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台必告录』·筹议商运台榖

闽省内地水、陆官兵五十三营与驻防旗兵不下十万，岁征粮米。惟延平、建甯、邵武、汀州、兴化五府产米之区给兵外尚有赢米，以济他府；福州、福甯、泉州、漳州四府兵多米少，协济犹不足，则半给折色。督标、金厦、漳镇、铜山、云霄、龙岩诸营，有全折者；雍正间，先后题请半支本色，于台湾额征供粟内拨运。嗣又增给戍台兵眷米，亦以台榖运给。于是台湾岁运内地兵眷米榖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有闰之年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石。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奏定分配商船运赴各仓。此商运台榖所由来也。

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制。五十九年水灾后，二府械闘之风大炽，蔡牵骚扰海上，军兴几二十年；漳、泉之民益困，台湾亦敝，百货萧条。海船遭风，艰于复制，而泛海之艘日稀。于是台榖不能时至内地；兵糈孔亟，厅、县皆借碾备贮，而仓储空矣。商船大者载货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定制：梁头宽二丈以上者配官谷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配官榖一百三十石。每石给运脚银六分六厘；初无所苦。既而运榖至仓，官吏多所挑剔，而民货一石，水脚银三钱至六钱不等。　　又商船自台载货至甯波、上海、胶州、天津，远者或至盛京，然后还闽，往返经半年以上；官榖在仓久，惧海气蒸变，故台地配榖，私皆易银买货。其返也亦折色交仓；不可，然后买谷以应。官吏挟持为利，久之遂成陋规。于是内地有台榖，厅、县皆赖以济公，如江、浙之漕焉。

嘉庆十四年，总督方公维甸以台榖积滞，奏开八里坌口与鹿耳门、鹿仔港一律配运。凡渡海渔船，梁头宽五尺以上至一丈二尺者，皆令配运三十石至八十余石。然奸商诡谲，往往减报梁头，巧为规避；官榖积滞如故。十六年，总督汪公志伊奏请专雇商船，委文武大员至台运榖十万。二十三年，复雇运七万。

先是，彰化县知县杨桂森尝建言请台地改征折色，奏停台运；省议不可。奸民庐允霞者，以健讼遣戍赦归，在鹿港闻之曰：“此奇货也！”

谓所善商人：“我能革陋规。”

众惑之，以为谋主；乃设馆抽各船户钱给允霞为讼费。然独鹿港十数家；其台郡及泉、厦众商船不愿也。二十五年，台湾道叶公世倬至自鹿港，受其肤愬，以为商果病也，欲除其弊以恤商。议罢商人配榖，请制官船海运；以语台湾县姚莹。莹曰：“台榖岁十万石，舟以二千为率，法当用五十艘。一艘工料五千为率，当费金二十五万；既有粮船，必用弁兵管驾并舵工、水手每舟不下数十人，岁费金又数万；海舟驾驶，三年当一修，费又数万。重洋风涛不测，一有沉失，则舟、榖两亡，是漕艘之外，又增国家一病也；不可行。”

