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南通住了三年，本抱有志愿，不料一无成就。人家个个看我是幸运。但我物质上既无所得，精神上的损失，真是说不出来。

张季直四先生待我不错，在朋友的情分上，我觉得甚为可感。不过思想相去太远，他到底不失为状元绅士，我始终不过是一个学生罢了。

四先生能够给我以相当的待遇，其他的绅士们，当然也会另眼相看。我在那里也就认识了不少的朋友。酬应之间，赋诗饮酒，如果安排浮沉自适呢，这种光阴也不错，无奈人家所给我的，都不是我所需要的，我便只觉得烦闷，从来没有什么快乐。

我所同事的人很少有一个和我合适。漫说是思想不相容，就是知识之相去亦复太远，所以无论什么事绝没有法子谈到一块儿来，结果“脾气古怪”、“心地狭窄”、“骄傲”这几种批评，就自然而然地加在我的头上来了。我实在没有法子，只有孤立在他们当中。

我到南通的目的，是想借机会养成一班比较有知识的演员，去代替无知识的演员。我又想在演剧学生能用的时候，便组织江湖班似的流动团体，四处去表演自己编的戏。其次我想用种种方法，把二黄戏彻底改造一下。关于这几层，我曾经演说过好几次，又做过好几篇文章，在当时的环境里可以说是毫无影响。本来在南通人的意思，只希望我在那里唱唱戏罢了。

我一到南通就在西公园的旧剧场里演戏。同时新的“更俗剧场”也就开工建筑，伶工学社的学生也开了学。

西公园的舞台当然是很简陋的。在那里不过随便演些旧戏，却是为卖钱起见也排几出新的，可以满意的是绝对没有。

我从上海到南通的时候，我和天影闹翻了，后来经薛秉初调停，仍复同去。秉初和天影气味极相投，秉初任前台经理，天影便任后台总管事，我虽没有担什么名义，然而在事实上被张氏付托，两方有过问之权，他们有事也来问我，我的意见却不幸从没有和他们相合过。我虽然住在上海有好几年，但不幸没有深入四马路的下层做过工作，未免不合时宜罢？有一桩最有趣的事：秉初说《血手印》可以卖钱，要我演那个戏，我在新舞台本来演过，我又有的是西装衣服，又何必不演？只是附带有个条件就是戏要由我编过，布景要新制。编过剧本当然不成问题，布景新制就办不到。有牢监一场，临时才知道牢监景没有，秉初定要叫我和《起解》《六月雪》一样，放张椅子当牢监。这我当然不肯，因此大闹一场。戏上的事他不懂没有法子，试问穿着西装做旧戏身段是什么滋味？可是他会来勉强你，其他可以想见。

伶工学社的学生，大半都是些贫民子弟。伶工学社的办法第一是要求他们能读书识字，所以我聘请有比较好的国文教师，而且对于社会常识都很注意。我把一切科班的方法打破，完全照学校的组织，用另外一种方法教授学生。那时候照秉初和天影的意见，或者迎合一般的环境，较为切近事实也未可知，但是我有牢不可破的主张，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踏进伶工学社的门。

我在校内写了有几个信条，张贴在各处，第一条开宗明义就说：“伶工学社是为社会效力之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僮养习所。”第二条说：“伶工学社是要造就改革戏剧的演员，不是科班。”这本来是很平常的话，不过在当时只落得人家几声冷笑。

我不愿意我们的学生什么都不懂，所以买了许多新杂志和新小说等奖励他们看，如《新青年》《新潮》《建设》等都抽空去讲解些。可是徒劳了，学生的年龄太小，知识太幼稚，没有办法。加之那班教戏的先生，一天到晚都是勉励他们赶快学出来好拿大包银，这种种话比我所说的什么话都有力量。

我当伶工学社的主任，本定有一百元的月薪，可是从来没拿过，因为经费不充就贴在学校用了。因为张敬尧在湖南作恶，祖母和母亲不能在故乡安居，便全家都到了南通，我不能不生活，只有每天还是演着戏。这可以说我不彻底的地方。不过我不演不容易维持剧场，何况伶工学社的经费一部分是要靠剧场的收入？我虽然唱戏拿包银，但是比较在上海拿得少。本来出外码头（从上海到他埠谓之出外码头）无论谁都要加钱的，可是我非但不加，而且自愿减少。我以为要是这样才可以表示态度，表示我所为的是要替我剧界做一点儿事，不是为包银。只要戏演得好，生活勉强过得去就是了，不必千方百计替自己鼓吹去求加包银。这层意思，我尤其想让伶工学生明白。可是在后台的人另外有一种解释：有人说我是故意这样做，故意自己压低薪水，使大家不好说要加薪，有人并以为我暗中可以从张氏得津贴。

