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社完了，镜若他们用了两个月的工夫，才弄了些钱回到上海。我一等过了年初五，就从浏阳乡下赶出来。过长沙的时候，到监里去见了一见湘澄。那时候有些湖南绅士正在趾高气扬地帮着汤芗铭杀人，我便急急忙忙到了上海。

镜若得了张静江、吴稚晖两先生的助力，租定了南京路外滩口谋得利戏馆，用春柳剧场的名义开演。但是团体还是用同志会的旧名。我到上海的时候，正在预备开幕，恰好头一天就被我赶上了。

这回春柳社人才颇多：生角方面加入的有郑鹧鸪（鹧鸪以后加入）、冯叔鸾、董天涯诸君；旦角方面有胡恨生、胡依仁、沈映霞、许频频等五六人；编剧和写文章方面有宋痴萍和张冥飞。痴萍以民党关系绝不能在汤芗铭的治下去办报，就只有逃在上海和我们混。冥飞也是一样，但是他们对于戏剧也实在是有兴趣。

冥飞名焘，字季鸿，长沙人，比我大五岁。他本是个不羁的青年，国学很好，天分也很高，下笔尤其敏捷。他在长沙常和痴萍在一处，有时同去吃花酒，报馆里催痴萍的稿子，痴萍酒带微醺，随手扯过一张局票，一面问来人还差多少字，一面提起笔来就写，连说带笑顷刻间写好交来人带去，接着又举杯痛饮，旁若无人。冥飞衔杯微笑，也不作声。恰好有人谈起要送人一篇寿序，座中一客举荐冥飞，冥飞略不推辞，接过缘起看了一遍，照样学痴萍扯张局票，信手乱画，不一刻书完好些张局票，数一数字，大致不差，便一声不响掷给那个人。大家惊奇，挤着一看，居然工整恰切，那个人便马上送润笔，不知是一百还是两百。冥飞接过钱来，就在那晚花个精光，还是一件破长衫，两袖清风地走回家去。

他的行动，大略类此，遇事都很高兴，又极健谈，谈合适了可以通宵不睡。尤其爱喝酒，连尽数十杯不算一回事。大约是酒喝多了，得着脚痛的病，以至于变成微跛，但是从没有谁叫他跛子，却有无数的人叫他疯子——他真跛，人不以为跛；不疯，大家以为疯。天才与狂者相差不过一间，但是冥飞之以疯得名，不在他的内容而在他的外表，他的动作表情，颇值得人叫他疯子。人说他是疯，他只能以疯自安，然而他的趣味也正在人家认为疯的一点，所以他尽管脱略一切绝没有人怪他。“疯”，就是他在朋友间注过册的商标，不认清他那商标上的图案，便不认识冥飞。

我第一次认识冥飞是在桂大哥家里。桂大哥就是唐桂良，冥飞是他介绍的。还记得那时候长沙城里兴坐响轿“三人拐”——三个人抬的轿，用软轿杠，中间那个轿夫别地方多半是用一条麻辫，抬着走的时候，脚步要平而细，轿子好比“走马”一般，丝毫不动。长沙不同，中间用的是横扁担，用绳系着两头，轿夫的脚步要一步一颠，颠得高，浪起得越大越好。在轿杠和轿子上的铁环相摩擦的地方，浇上一点石油，便因发涩而嘎嘎作响。颠得高，浪起得大，便响得格外厉害，坐轿的风头也便十分满足。尤其是轿夫，似乎比坐轿的更要不可一世，那时候坐轿子的威风，全在轿夫身上的。

不过坐那种轿子也要受些训练：如果你是内行，你便能随着轿子的波浪一上一下得很舒服，好似腾云驾雾一般。如果你不会坐，不是脚离轿板，便是头碰轿顶。遇见这种场合，那轿夫先生必定要说：“请你老人家莫动。你老人家一动，我们就动不得了！”

还有一层，上轿要快，因为他们起肩实在快。你半鞠躬式地进轿，他们已经就上了肩，刚刚轿子上肩，你的屁股恰好碰着坐垫，那就最好。其次便是下轿的时候，轿子必然向后一抛，前头的轿夫尽力往后一送，平空退回五六尺，乡下人往往吓一大跳，就是城里人也要留这一下的神。

