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史』二、逻辑文

严复　章士钊　附黄远庸

自衡政操论者习为梁启超排比堆砌之新民体，读者既稍稍厌之矣，于斯时也，有异军突起，而痛刮磨湔洗，不与启超为同者，长沙章士钊也。大抵启超之文，辞气滂沛，而丰于情感。而士钊之作，则文理密，察而衷以逻辑。逻辑者，侯官严复译曰名学者也。惟士钊为人，达于西洋之逻辑，抒以中国之古文，绩溪胡适字之曰欧化的古文，而于是民国初元之论坛顿为改观焉。然中国言逻辑者，始于严复，而士钊逻辑古文之导前路于严复，犹之梁启超新民文体之开先河自康有为也，故叙章士钊者宜先严复，犹之叙梁启超者必溯康有为。然而康有为、梁启超之视严复、章士钊，其文章有不同而同者，籀其体气，要皆出于八股。八股之文，昉于宋元之经义，盛于明清之科举，朝廷以之取士者逾六百年。而其为之工者，无不严于立界犯上连下，例所不许，巧于比类截搭、钓渡，化散为整，即同见异，通其层累曲折之致，其心境之显呈、心力之所待，与其间不可乱、不可缺之秩序，常于吾人不识不知之际，策德术心知以入慎思明辨之境涯，而不堕于卤莽灭裂。每见近人于语言精当，部分辨晰，与凡物之秩然有序者，皆曰合于逻辑矣，盖假欧学以为论衡之绳墨也。然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此论思之所以有裨，而数百年来，吾祖若宗德术心智之所资以砥砺而不终萎枯也欤？迄于清末，而八股之文随科举制以俱废，而流风余韵，犹时时不绝流露于作者字里行间。有袭八股排比之调，而肆之为纵横轶宕者，康有为、梁启超之新民文学也。有用八股偶比之格，而出之以文理密察者，严复、章士钊之逻辑文学也。论文之家，知本者鲜。独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若论逻辑文学之有开必先，则不得不推严复为前茅，叙章士钊而先严复，庶几先河后海之义云。

严复，原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也。早慧，师事同里黄宗彝，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让清同治间，同县沈葆桢号知兵，以巡抚居忧在里，奉诏创船政，招试英髦，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边，挈复东渡诇敌，勘量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伊藤相、大隈伯之伦皆其选，而复试辄最上第。湘阴郭嵩焘以侍郎使英，时引与论析中西学同异，穷日夕不休，比学成归，葆桢已薨，无用之者。于是发愤治八比，冀以科第显，纳粟为监生，应南北乡试者再，佹得复失。而合肥李鸿章方总督直隶，领北洋大臣，器复之能，乃辟教授北洋水师学堂。复见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既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牛耳。闻者弗省。鸿章亦嫌其危言激论，不之亲也。法越事裂，鸿章为德璀琳辈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复，复亦愤而自疏。及鸿章大治海军，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甲午之战，海军熸于日，割地赔款，仅以无事。德宗大恨，锐欲变法，特诏遴人才。复被荐，以二十四年戊戌秋召对称旨，退上皇帝万言书，大略言：“中国积弱，于今为极，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于内治者十之七，由于外患者十之三耳。而天下汹汹，若专以外患为急者，此所谓为目论者也。今日各国之势，与古之战国异。古之战国务兼并，而今之各国谨平权，此所以宋、卫、中山不存于七雄之世，而荷兰、瑞士、丹麦尚瓦全于英、法、德、俄之间。且百年以降，船械日新，军兴日费，量长较短，其各谋于攻守之术也亦日精，两军交绥，虽至强之国，无万全之算也，胜负或异，死丧皆多，且难端既构，累世相仇，是以各国重之。使中国一旦自强，与各国有以比权量力，则彼将隐销其侮夺觊觎之心，而所求于我者，不过通商之利而已，不必利我之土地人民也。惟中国之终于不振而无以自立，则以此五洲上腴之壤，无论何国得之，皆可以鞭笞天下，而平权相制之局坏矣。虑此之故，其势不能不争，其争不能不力。然则必中国自主之权失，而后全球杀机动也。虽然，彼各国岂乐于是哉？争存自保之道，势不得不然也。今夫外患之乘中国，古有之矣。然彼皆利中国之弱，而后可以得志。而今之各国，大约而言之，其用心初不若是，是故徒以外患而论，则今之为治，尚易于古叔季之时。夫易为而不能为，则其故由于内治之不修，积重而难反，而外患虽急，尚非吾国病本之所在也。其在内治云何？法既敝而不知变也。

今日吾国之富强，民之智勇，无一事及外洋者，其所以然之故，所从来也远。大抵建国立群之道，一统无外之世，则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分民分土、地丑德齐之时，则以富国强兵为切计，此不易之理也。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

罗马者，汉之所谓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峨特、日尔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以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乖离破碎使之然也。