有人对季直说：“人家的科班三个月可以出戏，伶工学社几时能够有戏看呢？”我便说：“科班是用火逼花开的办法。若要办科班，找欧阳予倩便是大误。”

有人当季直的面问我：“学生国文的钟点不太多吗？”我说：“我还嫌太少。”季直接着说：“要他们学成你那一样的程度当然不容易。”我不高兴便说：“我不愿意他们像我这样没出息，何况他们比我还差得远！”

更俗剧场新建筑落成了，舞台的图样本是我审定的。造了一小半的时候有小小的更动，我大不以为然，但是许多人都请不要提起，我也就只好不说。落成之后觉得很拢音，在楼上、楼下最后一排都听得很清楚，而且比上海的大舞台第一台天蟾之类的舞台哪一个都适用。不过改动的一点始终觉得不好。

剧场管理规则完全是我一手拟定的，那时剧场秩序之好，恐怕通中国没有第二家。坐位依一定的号码，场内不售食物，看客不吐痰，不吃瓜子。有吐痰的马上有人拿毛巾替他擦干净，有自己带着瓜子进来的，有人马上替他拾起吐下的皮。无券看白戏的绝对没有。后台的演员绝对不到前台坐着看戏。招待员常穿着制服很严肃地站在门口。开幕之先一个个坐位都有人检查，演毕马上就将地板洗过。

后台从来没有喧哗，门帘口没有人站着看戏，墙上绝没有人写字，地板每天洗一次，地下也强制地没有人吐痰。后台所有的人都有一定的坐位，不至乱杂无章。从来旧剧演员排新戏照例不到，但是在更俗剧场没有不到的。别的虽没有好处，总算清洁整齐，比别的后台略为看得过些。

以上所说的许多琐碎事，在现在的新式剧场里当然是毫不成问题，不过在十年前，在中国内地那种环境之下在旧戏班的后台，实在不容易办到。即就吐痰一事而言，你刚说不许吐，回头一看，已经满地是痰。还有一个人，他伸着大指头对我说：“我什么都改得了，就只有吐痰改不了。慢说是这样的地板，就是像某某家里那种厚绒地毯，我也就是这样咳儿——孛儿。”说着一口痰已经顺着他的表情落在地上。我当时气了，也就唤起了一个决心。我说：“这吐痰是极小的事，要是连这一点儿小事都改不了，可见我们的下流根性太深了。如果我们的重要演员不肯改他的下流脾气，一定要破坏大家遵守的规则，我们宁愿牺牲这个演员。他为他自己的下流脾气被牺牲，是他的耻辱，能完全除掉这种下流脾气才是我们这团体的光荣。”我对他硬来，始终他也软了。还有门帘里伸头出去看的习惯，也很费了许多的事。有一回前台经理掀开门帘朝外看，我当时照后台的规则罚了他，从此以后一切都渐渐地就绪了。

我当时的主张就是理直气壮不畏强御地硬干。不行的演员，无论是谁荐的，不能进来；要革除的演员，无论是谁的讲情，决不和他通融。这样一来，前台经理大省其事，演戏的精神一天一天好，生意也有蒸蒸日上之势，不过暗中攻击我的人一天一天多起来。幸喜我样样公开，丝毫弊端没有，所以他们也拿我无法。然而俟隙而动的鬼蜮计划，也就潜伏着，时时若隐若现地使我感觉到。

加之我初到南通，我本来就很忙，除却演戏编戏教学生而外，还办了个小小的日报，常常要作文章，所以我就登了个广告不赴宴会。谁想这个也引起了社会一般的反感？第一个就是镇守使署的人，他们说我摆架子，这本来是笑话，不赴宴会算什么摆架子呢？然而除了在戏台上总见不到我的面，有人来访我，不是遇着我在看书，就是遇着我在写原稿，更发生不少的误会。（不过在我自己始终不知误会之所由来，大约这也是中国社会的通病吧。）结果几个月之后，主张完全被打破了，事实上竟没有法子拒绝宴会。无论哪里凡属新到一个戏子，大家除看戏之外，都总想见见他的本人，或者请吃一顿饭谈谈，人家以为是好意，不到他们就要生气。尤其是那些自充好老的阔人，以为连个戏子都请不动，未免失了体面。这种情形就现在还是一样。可是一个在艺术上努力的人，要和许多不相干的人去应酬，真是大损失。加之中国人请客从来不依时刻，这种损失，更是说不出。幸喜南通当时的宴会很能按时，这也是模范县足资模范的一事。

