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演戏以来』国民剧场的经过

我们做了多少年国家剧场与地方剧场的梦，总没有机会实现，就连一个小剧场，都组织不起来。这要怪我们文艺界同人力量薄弱。不过在近十几年来这样瞬息万变民不聊生的时局之下，我们也实在逼得一筹莫展。观望敷衍是不能免的事实，妥协将就也有不得已的苦衷。然而这是一时的，我们的步伐丝毫没有乱，工作一刻没有停，希望仍然十分热烈，心血时常一样的沸腾。我们在艰难困苦之中，每每感到斗争的兴味，却随时随地负荷着过渡时代的悲哀。

大凡社会事业，总不能脱离政治关系。青天白日旗飞扬到长江的下游，全国的空气，都得着无穷的兴奋，沉闷的社会登时觉得生气勃然。我们大家掬诚致敬，感谢革命军的战士，同时加紧着我们的努力，眼见得理想之实现就不远了。

南京是我们的新都，自然少不得些新艺术的装点。革命的纪念塔，要建筑在艺术上面，正人心，培风俗，洗涤现在，启示将来，也舍艺术无所归。我们好比受监禁的囚徒，苦于饥渴，听见政府有艺术科之设，便似得了自由的门径，怎么不图自效呢？

几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快人心的场子，叫看客们呵呵一笑，大家好吃饭呵！

大舞台自有一种常常照顾的看客，生意的重心，是在三层楼和两廊。那些主顾们，爱看的是场子热闹火爆，动作要爽利快捷，情节要容易明了。爱听的腔调是要调门高，要气长，要腔多而熟，如《露兰春》《莲英托梦》一类，最为欢迎。我是否能在这几个标准之下当选，颇有自知之明，所以既不敢在排戏里面参加丝毫意见，也不敢将我所编的那几出温戏拿出来卖弄，只是做童养媳一般盲目地随着混混罢了。可是每每觉得我虽然挂着正牌，连一个三路角色都比不上，这是何等的滋味？

大舞台后台的同事们待我非常的好，他们见着我极有礼貌，而且对于戏剧上时常促膝讨论。还有许多人愿以师礼事我，我无论有什么事，他们都非常的关切，我实在感激他们。他们对于我的戏颇表同情，每逢我唱单头戏，有许多人到台下去看，看完了，再来与我仔细地讨论批评，我也就便将我的理想对他们讲说。他们没事的时候，也毫不客气地告诉我他们的经历和见解，我于此得他们的益处也不少。他们对于目下的连台戏并不满意，他们说：“机关快没得变了，联弹快唱厌了，以后的饭怎么吃？”这几句话道破目下戏剧界的危机，可见人人希望有一种新的创造。可是创造不是咄嗟立办的事，要编一出戏，必须要经很多次的推敲，那自然要相当的时日——华格拉《尼布伦肯》二十五年才完成呢，就是易卜生也不过一年做一个剧本。若说到歌剧，尤其难弄，要有新的创造，非有新的音乐不可。

无论是学理，是新思想，是新艺术，绝不能没有历史的根据，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必先有牛顿的三大定律。欧洲各国的音乐，都是从意大利音乐渐次蜕化而来。我国的音乐，有几千年的历史，并且各处歌谣，都有它很浓厚的地方色彩，只要加以整理改造，便可以有很好的成绩。我不是音乐专家，够不上说负这责任，我也曾经同许多专家谈过，他们都很以为然。不过中国音乐家生活的穷困，又怎么能够专心于此？至于戏馆的老板们，更是想不到这层。这也难怪，他们既不知道有艺术和文学，也梦不到现在过了还有将来。甚至于他们的管业计划，也是短期的，所谓“抢一抢”，抢着了就收手，抢不着便只好自认倒霉，再等机会。