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数万里之地，带山砺河，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暂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于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修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而抚百姓，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夫圣人之治理不同，而其求措天下于至安而不复危者，心一而已。

圣人之意，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有以相安养，相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是故其垂谟著诫，则尚率由而重改作，贵述古而薄谋新。其言理财也，则重本而抑末，务节流而不急开原，戒进取，敦止足，要在使民无冻饿，而有以制丰歉、供租税而已。其言武备也，则取诘奸宄，备非常，示安不忘危之义，外之无与为絜长度大之劲敌，则无事于日讲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内之与民休息，去养兵、转饷之烦苛，则无由蓄大支之劲旅也。且圣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贵也，然以为无益于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而旌其纯良谨悫，所谓豪侠健果，重然诺，与立节概之风，则皆惩其末流而黜之矣。

夫如是，数传之后，天下靡靡驯伏，易安而难危，乱民无由起，而圣人求所以措置天下之方，于是乎大得。此其意非必欲愚黔首，利天下，私子孙也，以为安民长久之道莫若此耳。盖使天下常为一统而无外，则由其道而上下相维，君子亲贤，小人乐利，长久无极，不复乱危，此其为甚休可愿之事，固远过于富强也。

不幸为治之事，弊常伏于久安之中，而谋国之难，患常起于所防之外，此自前世而已然矣。而今日乃有西国者，天假以舟车之利，闯然而破中国数千年一统之局，且挟其千有余年所争竞磨砻而得之智勇富强，以与吾相角，于是吾所谓长治久安者，有儳然不终日之势矣。今使中国之民，一如西国，则见国势倾危若此，方且相率自为，不必惊扰仓皇，而次第设施，自将有以救正，而数稔之间，吾国固已富已强矣。顾中国之民有所不能者，数千年道国明民之事，其处势操术与西人绝异故也。

夫民既不克自为，则其事非倡之于上，固不可矣。然所以成其如是者，率皆经数千载自然之势流衍而来，对待相生，牢不可破，故今日审势相时而思有所变革，则一行变甲，当先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内，由是以往，胶葛纷纭，设但支节为之，则不特徒劳无功，且所变不能久立。又况兴作多端，动縻财力，使其为而寡效，则积久必至不支，此亦事之至可虑者也。”所论通达治体，而出之以至诚悱恻，徒以其后言变法而推极论之，必先破把持之局，语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而政局亦变，德宗被幽。后二年拳匪祸作，自是避地居上海者七年。

复既摈不用，则殚心著述，蕲于匡时拂俗。既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壹治之以名学而推本于求诚。诚者非他，真实无妄之知是已。名学者，求诚之学也。顾其所重尤专在求，据已知以推未知，席既然以睹未然，其已知既然，为公例可也，为散著可也。名学所辩论，非所信者也，在据所征以为信。盖信一理一言者，必不徒信也，必有其所以信者，此所以信者，正名学所精考微验而不敢苟者也。顾吾国所谓学，告吾以所以信者则如何？自晚周、秦、汉以来，大经不离言辞文字而已，求其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如西人所谓学于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词文字者，古人之言词文字也，乃专以是为学，故极其弊为支离，为逐末，既拘于墟而束于教矣，而课其所得，或求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诸四海而必不准，如是者，转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视反听，归而求诸方寸之中，辄恍然而有遇，此达摩所以有廓然无圣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废之不早，而王阳明居夷之后，亦专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惟善为学者不然，学于言辞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学于自然。自然者何？内之身心，外之事变，精察微验，而所得或超于向者言辞文字外也，则思想日精，而人群相为生养之乐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备焉，此天演之所以进化，而世所以无退转之文明也。

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对待而后形焉者也。吾心之所觉，必证诸物之见象，而后得其符也。王阳明谓：“吾心即理。”使六合旷然无一物以接于吾心，当此之时，心且不可见，安得所谓理者哉？此中国言明心见性，而不本之格物致知者之所以为修辞不立其诚也。然执是遂谓中国言词文字之所著者，一切无当于学，则亦不可也。古书难读，中国为甚。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著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自后人之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假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其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得，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占毕为学者万万有加。而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与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夫以西学识古，以实验治学，后来胡适倡新汉学者之所持以为揭帜，而实导之于复。复常以为中西二学，兼途并进，或者藉自它之耀，祛旧知之蔽。译有英哲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耶方斯《名学浅说》、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甄克思《社会通诠》、法人孟德斯鸠《法意》诸书。凡译一书，与他书有异同者，辄旁考博证列入后案，张皇幽眇以补漏义，尤能以古文辞达奥旨，而不龂龂于字比句次之间。国人之言以古诗体译西诗者，自苏玄瑛，言以古文辞译小说者，自林纾，而言以古文辞译欧西政治、经济、哲学诸科，盖自复启其机焉。自以生平师事服膺者，厥惟桐城吴汝纶，每译一书，必以质正。汝纶既高文硕望，常以：“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

