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演戏以来』离开南通以后

我在汉口有许多朋友都帮我解过些人事上的纠纷，我觉得江湖上还是有些照应。不过有几位阔人的情我实在没有法子领：有一回有一个当店的老板托人介绍说是只要我正式去拜访他，他便可以借些钱给我，随便几时还。还有便是一位大人要约我吃晚饭，我去了等了很久不见开饭，而有许多人在那里赌钱，我不高兴便要走，主人留住，结果有人对我说明，说他们赌钱，便是为我，主人想和我订交，所以约些朋友要抽几千元头给我。当时气得我什么似的，我说了几句对不起他们的话就跑了。此举有人不以为然，但是我不能拿人格去换包厢里的看客。

我离了南通，便搭了亦舞台，又和余叔岩混了一个月，和马连良混了两个月。我那时也有我的打算：总想是搭班子弄几个钱，到外国去再读两年书，关于戏剧便专从文字上做功夫，我虽是这样想，结果还是一场幻梦。

我在亦舞台一个月的收入只够抵我以前的亏空。三个月满期前台要和我订长期合同。我有种种的念头不甚愿意。我的同伴们联合向我要加薪，而亦舞台便要求我减薪。要求加薪的并没有理由，他们只说是别处钱多，他们要走，我一算他们所要求加薪的数目比亦舞台要求减少的数目大一倍，而且还附带许多条件，坚持不下。我没有办法，只好辞班。谁知我一辞班，他们又来求我转圜，我信已经发出了，不能自己收回，于是他们又要求我作书致亦舞台，推荐他们继续。我照他们的意思办了，亦舞台也答应了，但是前台看穿了他们的弱点，一个一个把他们的薪水减削三分之一，他们也就很忍耐地干了下去。这种情形颇令我难过，于是把几年来的伴侣一齐解散了。其中有好几位因为在南通几年，接连加薪，生活安定，他们便纵情在烟赌里面，越来越没有办法，一到上海格外添了开销，所以只有逼我。还有一个人，他假装为债主所逼不能上台，居然临场不到，借故借钱，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没法儿合作的了。

从亦舞台辞了出来，旧人尽散，我对于搭班事丝毫未去进行，每日只是读书作字，唱昆腔罢了。这个时候，因袁安圃君认识好几个唱昆曲的朋友，时相往来，并常与寒云相见。但是我手中不名一钱，典借道穷，竟没有法子继续这种名士风流的生活。韵秋从正月重病，几至夏初方愈，她竟省钱不肯继续服药。我有三个妹妹，大的第二的都因遇人不淑，早年夭折，只有第三个妹妹嫁了唐君有壬。夫妇甚好，但是三妹出阁，我正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婚后从长沙到上海，我竟连请一饭的钱都没有。恰好杭州来约我去演几天，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跑去了。那里除我而外其他的重要角色一个都没有，戏当然演不好，生意也不佳，我胡乱演完几天急急回到上海。以后又到南京下关去混了五六日，南京只有女戏子还行，我去生意不甚坏，但也从来没卖过一天满座。上海报上都登着我在杭州、南京连日满座，备受欢迎，一再经各界挽留等广告式的记事，这一定是在报馆里的熟朋友替我鼓吹的。

从南京回来，因仲贤的介绍认识了戏剧协社一班朋友。有一晚应云卫、谷剑尘诸君，请仲贤去替他们化装，仲贤恰好有戏，来不及，便介绍我去替他，以后我也当了社员。

我从南通回到上海，因梁绍文君的介绍，认识了田汉君。恰好洪深君回国，我到笑舞台去看他演《赵阎王》，便认识了他，不久又介绍他进了戏剧协社。自从导演过《少奶奶的扇子》，他在上海新剧界便成了活跃的人物。

我从南京回上海，正是夏天，便哪里都没有去，不久又以薛瑶老的介绍再进新舞台，这是民国十二年秋天的事。

这次在新舞台，干了一年半，从十二年秋天到十三年秋间，一年之中总算胡乱混过。新舞台那时候的组织仍然是和我上届在那里一样，由几个中心角色做股东与前台合作。我当然也是股东之一，月薪照生意的好坏时有成数的增减。本来新舞台虽然暮气日深，变化太少，生意也还稳当。可是在民国十二三年时时有战事，一来就戒严，受的影响实在不小。到了十三年的冬天，齐卢之战爆发，越见没有办法。有一晚正好容易排了一本新戏要想略苏困涸，居然大卖满堂，不料临时戒严，把两千余观众，全数不放出城，从此我们的生机断了。夏月珊又恰在这个时候死去，后台负责无人，只好由仲贤、君玉、凤文和我几个人暂行维持现状。本想从速停演，虽知警察厅不准，说是要借戏园维持人心。好容易我们才从九亩地迁移到六马路，亦舞台演了一个半月，我们这班当老板的除了几个月薪水丝毫没有之外，还要贴出许多钱去，我真是弄得一筹莫展。

在将近过年的时候，香港有人来聘——这是第三次——我不愿意。那时国民政府正与香港绝交，我决计不到香港。而且我就是到香港也绝没有好结果的。

刘汉臣弟兄，我和他们同在新舞台相交颇厚。汉臣的岳父刘凤祥，在大连起班，要约汉臣和我去。汉臣的哥汉森和我研究，我也就答应了。回电打去，从大连就有人来接了。见面之下，答应先付一个月钱，当时交了半个月钱作为定洋。我接了定洋预备动身，便去赎些当，还要留下几个钱作家中过年的用费，而新舞台方面还要催缴赔账。可是定钱用完了，其余的钱老不送来，那接的人忽然来说大连没有钱寄来，只好请先动身，等到了那边，再行付清，我深知不妥，当然有许多的争论。我想不去了，但不去也没有办法：一则是刘氏兄弟的面子；二来我若不去必然要立刻把半个月钱退还，虽然不过千把块钱，我连二百元都还不出，还讲什么？好，去吧！我便上船走了，临走的时节母亲病着，韵秋也病了又生冻疮很厉害。我在船上倒也有些旅行的趣味，过青岛有个日本朋友约去全市游了一圈，甚为爽快。

