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秀文存』答胡适之（文学革命）

叔潜先生：

恪诵大教，惠我良多。第鄙见国民运动与政党运动，广狭迥殊，确有不同之点。其理由不可殚述。就其浅显者言之：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于此等根本问题，倘有异见，势难并立。过此以往，始有政见之殊，阶级之别，各树其党。即政党成立以后，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苟政，党乃私党也。欧、美立宪国之不若英伦以政党政治称者，以其政党不若英伦两大政党均得国民之半数也。谓其政党不进化则可，谓其政治不进化，且斥以未上宪政轨道，恐非确论。

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

《青年杂志》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故欲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夫腐败无耻之官僚政治，益所鄙弃，何待讨论？前文未达，予读者以误会，资官僚以口实，殊非立论之旨，得尊函纠正之，敢不拜嘉！

独秀谨复

附汪叔潜书

独秀先生左右：

国事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乃先生于一九一六年之论文中，——见正月号《新青年》——将政党政治，轻轻一笔抹杀。夫抹杀政党政治，原非抹杀政党，然当此政党观念仅仅萌芽之时，吾愿贤者慎勿稍持此种论调，致读者之以词害意也。

且即就政党政治而论，初亦何尝可以抹杀哉？先生之言曰：“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又曰：“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愚诚不审此语何所根据。

英之现今内阁，诚哉已非政党内阁，然此为其政治上之变例，未可据以论断。彼当组织联合内阁之始，首相爱斯葵斯，与在野党领首兰斯顿侯，均有极沉痛之宣言。一则曰：“吾人所以忍痛而悍然为此者，当兹战争紧急之秋，欲求过此难关，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耳。”再则曰：“联合内阁，只以战事为期，吾人之政见，决不抛弃，不过暂行停止耳。”然则彼之所以违背惯例，改组联合内阁，原出于一时权宜之计，不过于政党政治求一变通办法，并非于政党政治，根本推翻。欧战终局以后，政党政治，必仍恢复于英伦，殆可断言。岂独英伦？苟凡励行宪政之国家，则其国之政党，亦必日以发达。苟其政党完全发达，则所谓政党政治，必不让英专美。

政党政治者，立宪政治之极轨也。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否则有特别情形者也；否则其国之政治初未上宪政之轨道者也。试观日本。日本之政治，官僚政治也。然比来政党之活动，较之前此数年已大进步。安知后此数年，不脱离官僚政治而进于政党政治耶？且日本官僚政治，今犹存在者，亦缘其官僚之知识能力，足与时势相应。反以观之吾国，则最昧于大势，最缺乏常识者，莫官僚社会若。以官僚社会与所谓政客者较，其智识之相差，殆不可以道里计。吾国苟有改革政治之机会，则将来政权之所趋，其必成为英国式之政党政治，而非复日本式之官僚政治，又可断言者也。是故今日惟望国中贤杰之士，以及多数青年，勿再空抱高尚之理想，而群热心于政治，以期养成一二健全之政党，则国事前途，庶其有豸。夫惟具此信仰，故对于先生论调，与此抵触者，若骨在喉，必吐之而后快。

抑愚尤有进者。二十世纪之民族，独立精神，与团体精神，并行不悖者也。团体精神之最大者，则若国家主义，团体精神之散见于各方面者，则党派是已。党派之纯粹以公共利害为基础者，则若政党。党派之以一部分利害为基础者，则若工商以及凡百职业，亦莫不各有其党。原夫党之所以成，盖由人之主观各有不同，人之阶级地位亦各有不同。其始也，诚有如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者。既而见夫一人或少数人之主张，不足以与人争胜也，于是求友求助之心，油然而生。人人互欲求友求助，于是党之形成矣。此所谓团体精神也。团体精神，即独立精神之发展者也。

先生之言曰：“今后青年，宜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愚则以为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国民运动之迹不可见，即见之于党派；凡党派之运动，即国民之运动也。居今之时，苟其犹为独行踽踽之人，必其为最无思想之人也。苟其人而欲有所运动，虽欲与党派不生关系，不可得也。

《青年杂志》者，精神教育之杂志也。凡先生之所为文，固极力提倡时代精神者也。团体精神，亦时代精神之一。愚愿先生之于此三致意也。当否惟裁择之，幸甚，幸甚。

汪叔潜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