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杨子《太玄》，拟《易》而为之，是皆所谓一干而枝叶扶疏者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因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谓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见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勿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独推复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扬子云笔札之功，赵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复常虚心请益，而汝纶则自谦不通西文，顾亦时有独见。尝答书于复以论译西书曰：

来示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为卓识。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本意谓中国书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大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若中学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时曾大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间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但此诸书，必高材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资性平钝，虽无西学，亦未能追其途辙。独姚选古文，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区区妄见，敬以奉质。别纸垂询数事，某浅学不足仰副明问，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欧美文字与我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中文，并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任则伤洁。”此诚难事。

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县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文固有化俗为雅之一法，如左氏之言“马矢”，庄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来”，太史之言“夥颐”，在当时固皆以俚语为文，而不失为雅。若范书所载“铁胫尤来”、“大枪”、“五楼”、“五蟠”等名目，窃料太史公执笔，必皆芟薙不书。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如今时雅片馆等比，自难入文，削之自不为过，倘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雅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盐铁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姚郎中所选文，似难为继，独曾文正《经史杂钞》能自立一帜。王、黎所续，似皆未善。国朝文字，姚春木所选《国朝文录》，较胜于二十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数人，人不数篇。

若欲备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鉴》之类，则世盖多有。若谓足与文章之事，则姚郎中之后，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张廉卿数人而已，其余盖皆自郐也。来示谓：“欧洲国史，似中国所谓长编、纪事本末等比。”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此二类，曾云“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欧洲记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迁、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间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则小说家言，不足法也。欧史用韵，今亦以韵译之，似无不可，独雅词为难耳。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私见如此，未审有当否？

复致服其言，常语人曰：“不佞往者每译脱稿，辄以示桐城吴先生，老眼无花，一读即窥深处，盖不徒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间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最先出者，赫胥黎《天演论》。汝纶读，叹绝，曰：“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鸿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顾蒙意尚有不能尽无私疑者，以谓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原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顾复自以志在达旨，不尽从也。定为《译例》三事：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傥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它所译大率似此。大抵不背于汝纶所称“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而已。顾复自言：“《原富》之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傎倒附益。独于首部篇十一释租之后，原书旁论四百年以来银市腾跌，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又言：“穆勒约翰《群己权界论》，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傎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质言之曰“译意”而已，故不龂龂于字比句次之间也。虽至名义亦然。顾谨于造辞，矜慎不苟，自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译赫胥黎《天演论》曰：“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系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译斯密亚丹《原富》曰：‘计学’西名叶科诺密，‘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包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嫌过陋。自我作古，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故《原富》者，‘计学’之书也。然则何不径称‘计学’而名‘原富’？曰：‘从斯密氏之所自名也。’且其书体例，亦与后人所撰计学，稍有不同：达用多于明体，一也。匡谬急于讲学，二也。其中所论，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罗之言，于计学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学家言例之。云‘原富’者，所以察究财利之性情、贫富之因果，著国财所由出云尔。故《原富》者，计学之书，而非讲计学者之正法也。计学于科学为内籀之属。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如斯密、理嘉图、穆勒父子之所论者，皆属此类。然至近世，如耶方斯、马夏律诸书则渐入外籀，为微积曲线之可推，而其理乃益密。

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

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译穆勒约翰《名学》曰：“‘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根之转。‘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向，‘罗支’，即逻辑也，如‘裴洛罗支’之为字学，‘唆休罗支’之为群学，‘什可罗支’之为心学，‘拜诃罗支’之为生学，是已，精而微之，则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此如佛氏所举之阿德门，基督教所称之灵魂，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皆此物也，故‘逻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称为‘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

‘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字所函，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译穆勒约翰《群己权界论》曰：“或谓旧翻‘自繇’之西文‘里勃而特’，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说误也。谨按‘里勃而特’，原古文‘里勃而达’，乃自由之神号，其字与常用之‘伏利当’同义，‘伏利当’者，无挂碍也，又与‘奴隶’、‘臣服’、‘约束’、‘必须’等字为对义。‘公道’西文自有专字曰‘札思直斯’，二者义虽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然自是后起附属之话，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须自繇。其字义训，本为最宽。‘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岂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

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繇，何者不可自繇也。斯宾塞《伦理学说公》一篇，言：‘人道所以必得自繇者，盖不自繇，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而仅有幸不幸可言，而民德亦无由演进，故惟与以自繇而天择为用，斯郅治有必成之一日。’佛言：‘一切众生皆转于物，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能转物者，真自繇也。是以西哲又谓：‘真实完全自繇，形气中本无此物，惟上帝真神，乃能享之。禽兽下生，驱于形气，一切不由自主，则无自繇而皆束缚。独人道介于天物之间，有自繇，亦有束缚。治化天演，程度愈高，其所得以自繇、自主之事愈多。’由此可知，‘自繇’之乐，惟自治力大者为能享之，而气禀嗜欲之中，所以缠缚驱迫者，方至众也。卢梭《民约》其开宗明义，谓‘斯民生而自繇’，此语大为后贤所呵。亦谓初生小儿，法同禽兽，生死饥饱，权非己操，断断乎不得以自繇论也。