我何以要写这一篇坐轿的讲义？因为我头一次见冥飞正当他坐着响轿下轿的时候，那时我忽然见一乘特别响的轿子进门，以为不知道是哪位伟人的光临，回头一看，是一个穿大礼服戴高帽子瘦瘦矮矮的小伙子。他一下轿我就看见他的帽子扁了。他一手撑着一支司狄克，笑嘻嘻地走出轿来，下轿一面除了帽子，一抬头见着桂良仰天大笑。桂良问：“你怎么会把帽子压扁了？”他说：“它要扁我有什么法子？你来，我有一篇好文章。”说着昂着头，耸着肩，手往后一摊，轿向前一曲，脚下一颠一颠地就走向里面去了。自从这回见过面，一进到上海春柳才算真认识做了朋友。

我到上海的时候正好患了耳下腺炎的症，两腮肿得很高，我的衣服又极不入时，所以那新来的社员都当我绝不是能演戏的。镜若和我尊绝对非等我好了不开幕，许多人觉得奇怪。

那时候旦角里面如胡恨生、胡依仁、沈映霞都很漂亮，他们都认我做先生，不过始终不变的只有胡恨生。依仁以后干丝生意去了，映霞演了几年戏很有风头，以后结识一个女子，听说她让他不必再登台，他便收手了。

依仁风姿很好，可惜不能饰上流女子，他那种搔首弄姿之态和那一口纯粹的苏白，扮一个妓女或是大姐，真无人能出其右。他自己会拉胡琴，唱苏州小曲，因此引得许多人为他颠倒。有的请他吃饭，有的送给他衣服、首饰、化妆品之类，有的就在报上作诗替他鼓吹。起初还不觉得怎么样，以后便一步一步地显得肉麻起来，居然有一个姓陈的官僚带着几分酒在台下怪声叫好。

这种事在同志会当然是犯忌的，我们觉得非整顿不可。第一个怒恼了管小髭，他决意要打那姓陈的。姓陈的和我们都认识，而且是小髭的朋友，小髭以为他既能糟踏我们的会员，便是侮辱我们的团体，于是顿时和姓陈的绝交。我们大家一致赞成小髭的提议，准备和那姓陈的大闹。

姓陈的居然恐慌起来，在一个四川馆子里请客赔礼，又托我周旋，事算完了，他再也不敢来看戏。依仁呢，在一时也敷衍下去。他本来是个在丝店学徒出身的人，阅世很浅，我颇原谅他。不久他就离开同志会回到乡下去了，还记得有家人家接我们去演过戏，许多姑娘太太们再三烦依仁唱小曲。却不过，他便唱了几支，满座动容。如果他能够自爱，多用功，他可以成个人才，可惜回到乡下，不知怎么弄得面黄肌瘦，连小曲都不会唱了，就完了！

恨生在同志会的时候，已经会演一二出旧戏，会登跷，那时他也颇自负。他很诚实，从来不会和人打架，也不发丝毫脾气。可惜笨一点，也不大肯用功，所以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成就，这也是他自己辜负了一个好坯子。我敢断定他若是努力向上一点，他早已成大名了。

角色中演戏真有实力的要算绛士。他那演悲剧的天才，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在上海颇得许多人同情，尤其以《不如归》为脍炙人口，《社会钟》《猛回头》《家庭恩怨记》《寄生花》等都各有各的好处。他的为人情感最丰富，有一次他演一个爱情戏，演到伤心晕倒的一段，居然一口气不来，死在台上。这种情形，在外国有些女优会这样，但是真讲做戏这是不相宜的。做戏最初要能忘我，拿剧中人的人格换去自己的人格谓之“容受”，仅有容受却又不行，在台上要处处觉得自己是剧中人，同时应当把自己的身体当一个傀儡，完全用自己的意识去运用去指挥这傀儡。只能容受不能运用便不能得深切的表演。戏本来是假的，做戏是要把假戏做成像真，如果在台上弄假成真，弄得真哭真笑便不成其为戏。所以有个法国名优演酒醉最得神，他偶然真带醉意登台，便减色了。绛士也不是不能运用，他往往把他的身世之感，家庭社会不如意的事一来就扯到戏台上去借题发挥，这是我当时就最不以为然的。