更俗剧场论管理可以算是不错，论戏却没有什么进步。所演的戏太俗恶的虽然没有，好的也数不出。南通的绅士们颇提倡昆曲，不过要卖钱还是要靠新排的二黄戏。我当然排过不少的戏，但我对于自己所排的戏，从来没满意过，所以从来没有留稿，现在更不愿意再去提起。至于当日卖钱不卖钱那是另一个问题。

我在更俗剧场也曾编过好几出话剧，可是到如今连戏单都没有留存一张。我所作的诗文，从来都是随作随弃，剧本也是一样，还有要赶戏的时候，写整个剧本来不及，便由我口里说，演员们各人分记，叫作单片。这种单片，演过之后，我也没有工夫去收集，略一因循，便不由得渐渐散失了。

更俗剧场开幕的第一天，张四先生亲到升旗，这总算是很隆重。那天晚上，演的是我所编的五幕悲喜剧。因为开幕的头一天，所以戏名总要取得吉利些，这个戏的名字就叫《玉润珠圆》。这一类的名字，现在一看，可以说不像个戏名，就是以戏的内容而论，也觉得这个名字不恰切。这个戏是写一个男学生一个女学生相爱，同时有个洋行买办千方百计要娶这个女子。他一方面贿买女子的父母，使他们卖女儿，一方面他又诬赖那男学生是乱党。在那青年学生被迫不能不逃走的时候，一对情人惨痛地分别。男的改了名字，加入一个探险团。女的也逃出家去，在武昌一个小学校里当教员，过了好多年，把她这个学校整理得特别好，深得学生的爱护，成绩也异常地显著。男的在探险团里，同伴大半都死了，最后他在生物学上得到很大的发现。回国的时候，到武昌去演讲，在演讲席上遇见了从前的爱人。那时候那个买办已经被人暗杀了。有知道他们的历史的，便都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在武昌结婚，可是他们不同意。他们以为只要相爱，不必结婚。从此那个男的便和那女的专心致志办那个小学校。他们在末一幕收幕的时候说：“我们何必结婚呢？我们的生命是爱不是结婚。我们的事业就是我们的儿女。如今老年人过去了，中年人也不久就要变老年人的，我们的希望、国家的希望，都在这些小学生身上！”

这个戏在舞台开幕的头一天演，我当时以为很不错，结果除男女分别那一场，有人拍了两下手掌之外，观众没有丝毫的表示。以后我很想听听人家对于这个戏的批评，但是无论见着谁的面都是一字不提，简直好像是有组织的冷淡。这出戏从此也就没有演过第二次。过了一向，听说镇守使对张孝若说，这出戏里男女分别的那一场也和《卖胭脂》差不多。这种话我听了丝毫不生气，不过笑笑罢了。听说以后他对于我们的“文明新戏”都是这一类的批评，那自然不管他，镇守使终不失其为镇守使也。

我以后又编过一出叫《长夜》，一出叫《哀鸿泪》，一出叫《和平的血》，还有些记不起了。《长夜》是以天灾后又遭兵灾的灾民为经，织入军阀的内战编成的三幕剧。其中最活动的是奔走游说的政客，和中饱营私的赈务委员。他们除了中饱，除了吞蚀赈款而外，还把赈款私下让军阀提去充饷，不管灾民的苦痛。不，灾民越苦，他们越得法。就是那些政客们，当他们奔走营私的时候，何尝不是拉着民众做背景？这出戏对当时的政客和办赈的绅士颇下一点攻击，重重的黑幕由几个趁火打劫的外国人和两个哨兵的口里说出来。这个戏在当时演的是悲剧的收场。两个哨兵正在谈话的时候，忽然听得远远有大众悲苦之声，哨兵说：“这是那些灾民在那里哭呢！”接着又听见枪炮声响，哨兵甲说：“戒备！那边有了接触。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哨兵乙说：“我们何必问。我们为的是抢口饭吃，生死碰命吧。”哨兵甲说：“我们替大帅抬银子，杠子都抬断了好几根，到而今还是要拿性命去换饭吃呵！”两个哨兵正在说着，忽然一个官长出来，用枪指着那哨兵，问他：“你说什么？”远远灾民的哭声，和枪炮的响声同时增大，闭幕。