名义一经俗用，久辄失真。如老氏之‘自然’，盖谓世间一切事物，皆有待而然。惟最初众父，无待而然，以其无待，故称‘自然’，惟造化真宰无极、太极为能当之，乃今俗义，凡顺成者皆‘自然’矣。又如释氏之‘自在’，乃言世间一切六如变幻起灭，独有一物，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以其长存，故称‘自在’，惟力质本体，恒住真因，乃有此德。乃今欲取涅槃极乐引申之义，而凡安闲逸乐者皆‘自在’矣。则何怪‘自繇’之义，始不过谓自主而无以挂碍者，乃今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一及其名，恶义坌集，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穆勒此篇所释名义，只如其初而止，柳子厚诗云：‘破额山前碧血流，骚人遥住木兰舟。东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花不自由。’所谓‘自由’，正此义也。‘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皆作‘自繇’字，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盖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系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凡此之类，皆几经籀讨，而后定一名、下一义。学者称之曰侯官严先生。自是士大夫多倾向西人学说，而复则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其究必有受其弊者。独居深念，尝谓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谫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犹愈也。每于广众中陈之，急言极论，顾闻者不以为意，辄谓复之过计也。

复既以海军积劳叙副将矣，尽弃去，入资，为同知，洊扰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统，寻赐文科进士出身。其乡人郑孝胥调以二诗，其一曰：“严侯本武人，科举偶所慕。弃官更纳粟，被刖尝至屡。平生等身书，弦诵遍行路。晚邀进士赐，食报一何暮。回思丙丁间，春闱我犹赴。都门有文会，子作必寄附。传观比尤王，一读舌俱吐。谁知厄场屋，同辈空交誉。天倾地维绝，万事逐烟雾。八股竟先亡，当时殊不悟。寒窗抱卷客，亿兆有余诅。吾侪老更黠，检点夸戏具。烦君发庄论，习气端如故。”其二曰：“左侯左宗棠居军中，叹息谓欧斋林寿图以进士出身，官陕西布政使，时左官陕甘总督也。‘屈指友朋间，才地有等差。进士胜翰林，举人有过之。我不得进士，胜君或庶几。’欧斋奋然答：‘霞山刘蓉以诸生从戎，累官陕西巡抚语益奇。举人何足道，卓绝惟秀才。’言次辄捧腹，季高怒竖眉。观君评制艺，折肱信良医。少年求进士，得之特稍迟。风味如甘蔗，倒嚼境渐佳。何可遽骄满，持将傲吾侪。不穀虽不德，自知背时宜。三十罢应试，庚寅直至斯。誓抱季高说，不顾欧斋嗤。君诗貌烦冤，内喜堪雪悲。官里行皆促，老苍仗头皮。八股纵已亡，身受伏余威。知君不忘故，得意还见思。”亦以证复曩昔之治八股者劬耳。充学部名词馆编纂。其后章士钊董理其稿，草率敷衍，乃弥可惊叹。复藉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旋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三年，授海军部一等参谋官。