到大连凤祥在码头迎候，登岸见马路及一切建筑都很整洁，也不觉得甚冷。第一件事就是凤祥约去洗澡，第一个不好的印象也就是这件事。浴室不洁，并不要紧，我们尽可自己洗盆，可是手巾不洁，实在没有法子。尤其可怪的就是浴客都在客座中擦背：他们坐在椅子上，或是躺在擦背人的身上，擦背的使劲地替他们擦着，擦的姿势好像是打拳练武；擦下来的泥抖在地下，踩在脚上，觉得不甚舒服。这种擦背（北方人叫搓澡）我是第一次见过。

洗完澡就到戏馆里去，门口一望，除了新粘的红纸而外，都是破陋不堪，一进门觉得脏不可言。许多卖零食的小孩子，满布在客座里，地下到处是果皮破纸。上得楼去，被请坐在账房里，见了许多前台的管事先生。人家都说大连是最厉害的码头，无论哪个唱戏的到大连都要吃大亏回去。据说这前台几位先生，有软有硬，软的就是赔笑诉苦，硬的就是拳头手枪对付。我那天见了他们却还看不出来什么特别难办的情形，而且他们都很客气。

账房是两个套间，我们在里面屋里坐。房中生着个火炉，太阳射在玻璃窗上，小坐也还不错。只是肚子饿了，久等没有饭吃，火炉上炖着一锅牛肉，一线一线的香气飘了过来，我想他们尽可不必请吃什么下马筵席，胡乱弄碗饭来，就着牛肉吃了就完事岂不好吗？正想着的时候只听得一声开饭，刘凤祥老板走了进来。他说：“明天过新年，什么都没有买，对不起，改天再请罢。”我们当然客套几句，立即跟着他到外间屋里去入席，起初一个面前两个饭碗大的又高又大的馒头。回头菜来了，就是那炖在炉子上的牛肉，连锅端上来，并无第二样。我是从来不问精粗美恶都能吃的，可是那牛肉之咸，那馒头之硬，又是生平所未见。我平时最爱吃面食，这种纯粹的山东风味却被它降服了，无论如何我只吃完了一个馒头。因为没有汤只好用茶来往下咽。刘汉森吃一口，叫一句好，我也说好，因此不觉得想起家中正在吃团年饭，想起雪里蕻冬笋，江南风物，浮映在回忆之中来了。

吃过饭，排戏单，排好戏单便去看下处住的地方，在连升栈的三楼上，房子是新裱糊的，可是没有床铺，只用木板搭起一个大炕，一间小房只剩了一尺的空地，既无从放桌子，又不能摆椅子，我只得赶紧叫一个木匠来把大炕拆开搭成一个小床，勉强支起一张小桌子也好看看书写写字。布置妥帖又是吃饭时候。中饭剩下的牛肉还有半锅，馒头由蒸的变了烤的。我预先就弄好了一碗开水，很痛快很值价地又追下一个馒头去。

当晚是阴历新年，我因为第二天就要演岁，写完几行日记便钻到被内去睡了。睡下之后不免计算到许多事情，随手抽过一本王尔德的《A Woman of no Importance》看了几行看不下去，又拿过日记来翻了一翻，一阵也就睡着了。谁知一到半晚，外面忽然像崩山倒海一般响得异常，起初莫名奇妙，定神一听才知道是鞭炮。大连当除夕和元宵那种爆竹之盛实在是可称全国第一——时间久，放得又齐，一家放，千家同放。而且到了元宵那晚，马路两边的店铺，对放爆竹，烧得满街烟火，交通阻断。我在除夕那晚被鞭炮惊醒，再也无从入梦，只有寒气逼人的漫漫长夜，一灯相对，不觉得思家之念油然而生。好容易到了明天，推被而起，这才感到北方的寒威，实在令人生畏。同伴的人还没有一个醒来。我等了很久，胡乱弄些水洗了脸，迎着好像刀子一般的风出门去走了一走，看见满街都是过新年的景象。路旁小摊子上摆着都是浏阳鞭炮。中国人的铺子全关了门，可是日本人的店铺，因为不过阴历年还照样开着。我想找一个地方去吃餐早饭，但是我身边拢总只剩下两块钱，还要留着做零用呢，也就不敢尝试。地方也太生不敢太走远了，而且不知到哪里去好，只好一步一步踱回来。一进门掀开那又重又厚的门帘，便有很浓厚的大蒜味，好像拒绝生客似的，把人望外推。上了楼，进得房去，恰巧刘家的跟包已经在那里生火，把煤烟弄得满房。我生平最怕煤烟呛人，一呛嗓音就要发生变化，在航海之后，经过一夜的失眠，又这样一呛结果大受影响，我知道戏是唱不好的了。

新年那一天还是由老板供给饭食，我们行装甫卸，也实在无法自己举火。那天早饭只有韭菜饺子一味，在我口腔发炎的时候，就有些吃不下去，想用口汤来送一送，也没有，我还是回到栈房，用开水送馒头觉得还舒服些。

刚把肚子填饱，凤祥说要约我去会几个朋友。第一个会的是朱君春山，他是大连最有势力的一个人。他和大衙门（市政府）很通声气，日本人关于治中国人怎么治，都要去请教他。他有很大的生意，就是近百家的妓馆。管理妓馆营业的有事务所，事务所里分工办事有完备的商业组织。事务所里的干部人员，都是狐裘貂帽，很像从前北平各部的长官，在殷勤待客的时候，含着一种森严的态度。朱春山人家称为朱三爷，他的势力不仅限于大连，凡东三省一带，到处有他的羽翼。他的生意也不止是妓馆，还有各种各种的大宗买卖——鸦片、人口。日本人非常之倚重他，大衙门当然要给他许多便利。我还没有见他，就有人对我谈起，据说提起他的名字，可以令人不寒而栗，但是一见了他，是很客气的一个老头儿，比我们在上海所见的名人似乎又另外有种神气。

除朱三爷之外，我还见了一位张三官，人称张三爷，江湖上很有名气。听说日本人进大连他很有功，所以日本人还是器重他。他不像朱三爷那样的数百万大富翁，他一切都好像很随便，但一见就知道性情很刚执。他不大说话，头上还留着辫子，坐很久都没见他笑过。他就住在戏园后面，但轻易不甚和人见面。除张三爷之外，我还见了一位拳术家，他在大连也开有一间铺子。不过铺子是副业，他的收入全靠放重利，借钱给妓馆。他外表非常豪爽，一动就讲打，坐下来就谈他制服人的方法，吹他的毒气。不过我颇欢喜他，因为他说话实在爽快。

