咸、同间好之者遍天下，而福山王廉生懿荣、吴县潘伯寅祖荫、满洲盛伯熙昱，最名其家。又古佚书亦史学补助学科所必需。挽近以来，辑佚学大盛，亦为后史造资料。最博备者，则乌程严景文可均之《全上古三代汉魏文》，历城马竹吾国翰之《玉函山房辑佚书》。自龚定庵好言佛，而近今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如南海、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虽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要之定庵为其导师，吾能知之。定庵与学界之关系，诚复杂哉！

天算之学，自王寅旭、梅定九大启其绪，尔后经师殆莫不明算，故诸实用科学中，此为独盛。阮氏元《畴人传》，罗氏士琳《畴人传补》，备载之。咸、同间，则海宁李壬叔善兰、金匮华若汀衡芳，最名家。壬叔续译成《几何原本》，若汀译《奈端数理》，未卒业。若汀先生，于丁酉冬，以其所译《奈端数理》，属鄙人使校印之。未印而戊戌之难作，行箧书物悉散佚，兹编与焉。七年来，耿耿负疚，不能去怀。微闻此编未遭浩劫，为竞卖者所得，未知今归谁氏。海内君子，有藏之者，幸付梓人，公之于世。既以惠我学界，亦使鄙人对于译者，得赎重咎也。

海禁既开，译事萌蘖。游学欧、美者，亦以百数，然无分毫影响于学界。惟侯官严几道复，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等书，大苏润思想界。十年来思想之丕变，严氏大有力焉。顾日本庆应至明治初元，仅数年间，而泰西新学，披靡全国。我国阅四五十年，而仅得独一无二之严氏，虽曰政府不良，有以窒之，而士之学于海外者，毋亦太负祖国耶？戊戌、庚子以还，日本江户，为懋迁新思想之一孔道。逾海负笈，月以百计，学生阗黉塾，译本如鲫鱼，言论惊老宿，声势慑政府。自今以往，思想界之革命，沛乎莫之能御矣。今始萌芽，虽庞杂不可方物，莫能成一家言，顾吾侪今日，只能对于后辈而尽播种之义务，耘之获之，自有人焉。但使国不亡，则新政府建立后二十年，必将有放大光明、持大名誉于全世界学界者。吾诇诸我先民，吾能信之。虽然，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