袁世凯与复本雅故，其督直隶，招复不至，以为恨。既罢政，诋者蜂起。复独抗言折之，谓：“世凯之才，一时无两。”则又感复。及被举为临时大总统，遂聘复长京师大学堂，充公府顾问、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复恒昌言：“国人识度不适于共和。”又言：“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夫言自由而日趋于放恣，言平等而在反于事实之发生，此真无益，而智者之所不事也。大抵治权之施，见诸事实，故明者著论，必以历史之所发见者为之本基，其间籀取公例，则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若夫乡壁虚造，用前有假如之术，立为原则，演绎之，及其终事，罔不生心害政。卢梭之《民约论》出，以自由平等为天下号，适会时世，民乐畔古，而卢梭文辞又偏悍发扬，语辨而意泽，能使听者入其玄而不自知。顾所谓‘民居之而常自由、常平等’者，卢梭亦自言其为历史之所无矣。夫指一社会，考诸前而无有，求诸后而不能，则安用此华胥、乌托邦之政论而毒天下乎？况今吾国人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减损自由，而以利国善群为职志。至于平等，本法律而言之，诚为平国要素，而见于出占投票之时，然须知国有疑问，以多数定其从违，要亦出于法之不得已，福利与否，必视公民之程度为何如。往往一众之专横，其危险压制，更甚于独夫，而亦未必遂为专者之利。是以其书名为救世，于穷檐编户，妪煦燠咻，而其实则惨刻少恩，恣睢暴戾。”乃著《民约平议》一文，其说本之英哲家赫胥黎。而戴袁世凯者，利复有言，又以复雄文高名，欲资之以称帝，始发其谋者杨度。宪法顾问美博士古德诺氏《共和与君主论》既发表之第三日，杨度访复于西城旧刑部街之居，侈陈其比来博簺之利，谓：“数日前，挟二千金之天津，访所眷某姬，约友作雀戏，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与翻无限制。会吾轮庄牌，作饼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饼，手中一饼三枚，二五饼对碰等和，旁家发一饼，以常情论，吾无开杠理。顾吾欲藉以卜吾运之亨塞，乃举手中牌七枚，翻以示人曰：‘吾既杠一饼，已无异自宣吾蕴，尚何秘为？苟吾运果佳者，所需二五饼，终当摸索自得之，天缘凑巧，或且杠上开花矣。’不意翻取诸杠头之牌视之，果为二饼，遂以一色全对成和，作五翻计算，合旺子之数，一次所赢已逾万金也。吾以是知吾运已入亨通之境，意有所图，必当如愿。近谋组织一公司，朋辈争相附股，群思托荫于吾，冀有所膏润”云。复闻度言之津津，若有至味，颇不识何所取意。次日，度复相过，问：“见古德诺《君主论》乎？”曰：“见之。”问：“公视今日政治，何如前清？共和果足以使中国臻于富强兴盛乎？”复喟尔而言曰：“此一时殊未易答。辛亥改革之顷，清室曾颁布宪法信条十九，誓以勿渝，仆于其时主张定虚君之制。使如吾言，清室怵于王统之垂绝幸续，十九信条，必将守之惟谨，不敢或背。而君臣之义未全堕地，内外百官犹有所慑，国事之坏，当不至如今日之甚。或得如英国国君端拱无为而臻于上理，未可知也？”度曰：“惟然，我将与同志诸人组合一会，名曰筹安，专就吾国是否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为学理之研究。古德诺引其端，吾等将竟其绪。国中士庶，向惟公之马首是瞻。请公为发起人，可乎？”复瞿然作色曰：“适吾所云，不过追维既往，聊备一说。国经改革，原非一蹴可期其大治。君主之制所赖以维系者，厥惟人君之威严。今日人君威严既成覆水，贸然复旧，徒益乱耳。仆持重人所共知，居恒每谓国家革故鼎新，为之太骤，元气之损，往往非数十百年不易复，故世俗所谓革命，无问其意在更民主抑君主，凡卒然尽覆已然之局者，皆为仆所不取。国家大事，宁如奕棋，一误岂容再误。吾国之宜有君而舆尸征凶，此虽三尺童子知之，而所难者，孰为之君？此在今日，虽为圣者，莫知适从。鄙意诚所重惮。”度譍之曰：“而公曾不闻之乎？德皇威廉一再语梁崧生公使、袁芸台公子梁士诒、袁克定：‘中国非君主不治，长此不更，为害必且累及世界。’其言诚洞中肯綮。以公之明，讵尚见不到此。且吾辈但事研究，可耳。至君主应否规复之议一决，吾辈之责任已毕。若夫实施，别有措置。尔时水到渠成，尚何重惮之有。”复又曰：“若然，则欲君主便君主可耳。自古觊觎大位者，一惟势力是视，何尝有待于研究哉？”度乃以大义相劫，正色告曰：“政治之弛张，不本之学术，于理未融，即于情不顺。公宿学雅望，士林瞻仰，既知共和国体之无补于救亡，即不宜苟安听其流变。”复意不能无动，乃曰：“筹安会，足下必欲成之，仆入会为会员，贡一得之愚，固未尝不可。特以研究相号召，度不能强人主张以必同也。”度乃起告别，寻语曰：“日者相者俱判吾鹏程万里，行且将扶摇上青天。吾不已告公博簺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从，何鳃鳃虑夭阏也。”复至是始悟昨之侈言博簺，意在以讽喻，为今日游说张本耳。明日，度具柬邀复晚餐，柬叙同座，则孙毓筠、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姓名赫然在焉，皆度所要给以发起筹安会者也。复既以疾辞，至晚宴散，度复相过。复固辞不见。度怏怏去。夜逾半，度忽遣使以一书相诒，谓：“筹安会事，实告公，盖承极峰旨。极峰谕非得公为发起人不可，固辞恐不便。事机稍纵即逝，发起启事，明日必见报。公达人何可深拒？已代公署名，不及待复示矣。”缄尾并缀“阅后付火”四字。复得书，仓卒不知所为。明日筹安会启事出，而复列名发起人第三。阍者启：“门首晨出，即有壮士二人荷枪鹄立，询之，则谓长官恐匪党或相扰，遣来警卫也。”于是复杜门不出，筹安会召议事，辄称疾谢之，直至筹安会解散，未尝一莅石驸马街，望筹安之门。及梁启超有异议，其论一出，风动海内。而世凯谋所以折其议者，乃以为非复莫属，署券四万金，令内史夏寿田持以谒复，请为文以难启超。复却其币，告寿田曰：“吾苟能为，固分所应尔。若以货取，其何以昭信天下？非主座见命之意也。容吾徐图之以报命。”寿田唯唯退。而复得要胁之书，无虑二十通，或讽以利害，或胁以刺杀，或责其义不容辞，而诡称天下属望，所署姓字真伪不得知，要皆谓复非有以折启超而关其口不可。复筹虑数日，乃诣寿田，举所得诸函示之曰：“梁氏之议，吾诚有以驳之。惟吾思主座命为文，所祈以祛天下之惑而有裨于事耳。闽中谚云：‘有当任妇言之时。有姑当自言之时。’时势至今，正当任妇言之，吾虽不过列名顾问，要为政府中人，言出吾口，纵极粲花之能事，人方视之为姑所自言，非惟不足以祛天下之惑，或转为人藉口，吾以是踌躇不轻落笔，非不肯为也。为之而有裨于事，吾宁不为哉？至于外间以生死相恫吓，殊非吾所介意。吾年逾六十，病患相迫，甘求解脱而不得，果能死我，我且百拜之矣。”寿田以白世凯。世凯知其意不可夺，驳梁启超之文乃改命孙毓筠为之。是故名与筹安发起之列者六人，世谓之筹安六君子，语含讽嘲。余五人皆有美新之作，劝进之文，而杨度《君宪救国论》最传诵人口。独复学问文章冠绝后辈，未尝有只字著论，而语于人曰：“大总统宣誓就职之后，以法律言，于约法有必守之义务，不独自变君主不可训，且宜反抗余人之为变。堂堂正正，则必俟通国民之要求。顾民意之于吾国，乃至难出现之一物，使不如是，则共和最高国体，亦无所云不宜者矣。”徒以名高为累，遂为世凯所浼。