以上这几位都是刘凤祥所称为朋友的，我都见过了，他们都和这戏馆间接直接有些关系，要是离了他们，这戏馆一定开不成功。非但如此，日本人要在中国人中活动，绝对离不开他们。试看中国各处的租界，就只有这类朋友，最占势力。就上海而论，有几位豪杰，真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外国人庇荫之下，实行其吸血主义，是何等痛心的事啊！

我那时见过他们一路走回戏馆，吹着一阵阵的冷风，心思异常恍惚，好像酒醉作呕一般。及至走到戏馆，看见旧式的台上，已经在那里跳加官，跳财神，包厢里坐的清一色全是娼妓。一个一个不是大红衣深绿裤，就是大红裤深绿衣。据说大连的习惯，正月初一日妓女全出来看戏，我很和她们表同情，以为她们只有这一天自由自在地出来看戏，我总要演得好些才是。谁知我的喉咙发炎很厉害，竟至于只够敷衍了事，一直过了三四天以后才见好些。

大连那间戏园，本来简陋之极，后台尤其脏得很。在那样冰天雪地的北方，只有一个小破脸盆烧几块炭，如何抵得住那种寒气？然而也没有法子补救。

大连的那些班底，都是可怜得很的人。他们携家带眷差不多流落一般。其中并不乏可用之才，但是因为负债以及种种关系离不开大连，这种情形不仅是大连，北方各埠，大致都差不多。北方各码头都不像上海那样交通繁盛的商埠，伶人失业者也很多，所以只要能够守住一个地方勉强有口饭吃，也就不事外求。越这样退一步想，负累越重，而老板对待他们的手段也就越发苛酷，如是他们便弄到永无翻身之日。就以大连而论，那些班底，都是很顺从的样儿。他们从来没有论月拿过钱，只靠每天分现份，分的时候常是七折八扣，遇有不实不匀的地方。每有风雪往往停演，停演便没有钱分。不过没有钱分的日子，老板要给米饭或是面粉，无论如何，班子存在，总也饿不死的。老板们利用着饥饿，便把团体维持住了。他们当中也有想离开甲埠到乙埠去的，但是很不容易——一则是穷了走不动；二来不得老板的许可走不动，无论受了什么不好的待遇，要是秘密走开必然会受很大的危险；三来其他各埠也有同样的一班苦朋友，不得些奥援，不容易入帮。有这许多的苦处，他们也只好低头听命。在大连那个地方，鸦片归日政府公卖，日本本国人绝对禁止吸食鸦片，对中国人虽不是彰明较著的奖励，却也为着收入上用的方法和奖励差不多。许多伶工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他们因为他埠没有大连便利，便舍不得离开大连，这种人也不少。

我在大连登台，一连七天，生意都不好，我便和汉森商量想设法退了钱回上海，他们再继续给我钱的希望是早打消了的。凤祥绝对不允我的要求，我一面作书四处借钱，等到有回信，转眼已经又是两个礼拜。

从我登台一个星期以后，生意忽然好起来，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大连市有人口十三万，其中九万是苦力，其余四万之中百分之九十是商人，知识分子不过占最少数。老实说，我的戏多少偏于知识阶级，不配大连市民普遍的味口。他们爱听卍字不断头的长腔，爱看真刀真枪，爱看不甚近情理夸张的情节，这几层我都做不到。可是演过两星期以后刘汉森翻些新舞台的连台戏，如《济公活佛》之类，我在当中唱唱联弹，舞舞绸带，登时连着就是几个满堂。后台的苦朋友多分几个份子钱，都欣欣然有喜色，说：“这个戏多排几本吧，也好吃几天饱饭！”我在这个时候，只有一味乱来，差不多每天都唱联弹，舞绸带。我的意思想胡乱敷衍几天，好快些走，谁知对方既不让我走，又不给我钱，只是间或送我十块二十块做零用，当然我明知没法向对方要，也就只好不加追向。幸喜有朋友寄给我二百元，我急忙汇百元回家，不然我妻卧床重病，医药都没有着落。余下一百元我只有保存着做回南边的盘缠，明知我要走，他们不会给我路费的。

我在大连遇见的熟人只有一个孙君定臣，他是个票友，也会唱青衣，我跟他是在汉口认识的。他在海关办事，每天公事完了，必定来和我做伴，情意殷拳，非常可感。除他之外，全是新交，日本人也有，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大抵都是在日本人的机关办事的事务员，日本人便大抵都是与南满铁道会社有关系的。如满蒙文化协会（如今改称中日文化协会）的干部，因为中沟新一氏来找我，就此辗转介绍全认识了。还有个中日合组的（？）诗社叫嘤鸣社也来找我唱和些打油调；青年会来找我讲演，因此人确认识不少，但其中有一个成了好朋友的，就是龙田长治氏。

龙田兄他是个经营修船工事的，他深喜读书，精于新派日本画。他在画家石井柏亭氏及音乐家田边尚雄氏的记载里看见有关于我的话，他便拿一本旧书为贽来找我，我和他一见如故，彼此作了朋友，一直到今天还是和旧时一样。前几年他回了日本，遇着些失意的事，目下除画画之外，专门研究内典，前几年我到神户还和他见过一次。

文化协会和青年会要求我在日本剧场演过一次戏，在大连明治大学同学会和早稻田同学会的人们都来送些花圈之类捧场，但是这回的演剧却没有什么意义。那时候有人想挤开刘凤祥而承继他的班子，因此停演一二日，便由文化协会和青年会的发起，在日本剧场演了一夜。青年会的意思是想筹几个钱，文化协会却只想借以与中国知识分子联络，各有各的用意不同。临了文化协会担任一切把这件事办了，青年会颇为不快。这类所谓筹款的事，我干得实在多，到一处演戏，总有人来要求筹款，有时筹得的款也相当的多，可是款子得到正当的用途固然有，被所谓名人支配得毫无下落的事也不一而足。有两次在新舞台为灾赈筹款，一次在汉口替湖南水灾筹款，结果全部饱了经手人的私囊。这回到大连，居然没有演过所谓义务戏，这是特别的。

