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载堂杂忆』◎岭南学派述略

岭南濒处海隅，与中原隔绝，惟学术开化，则为最早。汉初，封川陈元长孙，习《左氏春秋》，诣阙上疏，请立左氏传博士。当时元与桓谭、杜林、郑兴，皆为学者所宗仰。后递唐、宋，刘轲希仁慕孟子为人，故名曰“轲”，着《翼孟》三卷，度岭求学，走京师，一时与韩、柳齐名。冯元道宗，文章经济，称王佐才，比之贾谊、董仲舒。此皆岭南学者，与中原学士大夫互相颉颃，为之先导，而以功名显者，如张九龄之流不与焉。

顾是时岭学之名，犹未着也。濂洛之学入粤，学者始有宗派，于是岭学之名乃着。东莞翟杰，私淑龟山，其学上溯濂、洛之源，下开陈白沙一派。其后高要黄执矩，从胡寅、张┉游；海南简克己，亦师事南轩；潮阳郑文振、郭子从，师晦庵。迨东莞李用叔，潜心周、程之学，目击宋亡，异族入主，以八十高年，东渡乞援日本，不克以死。呜呼，岭南学者，爱国之所树立如此，非仅守高头讲章之腐儒之所能也！

明中叶，新会陈献章公甫白沙先生崛起，讲学江门，于是岭学之名大着。白沙授之湛甘泉，门户益胜，受业着籍者四千余人，称为广宗。同时王阳明讲学于姚江，称为浙宗。终明之世，以至清禁讲学兴文字狱止，其中四百年间，天下学统，未有盛于二宗者。

白沙粤中弟子，首推东莞林光缉熙。林氏之学，期于自得，服膺孟子“勿忘勿助”之说，白沙最称之。顾其学似近于禅，尝曰：“前辈谓尧舜事业，亦是一点浮云过太虚，今而始知其果不我欺也。”其所谓自得者类如此。同时南海张诩东所、谢祜天锡，顺德李孔修子长，亦为白沙高弟。东所之学，以自然为宗，忘己为大，无欲为至。甘泉疾之，以其学近禅，又憾其以禅意作白沙墓表。天锡善静坐，能诗，有句云：“生从何处来，化从何处去。化化与生生，便是真立处。”则其学亦发于禅，主静之学，不待再传，而其流率如此。

白沙学派，诚为岭学一大宗，传之者实为增城湛若水甘泉。甘泉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置讲田以赡学者，白沙之学，由是所传益广。甘泉之学，随处体认天理，与白沙静中养出天倪之处，不无少异。然甘泉又言：“白沙先生言静坐，为初学言之，至随处体认天理，自初学以上皆然，不分先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即随处体认之功，连静坐亦在其内。”此甘泉深得白沙之教，而能于静中而至实行其动。尝与人书曰：“圣贤之学，凡所用功，皆是动处，盖动以养其静，即动以致力，静以学成也。”其根本未尝与白沙全异，当时学者师事先生，断无特立异说，反乎其先生之言者。独白沙弟子中，番禺何廷矩，年齿最长，晚年以白沙学近虚无，意谓王道要在农桑，不徒虚言，斯则与白沙稍异耳。

守湛氏之学，卓然为甘泉宗子者，惟澄海唐伯元曙台，唐氏非亲受于甘泉，实出于永丰吕怀，吕氏乃亲授之甘泉，其学又颇调停王、湛二家之说。顾曙台则显攻阳明，尝阻阳明从祀，以为六经无心学之教；阳明感世诬民，立于不禅不霸之间，为多疑多似之行。当是时，明目张胆以攻阳明者，惟唐氏一人而已。其言“性一天也，无不善，心则有善有不善，至于身则去禽兽无几矣。性可顺，心不可顺，以其附乎身也。身可反，心不可反，以其通乎性也。故反身修德，斯为至要。”其言反身，实出于甘泉随处体认之旨，故以唐氏为甘泉之宗子者，非无故也。

然而以粤人而为浙学，则以南海方献夫叔贤、揭阳薛侃中离、博罗周坦谦斋三子为最着。方氏亲受于阳明，而尤尊仰象山，以为孟子再生。然其于程子之主静，亦有所取，盖方氏之学，不纯一之王学也。薛氏阴辟甘泉，于阳明信之最笃，初见阳明于赣州，寻率子弟往学焉。王学行于粤中，自方氏始，而薛氏力也。世谓王学近禅者三，曰废书，曰背考亭，曰虚；薛氏为一一辨之。周氏学于薛中离，诋白沙谓静中养出端倪，则静中添一端倪。薛氏师若弟，皆以粤人而诋广学，故粤人亲受于阳明，而能传其学者，首推薛氏。同时南海梁焯日孚，揭阳郑一初朝朔，潮阳杨仕鸣仕德，皆尝亲受业于阳明，此浙学之传于粤中者也。