英人多辣司氏谓其友曰：“世凯苟具卓荦之识，积学如严先生辈，正不应牵令入政治漩涡，摧毁国之精英。然未尝以不如己意而杀其身，贤于贵国古代奸雄远矣。”世凯既失志以死，而黎元洪代为总统，知复之不与谋也，故缉治筹安肇首，复不与焉。顾明令未颁之先，颇有传复不为元洪所谅者，林纾至泣涕以迫复宵遁。复慨然曰：“吾俯仰无愧怍，虽被刑，无累于吾神明，庸何伤。”夷然处之。然千夫所指，清望顿减矣。顾复通知古今，善于觇国，既感时惊心，有所切论，知之者以为警世之危言，不知者以为逊朝之殷顽也。然谈言微中，不为苟同，足以资监观，裨国是者，不鲜焉。方袁世凯之为大总统也，国人震其威名，以为可遗大投艰。而复则殊不谓然，曰：“中国之弱，其原因不止一端，顾其大患，在士习凡猥，而上无循名责实之政。

齐之强以管仲，秦之起以商鞅，其他若申不害、赵奢、李悝、吴起，降而诸葛武侯、王景略，唐之姚崇，明之张太岳，凡为强效，大抵皆任法者也。吾国人学术既不发达，而于公中之财，人人皆有巧偷豪夺之私，如是而增国民负担，虽复甘之。草衣木食，潜谋革命，则痛哭流涕，訾政府为穷凶极恶，一旦窃柄自雄，则舍声色货利，别无所营，平日爱国主义，不知何往。以如是之国民，虽为强者奴隶，岂不幸哉。是故居今而言救亡，惟申韩庶可用。除却综名核实，岂有他途可行？试观历史，无论中外古今，其稍获强效者，何一非任法者耶？项城固一时之桀，顾吾所心憾不足者，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望其转移风俗，奠固邦基，呜呼！非其选尔。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此国事之所以重可叹也。财匮民穷，不为根本救济之法，方戚戚以断炊破产为忧，刻意聚敛，以养君为最急之事，尚何能为民治生计乎？教育强国根本，而革命以后，此论久不闻矣。”及世凯之败也，国人怒其稔恶，又以亟去之为快。而复意又不然，曰：“项城此时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国无上，为此者，一切无形有形之物，皆可牺牲。’复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夫项城非不可去，然必先为其可以去。