叶公疑其有私，及为巡抚，力持前说；未及改制，罢去。

赵文恪与孙公尔准为督、抚，患商运不前，属台湾府方公传穟筹之。传穟以鹿港口门淤浅，商舟不前；道光四年，采舆论请开五条港利商船。而是年方奉旨运米十四万至天津，免配兵榖者六十艘，配运之船益少。传穟曰：“今虽极力疏通，不足运本年之额；计来岁积欠当十三万以上，势必又需雇运。然非善策也！重洋险阻，商船来往，岁有漂沉，平时配运止百余石，糖市倍之，即失水责偿，为数无多，故行之可久；若雇船专运，每船奚止十倍，设有不虞，官商皆难着赔。　　虽前已三次行之，而未可恃也。昔时商本丰厚，其船工料坚固；近今商船薄小，南北洋中沉碎者多。民间买货千石，犹必分寄数船，以防意外；官榖岂可不加郑重乎？积榖十三万，用商船六、七十艘，厦、蚶二厅雇拨，当为四起或五、六起，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员及护送弁兵，供应犒赏，皆取诸四县，赔累已甚；而内地各仓既失商运之利，则必多挑驳，非云谷杂糠沙，则云斗斛不足，纷纷檄行四县补运。此累之在官者也。　　官谷运脚，每石六分六厘，较民货水脚仅十分之二；每船以二千石为率，船户仅得运脚银一百余两，不敷舵水饭食、工资。其船本及修整篷索、桅碇之需，皆于何出？每逢雇运，众行商及通港之船皆科派津贴，而船户仍不免赔。此累之在商者也。台湾三口，来往商船只有此数；既专运积榖，则明年新榖必有短配。是为疏积欠，反增新欠，亦非计之得者。况台地近年米贵，一闻雇运，民间米价必一时腾踊，匪类藉以滋事。是官商既病，而并以病民。　　传穟之愚：惟有暂停新榖，折色支放兵食；尽配积榖，免雇运而补仓储。请饬下台湾厅、县查明欠运榖数，至本年止实若干石，照旧配运。其道光五年新榖，令四县尽数易银，按中平市价每一石易价番银一元三角，分四季解至内地福州、厦防厅库收贮；有榖厅、县，领回按月折放兵食。内地番银一元可易制钱八百余文；以二榖一米计之，每米一斗可折放制钱二百文。其内外厅、县领解番银脚费，平水即以商运例给之，脚费予之。俟积榖运尽，仍配新榖如旧。数年之后，再有积榖，亦可仿此而行，则永免雇运之害；而台湾之积榖可清，内地之仓储可补矣。”

文恪公深然之；水师提督许公松年力阻其议。适卢允霞入京师上控，求罢商运，事下督、抚议；司道乃采杨桂森之说，停止商运。请台地供粟半收本色，以给台营；半收折色，每榖一石改征银一两二钱，以给内营，即全数划抵台湾兵饷。台地免一领一解之烦，内地免解饷遭风之虑；每年又可省运脚费六十余两。文恪公曰：“闽省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台郡产米之区，故令征收本色运给内营兵食，原以台地之有余，济内营之不足；今不令将本色运内济兵，转使改解折色，已失立法之本意。况台府请暂停一年改解折色，司道已虑米价昂贵，营员藉口；若此后尽解折色，岂米价独可无虑耶？台郡各属征收供粟，向无半本、半折之例。方守所议，暂解折色一年，犹属一时通融之计，尚可由官酌办；若改征半折，则台民有榖之家较多，纷纷粜榖完银，必有平水、火耗之加，更滋流弊。是利商以病民也。更易旧章，未可草率；其再议之！”

于是台湾道孔昭虔、台湾府方传穟、台防同知杜绍祁、鹿港同知邓传安、淡水同知吴性诚、台湾县李慎彝、嘉义县王衍庆会议，皆谓商运不可罢。

台民闻将改折，大哗；绅士咸曰：“民间完纳正供已百余年。虽今昔情形不同，私有折色，亦皆按时价之低昂，并无一定；若改征折色，每榖一石征银一两二钱，转成定例，行之日久，势必又有加征平水、火耗，将来受累更深！且台民市易，皆用番饼，并无纹银；全赖每年兵饷散布民间，纹、番两便，故钱价得平。若大饷永停，则纹银断绝、番饼增昂，必致民商两困，大小不便。”