王学宗子，于浙中别有传授，其传于粤者，方、薛诸贤而外，尚有杨复所一人。是故岭学之流派，仍以甘泉为大宗。当时湛学巨子，束身讲学，笃守师说者，推南海庞嵩弼唐。庞氏受业于姚江，后从甘泉游，闻随处体认之旨，叹曰：“几虚此生！”甘泉既殁，代主讲席，晚年主盟天关，倡同志会，每赴会者恒百数十人。然其立说，又多主融和两家，盖其学出两家，是以欲和会两家之旨，疏通而证明之。其所见如此，而与南海霍韬，又不同其旨趣矣。霍号渭崖，好谈政治，所着象山学辨，谓陆氏阳叱佛老之名，而阴食其实，其学为似是而非。而于阳明、甘泉之学，亦多所辨正，盖不入王、湛二家之学。迨观其行事，一登朝堂，便曲学以媚时君，其人品之高下，即于其所学觇之，故人之于学术，可不重哉？

东莞刘鸿渐盘石，学宗考亭，讲学邑中，执经者户履常满。其教谓：“圣贤为学，所称主敬行恕，大要都从人己事物外面分明处做起。功夫虽兼动静，而必从动始，知行虽是合一，而必自知始，知良虽有可致，而必从穷究事物始。”是其学于王、湛两家，又皆格格不入。

唐氏表扬湛学，同时博罗杨起元复所，亦表扬王学，于是岭南讲席，二子分主之。复所之学，出于南城罗汝芳；汝芳之学，出于永新颜钧；钧之学，出于贵溪徐樾；樾之学，出于泰州林春；春之学，出于同邑王良；良亲受于阳明，五传而至复所。复所阐明王学宗旨，当时其学大盛，且越唐氏而过之。故粤中言王学者，前以薛中离，后以杨复所，此粤宗、浙宗在粤之传授源流，及其盛衰消长之大略也。

学术既分门户，一时不入于彼，即入于此；其附会多者，即成一学派，既成学派，而附会益多，此论岭学者，所由不出三家也。于三家以外，而别标宗旨者，在正德之初，有番禺王渐逵鸿伯，香山黄佐泰泉，亦能与当时学者相辩难。鸿伯论性，取张、程之说而补益之，具持论谓：“具于心者谓之性，成于形者谓之质，性则至善，而气质则有昏明强弱之不同。”故其为教，使人从事于学，以化气质之偏，则人人皆可以复性。尝与王龙溪论学曰：“今之学者，多主白沙、阳明之教，白沙之学在孔、颜乐处，阳明之学在致良知，以此为教，恐学者流于莽荡，无下手处矣。”其于白沙、阳明，似皆有所不足。

泰泉传其父畿之学，畿最服膺邵康节，喜言象数。泰泉着庸言，于象数亦详，然其论性，则与鸿伯独契，指责阳明。此则于三家而外，别标宗旨者。惟二人皆未能力行讲学，故鸿伯、泰泉之学派，终未大盛，只成为岭学之一支流而已。

明末新会陆粹明主白沙之学，终日静坐，访学吴、越间，遇高忠宪论学曰：“务要静有定力，令我制事，毋使事制我。”忠宪韪之。同时潮阳萧自麓以主敬为学，出罗念台之门，适忠宪谪揭阳，就而请教，语忠宪以潜养之功，而戒其发露太早，斯则岭学尝接东林之风矣。

清初，新宁陈遇夫延际，寻溯白沙之学，重订杨复所所辑《白沙语录》，以明白沙之学，由博返约，非堕禅悟，是为清初治白沙学者之先声。乾隆时，东安曾一受正万，尊主考亭，力诋陆、王，以为异学，其言且及白沙。自是而后，粤、浙二宗之学，传者寥寥矣。迨全祖望（谢山）讲学端溪，首祀白沙以下二十一人，行释奠礼，欲和融粤、浙学派，然于王学，犹欲有所倡。未几，谢山去粤，事亦无闻。嘉、道之际，仪征阮元（芸台）督粤，创学海堂，导学者以汉学，一时侯康、林伯桐、陈沣，皆以着书考据显，岭南遂无有言三家之学者。

南海朱次琦（九江）先生，于举国争言着书之日，乃独弃官讲学，举修身读书之要，以告学者。其言修身之要曰：“敦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其言读书之要曰：“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其为学不分汉、宋，而于白沙、阳明之学，皆有所取，教弟子尤重于实行。斯则清代岭学之崛起者。

朱九江讲学礼山，终二十余年，门人成就甚众，私淑先生之风者，至今未衰。其讲学尊朱子，而不废陆、王，谓陆子静善人，姚江之学，足以知兵御乱，由于读书有得。先生于举世排击陆、王之日，已具独见先识，不为苟同如此。故其学以经世有用为宗，不分汉、宋，而于明末儒者，尤服膺顾亭林，谓《日知录》一书，简其大法，可用于天下。盖先生学说，直追晚明，不落乾、嘉诸儒之下，巍然自成其九江学派者也。

