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第四节 官私振贷

公家振恤，时愈晚则愈微，而出举兴生之事，顾日盛焉。《隋书·食货志》：开皇八年五月，高颎奏：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食，乘前已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帝从之。先是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取利，以给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书、安平郡公苏孝慈等以为所在官司，因循往者，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惟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高祖纪》：开皇十四年六月，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苏孝慈传》：先是以百寮供费不足，台、省、府、寺，咸置廨钱，收息取给。孝慈以为与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通鉴》亦云：诏公卿以下皆给职田。则所给似兼有廨田、职田二者。十七年十一月，诏在京及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惟禁出举收利。魏孝文帝颁官禄，罢诸商人，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章第三节。隋初公廨钱，必沿自周、齐。疑在魏世，官家之出举、兴生，亦未能全绝也。至唐世则更甚。

《新书·食货志》云：诸司置公廨本钱，以番官贸易取息，计员多少为月料。贞观十二年（638年），罢之。以天下上户七千人为胥士，视防制而收其课，计官多少而给之。十五年（641年），复置。以诸司、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岁满受官。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京七十余司，更一二岁，捉钱令史百余人。太学高第，诸州进士，拔十取五，犹有犯禁罹法者，况廛肆之人，苟得无耻？不可使其居职。太宗乃罢捉钱令史，复诏给百官俸。二十二年（648年），置京诸司公廨本钱，捉以令史、府史、胥士。永徽元年（650年），废之。以天下租脚直为京官俸料。其后又薄敛一岁税，以高户主之，月收息给俸。寻颛以税钱给之。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粟者常食，余为百官俸料。公廨出举典史，有彻垣墉、鬻田宅以免责者。州县典史捉公廨本钱者，收利十之七。富户幸免徭役，贫者破产甚众。秘书少监崔沔请计户均出。每丁加升尺，所增盖少。流亡渐复，仓库充实，然后取于正赋，罢新加者。《通鉴》系开元六年（718年），云：唐初州县官俸，皆令富户掌钱，出息以给之。息至倍称，多破产者。秘书少监崔沔上言：请计州县官所得俸，于百姓常赋之外，微有所加以给之。从之。开元十年（722年），中书舍人张嘉贞又陈其不便。遂罢天下公廨本钱，复税户以给百官。籍内外职田，赋逃还户及贫民。十八年（730年），复给京官职田。州县籍一岁税钱为本，以高户捉之，月收赢以给外官。复置天下公廨本钱，收赢十之六。德宗时，祠祭、蕃夷赐宴别设，皆长安、万年人吏主办。二县置本钱配纳质积户收息以供费。诸使捉钱者，给牒免徭役。有罪，府县不敢劾治。民间有不取本钱立虚契，子孙相承为之。尝有殴人破首，诣闲厩使纳利钱，受牒贷罪。御史中丞柳公绰奏诸主捉钱户府县得捕役，给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钱者不纳利矣。元和九年（814年），户部除陌钱每缗增垫五钱，四时给诸司、诸使之餐，置驱使官督之。御史一人，核其浸渔。起明年正月，收息五之一。号元和十年（815年）新收置公廨本钱。初捉钱者私增公廨本，以防耗失，而富人乘以为奸，可督者私之，外以逋官钱迫蹙闾里。民不堪其扰。御史中丞崔从奏增钱者不得逾官本。其后两省捉钱官给牒逐利，江淮之民，鬻茶盐以挠法。宰相李珏、杨嗣复奏堂厨食利钱扰民烦碎。于是罢堂厨捉钱官，置库量入计费。《志》所言唐代公家出举、兴生之事如此。其散见他处者：《旧书·玄宗纪》：开元二十六年正月。长安、万年两县，各与本钱一千贯，收利供驿。三月，河南、洛阳亦借本钱一千贯，收利充人吏课役。《代宗纪》：永泰元年三月，诏左仆射裴冕等十三人并集贤院待诏。上以勋臣罢节制者，京师无职事，乃合于禁门书院间，以文儒公卿宠之也。仍特给飧本钱三千贯。《穆宗纪》：元和十五年八月，赐教坊钱五千贯，充息利本钱。长庆三年十月，赐内园使公廨本钱一万贯，军器使三千贯。《懿宗纪》：咸通五年五月，以南蛮侵犯，湖南、桂州，是岭路系口，诸道兵马纲运，无不经过，顿递供承，动多差配，潭、桂两道，各赐钱三万贯，以助军钱，亦以充馆驿息利本钱。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于潭、桂，徭配稍简，令本道观察使详其闲剧，准此例兴置。《礼乐志》：永泰二年（766年），国子学成，贷钱一万贯，五分收钱，以供监官学生之费。《新书·宦者·鱼朝恩传》云：赐钱千万，取子钱供秩饭。其藉以供经费者，可谓广矣，而弊窦亦层见叠出。《旧书·沈传师传》：父既济，建中二年（781年）夏，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以见官、前任及同正、试、摄九品以上，择文学、理道、韬钤、法度之深者为之。各准品秩给俸钱。廪饩、干力、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赡用。既济上疏论之曰：“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经理之法。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及厨廪、厅宇，约计一月不减百万。以他司息利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若均本配人，当复除