这个戏演后也没有批评，只有孝若对我说：“你那个戏也对，也有很多不对吧？”大约他看出那个戏对于当时的政事有所影射，所以那样说吧？

诸如此类的戏，我随编随演，也有好些，可是丝毫痕迹没有留存。当时每天要换戏，所以剧本都不甚完全。现在有人以编得快演得快自诩，以临时编临时演，上台不用剧本为天才。我们那个时候却真不在乎，晚上想一想第二天就有一个大致的剧本，马上排，马上演，演起来还包管舞台效果不错。大胆老面皮，在广告上还要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鼓吹一气呢。

南通自从更俗剧场开幕后，所有国内的好角色可以说都去过，梅兰芳、余叔岩、王凤卿、杨小楼、郝寿臣、罗小宝、王蕙芳、程艳秋、王长林等都到过。剧场还没有竣工，张四先生已经有信约畹华。我对于此举不甚以为然：一来，就戏馆的生意论，南通地方小，大角色偶然一来费用多，而收入有限，等到大角色演完了，以后的生意不好做。就学校的学生而论，我不愿他们把畹华的戏剧当最高的标准。但是那个时候，只要玩得热闹什么都不管，自从畹华来过以后，北平的角色都陆续在更俗剧场登台了，真可谓极一时之盛。

畹华到南通，季直在郊外造一所牌楼迎接他，名曰“候亭”；又起了一个阁，把我也拉进去配飨，这个阁就名之曰“梅欧阁”，我对于这件事曾经反对过好几次，而且写过信，要求除去我的名字，但是他们始终还是那样办了，他们又拿我的诗解了好几句登在《梅欧阁》集里，又让方唯一替畹华作两首诗印在里面，一时称为韵事。我心里难过，口里当然就要说，于是大家都怪我为偏窄，如今想起来，我还是太随和。

袁寒云也在更俗剧场演过三天。他说是和张季直请安，其实带着他那新讨的姨太太到南通逛逛，就便过过瘾罢了。他那时昆曲已经唱得不错。我和他唱过《小宴惊变》《游园惊梦》等类的戏，恰好那时候名丑克秀山在南通，他和克秀山学过戏，他就便温习温习，又唱了《三字经》之类的丑角戏。

他演戏最困难的就是鸦片烟瘾老过不足，剧场的时间不是似请客一样可以随意迟到的，可是他尽管催请五六次还不会下楼。天影带着管事的坐在他楼下恭候，时时问他的跟随：“二爷怎么了？”那跟随的回答是“二爷刚起呢！”“二爷正在擦脸呢！”“喝着茶呢！”“抽烟呢！”一会儿看见他自己带的厨子端菜上楼以为有希望了，谁知一吃完饭又要二十几口起码。

剧场的时间已经紧迫了。我们都化好装等着他，大家惶惶然看看戏要脱节了，不得已破从来未有之例加演一出不相干的戏——在北平凡属大角色不来便加演一出谓之“垫戏”，是最坏的风气。从前谭鑫培因为是内廷供奉，所以架子格外大，伺候他登台是一件很烦难的事。寒云是佩皇二子印的（他有个图章，文曰“皇二子”，镌刻甚精），当然比内廷供奉的更高几级，而薛秉初先生当他是太子登岸，上戏馆，都派有几条枪排队跟随，使太子之威仪保持无替，这也是可纪念的一事。

寒云有一个无论谁都学不到的本事，他能一连七天不下床。谁去访他，生的当然不见，熟的他从不拘形迹，尽管可以在床前卧而相见。他睡外床，他的姨太太睡里床，两个老妈子替他烧烟，两个替姨太太烧烟。饭来了在床上吃，吃完饭过了瘾他精神来了，提起笔来写诗文。非但是小品，对联匾额都可以在床上写，而且行款决不会歪，很足以显他的本事。