我演戏越演越不耐烦，刘凤祥也不想在大连久恋，他便跑到哈尔滨、天津这两个码头去打路。另外有一班人要想夺取凤祥的班子，便极力来对付我，我是去志已决的人，当然无论怎么说也不能再留。到那时候箱底那一百元已经用去了一半，还没有走成功。我那回到北边本想是趁机会到俄国去玩玩，满以为前台多少总要给我几个钱，结果非但西比利的铁路没有坐，还要借钱回上海。

当凤祥外边打路的时候，冯春航到了大连。他本是应了营口的聘，谁知营口的观众不欢喜看他，演了几天，万万不能继续，他便来到大连，演了几天，把大连的报酬还了营口一部分的欠项。他一面派人到青岛打路，青岛说妥了他才离开大连。这回他到营口，带了两个同伴，一个唱彩旦的，一个是大花脸的。人家都说花旦搭班应当带小生或是老生，他偏带这样两个，觉得奇怪，不过他也是提携旧时的穷朋友，并不为台上的用处，搭班还只算是他一个人。

当他在大连演完了几天等候青岛来信的时候，那实在可惨：他住在戏园一间小屋子里，既没有窗户，全不透光，开门又怕风，也只好关着。个人用个小锅烧饭，煤烟迷漫满屋，可是他那倔强的性情，还是充分地表现着，他从来不和人多说话。

春航登台的时候我到旅顺去逛了两天，住在东北大学汉文教授许觉园氏的家里，备承他优渥的招待。晚上我一个人到博物馆一带散步，那雪已经铺得很厚，路上行人除我之外再没有第二个，除掉远远地偶然听见日本哨兵马蹄之声，再没有一些音响。我看那雪实在美丽，铺得又平又匀，爱得我不忍去踏破它。在寂静之中，吸着清冷的空气，好像把在大连所受的尘嚣恶浊，洗刷干净了。我听其所之地乱跑了一阵，始终没有见到一个人。我回到许家，围炉讲话，看他的画，读他的诗——他的两位夫人，本是姊妹两个，她们都会吟诗作画，又精于烹饪，大家煮酒纵谈，到夜深才睡，我真像是到了家了。

从旅顺回到大连，我本来约定凤祥再帮三天忙可以走了，不料前台勉强送三百元来，要求再演八天，说从前我是帮凤祥的忙，这几个天是帮前台的忙。我知道他们纠缠不清，决计不允。在这个时候，忽然接到一个从兄弟的信，要缴学费，家里也催寄钱还债，没有法子只好忍耐下来，又经许多朋友担保演满以后再不继续，我便答应了。拿三百块钱，寄了一百五十元替从兄弟缴学费，他是一个勤勉的大学生，我必得要极力帮助他。家中也寄了一百元，留下五十元自己用。却不想忽然又出了别的问题。

凤祥从哈尔滨回来，路过奉天，恰遇着张作霖生日，他便去包了一班堂会。这事是由汤玉麟做主，凤祥承办，当然凤祥不会把大连的班子放空，于是大连一班人就变了汤玉麟孝敬张大帅的礼品。

凤祥回来，非常高兴，他以为他是胜利了，而且全班的人都有赏金的希望。在北边的伶工与其靠搭班，不如靠堂会，堂会所得的份子，总比搭班多些，所以大家听见堂会都欢喜。这也是因为私家养歌僮的习惯的遗留，有钱的老爷们，不必费事去养歌僮，他们可以把伶人叫到家里开心取乐。他们不是不能到戏园子里看戏，可是叫班子到家里唱觉得格外自由些——想看什么戏就可以点什么戏；想让谁和谁配演，就可以拉拢。各班的好角色可以荟萃一堂，赏心悦目，既可以联络各方面的感情，又可以表示自己的阔绰，真一举而数善备焉。

在伶人方面呢，小角色只是跟着大角色走，他们都是倚靠着大角色吃饭，大角色便全靠堂会的照顾，所以中等角色以及小角色都只注重堂会。凤祥这回接着了堂会，他是应当欢喜，全体角色没有一个不欢喜，但是我生平最反对的是唱堂会。我反对堂会的理由，前面我也曾说过不必细谈，而且这次凤祥完全没有取我的同意，我当然可以不理。在凤祥以为他替我谋了生财之道总可以令我高兴，他当然不是坏意，而在我便不能不坚持我的主张。这样一来，凤祥急了，作揖说好话，继之以哀求，我始终没有答应。然而我要是不答应，这回的事便不成功，刘凤祥当然难以下台，后台大众，以为我要阻他们的财源，大家都联合起来向我要求，前台诸人又请出几个报馆的记者和我的几个熟人一齐对我来讲。还有人想出一个掩耳盗铃的法子，叫奉天某通讯社打个电报约我到奉天去讲演，于是也好便中演出戏，不露痕迹。他说：“这不是两全其美面面俱到吗？”我无论如何，不甘心被卖，于是许多人都走开了，听我们自己解决。那天晚上满蒙文化协会的几个干事恰好来替我饯行，我把这个事也对他们说了，他们不置可否。我在散席之后接到中国银行行员王君小纯一封信说：“众怒难犯，止戈宜防”，旁边打着两行密圈，我便也有了打算。我一个人走到外面打听好了到上海的船，随又叫了几个挑夫，在我演满的头一天和他们讲好，约定第二天天一亮就收拾上船。一切都预备好了，我跑去找了一趟龙田长治，他听了我的话非常愤激，马上设法要去弄五百个修船的苦力做我的后盾。

第二天一早，那天是民国十四年的三月三日，我天没亮就约齐了挑夫，居然把行李都运上了船。我有一个吹笛子的不知干什么去了，老等他不来，我只好让他去。谁知他怕追不上，便乱嚷起来，被凤祥知道弄了全班人追我，把我包围住，当地的豪杰也派人帮助他们，其势要和我拼命。不过还好，并没有对我有失礼的表示。其时《满洲报》的金念曾，海关的孙定臣，中国银行的王小纯许多人都来了。龙田长治闻信追来，还有几个新相识的日本会社员一齐赶到。大家看这个情形，都觉得后台的情形太急迫了，劝我为大家的利益牺牲，我在这种状况之下，竟只好是将就了事，他们便将我的行李从船上搬下来，存贮到别处去了。