镜若在日本很久，他演戏变化很多，可是有人说他日本气息太重，这或者不免，可是他那真挚动人的地方殊不可及。我自投身剧界以来，再没有遇见过谁演小生有他那样雍容华贵，而肝胆照人的。论起他到底是素养不同。他在台上可以说一点俗气没有，一点过分的地方没有，这是多么难得啊！

我在春柳剧场，乱七八糟什么都演：有时演风流活泼的女子，就一直担任这类角色；有时饰泼妇，有时饰最坏最下流的女子，有时也演悲剧。无论是悲剧是喜剧，温婉凄凉一点的角色总是绛士，活泼激昂一些的角色总是我。我也替惠仁演过《家庭恩怨记》中的小桃红，镜若的父亲纬士先生看了之后，说不如惠仁，惠仁表得出卑贱，予倩始终不失高贵气，所以不如惠仁。从此以后镜若便不拿这一类的戏派我演。但是我总不服气，一定要演一个惠仁所不能演的贱人，便把许多下流女子的举动，一一记在心里，以后再演《恩怨记》都把它用上，再加上些花样。于是有一个报上骂我：“予倩为学界中人，何以自贬而演此类角色？其饰小桃红也，烟视媚行居然一妓……”他这种批评当然出了戏剧范围以外，可是我以为我揣摩的苦心收了效果，非常得意。

人家说我的哭不如绛士，我便一方面揣摩绛士的哭，又自己努力去研究新哭法。可是绛士的嗓音天生悲苦，不假雕琢便自动人，加之他的身材面貌本来瘦弱，眉黛微颦，就如千愁万恨兜上心来。我呢，嗓音脆亮而甜，无论如何出不了绛士那种沙音，面目的表情还在其次。我为了练哭，当没人的时候，躲在张家花园的草地上用种种方法去哭，每回总是弄到气竭声嘶，胸口痛半天不能好。因为哭的时候，非用很大的力不可，不用力便哭不出来。最难的是一缕很细如游丝般地摇曳而出，缠绕在说白的当中，似续而断、似断而续的哭。这种比抽抽噎噎的啜泣为难。

我练过许久之后，便自己编一个悲剧，要镜若派我演，结果还不错。小髭当时说：“绛士之哭如猿啼，予倩之哭如鹤唳。”我的哭究竟不如绛士。

我练笑也是在张家花园草地上。我的笑自问有些研究。笑也可以使胸口发痛。无论轻笑重哭，总要像摇银铃儿似的，一声一声要像一颗一颗的珠子滚出来才好。诀窍就在善用丹田气，气不能贯便笑不成声，气用得不匀，便笑得不能圆。

总之，无论为哭、为泣、为笑、为哂，与乎一切动作表情，绝非不用苦功所能做到，我天才有限，在舞台上一部分的成功，完全是由于笨干来的。

我偶然在一个戏《芳草怨》里面饰过一次老太婆。《芳草怨》里的老太婆是个有身份的。我本不想做，无奈轮到我头上，再也推不掉，我便拿着剧本自己揣摩，一来我就想起三个模范老太太：一个是我的祖母，一个是外祖母，一个是舅婆，当时我把这三位老太太的声音笑貌默想出来，三者合为一，便变了《芳草怨》里的那个老太太。先祖母和气迎祥而威严内蕴；先外祖母坐着挺直着腰板凛然不可犯，而即之也温；舅婆便慈祥温淑端庄而谦抑下人。我对于这几层或用动作或用语调都应用上了，结果大家都很满意。

说起演老太婆，我又想起两段，“苦心谈”来了：一个是汪优游，他能够用嘴唇包住牙说话——请试一试看，说一两句很容易，多说几句便很难——他无时无刻不对着镜练习，费了不少的时候，方始能运用自如。还有一个就是日本的秋田桂太郎，他因为要演老太婆，嫌自己的牙太好，便把上下门牙拔了，另镶假牙。这样比起来那剃眉毛的旦角，实在不算一回事。一艺之成，不用苦心是绝难成功的。