大舞台的办法，是后台演员三五人与前台合作的。他们十股老板，每股一千元，总共不过一万元，外加案目茶房的押柜，合计不过一万三四千元。总算运气好，平平稳稳维持了十年。这十年之中，他们自然是在营业上没有放松一步。像大舞台那种戏馆，平常日子不添京角，每月开销平均要一万六七千元，他们的真正资本只有一万元，倘若是卖不进来，岂不马上就要停办？老实说戏班子里的同人，都是些光蛋，有积蓄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哪里来的钱来赔？招牌挂得尽管辉乎其煌，拆穿了说，不过是混一天算一天。在上海的戏馆里，除了仍然邀几个京角可以哄一哄外，没有新排的戏自然站不住。至于排戏的标准，第一就是要迎合看客的心理：大家欢迎神怪，便匆匆忙忙赶一本神怪戏；欢迎皇帝，便来一出真命天子；怕他们看短了说不佳，便从六点钟唱到一点钟；怕他们说少了不值，便将两本的材料紧缩在一夜演完，挂起两本一夜演完的广告，以资招徕，哪里还有什么戏剧上的主张？也绝不许你有主张啊！目下还算好，一本戏平均能够唱一两个月，已经是弄得人筋力尽。从前每一礼拜，甚至于每三天要换新戏，试想怎么能够好得了？所以有许多人责备上海各舞台说，为什么不改良，为什么不进步，这都是不负责的话。

我于是看到了两点：一、要就戏剧加以改造或重新创作，全靠站在职业的剧场以外的专门戏剧家拿牺牲的精神努力贯彻主张；二、要公家有相当补助来建设一个小剧场以为模范。我听见南京总政治部有艺术一科，艺术科又有戏剧一股，自然是心向往之，不过那时候我初进大舞台，才订合同，不能离开上海。可巧褚保衡从南京到了上海，把田寿昌、唐槐秋及南国公司的职演员全拉到南京去办戏剧及电影两股的事。寿昌去到南京回来的时候，对我说起，说南京气象还好，陈铭枢、刘文岛两主任，对于艺术都很热心，经费也相当的充裕，只要有人努力去干，必然能够渐渐地实现一部分理想，所以劝我也加入，可是总没有具体的办法。随后朱隐青因郑心南的介绍又从南京来看我，我们与寿昌三人谈了很久，结果是我决定一个月后到南京去。跟着我便告了一天假到南京去看了一趟，事情就算定了。我便开始与大舞台办交涉，我说愿意帮一个月忙，实行合同上的规定。他们自然照例留我，后来见我很坚决，也就答应了。我帮忙不过二十天，童子卿、赵如泉二位很客气地设宴替我送行，到了我从南京要回来的时候，他们十股东仍然将我帮忙期内应得的薪水，送了过来，我很感谢他们的厚意。可是那时候他们已经散伙了，我在南京计划也因政变而中止了。

当其我与大舞台订了合同，我妻韵秋便替我仔细打算，怎样的持家，怎样的还账，后来听见要到南京去，她口中不言，心中闷闷，她愁着一家不易支持：大舞台第一个月的薪水，后台开销以及添置行头，早已用完了，第二个月就没有收入。南京的月薪算是定得最丰的了，二百多块钱，不过抵演剧薪水四分之一，有时还拿不着，一声要到南京，另谋住处，另起炉灶，又怎样开销呢？两处的开销，又怎么够呢？她想的实在不错，可是我那时候完全没有顾及，我只觉得艺术家当然要革命，革命的社会，应当培养革命的艺术，我只要小剧场成功，便也无暇顾及家事了。当时有些关切的朋友来告诉我，说南京的局面不久要变，总宜慎重些，这层我也明白，只是不信会有那样快。我想剧场只要能照我预定的计划开演一两个月，我便能将演员的团体结得坚固。社会上对我们的主张，必有相当的同情，售卷的收入，可以慢慢地维持生活，就是政治部万一津贴减少，或者甚至于没有津贴，也不至中途解散。并且我想政局虽变，未必一个剧团都要连带解散，就是解散，我总算有过一番努力，总比坐着没有动的好，谁知结果只开演了三天！