四日清晨，朱三爷派前面提过的那位拳术家送我到奉天——大约总不是监视我吧——一路上谈的无非是些江湖上的事。他劝我许多话，非常亲切：他叫我和他合股放利债。又说奉天有几个好朋友什么爷什么爷的，都是妓院老板，都有义气，他替我介绍，千与八百用着不成问题。他语气之间要仍旧留我在大连，说着掏出二百元给我，说他知道我不宽裕，非极力帮我的忙不可。我很感激他的盛情，可是万万无从受他的财帛。我知道他既拿出来，总要敷衍一下，于是我说要多少用些日金，便和他借了二十元，那时我因为急切没能退得船票，身边一文无有，这二十元日金也就很为得力。

从大连动身的时候，最可感的就是龙田长治氏，一个人睡眼蒙眬到车站送我，他非常替我着急，想送我到奉天去，我坚持他才算了。他和我握手那个情形，如在目前。就是在大连的时候，他介绍我认识些男女画家，如伊藤顺三氏、丹羽小芳女士，都是很有趣味的人。

到了奉天，当晚在金鼎臣君家吃晚饭，席中遇见所谓唐少帅、汤少帅者——奉天重要军人的儿子，大抵都称少帅——那些少帅不知天高地厚的神气，无处不叫人头痛，以后遇见张少帅，才知道他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

金君当晚和送我的拳术家商量，说：“北京的角色，个个都有后援，戏码、赏号、待遇，都预先接洽好了，你们来得迟，非想个法子不可。既来了总要有个面子。”于是替我筹划如何才能见长，如何才能让大帅看见，如何才能得到多的赏号。我真不能忍耐，便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相干，大可不必这样。”他听了我的话，便不再往下说了。

各处来的许多戏子都住在一个废宫的颓垣败壁之间，殿廷空阔，虽然有几块板遮隔着，终抵不住关外那种严寒，板隔的小房一间里住十几个人，起初没有火，个个都冷得打颤。以后生了火，那煤烟和大蒜的浓香，一走进去就会令人醉倒。

北京的大角色，除畹华住在中国银行外，其他有的住在朋友家，有的住在栈房里；那时候所有的栈房都满了，他们也都是几个人一房挤得满满的。我算是受了特别优待，和拳术家王先生，同住一间房。汤玉麟派了两个兵来服侍，这是他们的好差使，因为好去睡觉。到了第二天早晨，有一个团长来送出入证给我。他一进门坐下，也不说话，半天才开口：

“你们几个人？”

“两个人。”

“我问你们几个人？”

“全班好几十人，正确的数目要问刘凤祥，我们这里两个人。”

“我不管。给你两个徽章吧。”

他给了我徽章，又问我：“你会几出戏？”我揣摩他那神情，忍不住要笑。他的护兵非常伶俐聪明，能言惯语，他见我神情不属，便接着对我说话：

“你别看我们团长是行伍出身，他起过小班儿呢。他什么都会，他还开过澡堂子呢。”我听他说完，不禁肃然起敬。

张大帅暖寿那天，我们都进府去演戏，见了汤镇帅，他也很客气地招呼一下，我好比噩梦一般，演完一出我便走了出来。第二天是正日子，街上非常热闹，许多军民扮着高跷、狮子、龙灯之类，齐集在帅府门前。一行一行走过来，经过府门，便有指挥者大声高叫：“给大帅拜寿！”

龙灯走过，把龙头高高举起，大叫：“龙灯给大帅拜寿！”叫着一齐跪了下去叩头，起来玩一回走去。狮子走来，高叫：“狮子给大帅拜寿！”跳起来跪下去，三起三落，舞一番走去。高跷不能叩头，便做出许多滑稽的样儿，看的人一齐大笑。门口有四个大字“与民同乐”。可是那些龙灯之类，望门而拜，除了门内的几个卫兵，府里并没有一个人看见。

堂会的后台，女角色的风头最健。这回的戏本是由许多师旅长送的，所以各人都想把自己的礼物，当大帅出来的时候献出去，于是秩序单便发生困难，差不多要紧的戏，都是临时酌定。而许多送礼的都到后台来监督他们的礼物，要趁机会献出去。因此不免有笑话：一个角色上去，后面便有人催快点下来，他不便彰明较著地催，只好冷言冷语地说些不入耳的话。这些话男角色听着不响，除乖乖儿听着之外也就没有便易。可是女角儿不然，可以反抗（?）。有一个旅长，自说是戏提调，坐在后台，找着事情骂人，真是严若冰霜，两个女角走上去揪他一把说：“瞧不出你倒有两下子，还会发脾气呢。”旅帅回头一看，只见他的白牙齿从他的黑胡子丛里露出来。女角又说：“舌头那样挢着，好像含着个大茄子，还骂人呢。”旅帅说：“我长的就是这个舌头嘛。”她们正在闹着，有一个帅府参谋，走进来，大谈其天主教义，和新旧教的历史；汤镇帅也走来，他就谈的是打枪和骑马；等到那女角进来卸装，他们的谈锋一折，眼光飞射，好像打一个石子落苇塘，水波微动，蛙声顿寂。

我回到栈房，有好几家戏馆派人来和我接洽，并且送些钱来给我用。本来要讲唱戏的话，就在北边混几个月也不错，可是我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太多，万万没有法子再混。

汤玉麟他本是红胡子出身，为人豪放，他看着戏班子也和江湖上的弟兄一样。演完了戏，他把大连的班子会齐在一间栈房里，他盘腿坐在一间小屋里炕上，四围放着钱，他自己来一份一份地分派。哪是戏份，哪是赏号，他都随时有斟酌。前台的人想多得好处又想从角色身上挖一点，他很看得清楚，用一种特别的口吻一边笑着一边骂着他们，看他那神气好像是旧小说里常见的。

分完了钱，我得一千元。我自己留了二百元做路费，其余的除开销前后台外全数分给后台的穷苦人，这一举大出他们意料之外，我实在不过代他们抱不平罢了。拳术家王先生说我是个朋友，他自愿把我的行李一切由大连运回上海，我便全数交付给了他。

汤镇帅约我看他的马，又同去游东北两陵，看见群鸦乱飞，拿过兵士的步枪来，一发而中。用钢弹打鸟真算不容易，颇有塞外健儿风。第二天他约我吃饭，吃完饭同去窑子，我不甚有趣，便托病跑回栈房，想检点行李，到北平去。我接到了上海的信，说是陈嘉璘兄已经替我办好了搭第一台的事，第一台后台主政的是周信芳，差不多全班都是熟人，我颇为高兴，可是我在奉天还想多玩一两日。好在一个人，一件行李，尽可逍遥自在一下。