自从我演了这一次老旦之后，绛士主张我专演老旦，于是接连演了多次。《不如归》里面的乳娘之类的角色，我都演过了，但是看客不愿意我专演老旦。那时候孙菊仙常到我们那里来玩，他极力反对我演老旦。他唯一的理由是怕我演老旦弄坏了嗓子，将来不能唱青衣；其次就以为我演花旦比老旦好，且能得看客的欢迎，不如便专演花旦。我是什么都随便，样样我都想演。我认为那不过实地练习时期，多换几种角色演是对的。

我们在春柳剧场演戏，大家都没有定薪水的，有时候卖得进钱来，大家分几个零用，有时候，生意不好便一个钱都没有。一切都归镜若管理，他并不是首领，也没有特别的名义，事实上只有他担得起，便事事让他去干，对内对外全是他一个人。大家除了睡觉吃饭之外，不是学戏，便是演戏，既没有意见，也没有闲话，一年之中平平稳稳过去，而镜若身上却负上债了。

大家会员之中，没有一个不穷，衣服大半是破的，娱乐是丝毫没有。房子租在元昌里，两楼两底，全体会员几十个人一同住着，铺板靠铺板，挤得缝都没有，没有被褥的就两个人睡一铺。我那时因为保护喉咙早已戒了酒，十年之中，不过饮两三次，平常是沾滴不入口。烟是本来就不抽。有几个会员如痴萍、冥飞他们非抽烟不可，有烟的时候大家对着拼命抽，没钱买烟，便将一支烟剪成两段，一个人抽一半的事我也见过。

饭食每人四块钱一月包的，那个年月，比现在便宜一倍，可是菜真难吃。我是在日本中学校吃惯坏菜的，可是日本学校的菜虽然不好，总还干净，那种四元包饭又脏又是冷的，实在难于下咽。我有时也请请客，请的是几个铜板的黑萝卜，觉得美妙无比，同桌的人大家还很客气，不肯多伸筷子。

痴萍和冥飞也帮着演戏，夜晚才有工夫编戏，作说明书，他们往往弄得将近天亮才睡。晚上肚子饿，买几个铜子花生米，一百几十文酒，喝着，谈着，写着，上下古今，只有他们两个人的世界。直到如今他们除非不见面，见面必然还要提起当时，自鸣得意。

春柳的前台开销完全由静江借垫，周伯年、周佩箴两昆玉代表静江，和我们很相好。卖出来的钱，先顾住戏院的房租和电灯捐费等，有多便分配给演员。他们并不想赚钱，无奈一直生意都不大好，入不敷出，张先生时常还要贴几个。有一天晚上下雨，我演的是《茶花女》，台底下拢总只有三位来宾，我们见演员比观客多，便想要回戏——回戏就是停演退票。谁知那台下三位偏不答应，他们说：“我们是诚心诚意从很远来的，你们只要得知己，何必要人多才演呢？”我们听了他们的话，顿时兴奋起来，急忙化装上台，演得比平常还要好得多。那三位之中有一位是一个广东宵夜馆的小老板，他看得得意，当晚便请我们到他们店里去吃晚饭，以后又连去了几次，居然成了朋友，我们便极力替他介绍生意，这里便发生一段小小的公案。

有一晚，我们正在那里宵夜，听见隔壁有女人说话，起初并没注意，以后听得一句一句都是在批评我们的戏。分明是两个人，说话的却只有一个。她带说带笑地谈个不休，而陆镜若、马绛士、欧阳予倩等的名字时时响到耳朵里来，仔细一听，原来在那里恭维我们，而且很对我们的境遇表同情。

听人家恭维戏演得好，谁不欢喜？何况正当不甚为社会上所认识的时候有人表同情，而表同情的又是一个女子，而她的苏州话又是那样漂亮！

当时倾耳细听，各人都拿眼睛示意，不觉得手中的杯箸一齐停了下来。过一会，她们先吃完先走，走我们门口经过，在楼梯前面略站一站，照一照楼梯旁边的镜子。你说这个时候谁肯不去偷看一看？

她恭维镜若很恰当，也很多，我们当时就推举镜若出去看一看是怎么样一个人。镜若还没有出去，我们已经从半截短门下面见着了她的脚，似乎是个很苗条的人。镜若把门向外一推，就觉得钗光一闪，在镜子里已经只见着她一半背影，好像有两线很强的光射了过来，一个长身玉立的美人搀着她的女佣缓缓下楼而去。第二晚就发现她在楼下第三排看戏，那晚我们的戏不知不觉地格外卖力。