我在政治部的名义是艺术指导员，没有阶级，同顾问差不多的位置，也不属于哪一处哪一科，不过我自己规定只担任戏剧股的事。我第一步就是组织剧场与一个演剧宣传队。在军政时期，军事正在进行，敌人没有就范，人心浮动，所以要极力地宣传主义，鼓吹革命。就宣传的工作论起来，标语和口号的力量自然很大，讲演也可以拢得住群众的精神。不过这些方法都是单刀直入的，警告的，教训的，煽动的，甚至是命令的。艺术便不然，艺术是注重暗示，诱导和感化的。要求宣传的意义深入人心，非借重艺术不可。俄国在革命以后，极力保护艺术家可见其用意。政治部设艺术科，用意也不过如此。我们既是在政治部服务，当然不是拿艺术来讲娱乐和陶冶性情，也没有许多的余裕来做过于专门的工夫，宣传的工作，我们是要切实用一番心血的。不过我当时有个坚决的主张，就是要用艺术来宣传，必先有艺术。我认为必要组织剧场，因为舞台艺术非借舞台为媒介不能表现，而且演剧宣传的队员，全是新招募的，非有训练不可，总要给他们些表演的标准和练习的机会。至于剧场之于文化于社会的效用，更无庸多表彰的。

演剧宣传队的计划，我已经怀了将近十年了。我的意思是要组织一个团体，用相当的时间，授以演剧的技术，于是预备些旅行用具，率领着他们到乡下去演戏，一面表演，一面再随时训练。每到一处，我们便将那地方的人情风俗民生状况，客观地记载下来。随时发表。我们也不打旗帜，也不标主义，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江湖班，使民众容易同我们接近。我们可以利用音乐、歌曲、舞蹈、默剧、户外剧、二黄戏种种，做媒介钻进民众里面去。我们一面演戏给他们看，一面可以将我们所编的歌曲，随时教给小孩子们唱，这样只要行三五年，我们的团体建筑在民众上的基础，必然巩固，真善美的种子种在民众心中必然渐渐地发出嫩芽，这便是革命的一大势力。而且我们的记载，可以供风俗学者、社会学者等及各方面的参考。有人以为这种办法，过于迂缓，不切实用，我以为革命不是一时的，是应当不断的，目前的功利不可看得太重，根本的整理不可看得太轻。吗啡针的作用固然很明显，滋养料的供给，是万万不能断的。

演剧宣传队员招齐了，剧场也组织好了，就取名叫国民剧场。演剧的节目，是话剧与歌剧并重。我以为在中国音乐没有加以整理，新歌剧没有产生以前，旧戏不能废。不过要把舞台装置、表演法、场子、与乎剧情的内容，极力使其近代化。关于这一层，我想另外作篇文字，详细谈谈，这里不多说了。

国民剧场的演员是从上海聘去的，有些是旧戏演员，有些是南通伶工学校的学生，还有王泊生君及吴瑞燕、杨泽蘅、黄玉如女士，是北京艺专最出风头的学生。他们许多人都是有事情的，他们情愿减少收入，随我到南京去住破屋子，喝咸水，大家都是很高兴的。只有高百岁临时变了卦，我知道他在某种势力之下，有难言的苦衷，我也绝不怪他。

南京最难弄的就是房子，因为空地多，住房少。自从政府成立，南京城里的房子几乎没有一间不满的。我们花了许多冤枉钱，费了许多的时日，好容易把府东街的戏馆弄妥，又好容易才租得许家巷的一所房子做宿舍。那些二房东还要从中渔利，他们情愿让军阀的军队占用，绝不容受好意的商量，真是可怪。我们只要租到了手，也就不暇去多说话了。

