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第三节 服 饰

隋、唐之世，为胡化与中国旧俗渐相融合之时。隋文帝尽革胡服，已见第二章第一节。其时高昌慕化，请解辫，已见第二章第五节。服制之定也，开皇三年正月朔旦，大陈文物。时突厥染干朝见，慕之，请袭冠冕。帝不许。明日，复率其下拜表固请。帝大悦，谓牛弘等曰：“昔汉制初成，方知天子之贵；今衣冠大备，足致单于解辫，卿之功也。”赐帛各有差。《隋书·礼仪志》。此特朝廷礼仪，至于民间习俗，则初未能尽改。《旧书·孙伏伽传》：高祖平王世充、窦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责其党羽，并令配迁。伏伽上表谏曰：“东都城内及建德部下，有与陛下积小故旧，编发友朋，犹尚有人，败后始至。此等岂忘陛下？皆云被壅故也。”编发即辫发。此云编发，意谓少时，犹中国人言结发。足见高祖家中，尚沿北族旧习也。《新书·车服志》云：初妇人施幂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颈，坐檐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冒益盛。中宗后乃无复幂矣。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契丹之服。武德间，妇人曳履及线靴。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襕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参看第十六章第一节。《五行志》亦云：天宝初，贵族及士民，好为胡服、胡冒。《旧五代史·汉高祖纪》：天福十二年闰七月，禁造契丹样鞍辔、器械、服装。此等多由见异思迁；抑中国衣服宽博，可以备礼容，而不便于作事，西北夷之服，于此或有所长也。外夷入居中国，改从华俗者亦多。《旧书·德宗纪》：大历十四年七月庚辰，诏鸿胪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通鉴》云诏回纥诸胡，由其或衣华服，诱取妻妾，已见第十六章第一节。

其原出胡狄，而为中国人所习用者莫如靴。皇甫镈以积年库物给边军，为裴度所奏，引其足奏曰：“此靴乃内库出者，坚韧可久服。”已见第十八章第一节。《旧书·王锷传》：锷善小数。尝听理，有遗匿名书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锷，锷内之靴中。靴中先有他书，及吏退，锷探取焚之。人信其以所匿名者焚也。既归，省所告者。异日，以他微事连，固穷按验之以谲众。《酷吏·来子珣传》：永昌元年四月，以上书陈事，除左台监察御史。时朝士有不带靴而朝者。子珣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朱泚传》：段秀实与刘海宾谋诛泚，同入见。海宾于靴中取匕首，为所觉，遂不得前。《新书·温造传》：兴元军杀李绛，造往代，悉杀之。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韦安石传》：子斌，天性质厚。每朝会，不敢离立笑言。尝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几至靴，亦不失恭。《李光弼传》：河阳之战，光弼内刀于靴，曰：“战，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崔戎传》：为华州刺史，徙兖、海、沂、密观察使。民拥留于道，不得行。乃休传舍。民至抱持取其靴。《裴度传》：王承宗、李师道谋缓蔡兵，乃伏盗京师，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击度。刃三进，断靴、刜背、裂中单，又伤首。度冒毡，得不死。《李训传》：甘露之变，仇士良手搏训而踬。训压之，将引刀靴中。救至，士良免。《文艺·李白传》：白尝侍帝。玄宗。醉，使高力士脱靴。《新五代史·李仁矩传》：董璋置酒召仁矩，仁矩辞醉不往，于传舍与倡妓饮。璋怒，率衙兵露刃之传舍。仁矩皇恐，不袜而靴，走庭中。《王彦章传》：晋取郓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顾事急，以绳内靴中，入见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为不肖，所谋无不用。今强敌未灭，陛下弃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绳将自经。末帝使人止之，问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皆文武官吏著靴之证也。《旧书·元稹传》：稹还京，宿敷水驿。内官刘士元后至，争厅，排其户。稹袜而走厅后。《李石传》：中使田金操、刘行深巡边回，走马入金光门，从者讹言兵至。百官朝退，仓皇骇散，有不及束带、袜而乘者。《新书·叛臣·李锜传》：裴行立攻衙门。锜拊膺曰：“行立亦叛吾邪？”跣足逃于女楼下。《旧五代史·殷鹏传》：冯玉为枢密使，擢为本院学士。每有庶寮，秉鞹谒玉。故事，宰臣以履见之。鹏多在玉所，见客亦然。此诸事，除冯玉外，其余亦未必履而不靴，观李仁矩事可知也。《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元贞皇后张氏。郴王友裕攻徐州，破朱瑾于石佛山。瑾走，友裕不追。太祖大怒，夺其兵。友裕皇恐，与数骑亡山中。久之，自匿于广王。后阴使人教友裕脱身自归。友裕晨驰入见太祖，拜伏庭中，泣涕请死。太祖怒甚，使左右摔出，将斩之。后闻之，不及履，走庭中，持友裕泣曰：“汝束身归罪，岂不欲明非反乎？”太祖意解，乃免。则妇人耳。然则靴之通行诚广矣。《旧书·音乐志》：《长寿乐》《天授乐》《万岁乐》《破阵乐》皆用龟兹乐，舞人皆著靴。惟《龙池乐》备用雅乐而无钟磬，舞人蹑履。其高丽乐、扶南乐、高昌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舞人亦皆著靴，而百济乐用皮履，天竺乐着碧麻鞋。南北两派服饰之异，固自分明也。高丽、扶南之乐，盖皆受诸胡狄。《通鉴》：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胡《注》曰：“《实录》曰：靴，胡履也。赵武灵王好胡服，常短靿，以黄皮为之。后渐以长靿，军戎通服。唐马周杀其靿，加以靴毡。开元中，裴叔通以羊为之隐麖，加以带子装束。故事，胡虏之服，不许著入殿省，至马周加饰，乃许之。”则靴入中国，其制亦有变迁也。