苏明允谓：‘管仲未尝为其可以死，其于国为不忠。’使项城而稍有天良，则前事既差，而此时为一国计，为万民计，必不可去。而他日既为可去之后，又万万不可以留。盖使项城今日而去，则前者既为其不义，而今日又为其不仁。使项城他日而留，则前者既为其寡廉，而他日又为其鲜耻，故曰：‘今日必不可去，他日必不可留也。’历观各报，函电旁午，壹以迫项城退位为宗。顾退位矣，而用何道出之，使神州中国得以瓦全，则又毫无办法。故复常谓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胠箧之傀儡，以云爱国，逖乎远矣。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谓之，至于此极。彼项城固不得为无罪，而所以使项城日趋于专，驯至握此大权者，夫非辛壬党人、参众两院之捣乱，靡所不为，致国民寒心，以为宁设强硬中央，驱除洪猛，而后元元至息肩喘喙之地故耶？不幸项城不悟，以为天下戴己，遂占亢龙，遽取大物，一着既差，威信扫地。呜呼！亦可谓大哀也已。然所谓帝制违誓种种，特反对者所执之词，而项城之失人心，一败至于不可收拾者，固别有在，非帝制也。盖项城之失败众矣，而最制其死命者，莫如财政；项城之败着夥矣，而莫厉于暗杀。项城自柄政以还，于中交两行，其亏负显然可指者过四千万，而黯昧通挪，经梁士诒、叶恭绰为之腾攫者，尚过此数，不得已，梁士诒倡停止付现之院令，盖以逢项城之意，欲取中国银行预备金以为济急之计，乃京、汉而外，举不奉令，则事已全反其所期，而徒为益深益热之败着。呜呼！吾曹终日忧叹，为国怀破产之惧，而项城则长作乐观，泥沙挥霍，小人逢长，因而啜叶促訾，是其败宜久矣。就职五年，民不见德，不幸又值欧战发生，工商交困，百货瞢腾，而国用日烦，一切赋税，有加无减，社会侈靡成风，人怀非望，此即平世，已不易为，乃国体适于此时议变更，遂为群矢之的。且项城自辛亥出山以来，得以首出庶物者，无他，旧握兵权而羽翼为尽死力故也。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往者勿论，乃革命军动，再行出山，至今若吴禄贞、若宋教仁、若赵秉钧、若应桂馨，最后若郑汝成、若张思仁、若黄远庸，海宇哗然，皆以为项城主之。夫杀吴、宋，虽公孙、子阳而外之所不为，然犹可为说。至于赵秉钧、郑汝成，皆平日所谓心腹股肱，徒以泄秘密之口，忍于出此。又况段祺瑞以不同意称帝，杜门不动，数见危机，人间口语，怪怪奇奇，则群下几何其不解体乎？夫求之财政则如彼，察之人心又如此，虽以魏武、刘裕当之，殆难为力，矧非其伦。而自就职以来，于中国根本问题，毫末无所措注。即以治标而论：军旅素所自许，而悍兵骄将，军实战械，皆未闻有统一之规，徒以因缘际会，群龙无首，为众所推，遂亦予圣自雄，以为无两。而以参众两院捣乱之太过，于是救时之士，亦谓中国欲治，非强有力之中央政府不可。新修约法，于法理本属无当，而反对者少。无他，冀少获救国之效已耳。而谁谓转厚项城之毒乎？筹安会之起，私衷本不赞同。然丈夫行事，既不能当机决绝，登报自明，则今日受责，即亦无以自解。惟于此日取消帝制之后，而欲使我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袁世凯既殕，而黎元洪代起为大总统，国人推长者，谓其可息世嚣、夷大难。而复意又不然，曰：“吾读中西历史，小人固覆邦家，而君子亦未尝不失败。大抵政治一道，如御舟然，如用兵然，履风涛，冒锋镝，各具手眼，以济以胜为期，能济能胜而后为群众所托命。道德之于国君，譬如诸财政家之信用，非是固不可行，然而乃其一节，而非其全能也。黎公道德，天下所信，然救国图存，断非如此道德所能有效。何则？以柔暗故。遍读中西历史，以谓天下最危险者，无过良善暗懦人。下为一家之长，将不足以庇其家；出为一国之长，必不足以保其国。古之以暴戾豪纵亡国者，桀纣而外，惟杨广耳，至于其余，则皆煦煦姝姝，善良谨葸者也。又况今日邦基陧杌，其能宏济艰难，拨乱世而反之正者，决非仅仅守正高尚，如今人所谓道德者足以集事。当是之际，能得汉光武、唐太宗，上之上者也，即不然，曹操、刘裕、桓宣武、赵匡胤，亦所欢迎。盖当国运飘摇，干犯名义是一事，而功成治定，芟夷顽梗，得以使大多数苍生安居乐业，又是一事。此语若对众宣扬，必为人人所唾骂。然细思之，今日政治惟一要义，其对外能强，其对内能治，所用方法，则皆其次。孟子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此自极端高论，殆非世界所能有。然吾所患于袁氏者，以其多行不义，多杀不辜，而于外强内治两言，又复未尝梦到观其在位四年，军伍之不统一，财政之纷乱，夫治标乃渠侬最急之图，尚是如此。至其他根本问题，如教育、司法，尤不必论。综其行事，所最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国会一事，谓其有利刃斩乱麻之能，而抵制日本要求不与焉。尝观陕西教士著一见闻录，谓：‘袁世凯大罪，不在规图帝制，在于不审始终，至于事败，转使强盗群称守正，匪人皆居成功，而民国之苦痛遂极。’此真针针见血之语。夫国乱如此，北洋系经一番酣豢之后，既成暮气而无能为，则使有政党焉，以其魄力盘踞把持，出而为一切之治，锄诛异己，号令出于一门，人曰此暴民专制也，而吾则曰犹有赖焉。