府东街的戏馆，实在是破烂得不堪，上头漏，下头湿，栏杆都断了，楼板一走就陷下去。原有的椅子，大半被从前的军队当了柴火，总之没有一样不是七零八落。我们样样重新修理，重新油漆，重新添置：装电灯，做布景，置行头，置乐器，费了一个月的工夫，一切全备，有来看的，都说是南京第一。我们原定八月十日开幕，以后因为火车罢工，木料不能运进城，又推迟了几天，到十七日才开幕。还没有开幕，蒋总司令早到了上海，中央政府的委员，不知怎么样也都溜了。孙军的炮从浦口接接连连地打了来，满城风雨，宣布特别戒严，火车上到上海的人，连车顶上都满了，我们在这个时候，仍然照预定的日子开了幕。

头三天本来请了各机关法团看的，所以都是赠券。那时候刘文岛主任对我说：“在这种时候，你就是送票都没有人来看戏的。”谁想大不其然，到了七点钟已经人都满了，外面还有许多人强勉要买票。

开幕的第一天，我们演的节目是：我与潘伯英合作的《革命前进曲》，丁西林编的《压迫》，戏剧股长唐槐秋编制的默剧《降魔舞》，还有拙作歌剧《荆轲》。看客颇为欢迎，评判也相当的满意，最可喜的有许多同志写信来讨论剧情，总算不寂寞。

第二天（十八日）风声又紧了些。看客比上一天更多，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也格外地起劲，连夜预备发行第二次的《特刊》（但是出版印刷两股的人都走光了），又准备在二十日下午，要到野外去演一个拙作户外剧，名叫《入伍的兵》。戏剧股办事人本就很少，我和唐槐秋往往每天做上十几小时的工作，开演以后格外忙，但是丝毫不觉疲倦。因为队员有许多不来了，演员又有人生病，我与唐槐秋还要去装太监，跑龙套，扮县官，这是生平没有干过的，一上台许多人都笑了。第一次的《特刊》，差不多四分之三是我一个人在六个钟头里写成的，我从来写文章没有像那样快过。只是一递一递的人来报消息，却把我苦坏了。

第三天（十九日）各机关完全停顿了。可是不到六点钟看戏的人就满了。许多的伤兵硬要进去，怎么都讲不通，约在礼拜日送票请他们看，也不答应，几几乎闹起来，而门外的人更有加无已。那几天的招待员，都是政治部的前敌宣传员自告奋勇来的。他们没有法子了，便有人打电话与戒严司令部，不多时，宪兵来了，戒严司令部的兵也来了，好容易将秩序维持住。

场内的看客堆起来了，台上的戏慢慢地进行着，谭抒真新作的《革命军凯旋曲》，由总司令军乐队全体出奏，受了盛大的欢迎。那天晚上因为王泊生太劳苦了，没有演《压迫》，添演了两出旧戏。

梵铃、瑟罗，和钢琴的声音，悠悠扬扬地响起来，是潘伯英和前伶工学校乐队队员周生善同，姜生志宪等组织的西洋管弦乐。幕开了，默剧《降魔舞》正登场，十几个舞女正在那里降槐秋饰的魔王，我妻韵秋管着下场门的回光灯，我就扮着龙套，一面管着上场门的电光，注视那些舞女的步伐，比头两天格外整齐，舞到一小时半的时候，台下的看客静得没有一些声息。忽然听得砰的一声，好像廊下炸了电灯泡。台下的观众却都没有注意，只有极少数的人，回头看看，台上的跳舞的女孩子也丝毫没有慌，一会儿全剧演完，才有人来报告，说是门外头打伤了五个看热闹的人。问起肇事的原因，却没有人说得出，有人说是枪走了火，有人说是被捣乱分子掷了一个小炸弹。要说是枪呢，如何一响连伤五人？有一人受两伤的，有一个人膀子上去了一块肉，有一个人肩上穿一个小洞。若说是炸弹呢，却有一个受伤的人说是卫兵开枪。当时在门内有政治部的卫兵一名，在门外就有宪兵和戒严司令部的兵，谁也说不出是哪个开枪的。我们的招待员等，自然没有权利去检查那些兵士，他们因为没有什么看客来了，都在门内，所以门外的事也不甚了了。据兵士们就都说是炸弹。