二百户，或许其入流。反覆计之，所损滋甚。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破产，积于府县。实思改革，以正本源。”《新书·李德裕传》：始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罢之。是内外交受其弊也。《忠义传》：王同皎孙潜，元和中，擢累将作监。监无公食，而息钱旧皆私有。至潜，取以具食。遂为故事。《杜兼传》：子中立，文宗时，拜司农卿。初度支度六宫飧钱移司农，司农季一出付吏。大吏尽举所给于人，权其子钱以给之。既不以时，黄门来督责、慢骂。中立取钱纳帑舍，率五日一出。吏不得为奸。后遂以为法。是官吏皆有因以自润者也，其弊可谓博矣。然民间事业，亦有籍置本以谋经费者。《苗晋卿传》：为魏郡太守。会入计，因上表请归乡里，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是其事也。可见民间资本之乏矣。

惟其然，故私家亦竞事出举以求利。《隋书·秦王俊传》，言其镇并州时出钱求息，民吏苦之。《旧书·高季辅传》：季辅于太宗时上封事，言公主、勋贵，放息出举，追求什一。《杜亚传》：充东都留守，既病风，尚建利以固宠。奏请开苑内地为营田，以资军粮，减度支每年所给，从之。亚不躬亲部署，但委判官张荐、杨晪。苑内地堪耕食者，先为留司中官及军人等开垦已尽。亚计急，乃取军中杂钱，举息与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际，多令军人车牛，散入村乡，收敛百姓所得菽粟将还。军民家略尽，无可输税。人多艰食。由是大致流散。《新书·徐有功传》：博州刺史琅邪王冲责息钱于贵乡，家奴督敛，与尉颜余庆相闻知。《通鉴》：后汉高祖乾祐元年（948年），蜀司空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业，于私第置狱，系负债者或历年，至有庾死者。此等皆恃势放债者也。亦有恃势借债者。《旧书·高宗诸子传》：章怀太子子守礼，常带数千贯钱债。或谏之。守礼曰：“岂有天子兄没人葬？”《李晟传》：子惎，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沉湎酒色，恣为豪侈。积债至数千万。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惎为定州司法参军。是其事矣。然恃势负债之人，亦自有能与之交涉者。《旧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中书奏“赴选官人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从之。则清代所谓京债者，唐时已有之矣。《高瑀传》：大和初，忠武节度使王沛卒，物议以陈、许军四征有功，必自择帅。或以禁军之将得之。宰相裴度、韦处厚议：瑀深沈方雅，曾刺陈、蔡，人怀良政；又熟忠武军情，欲请用瑀。事未闻，陈、许表至，果请瑀为帅。乃授忠武节度使。自大历已来，节制除拜，多出禁军中尉。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当为帅者，自无家财，必取资于人，得镇之后，则膏血疲民以偿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缙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此又武官之京债也。《后妃传》：穆宗贞献皇后萧氏，福建人。生文宗。后因乱去乡里，自入王邸，不通家问。别时父母已丧，有母弟一人。文宗诏闽、越连率于故里求访。有户部茶纲役人萧洪，自言有姊流落。估人赵缜，引洪见后姊徐国夫人女婿吕璋。夫人亦不能省认；俱见太后，呜咽不自胜。上以为复得元舅，遂拜河阳怀节度使。迁鄜坊。先是有自神策两军出为方镇者，军中多资行装，至镇三倍偿之。时有自左军出为鄘坊者，资钱未偿而卒于镇，乃征钱于洪。宰相李训，雅知洪诈称国舅，洪惧，请训兄仲京为鄜坊从事以弥缝之。洪恃与训交，不与所偿。又征于卒者之子。洪俾其子接诉于宰相，李训判绝之。左军中尉仇士良深衔之。时有闽人萧本者，复称太后弟。士良以本上闻，发洪诈假。自鄜坊追洪下狱，御史台按鞫，具服其伪，诏长流州，赐死于路。赵缜、吕璋亦从坐。军人放京债者之声势，可以想见。神策吏李昱假贷长安富人钱八千贯不偿，大贾贾陟负五坊息钱，钩考又得卢群逋券，事见第六章第六节。贞元时颁藏钱之禁，高赀大贾亦多倚左右军官