时孙公亦以改折抵饷之说密访于传穟。传穟覆书曰：“今之纷纷言商病者，皆务虚名，未计其实也。商船往来台洋一次，贩货之获利与船户之水脚，所得凡数千金；以数千石之船，仅运百余石之官榖，复给以每石六分有奇之运价，国家恤商可谓厚矣。何病之有！所谓病者，有司之陋规耳；有国法在，罪之可也、裁之可也。若改易旧章，设有他弊，又何以处之？自古无不弊之法；利之所在，弊即生焉。苟鉴于末流，遂并亡其本，是为因噎废食。乌可不之察乎？夫商船运榖，虽以养兵，其端亦原于正供。　　台地产榖之区，颇艰银货。故昔人因地定赋，有供粟而无地丁；虽有匀丁杂税，为数无几。而漳、泉、福州兵民繁庶，产榖不足，故以有易无，运台榖以济各郡之兵糈，发帑金以给全台之兵饷，各得其所，民便之久矣。　　虽近时台属之正供不无折收，内地之兵不无折放，船户之运榖不无折交；然名存法在，每有需榖之时犹可立备。一经改制，则内地永无得榖之期，台地永无见银之日。一旦实需其用，反费周章；其不便者一。台属贸易，俱用番饼；官民收用纹银，皆仰给于台饷。给兵之后，散布民间。舍此，则海外纹银断绝矣；其不便者二。全台兵饷岁发银二十一万一千有奇，逢闰年发银二十二万六千有奇，又加饷银六万七千有奇；台属额征盐课、叛产、官庄杂项、钱粮、捐款尽数划扣，历年司中尚应发银十四、五万有奇。　　今以通台运榖折价，即使年清无欠，裁十万耳，不足抵大饷之数。设岁有歉收，民欠积累，则支绌立形。海外兵饷攸关，贻误匪细；其不便者三。自古三代不废力役之征，国有徵发，里出车徒，马牛惟所用。唐定租庸调之法，史犹称善。盖军国之需，不能不资民力；匪特赖以济事也，亦阴以维持上下，使民知趋事赴功、尊君亲上之义，故民安其分而忘其劳。今西北直省犹有车马差徭，故其民情愿朴，而以奉公为分所应尔。东南诸省民俗浇偷，一切便民，犹谤其上者，不知分与义也。海船无他徭役，官使往来皆予雇值；独过台配载军工、回棹配载运榖，此二事尚有奉公之意耳。　　然亦有水脚之给；虽稍赔费，亦由船户自图巧利，为口员胥吏之所挟持，遂成陋规，非无故而致也。若裁去运榖，则商船自此不识奉公之义；设一旦有意外之徵发，反相与嗟怨，以为不当役使之矣。履霜坚冰，由来有渐；其不便者四。卢允霞，一无赖讼棍耳！昔尝以唆讼拟遣，逢恩赦归；又盘踞鹿港，倡为邪说，煽惑商民，假控革陋规之名，设立公馆，每船抽费银数十，是以奸民横征暴敛也。各商船户，惟泉郊数人稍稍附之，余皆已悟其奸，有赴厅控其假公敛费者。此前岁邓丞所以往毁其馆也。　　彼挟此恨，又为众船户所归尤，故冒死叩阍，以塞众人之责。始因敛费而控陋规，继则因陋规而条陈改制；是一奸民而敢恣横议，变乱祖宗成法矣。虽停罢商运之议，启自杨桂森；然桂森之议昔已不行，今则因卢允霞之控而行之，是奸民舞智反优于邑令之建言也。此风一开，异时必有纷纷效尤，竞议国政者。　　语云：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乃反在奸民，可乎？其不便者五。州、县亲民之官，必使有力办公，乃可不形竭蹶。台榖之陋规，不但内地各属赖之者多，即台属厅、县亦有折半征收之利。每榖一石折收番银二元或一元八角，可当纹银一两四钱或二、三钱；今使以半折抵给台饷，则官无丝毫余羡，而厅、县从此大困矣。海外经费，无一不倍内地：幕友修金岁常四、五千金；捐赔之款又一、二千两。廉俸无几，何以供之？非尽为入橐肥私之计也；其不便者六。　　虽有廉吏，亦必俾能自给，然后不侵国帑、不朘民膏；陋规既尽，势必亏空仓库。否则，词讼案牍，掊克赃私，民间受祸更烈。海外隐忧，方自此深矣；其不便者七。夫病商之弊，其害犹小；若以便商之故，而病官与民，因以病国，则其害甚钜。古之为政者，利均则权之以义，害均则权之以大小轻重，不可不谨也。本朝制度宽大，一切便民；或因时损益，小有变通则可，若竟废前人之法，窃恐贻悔他时。”

书上，孙公纳之。文恪公与传穟书曰：“比阅陈议，所见正同。事关国制，不可不尽言也。”

然已违众议，不罢商运。传穟所云运旧停新之策，亦遂置之。

明年，仍雇运焉。传穟复请为减运之法曰：“比阅台湾三口运榖册数，每年积压约二万余；若减运眷榖，则无积矣。眷榖者非戍兵正粮也；每戍兵一名，月给眷榖一斗，岁运二万六千余石。各兵眷历年米票，皆转以卖钱，并不赴仓领米；莫如照台榖平价，每米一石抵予纹银一两，藩司于台饷扣发，台属以折色纳府抵大饷焉。”

是时文恪公已去闽，省议虽暂行之，而未能奏咨。传穟旋亦内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