出事以后，歌剧《荆轲》仍然上了场。戒严司令部的军官，坚决地要求我们停演，他说风声紧急，万一不停演，再闹出事来，他们不能负责。我们当然没法，只好停演，谁知观众不肯散。朱隐青科长便对大众说明伤人的事，及戒严司令部的意思，问大家，是赞成停演的便请站起来退场，赞成演下去的便坐着不要动，结果只有三个人立起来，其余的人都坐着不起身，那三个人看见大家不动，也复身坐下了。没有法子只好接续再演，他们仍然是笑逐颜开地拍掌。

到了十一点钟，戏还没有演毕，外边情形似乎很严重，宪兵走了，戒严司令部的兵也再不能耐了，我们才宣布停演。军乐队奏一个很长的曲子送着观众慢慢地散尽，我们也就收拾收拾整队回到宿舍。那时候伤的人送到医院去了。地上墙上都是鲜红的血迹，街上的人看见我们走过，一丛一丛地窃窃私语。我们到了宿舍，计议次日是否开演售票，没有决定，又听见伤者之中已经有一个人死了。

次晨，我一起床就去见刘主任，说起昨夜之事，他说不能演了，再演还要出事情。他想解散，但是还欠了木匠，厨子，和行头的店账，总共要千多块，一时哪里拿得出？没有法子，他便写了一张手谕，叫将国民剧场暂行移沪再行设法，又拨三百元作为移迁之费。那天下午他也走了，政治部的人几乎空了。下关的炮声越发厉害，一切都无负责之人，如是我们便打算动身。但是我实在有无穷的留恋，人家说南京太荒凉，我说因为荒凉，才要我们来给他温暖。因为一无所有，我们正好在这片空地上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建筑。这小小的国民剧场，借的是破旧房子，虽然因陋就简，却也整齐干净，我还想在这瘠地上培植些花木，谁想一阵罡风连泥土都刮去了！我只好怀着许多种子，另外再种呵，我是丝毫不感觉失意的。

我见了刘主任后，回到宿舍，路上遇着一口棺材，听人说伤者又死了一个。到宿舍的门口，有勤务兵来说一共死了三个，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子，他们真死得冤枉，谁都觉得很难过。出事是在剧场以外，于剧场当然没有责任，不过在平日我们很可以演一天戏抚恤他们，不然就是政治部也要想个法子，偏偏遇到政治部本身停顿，也竟是无法过问，我不过勉强向街坊邻居，表示一种说不出的意思罢了。二十一日我清晨到军事委员交通处，请替我们设法挂辆三等车，办妥回来，遇见第三路总指挥政治训练处要留我们，以后听见各军政治训练处都要裁撤，只好作为罢论。我想孙军万不会过江，只要有法子维持伙食，维持开演时的秩序，便可不走，所以又请几个处长去请示军事委员会，结果也没有办法，最后还是非回上海不可。但是挂车没有了，我饿着肚子，在中正街火车站太阳地下守了一天。总算凑巧，弄着了三辆装牛马的车，才将行李装好，真费了不少的事。