袴褶之服，其原疑亦出北夷，而中国效之。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宋书·礼志》谓为车驾亲戎，中外戒严之服。然《隋书·礼仪志》谓隋服制定后，师旅务殷，车驾多行幸，百官行从，惟服袴褶。而军旅间不便，至开皇六年（586年）后，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则又以为不便矣。《新书·百官志》：九品已上，自十月至二月，袴褶以朝。御史台。《旧书·归崇敬传》：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已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从之。代宗时。盖宋代惟用诸车驾亲戎，中外戒严，至隋服之始广也？《新书·娄师德传》：检校丰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则唐世军中亦服之。

毡之行用甚广。裴度因冒毡而得不死，即其一证。《旧传》云：度带毡帽，故创不至深。《新书·高宗纪》：显庆二年闰正月，如洛阳官。二月，赐百岁以上毡衾粟帛。四年闰十月，如东都。诏所过供顿，免今岁租赋之半。赐民八十已上毡衾粟帛。五年三月，皇后宴亲族邻里于朝堂，会命妇于内殿。妇人八十已上，版授郡君，赐毡衾粟帛。皆可见其相须之殷。《五行志》谓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盖以其制之不衷，而非毡之不可用也。

袍衫之用亦日广。《新书·车服志》：中书令马周上议：“礼无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请加襕袖褾襈，为士人上服。开骻者名曰骻衫，庶人服之。”《志》又云：军将有从戎骻之服。不在军者服长袍。庶人之服骻衫，盖取其便于动作也。以袍衫代深衣，势本最便，特格于礼文，惯习不易骤变，自有此制，则于礼文无扞格，衣裳愈可不用矣。《通鉴》：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王凝母，崔彦昭之从母，凝、彦昭同举进士。凝先及第，尝衣见彦昭。且戏之曰：“君不若举明经。”彦昭怒，遂为深仇。《注》云：“衣，便服，不具礼也。”衣亦骻之伦。亦取其便于动作，故以为燕居之服耳。