那晚回到栈房，房里已经坐了有五六个客。一个是徐君士达，一个杨君大光，一个杜君仲枢，谈起来彼此还有点世交，还有一个便是一位新闻记者盛君桂珊。除杜仲枢之外，都是奉天人，不久我和大光、士达竟成了好朋友。

士达、大光和青年会的阎玉衡三位是奉天有力量的青年。他们的思想颇为进步，对社会对政治都怀着很深的不满，而且有一种不可遏抑的热情。他们说奉天没有新剧，要我替青年会的学生们排几个戏，说也好留些种子，我答应了他们，第二天便移居到玉衡的家里。他们又凑了二百元寄到我家里去，于是我打定主意在奉天住些时候。

奉天真是很冷，春季还是冰雪坚凝，地上的小便堆到几尺高，这是在南边见不到的。我初到阎家的那晚，他给一间很大的房，初一进去好比到了冰窖一般，好容易烧了半夜的火，才有些些暖气。我在房里总是日夜不断地添着煤，都还觉得寒气侵骨，不能坐着写字，我只好把条绒毡围在腰里，用捆铺盖的绳子绑起来，背向火炉坐着，这才可以过去。但是披着皮大衣出门，虽在风雪之中我也不怕。奉天本地人大约是耐惯了冷，尤其如徐士达，始终只见他拖一件破棉袍从来不曾叫过冷。他之为人，性情高洁，操守谨严，一种坚忍耐苦的精神，处处都可以看见。

奉天人每天吃的是两顿高粱水饭，上午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这个颇像广东规矩，不过他们艰苦得很，没有饮茶吃点心的习惯，而且高粱水饭那种粗淡，娇生惯养的南边人是万万吃不来的。阎君夫妇，为我预备大米饭，又把开饭的时间改成合我的习惯，我于心颇为不安，而他们待我精神上的优渥尤有过之。

我住在那里很安稳，译了一个易卜生的戏，看了几本书，还写了些论文登在奉天报上。我住的地方，名叫小河沿，是奉天名胜之一，可是冷天除冰雪之外，只见几排枯树。我翻着日历知道已经是绿遍江南的时候，而奉天还是冰雪满城，有一天在一家小饭店里见几幅西湖画景，遂不禁有南归之意。

又有一天我到日本图书馆去看书，回来经过一间日本酒店，我走了进去，看见盆里一枝柳树，因为屋里暖，出了很长的芽，这种嫩丝的颜色，在全灰白色的奉天城里，我只见过这微细的一两点。我信口说道：“你们的柳树发了芽了！”一个酌妇回眸微笑答道：“树都发了芽，能够不喝酒吗？”她坐下来一杯一杯地殷勤相劝，不觉得一转眼就喝光四瓶啤酒，她还是只管劝，我算清账带着微微的醉意摇摇荡荡地回去，觉得是旅中有趣的一件事。

我在奉天演讲过很多次。有一次在青年会讲演平民艺术，话里有“我们要从特殊阶级手里，夺回被独占的艺术”的话，我主张彻底的革命。恰好王君平陵在座，他回去写了封信给我，说我们应当从事于创造新的，不仅是要把旧时被占有的夺回，我当时回信彼此有所商榷，以此便成了朋友。这回的演说颇得听众同情，青年学生和我来往的一天一天地多起来，我在他们当中挑选了一些人，排了两个戏，一个是《少奶奶的扇子》，一个是《回家以后》。还有一个独幕剧，我忘了是什么。演的地方是总商会，收入是妇女青年会的。那回费了好多事没能做到男女合演，但是几个角色都还算过得去而且他们很热心排练，足有一个月不断的工夫才上演的，成绩不能算坏。我最初没想到要这样长的时间，本想还排一出易卜生的戏，以后因为行期已定，便只好作为罢论。我回到上海以后，还时常接到奉天学生来的信，好像从那回以后，他们并没有继续地表演。有的对于他本省的政治和社会异常不满，希求革命，词意之间，异常激烈，在国民军得了武汉以后，忽然没有音信了。

在奉天排戏作文读书之外，唯与士达、大光纵谈。大光他实在是精明强干，在官办储蓄会有个小事，不足以展其才。士达在市政公所当科长，他本是日本京都大学的工科生，在市政公所颇有实权，还有建筑工程以及车辆之类都归他管，在旁人可以借此发财，但是他公私之界限极严，清贫自守，分寸不逾，有个德国人送他一辆汽车，他拒而不受，每天只在冰雪中跑路。他除工程学、机械学而外，还留心军事教育，和政治的史料，颇有效死国家之志。现在他们两位也不知怎么样了。因为职业变迁，通讯地址更变，玉衡又到美国去了，无从询问消息，今年春天不知在哪里听得玉衡已经回了国，可是我还没写信问他。

临动身的头一天下午，玉衡介绍我见了张汉卿，坐他的军用飞机玩了一小时，这是一个新经验。从飞机下来，饮了一夜山东老酒，第二天清早上了火车，一路上冰雪坚凝，还是全无意，谁知一进山海关过不到几站桃花已经红了。

在北平住了一星期，因第一台催归匆匆回到上海，从此我的生活，又不免陷于苦闷之境。

我从奉天回到上海，简直没有休息，便在第一台登台了。那时是信芳管理后台，一班都是熟人，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信芳正排《汉刘邦》，我也帮他搜集些资料，但因卖座不甚好，只好一本一本地赶着排下去。他固然是忙得个不了，我也曾梳着古装在下场略为有空的时候笔不停挥地写。这本戏当然说不上什么意义和编制法，不过是求其卖钱而已。但是周信芳是个欢喜读些中国书的人。他一面求卖钱，一面又想把他的书放进戏里去，于是不得不把正史、稗史咬文嚼字和机关戏法拼凑在一处。我记得在第二本里饰的是虞姬，还有一本不记得饰一个什么姬人，和刘邦一同逃走，走到一间庙里，而追兵已至，两个便藏在香炉里面，菩萨显圣，追兵翻转香炉竟是空的，这便是机关的巧妙。人进机关，后台叫作钻机关，当我们钻进香炉里面，仅仅容得下两个人，还要用特别紧凑的方法互相拥抱，所以逼得连气都出不来。我们跑过好几个过场，往炉里一跳，蜷伏下去，和伏酸菜一样，一个木盖从上面压紧，只听得彼此的肺部和外面的锣鼓一样紧张，隆咚隆咚地响个不住。他的汗一点一点地滴在我的颈上，而台下彩声大作。从机关中钻了出来，不免粉黛交下；赶忙拂一拂尘土，改一改化装，换上一套衣服，如此喘息未定，又匆匆地走出去大唱其整段的二黄，风尘仆仆的我，这样连来几天，嗓音便受了影响。