他是个颓废的贵公子，风流自赏，其实他很平易近人，并没有一些架子。前几年他很想自己振作一下，居然把那样的鸦片烟瘾戒断了，这真是很难得，虽说是环境逼着他。民国有许多人物不能戒烟的还多着呢！有人说寒云有政治作用，或者有也未可知。即使有，也不过是秀才造反，倒不如唱两支昆曲，填几首小词还靠得住些吧。

秉初招待寒云本想是借太子之名号召一下，在寒云却不过随意消遣，两者的意思不同，当然结果不会怎么好，寒云也从那次以后没有到过南通。他回到上海有一段游南通的纪事，对我颇有微词，这个我当然毫不在意，不过以后我逐渐又发现了诸如此类许多有趣的事情。

更俗剧场的后台离前台太近，所以不宜高声说话——本来在后台不可高声说话，我当然厉行这个规则，因此有人——重要的职员，就借此去煽动新来的许多武行。因为武行比较脑筋简单，所以从武行入手。他们对武行说：“到了这个后台，武行不准说话，因为欧阳先生，最恨的是武行。”因此武行对我不免发生反感。

那时候真刀真枪颇能叫座，但往往弄出危险来。有的劈伤了头，有的戳伤了眼，有的一枪过来刺穿面肉伤折了牙齿；我于是劝他们不要打真刀真枪。真刀真枪并不能算戏，可是因为流行就有专靠真刀真枪出风头的角色，不叫他们打，好像是湮没了他们的本事，大不高兴，有人又对他们说：“欧阳要绝你们武行的生路了！”

这样一来许多武行对我发生很大的误会，他们当然说不出什么，可是总有一天要等着机会爆发。只因为每月的薪水能够照发，他们也就无话可说，外面总是相安无事。不久便有盖叫天在后台骂人的事。

盖叫天本不是打真刀真枪的，可是因为何月山拿真刀真枪出了风头，他也就当仁不让。他到南通不过是短局，而他的好戏如《乾坤圈》《三岔口》之类已经是够唱了。谁知人家会对他冷言冷语说：“张老板，你的真刀真枪可惜不能在这里露一露！”他说：“怎么不能露？”于是就有人对他说某某绝武行的饭碗的话，他听了登时大怒，一定要演《铁公鸡》打真刀真枪。秉初、天影顺水推船，说是绅商烦演，下不为例。又弄许多人写信给我，要我通融，一方面又有人去煽动盖叫天，他本是个直性子头脑简单的人，就在后台大跳。以后我走去问他，说他一气，他完全明白了，翻过来他便骂天影。这种事我看得清楚，决不怪盖叫天，因为他也是上当的。

我办伶工学社，养成演员的方法当然和一般人的见解相反，因我对于演员学生所抱希望不同。换句话说，就是：我所要养成的演员，不是他们所要养成的。

伶工学社正在进行着，同时有一个“演员养成所”出现。这个事情发生在十兄弟拜把以后。十兄弟的大哥是天影，强有力的就是秉初的心腹人黄某。其余我的打鼓的、拉胡琴的，还有配戏的花旦如赵珊桐（芙蓉草）、潘海秋等几个人，都在一盟之内。在戏班子里拜把是很平常的事，并不必十分深交，一说就可以拜把。拜把的手续也很简单，只要择个日子点一炷香，大家把年庚八字写出来排列一下，磕个头就哥哥兄弟叫起来。在从前江湖上，这种结合是颇有力量的，有时候真显得出义气，可是久而久之随便拜把的太多，便不免变成具文。戏班里有句话：“把兄弟，狗臭屁”。这就是说易结易散，没有道理。

这回他们这十兄弟在结合之初，也不过和普通一样，可是他们特为此事到琅山庙里去发誓烧香，仪式听说比平常格外隆重。因为这样，一到磕头之后，这个结合便立时发生作用。

首先由秉初、天影发起办“演员养成所”，秉初拿出大部分的钱，天影也措出多少，养成所由天影上任。招生章程是他们请吴我尊先生起的草。黄某特到上海招了许多略为学过些戏的小孩，立刻办起来。后台许多人都是教习，在十兄弟中的人，那当然是义务教授，非但如此，其中比较景况好点的人还捐多少薪俸呢！

在他们开办的时候，我尊把他们的内容又来告诉我。我本有所闻，至此完全明了。据说这件事得了四先生的同意，大约四先生不见得知道，孝若是知道的。我问孝若，孝若不置可否，他只用说笑话的语调对我说：“他们简直要跟你比赛了，哈哈哈！”