戏完了，镜若又发起宵夜，好在那家菜馆可以欠账，乐得去吃。谁知她已经先在那里，因此我们知道她是有意，却猜不出为谁。

如此这般过了几天，见多如熟识，由相视而笑，便交谈起来，这才知道她是西藏路一个名妓陈寓。由此她每晚必来看戏，来看戏必带些糖果送镜若。

有一天她备了很精美的酒肴请我们到她那里去吃晚饭，大家无不欣然。实在我们那时候的生活太干枯了，这也是当然的兴奋，可是头一个反对的就是我。那时候演新戏的吊膀子轧姘头弄得名誉很糟，同志会的会员除了新加入的不甚知道而外，我们几个人从上海而湖南，从湖南而上海，从来没有到堂子里去胡闹过，所以我反对他们去和陈寓来往。那天晚上我和绛士都没去，只有小髭、我尊、痴萍、冥飞和镜若去了。但以后来往颇稀，小髭、我尊也怕镜若上当，常是跟着他，其实镜若他才真不会上当呢。

要慢慢交学学得来。”这可真把我气坏了。

第二晚剧场门口停着一辆汽车，上面坐着两个女子，见我走出去她们就乱叫我的名字，我也不理她们，跳上电车就走了。只听得她们纵声大笑，嚷道：“阿木林，阿木林！哈哈哈哈！”不知怎样这件事传出去了，人家便都叫起我“阿木林”来。我每天除了演戏之外又是练武功又是唱二黄，抽空还要看看书，早晨不能不早起，夜晚便不能不早睡，想不做阿木林，岂可得哉？或者这正是我之所以为阿木林也未可知吧！

有一天，剧场的茶房送一个小木箱进来说是一个老头子送来的，另外还有一封信。一个粉色的信封，里面一封很工整的信，署名“稻香”，文辞婉丽，一往情深：首先称赞我的文才，其次称赞我的戏。说是看了我的表演，知道我是有心人，即日南归，没有法子能够相见，赠书一函聊表倾慕，末尾引白香山“同是天涯沦落人”之句，更进一步，以为只要相知，不必相见，而字里行间，好像不胜凄楚，措辞都极其大方。我反复展玩，不觉得心潮起伏，疑幻千端。看字迹看语气都可以知道是一个女子写的。她的境遇一定不好，她一定很不自由，或者是遇人不淑吧？

看她的信，知道她读过不少的旧书。她绝对不让我知道她是谁，更不愿随便和我相见。不愿呢，还是不能？她看了我的戏，有感于中，便写一封信，送一部书，表示她的意思。发乎情止乎礼义，在她以为再好没有。真是只要相知，便不必相见，是吗？

我那时虽然穷一点，绝不是天涯沦落。我无论遭遇什么不好，从不肯自命为沦落以显其颓废的美。就是走江湖跑码头演戏，也不觉得是流浪，就算安个名词叫流浪也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了不得，何况还常有固定的住处呢？这层意思，恨不得和她去谈谈，可是我所担负的悲哀或者比她更多更重，有甚于天涯沦落，我痴想一会，又看那木箱盖上知道是一部旧小说，我赶出去想找那送信的老头子问个明白，他已经早走了，只见马路上烟尘滚滚车马往来！

春柳的名誉总算是很好，只可惜生意老不甚佳，有人说，戏的陈意过高，其实也不尽然，不过悲剧多于喜剧，而台词之中俗语不够，而文语太多，还有就是不用苏州话，不能普遍。就表演而言，似乎太整齐，虽处处近人情，切事理，而看客所要求的是过分的滑稽与意外的惊奇，这些在春柳都没有，同志会员也就不会。除这些原因之外，还有人以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演员不会交际：因为人家到剧场里来，不必一定看戏，而志在看人，当时有几个有名的女子，我们没有能够羁縻，也是为人所认为失败的。然而我们剧场虽陋，不专为商业也就不愿用任何手段去迁就观众。我们始终认定戏剧是神圣的，尤其演员要有人格，利用几个女子去吸引观众，便跟着胡闹，哪里还能谈戏剧？情愿不卖钱也不会自趋于下流。