登台没有多久，忽发了偻麻质斯，左脚大趾痛不能行，只得告假养病，一连两个多月坐了不能动，计算起来，并请假扣去的薪水和医药费整整又损失三千元。到了冬天，第一台主人因积欠太深，倡议改组，我又和信芳、灵珠诸人当起合股的老板来，结果赔本不少，戏馆还是被人家占了去了。我从此更厌倦这种生活，不想再登台卖艺，我并不怕穷，不过钻机关唱联弹，还要靠借债过日子，也就觉得太不值得了。

从第一台出来，卜万苍拉我同进民新影片公司当编辑。我替他们编了一出《玉洁冰清》，并且还自己演了一个角色，片子还没有出来，我却又应了汉口的聘。最初本只说是去演一个星期，谁知从登台那日起已经订去了半个月的包厢，以后接接连连竟演了两个月。恰好《玉洁冰清》的影片到了汉口，我率性多住几星期，做了些推销的工作。影片演完，又演了一个星期的戏，这才回到上海。

此次到汉口，有一件事我还记得：汉口——不仅汉口，大凡在内地各埠，戏子不能公然逛窑子，因为那是老爷少爷们的特权。民国以来，这个风气略为改了一些，但是戏子逛窑子，或是妓女接待戏子，一般人还是认为是罪恶——有一个唱武生的在新市场大舞台演戏，虽然俗不堪耐，却也颇能叫座。其叫座之能力全靠吸引女看客，这些女客之中，妓女当然占一部分。这位先生极力替自己做广告，着实不免有些近于招摇：他到晚上在草帽上装上三盏小电灯坐着汽车在马路上穿来穿去，引得行人驻足而观，他却自鸣得意，不以为丑。

他姘识了一个妓女，和他私下订了婚约，并且约定在他合同满时同回上海。谁知这个妓女有一个熟客硬要娶她，那位先生是个富商，年纪七十多岁，还十分留心内宠，在这个妓女那里大约花过不少的钱，他听见这个消息，便去和警察厅长商量，以败坏风纪淫污闺闱的罪名从严究办，便把这位武生押了起来。这位武生他本和吴佩孚的几个下级军官是朋友，这几个军官想用强力从警察厅保他出来。于是警察厅以非常手段提来拷问，不由分说，先用木锤将他的左右脚踝骨打断。以后不知道怎么样，这件事传到吴佩孚耳朵里去，他老人家是个维持风化的老先生，也就主张重办。

新市场的一班董事全是巨绅富贾，当其剧场兴旺观客盈门的时候，他们也都欣然色喜，深以那武生的广告吸引为然，一到了闹出乱子来了，他们立刻都起来维持风化。其中大多数主张枷号游街，有一个买办便主张枪毙，以儆效尤，大家也就同声附和。在正要游街的头一天，我恰好到了汉口，那一天的报纸关于这件事很热闹地登载着，许多人打听路线，预备看热闹。

我觉得这种事情太可笑了，我匆匆下了栈房，立刻去找了许多熟人替他疏通。遇到几个明白点的绅士，他们约我晚上在华商总会去谈谈。

晚上到了华商总会，当地名人大都见着了，他们正在谈着这个案件。我见他们七嘴八舌，似乎不便替那武生辩护，我只好以参加讨论的态度和他们谈话。我说：“某人虽是品行不好，事情总出在你们各位管辖的新市场，惩办过了，叫他立刻离开汉口，各位维持地方的责任也就尽了。他如今肢体已经毁损，同时剥夺去一切公权，也就不算罚得很轻。如果处理得太重，恐怕大家也不能十分心安理得罢。而且，拿去游街，在他个人至多不再到汉口，但若这样办，似乎把新市场的弱点极力鼓吹一样，恐怕更不好办罢。”他们听了我的话也颇以为然，于是介绍我在第二间房里见了那个警察厅长。那厅长不记得姓甚了。他是东京法政速成学生。瘦瘦的，两撇小胡子，穿着长衫马褂，抽着水烟，他说在东京见过我，我却完全记不起来。我简单和他谈了几句，他也并不坚持说要怎么办。结果游街的事收回成命，过了一向，那武生被罚了六百元驱逐出境。那个妓女仍然花枝招展，时时到新市场大舞台看戏，她得了那种特别广告的帮助，格外知名了。

汉口夏天的奇热，这一年我才头一次经过，当《玉洁冰清》影片开演的那几晚，深夜都是华氏九十八度。我每天冲冒暑热，忙过不了。等影片演完，我动身回上海的时候，革命军已经攻下岳州了。

我回到上海，万苍因和侯曜不合，离开了民新，民新便叫我当导演。我一个尽料的外行，被逼得勉强工作，一切不免都感到困苦，但在一年之中，却增进了不少摄影场和暗房中的知识和经验，而电影界的生活，也亲身尝着了。

中国电影演员的生活，正和从前文明戏的演员差不多。所不同的，最初期的文明戏演员，都带几分浪人气，以后的便都带几分市井流气，而电影演员因时代的不同，都装点出些西洋气——从表面上看，男演员大概有一身夜礼服，女演员大概有几件半西式的漂亮衣裳（当然那些临时雇用的小演员不在此例）。跳舞场他们时常要去，所以衣服也要相当地整齐，门面总是不能不要的。但是，那些穿漂亮衣服坐汽车吃洋糖的女明星，回到家里去不见得有钱买米。有一次七个明星在一间房里坐着等夜饭，七个人倾囊拼凑，不到五块大洋，那些男明星便更不用说了。从前有些女演员要在咖啡店去当女侍，大引起影剧界的反对，老实说，干这种副业，也正为正业的经济条件不充足的缘故。据说还有秘密营他种副业的，只要不抛头露面，在中国社会里也尽可以认为没有其事，何以女侍便认为丢脸些？有个朋友对我说：“尽管去嫖，却千万不可到跳舞场。跳舞场许多人看见。嫖，只要自己不张扬，可以不让一个人知道。”中国人的处世哲学，这是一个大关节。