有一天在张家遇见秉初，我就当面问四先生是否知道他们的新组织，他说完全不知道。我又问是否两个性质不同的组织可以并存，他说：“无并存之必要。”我又问：“然则取消哪一个？”他便回过头去问秉初到底是怎么回事。秉初说：“不过天影自己带几个徒弟罢了。”我便说：“天影私人有多大力量，怎么能够有招生章程，一气带三十几个徒弟？总另外有人做他的后援者吧？”于是四先生要秉初传话给天影，叫他立刻解散。

天影心上当然不舒服，他想带着全班重要角色，加入上海某某两个舞台，使南通剧场解体，可是秉初不愿意这样做，上海的两家舞台也写信来加以辨正，以后就没有话了。

我才到南通，先祖母就去世了。我送了灵柩回湖南，丧事办完了，经过汉口，被大舞台留住演了三天。那时正是王慧芳、郭仲衡两位在那里主持，他们硬留我，还有许多熟朋友帮着拉拢，我就答应了。我什么都没带，所有的行头等等都是用慧芳的，又烦了两个绸缎店在两天晚上赶起了四套古装。戏演成了，生意特别的好，因此我回到南通不久，又和慧芳对调，我到汉口，他到南通。从此以后，我又连到过汉口两次。跟我到汉口的人，薪水都比平日增加许多，有的一倍以上，有的还不止，因为这样，人心也赖以维系。而十兄弟不久也就闹起架来，其中有一个人私下对我说了许多秘密。我当然置之不问，因为我知道至多不过将团体解散，像那种团体，解散与不解散，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以为我是非借南通图个人的涨包银不可，不知我从来对于这层就很淡。

我在中国各埠演剧，最受欢迎的要算是在汉口。汉口观众对我那种狂热，真是出乎意料，尽管大风雪天，电线都断了，戏馆里还是满堂。许多大名角都不能演在我的后头。只是我很惭愧，我的戏真还不够，在我自己，只不过以为偶然罢了。

南通剧场每年只演八个月戏或者九个月戏。冬天大抵没人看戏，所以只好停锣，这种余空的工夫，便有人来约我们到他埠去演。我到南通的第二年冬天，恰好余叔岩到南通演完了戏，约着一齐到汉口，到了汉口，叔岩忽然在开幕的时候，跑回北京去了。他这是故意让我打一个头阵，他来接上格外显得他行一点。这种心理，不止他有，可是像他这样硬干的，我可也是头一次见过。他是个著名会出花样的，他登台几天之后就病了。忽然这样，忽然那样，花样非常之多，结果弄得不欢而散。这一次天影他们本想在汉口独立的，一来是秉初不赞成，他不主张放弃南通；二来汉口方面出钱的人，第一个条件就是指明要我。他们独立不成还是回到了南通。

古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又说：“不痴不聋，不作阿姑阿翁。”看起来自古迄今，中国的处世哲学，就是马虎为主。戏馆本来是弊端最多的地方，可是一有弊端便不能长久支持。前台卖票弄弊的方法最多，后台管事的对于角色身上的剥削，和在薪水上，以少报多的种种，都是很普通的。我本不是个精明人，但是在戏馆里混过相当的时候，也就样样都有些明白，所以一开幕我就注重在杜弊，这当然是违反从来的处世哲学，而且断了某一类人的财路也未可知。所以临我要离开南通的时候，有一个人老实不客气对我说：“像你这样，必至于众叛亲离。人家跟着你谁不想几个外水？”这个话当然有几分关系，不过人家反对我还有好些个理由。

我主张剧场归伶工学社运用，以巩固伶工学社，秉初主张伶工学社附属于更俗剧场。

我主张逐渐由伶工学生主持更俗剧场，宁卖少点钱，只要能够敷衍开销就行了；而秉初却主张多请角色多卖钱，伶工学生只能受雇。

就以上两点，就可知道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成了个对立的形势。我的主张没有变更，秉初也决不肯让步，再加上些旁人的副作用，于是渐趋于破裂。

关于更俗剧场的事，我不愿再多谈。就是伶工学社的内部也发生变化。有人看见学生渐渐养成，可以唱戏了，以为这个事情异常简单，趁此时期接了过去可以图利，于是便与剧场方面的反对我的人联合，向我进攻。