先生着述之书，见于年谱者，曰《国朝名臣言行录》，曰《国朝逸民传》，曰《性学源流》，曰《五史实征录》，曰《晋乘》。有论清代儒宗黄梨洲明儒学案，而不分汉学、宋学。暮年着述如新，孜孜不已，既而稿未脱而疾作，乃自燔其稿。稿本繁重，焚一日一夜乃尽，学者无不惜之，然终莫测其燔书之用意也。先生门弟子甚众，而褒然能接其道统者，首推顺德简朝亮。门人曾搜先生诗文暨附录都十卷，称《朱九江先生集》，朝亮并为年谱，即以刊行。

咸同以还，朱九江既传其九江学派，陈沣又传东塾派。沣号兰甫，着《东塾集》、《东塾读书记》，学者称“东塾先生”。其学以通经致用为主，调和汉、宋之学，胡元玉、于式枚等，皆其徒也。珠江堤上照霞楼，为陈东塾授经处，斜阳流水，江上归帆，流霞如锦，风景颇佳；东塾手书“濠上”二字尚存。兰甫着述甚富，邃于音韵之学，尝谓粤方言与古音合者甚多，尤其与唐韵吻合，粤语之合口音属于十一侵韵，多与古通，不可不知。其讲学授徒，取顾亭林论学语，先之以“博学于文”，而尤以“行已有耻”为主，故气节之士，多出其门。胡汉民伯兄衍鹗及弟毅生，均私淑兰甫，而传其学者。至汪兆镛伯序，则受经东塾，为入室弟子。清亡，兆镛为学海堂长，闭门传经，不问世事。

清朝讳书皆抬头缺笔，如“溥仪”之“仪”字，必缺一撇之类。宣统大婚，粤中遗老具婚礼八百余份，兆镛与焉。（宣统大婚，全国自命遗老者，具婚礼计千余份，粤人占八百余。）

惟袁世凯称帝，则闭门痛哭，力主讨伐，殆本其所学于东塾之“行已有耻”欤？其着作有《岭南画征略》，搜罗明末气节之士，至为详尽。“叙例”有云：“明遗老如薛始亭、陈子升、陈恭尹、屈大均、高俨、张穆诸人，康熙间尚存，惟薇蕨自甘。若厕名新野，殊乖素志，兹援《晋书·陶潜传》例附于明代之末”云。此老晚节可风，视乃弟之贤不肖为何如哉。

东塾之学，悉本之阮元。阮元督粤，以粤人不治朴学，创学海堂以训士，东塾遂为高材生。然学海堂之设，虽始创于阮元，导之而成者，实为曾勉士钊。钊早岁授蒙，笃嗜训诂、考据之学，时阮元督粤，刊《十三经注疏》毕，再刊《校刊记》，稿成，付广州双门底翰墨缘书肆，装璜成册。勉士贫甚，每日授蒙毕，必赴书肆，借书坐阅，夜兰始归。是夕，勉士在翰墨缘获览《十三经校刊记》原稿，欲借归一阅。店主难之曰：“此督辕物也，三日内当送入，如曾老师欲阅，可补被肆楼，日夜阅之可也。”勉士遂尽两夜之力，凡校刊讹误，皆夹签其中，且附以新解。翌晨赴蒙塾，而督署索书人至，肆主人就勉士席上取付之，未知装本中尚夹有勉士之刊误签纸也。迟一二日，督署派中军官来翰墨缘，诘此稿曾由何人阅过。肆主惧，并怒勉士污其书，则以勉士对。勉士在坐，笑而不答。移刻，中军官又至，并持阮元红简，请曰：“制台请曾老师上衙门吃酒。”勉士假肆主衣履而后行，至则阮芸台及严铁桥、焦循诸名流，已候于席间矣。谈笑甚欢，遂留勉士居署，任司校刊之职。勉士建设立学海堂之议，即以勉士为学长。粤东经学、训诂、倡于阮元，而实导于勉士。勉士老于秋闱，历试二十一次不售，迨陈侍郎春海典粤试，阮元小门生也，当道必欲中勉士。勉士入闱日，吐泻大作，不能步履，场中遍索勉士卷不获。试毕陈闻之，戏谓勉士曰：“前辈其不能为小门生之门生乎？”秋闱撤，春海大宴粤中诸老辈于白云山蒲涧之灵泉仙馆，席间喟然长叹曰：“予略解皇极经世之学，天下将大乱，其主之者将在粤，粤其首难乎。”既而环顾座上曰：“皆不及见，能及见者，惟谭玉生一人矣。”玉生，谭莹字也，年最少。宴蒲涧长歌，载粤雅堂陈侍郎集，其绘图题咏册子，今尚存粤故老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