同志会员的人格，当时颇有定评，所以许多文学之士，都愿意和我们往来。至于戏呢，翻译剧与自己新编的都有。春柳的戏有剧本是人人知道的，有剧本台词不至散漫，动作也有规矩。当时各家的文明戏，全爱用滑稽的男仆，把脸上画得怪形怪相，一条红辫子挠得很高，无论主人在那里谈什么重严的话，他总要从中打译，志在令观众发笑便不管合适不合适，把全剧的精神，全剧的空气都让这种无理取闹的丑角任情破坏而不加爱惜。这种现象在春柳剧场里，始终没有过。

春柳在初开幕的时候，信用很好，得有一班专看春柳的观众。后来因为天天要更换新戏，便不能不有所通融。因此读剧本排戏都来不及，只能将就不用剧本。谁知演来演去，戏越要得多，便感到供不应求，无论怎样的天才都觉得疲于应付。生意又一天不好一天。秋尽冬来，寒风刺骨，许多会员都不免有客子无衣之感。恰好遇着巴黎的古董生意不好，静江也没有多少钱垫出来，逼得不能不想卖些钱维持现状。当时《空谷兰》之类最是卖钱，我们便演《迦茵小传》《红礁画浆》一类的东西，究竟所谓穿插太少，终嫌冷淡。《红楼梦》的戏虽比较多些，又不能长演。至于《复活》《娜拉》一类的作品格外不行。到了罗掘俱穷，便只好步人家后尘，去请教通俗的弹词小说，以为家喻户晓的东西可以投人的嗜好，于是《天雨花》《凤双飞》都如此这般弄上台去。结果从前的观众裹足不前，而普通的观众没有新的认识也不肯光顾。到后来恢复庄严面孔万来不及，而胡闹又不能彻底，内部遂不期而呈解体的现象，闲话和吵嘴都在不免之列了。

我尊和民兴社主人苏石痴是朋友，石痴因为民兴少一个庄严派老生便极力拉我尊，我尊因种种关系，居然受了石痴的聘。

石痴，广东人，在法租界办民兴社，用男女合演并玩蛇变戏法号召看客。吴一笑就是那里的台柱（一笑以后在北边当了妓女）。我尊加入他们那里，胡闹不过他们，便不免有些受气。幸喜他和石痴是朋友，总算敷衍了一个月又回来了。

镜若是个最温和的人，从来不生气，也不说重话，他全凭感情联络会员，所以无论如何，人家感他的诚恳，绝不肯随便离开他去。就有什么口角，他来一劝就完了。我尊到民兴的时候，许多会员都很愤慨，他只是低头不语，他悄悄地对我尊说：“我只怕你到那边弄不好！”过几天镜若和我同到民兴去看我尊的戏，戏完了，请我尊上小馆子，一面喝着酒，一面对他说：“要是在民兴演得不舒服，还是我们老朋友一处玩玩吧。我们近来虽然不免胡闹，不过是偶然的，全体看起来还是不胡闹的多。”镜若的话是不错的，春柳的戏到底还有几出是很规矩的，我尊虽自命为随遇而安，到底在民兴还是干不下去。

春柳之所以失败，完全在二元主义。一面谈艺术，一面想卖钱，怎么弄得好？镜若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而我们那时候对于艺术的认识也太浅薄了。

民国三年冬，我得了家信，无论如何要我回家过旧历年，恰好正秋在石路天仙茶园所经营的新民社与张石川的民鸣社合并，我们便从偏僻的外滩，移到天仙开演。开演的那晚，演的是我的《大闹宁国府》，座客上下皆满，有许多新剧社的演员都来看我，我在那天晚上就认识了查天影。

《大闹宁国府》连演了两晚，演完我就回了湖南。天仙的经营者尤鸿卿，因见我能够号召，便竭力留我，坚约次年之聘，及至我过了年到上海，同志会仍然回到了谋得利戏馆，天仙不久也就改了市房。

我当时的脾气，好胜当然不免，而会员中之某某数人总想对我加以压抑，我不能忍，便和镜若、绛士、漫士、我尊等几个老朋友商量，想要把同志会改组。镜若颇不谓然，于是我以为镜若袒护他们，我心上那样想，口里却没有说出来，恰好尤鸿卿经营第一台，便由祥云（筱喜禄）介绍，又经林绍琴的敦劝，我便在第一台试演了一出《玉堂春》得了许多的赞美。那回朱素云饰王金龙，贵俊卿饰问官，极一时之俊选，也是很可纪念的。春柳在上海不能支持就要到外码头去演戏，就这个机会，第一台便来聘我。