钱之名以拒，事见第十八章第四节。又可见军中出举，所及颇广，并不以本军为限也。

商人所畜，本多流通蕃息之财，兼事出举，势自甚便。刘从谏署贾人子为衙将，使行贾州县，而其人遂所在暴横，责子贷钱，以此也。回纥来者，亦多商人，故亦多事出举。《通鉴》：德宗贞元三年（787年），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已来，安西、北廷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于度支受直。度支不时付直。长安市肆，不胜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胡《注》曰：“举者，举贷以取倍称之利也。质者，以物质钱，计月而取其利也。”开成元年（836年），京兆府奏禁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见第十五章第一节。正指此辈。西域奉使，本多贾胡，即不尽然，而其同族既多此曹，自亦易与之合流。《新书·回鹘传》言其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亦西胡，非北狄也。

《新书·薛仁贵传》：子讷，迁蓝田令。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数千斛偿之。讷曰：“义仓本备水旱，安可绝众人之仰私一家？”报上不与。会俊臣得罪，亦止。讼息钱而判以义仓粟为偿，其事殊不可解。度其贷款必与地方公务有关涉也。《宋璟传》：京兆人权梁山谋逆，敕河南尹王怡驰传往按。牢械充满，久未决。乃命璟为京留守，复其狱。初梁山诡称婚集，多假贷，吏欲并坐贷人。璟曰：“婚礼借索大同，而狂谋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与为反。贷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纵数百人。假贷何必分向数百人，数百人何以能皆信之？其事亦殊不可解。梁山殆豪杰者流，贷与之人，实为所胁耳。《旧书·崔衍传》：继母李氏，不慈于衍，而衍事李氏益谨。李氏所生子邰，每多取子母钱，使其主以契书征负于衍，衍岁为偿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无所余。邰之举取，习以为常，与之者盖专以此为业，所谓子钱家也？