第一，说我不该将国文钟点加多，其次就反对我教学生西洋的唱歌和跳舞，说是白费时间。还有一件事是人人反对的，就是我组织了一个西洋管弦乐队。当时对于这件事加以非笑的很多。戏馆里的人，学社里教戏的先生，以至于平时的一班朋友，都拿来当笑话讲。“这班学生，若是学军乐队，还可以去送送大出丧，你看那种大大小小的外国胡琴有什么用处？讨饭都不能当碗使。”这种样子的讥笑很普通，但是我绝计不理。

当时我们的学生每人会唱的昆曲平均有二十几出，皮黄戏平均三十几出。四部合唱大家都唱得很好。钢琴也有相当的练习。跳舞呢，基本步伐都学会了。至于乐队，我们是用十五个人组织的，有四个Violin，一个Viola，一个Cello，一个Bass，还有一个钢琴，其余都是吹乐器。他们学了三年，虽然不能演奏正式的交响乐，短短的曲子，也还过得去。

因为南通难得教习，我就送了这一队人到上海，一切由热心音乐的陆露沙兄主持，租一所房子给他们住着，没有钱我自己贴。人家见我如此，以为我是迷信西洋，深为不平。及至他们会了十几支曲子，我便接他们回来开个演奏会，又编了个儿童戏《快乐的儿童》，试演过一两次。

演奏会可以说是失败了——当然不会得到半分同情的，然而我是那样干了。不过音乐学生和演戏的学生中间发生了一种隔阂：演剧学生因受了教戏先生的陶融，又受环境的支配，以为音乐队的学生是没有用的，便看不起他们。音乐学生在上海多少也染了些虚嚣之气，看不起演剧的学生，以为他们的西乐比唱戏来得高尚些，新些。并且教职员本来就不赞成他们，又看见他们那样趾高气扬格外起了反感，于是就有合谋取消音乐班的意思。有一次，孝若请客，要学生去奏乐，听说学生不高兴，有失礼的地方，他们小孩不懂事，便贻人以口实也是不免的。

伶工学社办到第三年，经费渐渐不继，事实上非将更俗剧场极力整顿，把全部收入都归伶工学社不可。过了上半年，我就有意带着学生到别处去谋生活，恰好汉口来聘，我便答应了。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维持伶社的开销，当时有我的好朋友反对此举，他说汉口这个码头，为我个人计要好好地留着，千万不可和人家打长的合同。这个话很对，但是我专只想到替伶社设法，没有计到自己的利害，竟自带着一班学生到汉口去了。

此次到汉口生意不大好。但是伶社本年的用费总算维持住了。这一回天影盛意居奇，数年相共，从此就分了手。汉口半年期满已到严冬，其时马连良、杨瑞亭都被聘到汉口，前台的人要我在汉口蝉联下去，和杨瑞亭合作，组织后台，我觉得没有意思，便带了一帮人回南通度岁。

汉口的前台，因为不容易组织班底，又想在第二年正月多少做些生意，所以用种种法子留我，我不肯，他们甚至于想用一种江湖上的暴力来逼我。我为顾全面子起见，临行自愿尽义务多演十几天。又全体多演五天，其中一天说明是为筹旅费。我怕他们赖我们的旅费，所以郑重声明，谁知这样临了还是只替我和伶工学生买了船票，其余全班的人都没有人管。到了船将近要开的时候，我只得带着一班唱戏的把前台经理请到船上问他要船票。那回有朋友帮忙，所以办得很顺利。不然少数人，倒很容易设法，全班总共百多人，又带着公家的行头、布景，以及私人的行李等二三百件，只要闹点乱子，真是难于应付。汉口这个码头的朋友们待我真算不错。大家安安稳稳地回到南通没有一个人受委屈，一件东西不少，这的确有赖乎朋友之力。

我临从南通到汉口的时候，本来约定更俗剧场在下半年停演几个月，等我们回去接着再演。不想秉初早已和很糟的一个女戏班订了约，我们回去，舞台被人家占住，伶生去演戏，还要和毛儿戏去商量。这件事我心里无论如何忍不下。还有就是音乐队被解散了。经费既没有着落，剧场又不能应用，我自己也穷得不成样子，总计三年之中，垫出去的钱不下七八千元，再没有力量继续，我只有决计离开南通。