有一天我在春柳后台，忘了为什么事和一个人吵架——是一个和我有意见的二路角色借事生风——我骂他，他便抽出放在旁边的指挥刀刺我。我本来微为有点气力，顺手夺过他的刀，一下把他摔倒在地下。谁知另外出了个人帮他。他乘势抱过五六个菜碗，用全力向我打来，幸而没中。我往外一退，抽根铁棍，正想还手，他的刀早已又举在手里。好在镜若从台上匆忙赶来，劝住了他，又有许多人来拦住了我。绛士那晚饰的是我的妹子，他正在台上叫姐姐，老不见有人出去，他便想个法子进来把我拉出去，我头发也乱了，花也掉了，衣服也皱了，满头大汗站在台上，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可是一转瞬之间就平复下去，戏仍然还是做得很好。

完了戏，我和镜若、绛士、我尊、小髭、痴萍等几个人都到那个宵夜馆去，镜若请客，他是专为平我的气。我主张要那几个人出会，镜若只是笑着劝，不从我的提议。他一面用在戏台上的语调向我赔不是。第二天他并没有具体的表示，只随便说了几句就是完了。我心里以为镜若对我只剩虚敷衍，我尊也说镜若是优柔寡断，到了这个时候，我便一声不响，受了第一台的聘没有跟同志会到别处去。我在第一台演唱，许多朋友都连定两个礼拜包厢，极捧场之能事。从此接连一个月生意很好，第一台还是留我，又加多一百元薪水，要我继续。

一来我会的旧戏还不很多，怕久了要出丑；二来初搭班子有许多不适意，到底舍不得春柳旧伴，所以坚决地辞了出来。不久同志会员从外埠回来，春柳剧场又借谋得利开演，我便编了一个三幕悲剧《神圣之爱》，和镜若、我尊、绛士四人合演，那个剧本自问颇过得去，演得也不错，尤其久不与镜若、绛士配演，重复相聚，觉得非常愉快。只可惜同志会内部越来越腐败，冥飞走了，小髭到湖北去，痴萍回了无锡，我尊仍然跟石痴在一处，除绛士、漫士、鹧鸪等数人而外，大部分都拿生活去包围镜若。镜若实在苦极而不能摆脱，又不愿改组，负累一身无从解决，我真难过极了。以后他们要到无鍚去，我便没有去。

那年夏天，贵俊卿在北京有信约我去，我没有去。接着杭州西湖舞台有人来聘，也是祥云介绍的，我以为好逛西湖便答应了。及至到了那里，恰好镜若他们也在杭州，他们正演完戏要回上海，彼此相见就在西湖游玩了好几天。镜若每天都在西泠印社，翻译剧本，我和绛士就在旁边下围棋。那时他译完的有托尔斯泰的《复活》、易卜生的Hedda Gabler和两个莫里哀的喜剧，这些稿子，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玩了几天，就轮到了要登台的日子，头一天不记得演的是什么戏，到第三天，周君剑云要和我演《神圣之爱》，他说他最欢喜的那个剧本。我和他本是朋友，不期在西湖相遇，他要想演我的剧本，我答应，就和他演了。他的舞台技术比镜若自然不及，所以这出戏不如在上海演得好。那晚镜若来到后台他没别的话，只拉住我的手说：“神圣之爱，神圣之爱！”第二天一清早他就乘火车回上海去了。

他回去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得了信说他死了！

“神圣之爱，神圣之爱！”是他最后的一句话！

他死了，同志会完了。也可以说，同志会完了，他死了！

我生平的朋友只有他！我生平演戏的对手也只有他！

他没有丝毫对不住我，我觉得倒有许多对不住他的地方。他死了，要想见他谢罪，来不及了！

我赶回上海，他已经被厝在一间会馆里，隔着棺材，任凭有无穷的热泪，也没有半点流得到他的身上！我烧了《神圣之爱》的剧本，可是他拉住我的手说“神圣之爱，神圣之爱”的声音，永劫之后还在我的耳边铮铮地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