借贷者不必皆相知，子钱家欲广其业，则必有物以为质。德宗征山东，括僦柜质钱，《通鉴》胡《注》曰：“民间以物质钱，异时赎出，于母钱之外，复还子钱，谓之僦柜。”建中三年（782年）。此即今之典肆。《五代史补》：慕容彦超被围，勉其麾下曰：“吾库中金银如山积。若全此城，尽以为赐。汝等勿患富贵。”有卒私言曰：“侍中银皆铁胎，得之何用？”诸军闻之，稍稍解体。高祖人，有司阅其库藏银，铁胎者果什七八。初彦超令人开质库，有以铁胎银质钱者，经年后，库吏始觉，言之。彦超初甚怒。顷之，谓吏曰：“此易致耳。汝宜伪窦库墙，凡金银器用暨缣帛等，速皆藏匿，仍乱撤其余，以为贼践。吾当擒此辈矣。”库吏如其教。彦超下令：“恐百姓疑彦超隐其物，宜令三月内各投状，明言质物色，自当陪偿之。”百姓以为然，投状相继。翼日，铁胎银主果出。于是擒之。置之深屋中，使教部曲辈昼夜造用广府库。此银是也。则官亦自设质库以牟利矣。

《全唐文》三载玄宗禁放重利诏曰：“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自今已后，天下私举质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沈既济谓百万之息，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正系月息五分，此盖唐代宫中出举取息常率？不轻减以抑民间重利，反抑民间利率，使下于官，宁可得乎？月息五分，二十阅月即利侔于本，使再计息，盘剥未免过深，故子本相侔，即不许再计利息。《旧五代史·梁末帝纪》：贞明六年四月丁亥，制私放远年债负，生利过倍，自违格条。所在州县，不在更与征理之限。龙德元年五月丙戌，制公私债负纳利及倍已上者，不得利上生利。《唐明宗纪》：长兴元年（930年）圜丘赦制：应私债出利已经倍者，只许征本。已经两倍者，本利并放。《晋高祖纪》：天福六年（941年）赦诏：私下债负征利一倍者并放。数诏意旨相同，所谓格条，当出唐代也。

借债有约以他物为偿者。《新五代史·常思传》：广顺三年（953年），徙镇归德。居三年，来朝，又徙平卢。思因启曰：“臣居宋，宋民负臣丝息十万两，愿以券上进。”太祖颔之。即焚其券，诏宋州悉蠲除之。盖知其剥削之酷也。然计臣亦有以此为筹款之策者。《通鉴》：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孔谦贷民钱，使以贱价偿丝，屡檄州县督之。翰林学士承旨权知汴州卢质上言：“梁赵岩为租庸使，举贷诛敛，结怨于人。陛下革故鼎新，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为，是赵岩复生也。今春霜害稼，茧丝甚薄，但输正税，犹惧流移，况益以称贷，人何以堪？”此等出举之法，疑民间旧有之，聚敛之臣乃从而效之，而贪残者亦行之一州也。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而穷乡僻壤之民，殊有告贷无门之苦，则不得不如鱼之相濡以沫。《新书·循吏传》：韦宙，出为永州刺史。民贫无牛以力耕，宙为置社，二十家月会钱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为准。久之，牛不乏。此深得教民相助之道。人孰能无缓急，穷僻之处，既为出举者所不顾，非其人能自相救恤，尚安得维持延续？其间睦姻任恤之行必甚多，特无闻于世，遂无传于后耳。语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如韦宙之所为，盖所谓利导之、整齐之者。《隋书·郎茂传》：迁民部侍郎。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又为余粮簿，拟有无相赡。茂以为繁纡不急，皆奏罢之。夫民非不能为也，然不能承文教而为之。而为之强立条章，而责之以行，是与之争也。宜郎茂之弗听也。

公家救恤之政，后世已几绝迹，而惟借佛家稍存之。《旧书·武宗纪》：会昌五年十一月甲辰，敕悲田养病坊，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句当，以充粥料。《新书·食货志》云：两京悲田养病坊给寺田十顷，诸州七顷，主以耆寿。是佛教未废时，悲田养病坊，固遍于两京及诸府州也。然其细已甚矣。《玄宗纪》：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是岁断京城乞儿。既断之，亦必有以活之，其亦如悲田坊之类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