人都到了车站，车要开了，我妻忽然病发昏绝——两个月来她帮我办事，一面理家，操劳过度，加之以惊骇暑气，便不能支持了。请了个医生来注射用药，方才醒了过来，用行军床抬着放在铁棚车内。好容易等着一个车头要开了，忽然听说下关被隔江的炮打坏了一个车头，不能前进，后来勉强开车，到下关已经没有炮声，可是与军事管理处煞费商量，始终没有车辆。军车是满而又满，客车已经是无从买票，那军事管理处处长，也只好打几句官话回城去了。我们大家坐在水门汀地上，暂时买些烧饼之类点饥，我吃了一碗馄饨，真是生平未有的鲜美！等到客车到了，我们只好分几队硬挤上车去，幸喜几位女士都很强健，居然占着了坐位。唐股长带着赵文连父女等九个人占一间女厕所，真是猗欤盛哉！我们的铁棚车因为是四个轮盘的，不能挂快车，只好等次日九点二十五分的慢车。我们弟兄夫妇、刘坤荣夫妇、理化民，和几个伶工学校的同学等，总共二十余人，挤在铁棚车里，牛马粪的臭味自然不免，夜静后连续不断的枪炮声亦复清脆可听。只有半夜，在我们的车上加挂十几辆车，一辆一辆地挂上去，把人的头都撞晕了，病人是格外禁不住的。等天亮了，知道九点十分的快车还没有开，便趁着乘客没来，先将妇女小孩子移上特别快车，我因为要先到上海设法存放物件，并预备款项，也就先一步动身，只留舍弟等十九人在慢车中押行李。预计他们不过迟两三小时，可抵北站，谁想我们到了，他们被孙军的间谍毁了铁道，在安亭出了轨，车子全翻在河里。车身都扁了，器物有许多压坏了。奇怪，他们十几个人一个都没有伤！舍弟在车翻的时候，从车中抛出，落在朝着天的车轮上，竟安然无恙。他当时低头一看，只听见许多人在车厢内叫救命，有的说他的头没有了，有的叫着他自己的名字，说他的心压扁了，结果都安然出险。车翻的时候，便有无数的土匪放枪来劫车，白总指挥的兵刚巧到了，开了几排手机关枪，方始打退。后来才知道这回事情，本是要不利于白健生的，不料他随后才到。可是那次两车手榴弹都没有爆发，只有两个兵被子弹箱压得受了重伤，真是不幸中之大幸。等到舍弟等都回来了，我们许多人费了很大的事，才把那些东西搬了回来，除掉剧场的椅子灯泡等有损失外，其余还好好保存着。如今事已过了，回想倒也有趣。最可感的是我们的同伴没有一个有不出死力帮助，照我们的机遇看起来，这回颇为可惜，照我们同志们的努力看起来，我们始终要大大的成功。

这次戏剧股用了将近一万四千元，领公家不过一万一千四百元，存的生财约值三千元，其余装修及杂用之费只好算是白费了，可惜一张票都没卖过，就此完结。演员们都付了一个月薪水，只是他们到上海，从前的事不能恢复，一个个多是高赋闲居。我与他们本有长久共事之约，遇此意外急变，也就无可如何。还有那些木匠、漆匠、厨子、行头店之类，都跟到上海等着要钱，他们只管问着我，好容易在朋友处设了小小法子，敷衍他们先回去了。刘主任他问我行头是否可变卖着还钱，可是漫说一时无人要，就是有人要戏班里的东西是转手就不值钱的，所以我极力想勉强保存着。我想在上海择一个地址开演，一来可以继续主张，二来也可安置这同心协力的团体，不料经过重重困难，始终成为画饼。我以为凡事只要有计划有主张，便不怕失败，南京开演三天，自然有相当的价值，所花的钱也绝不冤枉，所得到的是事业上的积累，社会绝不会冷淡我们的。

因为许多同伴们生活的关系，不免四处奔走。最初要槐秋到杭州去，想租西湖舞台开演。槐秋只带了三天的旅费在西湖却住了一礼拜，弄得几乎回不了上海。先以为朱隐青在那里可以想些法子，谁知他也穷得什么似的。