我在民新公司的时候，女主角都是些夫人小姐，另是一个派头。民新对导演的待遇似乎也比别的公司优些，有些小公司的导演，一个月只有几十元的薪金，却从早至晚，从晚到天亮，很少闲空，做充分的休息。

在中国电影界当导演有几件事要注意——一、用钱要极少；二、出片要极快；三、片子要能卖钱。所以要苦心去揣摩风气，还有就是要绝对耐得辛苦，要受得气。前三桩是连类来的，如果用钱多，出片慢，卖不着钱，三者有一于此，必大听其不堪的闲话。三者都不如程，便要被排挤，丢了饭碗。

至于受辛苦一层，不必多说，也可想而知。片子要出得快，当然要赶。有炭精灯的公司，往往一夜拍到大天光，白天还要赶着整理片子和剧本，还要布置演员，选择外景，检点布景服装，以及处理临时发生的事务。导演要能全盘打算，稍一不留神便弄出笑话来。那没有灯的公司便把时间反过来，白天从早晨八九时到太阳落山拍戏，晚上办其他的事。

老板不容易敷衍，演员也不容易驾驶。有面子的演员往往不听话，还爱闹闹脾气；小演员虽然不敢闹脾气，可是大都没有才能，或是有些才能，又少了训练。所以万万不宜燥急，有时候为公为私都有忍气吞声的必要，求其方方面面取得信仰，有相当的威权，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力可以做到的。

外国的影片公司，设备很周，分工很细，各部分又都很健全，所以导演不至太过烦心，而且资本时间比较充足，不致拼命死赶。中国的公司资本周转不来，设备又不完全，全靠拿命去拼，所以累死了也出不了什么好的东西。日本影界的情形与中国相去也不甚远。

我当了一年多导演，增进不少的阅历，尤其和女演员办交涉，从到摄影场才是破题儿第一遭。我虽干过爱美剧团的事，对于女演员另外有人负责，所以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生平最不会敷衍女人，所以女演员和我发生好感的很少。在拍戏的时候，她们往往会生气，往往不依规则，有时弄得不好，又会大哭不止。起初对这种情形觉得为难，久而久之，看惯了，也就麻木不仁，若无其事。

有些导演欢喜请女演员吃饭。我有一个同道的朋友，请了几个女明星到大华饭店吃晚饭，她们大点其菜——大华点菜是很贵的，每盘要两元——结果他对我说：“她们真糟，点了菜又不吃，真害得我好苦，半个月薪水没有了！”说着大笑一阵。这样的经验可惜我还没有。我在民新公司约满之后，没有继续，从那里出来又零零碎碎到内地各埠去演了几次戏。以后我很厌倦登台，只想多读点书，多写几篇剧本，差不多有半年光景，整天坐在家里。那时候许多干戏剧运动的朋友也都没有办法，以为只好从文字上多努点力，所以全钻到书斋里去。恰好革命军下了长江，上海一班文人多从书斋里跑到街上，可是平日没有多多积累，急切也无以自见。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候，颇有青黄不接之概，过渡期的情形，大概总是这样吧？

那时上海的新剧团还是戏剧协社比较活动点。田汉从“醒狮”退出来组织南国社，我也在内。当时各社的目的意见都大致相同，所以社员彼此也可共通。辛酉社对于社员似乎有种具体的规定。戏剧协社呢，因为几个女演员都是比较爱谈礼教，所以对于社员的加入无形有一个分寸。南国社比较开放，社章和社员名录从来没有，但是其中份子，不是田汉的朋友便是他的学生，外来加入的也还是不多。

久而久之，各社的内容渐有更变，自然而然渐有分道扬镳之概。当革命军打到南京，上海的艺术界一时昂奋起来，傅彦苌、朱应鹏、丁衍镛、黎锦晖诸人约会上海文艺界露面的许多人，要想联合组织一个艺术协会，就借黎氏所办的歌舞学校开会。我和田汉、洪深等也到会的。当时邀约的柬帖上只写的是个人，到会以后却叫每个人代表一个团体，不能代表也要依附一个团体。这种情形各人都不免有些莫名其妙，临时竟没有办法。彦苌立上讲台说：“我们为中国艺术界的前途，为艺术的革命，大家要一齐努力，能代表也要代表，不能代表也要代表！不赞成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的就请退出！”当时有人站起来要想分析“赞成联合”与“代表到会”两种性质，但是满场空气很紧张，谁也没有辩说的余地。朱应鹏便宣布请大家签字。我和老田略为商量一下，当场他代表南国社；那时我们正在筹备一个革命文艺杂志，我便代表杂志社；洪深代表戏剧协社；同时都签了字当场投票选举委员，又把我们几个选在里面。公推田汉起草作宣言，我和其余几个人分别写章程，办理常务。自后每日一会，却也忙乱了一向。我有一天对彦苌说：“你那天说两句话很像一个政治家。”他说：“我有一天到总工会去看他们开会，会场中有一个人问喊口号有什么用处，他觉得那种做法没有道理，而且人家只听见喊叫，不明白意思。主席马上答复说：‘他们不明白，叫得让他们明白！’我也叫得让他们明白罢了。”

田汉的宣言颇费了斟酌，可是还没有写好，这个会已经起了变化：第一，市党部的意思说不能用团体名义组合，只能以个人名义加入，这一来无异于将原议根本推翻。加之工潮腾沸，租界戒严，又继之以清党，这回事也就无形消灭了。可是傅、朱和还有几位，这回都加入了国民党，有的不久便当起委员来。

南京总司令部政治部约田汉去当顾问，宣传处设立有艺术一科。田汉领着唐槐秋、唐夫人、顾梦鹤、严雨今、唐琳、易素女士、黎清照女士等到了南京，一时男男女女都穿起军装，挂起皮带来。田汉约我也同去，我正应了大舞台的聘，一时走不开，过了一个月，我才辞了大舞台的事去到南京，把在日本成城学校学过的军礼，重新温习，居然假装起革命军人的样子来。

在南京的事情，当时有一篇《国民剧场的经过》，让我把它录在下面，当时的记事，比目下的追忆或者更清楚些，这也是生平一种经历，在我个人不能不认为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