中原衣服，始自古初，制本宽博，而南北皆较短窄，人情多好新奇，遂有互相放效以为美者，然终不易大变也。《旧书·令狐德棻传》：高祖问曰：“比者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对曰：“在人之身，冠为上饰，所以古人，方诸君上。昔东晋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皆衣小而裳大，及宋武正位之后，君德尊严，衣服之制，俄亦变改，此即近事之征。”高祖然之。此可见短窄之制，起自南方。《文宗纪》：大和二年五月，命中使于汉阳公主及诸公主第宣旨：“今后每遇对日，不得广插钗梳，不须著短窄衣服。”短窄衣服，亦必非礼容，故被禁止也。韦坚之通广运潭，篙工柁师，皆大笠、侈袖、芒屦，为吴、楚服，其袖虽侈，其制必短。坚自衣骻衫锦半臂，正取其动作之便，不得篙工柁师，转衣宽博之服。《新书》本传。参看上节。此南方衣服短窄之明征，侈袖盖坚特为之。大和时诸主之服，或亦规模楚制矣。然《旧书·文宗纪》：开成四年正月丁卯夜，于咸泰殿观灯作乐。三宫太后诸公等毕会。上性节俭。延安公主衣裾宽大，即时斥归。驸马窦澣待罪。诏曰：“公主入参，衣服逾制。从夫之义，过有所归。澣宜夺两月俸钱。”距大和曾几何时，又以宽大为戒矣。衣服宜适起居，然其缘起，实非为取暖而为装饰，故易失之宽大。俗尚既成，即难骤变。其亟变者，不过趋时，并无根柢，故时摇荡不定也。《新书·车服志》：文宗即位，以四方车服僭奢，下诏准《仪制令》品秩、勋劳为等级。衣曳地不过二寸，袖不过一尺三寸；妇人裙不过五幅，曳地不过三寸；襦袖不过一尺五寸。后其制未能行，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同光二年（924年）圜丘礼毕赦诏云：“近年已来，妇女服饰，异常宽博，倍费缣绫。有力之家，不计卑贱，悉衣锦绣。宜令所在纠察。”《张仁愿传》：兄仁颖，善理家。妇女衣不曳地。可见好尚宽大之风，久而未变矣。《新书·南蛮传》：初裹五姓，妇人衣黑缯，其长曳地。东钦蛮二姓，妇人衣白缯，长不过膝。其所处之境，无以大异也，而被服适相反，亦可见习俗各有所受之，而不易骤变也。

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此俗相沿甚久。已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夫如是，故伪为妇人甚易。《旧书·丘和传》：汉王谅之反也，以和为蒲州刺史。谅使兵士服妇人服，戴幂，奄至城中。和脱身而免。由是除名。又《李密传》：密入唐后，复起事，简骁勇数千人，著妇人衣，戴幂，藏刀裙下，诈为妻妾，自率之入桃林县舍。须臾，变服突出。因据县城。二事相类。所以不易发觉，皆由幂为之蔽也。

妇女服饰，好趋时尚，髻亦为其一端。《新书·五行志》言杨贵妃常以假鬓为首饰，而好服黄裙。时人为之语曰：“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元和末，妇人为圆鬟椎髻，不设鬓饰，不施朱粉，惟以乌膏注唇，状似悲啼者。僖宗时，内人束发极急。及在成都，蜀妇人效之。时谓为囚髻。唐末，京都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状如椎髻，时谓之抛家髻。皆其事也。

趋时者势必流于奢侈，故历代皆有禁令。《旧书·高宗纪》：永隆二年正月，上诏雍州长史李义玄曰：“朕思还淳反朴，示天下以质素。如闻游手堕业，此类极多。时稍不丰，便致饥馑。其异色绫锦并花间裙衣等，糜费既广，俱害女工。天后我之匹敌，常著七破间裙，岂不知更有靡丽服饰？务遵节俭也。其紫服赤衣，闾阎公然服用。兼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卿可严加捉搦，勿使更然。”《文宗纪》：大和三年九月，敕两军诸司内官不得著纱觳绫罗等衣服。驸马韦处仁戴夹罗巾，帝谓之曰：“比慕卿门地清素，以之选尚。如此巾服，从他诸戚为之，惟卿非所宜也。”《旧五代史·唐明宗纪》：天成二年正月，诏曰：“乱离斯久，法制多隳。不有举明，从何禁止？诸都军将衙官使下系名粮者，只得衣紫皂。庶人商旅，只著白衣。”皆其事也。然此等所禁，实非其至侈者，其至侈者，则法令不能行矣。《旧书·五行志》云：张易之为母阿臧为七宝帐，有鱼龙鸾凤之形，仍为象床犀簟。中宗女安乐公主有尚方织成毛裙，合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见裙中。凡造两要，一献韦氏，计价百万。又令尚方取百鸟毛为鞯面，视之各见本兽形。韦后又集鸟毛为鞯面。安乐初出降武延秀，蜀川献单丝碧罗笼裙。缕金为花鸟，细如丝发。鸟子大如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见之。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其穷奢极欲如此。文宗言前时内库惟有二金鸟锦袍，一玄宗幸温汤御之，一与贵妃。今富家往往皆有。又问汉阳公主：“今之弊何代而然？”主言元和后多出禁藏纤丽物赏战士，由是散在人间，狃以成风，皆见第十八章第三节。此可见奢侈之风，皆居高明之地者启之也。风尚既成，群相放效，而力有不赡，则诈伪起焉。《旧五代史·梁太祖纪》：开平三年五月，诏曰：“应东西两京及诸道州府，创造假犀、玉、真珠、要带、璧、珥，并诸色售用等，一切禁断，不得更造作。如公私人家先已有者，所在送纳长吏，对面毁弃。如行敕后有人故违，必当极法，仍委所在州府，差人检察收捕，明行处断。”日出多伪，民安取不伪？且珠玉等非如金银有钱币之用，伪造则凡民将受其害也，而以极法处之，不亦贱人命而为纵侈者作保障邪？