杭州既不成功，又在无锡去设法，无锡又不成。一想只有苏州可去，便由朋友介绍找着苏州新舞台的主人张某，和他磋商。正在谈条件凑股份的当口，有一个政治部的同事自己来找我，坚求附股二千元，我真是高兴极了，于是约定一天的下午签约定事。到了那天，一吃过午饭，就有许多人齐集在我家里，个个都欣然有喜色。谁知时间慢慢地过去，借款的人没有回信，附股的那个朋友也不见面，只送一信来说他急病入院。我急了，走到他寓所去看他，只见衣服帽子被褥丝毫不乱地陈列着，等了半天，不见一个人。我便租了一辆汽车赶到他信上所写的那个医院里去，又扑一个空。问起医院里的办事人，他们有些认识我，就替我遍查诸病室没有那个人，我回到家里，再去他寓所，已经搬空了。留下一封信给我，说他因为那个医院不好，换了中国红十字医院，等我去到那里仍然没有，我就证明是被欺了。以后才知道他以为我有钱，想从我处行他的方法，后来他看见我着实要靠他的钱办事，他其实是妙手空空，所以只得逃避。我们的事临时受了这个打击，一时没有办法，只好一面设法回复张某，一面另图别计。

恰好有人要办闸北更新舞台，想用我们的班底，来和我商量，我便答应了。不想伙伴中有一个票友，他完全不顾大局，他虽然本事有限，只是奇货自居。好容易勉强说妥，又经过许多的困难，费了无数的精神，居然把事办妥。

舞台租定，定钱交了，角色们的定洋也发了。登起广告，挂起牌，设好事务所，排好戏，静等开场。第一天晚上，我们还照例请几桌客招待些朋友，预备叫他们捧捧场。虽然费了不少的精力，而情形并不甚好，那天晚上总算睡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一切都妥当了，准备夜间开幕。到了下午，有许多女工在更新舞台大门口一间茶馆里开会，因为这间茶馆建筑的时候，大约有偷工减料的弊病，人多乘不住，一时全间楼倒塌下来，压死一百六十几个女工。遍地砖石木屑之中，睡着百余具鲜血淋漓的尸首，试问我们的戏还有什么法子开？而且这间茶楼本是更新的产业，墙壁相连，因为它倒了，对更新的本身便不能不发生疑问。警察来了，禁止出入，到这个时候，我只好对大家说一句“没有法子”，彼此分手。从此以后我也就不愿意再搭班子演戏。

我这篇《自我演戏以来》，写到这里作为结束。曾记得我有个好朋友，颇有知人之目。有一天他评判许多熟人，说某人怪，某人刁，某人清，某人浊，加我一个笨字，的确的确，我不仅是笨，而且很笨。我自知不聪明，便万万聪明不得，于是主张说笨话，干笨事，做笨功夫，这篇自述，也不过是笨话中之一篇罢了。

前半生的事，大致都说完了，这不过叙述平生的经历，乃用以自省，既不用夸张，也无所事其装点，只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过去的事自顾何能满足？一成陈迹便忏悔也忏悔不来。若是造些理由，掩饰既往，实在可愧未来的事，是要看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如何，有一分努力，便无论成败，无论别人知道不知道，总有一分成绩。空口说白话以伟大自期，似乎不免肉麻之诮，而且革命事业，也绝不容人独成其伟大。换句话说，“伟大”与“平凡”的界说到底怎么样？在我是不能详加辨释。窃以为人生重要的部分，只在日用寻常之中。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离开了日用寻常平凡之事，便都无从成立。或者越伟大越平凡，不平凡的只有天上的神仙，但是我们没有见过，要不然就是残害人类的偶像。从前功成万骨枯的将官，如今的什么什么，无非都是偶像作用。现在我们还脱离不了偶像崇拜的习惯，许多人似乎都希望能供多数人利用的偶像之存在，生怕偶像失了效力，便拼命去一重一重地装金，或者一面装点一个偶像，一面高呼打倒偶像，结果把自己造成偶像，这就是伟大。

我不过是个伶人，一个很平淡的伶人，就是现在我虽不登台演剧，也不过是一个伶人罢了，我对于演剧自问颇忠实，做一个伶人大约可以无愧，有人说我有相当的学识与普通的伶工有别，这是过去的笑话，难道一个伶工，像我这样一点点浅薄的知识都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