本来自我到南通以后，环境一天逼紧一天，我早就有去志。一来以为学生多少有希望，二来因为我的家实在也无从安置，就也忍耐下去了。后来弄到忍无可忍，而我所视为鸡肋者，方有人耽耽旁伺。加之有些因为荐角色不能如愿的人，写信攻击我，说我是乱党。这些虽然不发生效力，及至我带学生到汉口，加聘了梁绍文兄主持教务，绍文本是国民党员，教职员中借此而加以攻击也在所不免，因此而那些说话的便增加了力量。

在那个时候我也早有预备。张敬尧滚出了湖南，我便把家眷一部分送了回去，所以很轻快地离开了南通。这只算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梦吧。

不久我还回到南通去过一次，只见剧场的大门也破了。伶社生中除少数尚能自爱外，抽烟聚赌堕落的事不一而足。这也只好付之一叹罢了！

我住南通三年，虽然在自己一无所得，对社会对艺术也没有什么贡献，可是为事业心所支配，也就经过不少的起伏。我若是能把自己的主张藏匿起来，只朝做名角的路上走，那我便钱也有了，房子也有了。

那时候我也曾想设法去多弄几个钱，设法把伶工学社独立；或者便弃了演剧班，始终去维持音乐队。但是我除了演剧以外也没有法子弄钱，所以不得不从搭班子去设法。这个弱点被同伴的所发觉，我所受的痛苦也就更大。

我在南通三年，演剧始终没有加过薪水，而且伶工学社主任的薪水从来没有拿过，可是每到他埠，月薪从三千元到七千元不等也曾赚过，而结果丝毫无余，还弄到欠债。一来月薪的数目虽不能算小，却不是月月如常的，偶然出一次门，好像做土匪打起发一样掳一票，有时得失不能相偿。既然当了几千元的角色，便要有相当的排场，正好比卖化妆品，装璜和广告比实质的费用还要大得多。而且排场一经放大急切难于收小，而无谓的交游酬应，只有日见其多。例如，在汉口在湖南，住在旅馆里自己占两间房，有时另开三间房子待客，纸烟平均每天总抽去三四罐，其他可以类推。我是素来不喜欢酬应的人，然而也没有法子。自己虽不去招惹，却也万万不能拒绝不是？最可笑的，空架子越大，社会上越能认识你。从来骂我的老先生也就会对人说：“予倩是我的学生。”或者：“予倩我与他有世交。”不过我生平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递过门生帖子，有人在文字里或是书简中称呼什么欧阳生之类，那也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

南通为一时的模范县，有好几个工厂，好几条马路，好些的学校，参观的人连翩不断地来来往往很多。张四先生虽然在政治舞台上没有具体的活动，他始终成为中心人物，而在资产社会尤其负有声望，所以奔走于门下的大有应接不暇之势。更俗剧场、伶工学社，无论其创设的精神如何，久而久之事实上成了模范县的装饰品，因此光顾到我的朋友也就特别的多，我也就没有法子不打肿脸装胖子。我对于这类的生活觉得十分厌倦，但是一时没有法子自拔。

一个在舞台上活动的人不想做名角，这是欺人之语。我呢，除了充名角而外还多少对戏剧界抱了些志愿，有这两重的负担，我的力量——才力金钱——便来不及，也是有的。我在南通，正是文明戏根本失败，古装新戏全盛，而新剧运动方始萌芽的时候。我在舞台上虽有微名，而在艺术界实在是个孤立无援者，几个思想落后的朋友，丝毫不能给与以帮助，而环境的压迫只令人感到一己之脆弱，唯有抱着无穷的烦闷，浮沉人海而已。

我离开南通那年，北平人艺剧专已经成立。上海也有汪仲贤在新舞台演《华伦夫人的职业》的尝试，结果是失败了。我和仲贤在中华书局出版办了一个杂志，叫《戏剧月刊》，销数不好，不久也便停刊了。

和伶工学社性质相似的，有陕西的易俗社。我带学生到汉口演戏的时候，他们也正在汉口，生意虽也还过得去，终究不够开销，困苦万状。我们因为志愿相似，境遇相同的缘故，彼此深为接近。他们那时已经能够全靠学生支持，我们的学生便还不够，在汉口的时候，还是以我个人充台柱来维持局面的。我很佩服易俗社办事的精神，有一篇文字做一介绍，载于《予倩论剧》中，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