斯时蚕织之业，中原似尚胜于江南。观范延策请不禁过淮猪羊而禁丝绵匹帛可知。见第十九章第三节。至能织纤丽之品者，则并不以中原之地为限。南诏因攻蜀而工文织，后唐庄宗命蜀匠织十幅无缝锦为被材，被成，赐名六合被，见《青异录》。可见蜀中文织之工。盖其技自古相传，其地又较安静，工业未曾破坏耳。偏北之区，亦有无蚕业者。《新书·藩镇传》：朱滔欲救田悦，士弗听。裨将蔡雄好谕士曰：“始天子约取成德，所得州县，赐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镇尝苦无丝纩，冀得深州，以佐调率，今顾不得。又天子以帛赐有功士，为马燧掠去。今引而南，非自为也。”盖幽州丝纩甚希，故以是歆动之耳。《狄仁杰传》：仁杰为来俊臣所构，捕送制狱。守者寖弛，即丐笔书帛，置楮衣中，请付家撤絮。其子光远得之，乃上变。《孝友·许伯会传》：母丧，负土成坟，不御絮帛。似絮为人所多有。然《魏征传》言征疾甚，家初无正寝，太宗令辍小殿材为营构，五日毕，并赐素褥布被，以从其尚；则其用之尚不甚普遍矣。

卉服，野人仍多用之。朱桃椎缉木叶自蔽，又织芒以易米茗是已。见第一节。《通鉴》：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唐主性节俭，常蹑蒲履。《注》云：“织蒲为屦，江淮之人多能之。”此即韦坚使篙工柁师所服也。其技盖自唐至宋未变。又有以纸为衣者。《旧书·回纥传》：东京之平，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是也。此则只取蔽体，无益御寒矣。

丧服不可与人接，然泥古之士，仍有守礼不变者。《新书·文艺·孙逖传》：子成，通经术。尝有期丧，吊者至，成不易缞而见。客疑之，请故。答曰：“缞者，古居丧常服，去之则废丧也。今而巾幞，失矣。”此古义也。然《旧书·文苑·萧颖士传》：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即衰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衰麻，大恶之，即令斥去。则其事之不谐于俗久矣。

服饰有以为符契之用者，隋之军记带，唐之佩鱼是已。《隋书·礼仪志》：大业七年（611年）征辽东，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记带。诸军并给幡数百，有事使人交相去来者执以行。不执幡而离本军者，他军验军记带，知非部兵，则所在斩之。此军中所用也。《新书·车服志》：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旧书·崔义玄传》：子神庆，则天时为太子右庶子。时有突厥使入朝，准仪注，太子合与朝参，未降敕书。神庆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合与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令人禀淳化，内外同心，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所以长无悔吝之咎。况太子至重，不可不深为诫慎。以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每召太子，豫报来日。非朔望朝参，应须别唤，望降墨敕及玉契。”则天甚然之。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官有贰者加左右。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此平时所用也。又云：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赐鱼。天授二年（691年），改佩鱼皆为龟。其后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然员外、试、检校官犹不佩鱼。景云中，诏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开元初，驸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当时服朱紫佩鱼者众矣。此则符契变为服饰之渐也。安重荣以为金鱼袋不足贵，刻玉为鱼佩之。《新史》本传。好奢者可谓无微不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