而乃好恶拂人，贪酷无厌，假令一旦异己者亡，而同室之中，又乖离分张，芽孽萌动，而争雄长矣。夫盗贼匪人，岂有久合之道，欲其利国，不益远乎！此吾国前途所为可痛哭也。”其时梁启超方以政论负天下望，而袁世凯之殆，又发难于启超之一论，国人仰之如景星卿云。而复意又不然，曰：“国家欲为根本改革之计，其事前皆须有预备。而今之人，则欲一蹴而几，又焉可得。少年人大抵狂于声色货利之际，即其中心地稍净者，亦闻一偏之说，鄙薄古昔，而急欲一试，以谓必得至效。逮情见势屈，始悟不然，此时即有次骨之悔，而所亡已多。今日之事，不如是耶？但问今日局面不可收拾之所由来，则其原因至众，项城不过因其势而挺之而已，非造成此势者也。若论造成此势，则清室自为其消极，而康、梁以下诸公为其积极，二者合，而大乱遂为不得不成之势。至于元二诸公，所谓推波助澜，而其身亦在漩涡滚浪之中，欲不为然，或不可得。夫满清入关，以东胡种人而为中国之主，比较而论，其暴君乱政，以视朱明、胡元要为稀少。而一旦权臣欺其寡孤以与人市，臣民之中绝少为之太息扼腕者，虽曰自取，而向来执笔出报诸公，不得不谓其大有效力耳。嗟嗟，吾国自甲午以来，变故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为导师，以为趋向标准者，首屈康、梁师弟。顾众人视之以为福首，而自仆视之，则以为祸魁。何则？政治变革之事，蕃变至多，往往见其是矣，而其效或非，群谓善矣，而收果转恶。是故深识远览之士，愀然恒以为难，不敢轻心掉之，而无予智之习。而彼康、梁则何如？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而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狂，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因其说理语打破后壁，往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围。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庄生言：‘儒者以诗书发冢。’而罗兰夫人亦云：‘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甚至爱国二字，其于今世最为神圣矣。然英儒约翰孙有言：‘爱国二字，有时为穷凶极恶之铁炮台。’西国文明，自今番欧战扫地遂尽。英国看护妇某氏正命之顷，明告左右，谓：‘爱国道德为不足称。何则？以其发源于私，而不以天地之心为心故也。’此等醒世名言，必垂于后，正如罗兰夫人论刑时，对自由神谓‘几多善恶，假汝而行’也。可知谈理论一入死法，便无是处。是故孔子绝四，而释迦亦云：‘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而彼康、梁则何如？于道徒见其一偏而出言甚易。南海文笔沉闷。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仆尝寓书戒之，劝其无易出言，致成他日之悔。当日得书，闻颇意动，而转念乃云：‘吾将凭随时之良知行之。’由是猖狂无忌，畅所欲言，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人人以暗杀为地义，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往者唐伯虎诗云：‘闲来写得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以仆观之，梁任公所得于杂志者，大抵皆造业钱耳。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何以言之？德宗固有意向之人君，向使无康、梁，其母子未必生衅。西太后天年易尽，俟其百年，政权独揽，徐起更张，此不独祖宗之所式凭，而亦四百兆人民之利赖。而康乃踵商君之故智，卒然得君，卤莽灭裂，轻易猖狂，驯至于幽其君而杀其友，己则逍遥海外，立名目以敛人财，恬然不为耻。夫曰保皇，试问其所保今安在耶？必谓其有意作乱，固属大过，而狂谬妄发，自许太过，祸人家国，而不自引咎，则虽百仪、秦，不能为南海作辩护也。至于任公则自窜身海外以来，常以摧剥征伐政府为能事，《清议》、《新民》、《国风》，进而弥厉，至于其极，诋之为穷凶极恶，意若不共戴天。以一己之新学，略有所知，遂若旧制一无可恕，其辞具在，吾岂诳哉？于是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迨万弩齐发，堤防尽隳，而天下汹汹，莫适谁主。盖至辛亥壬子之交，天良未昧，任公悔之晚矣。于是熏穴求君，思及朱明之恪孙，曲阜之圣裔，乃语人曰：‘吾往日议论，止攻政府，不诋皇室。’嗟嗟，任公生为中国之人，读书破万卷，尚不知吾国之制，皇室政府不得歧而二之，于其体诚欲保全，于其用不得不稍留余地，亦可谓枉读一世之中西书矣。今夫中国立基四千余年，含育四五百兆，是故天下重器，不可妄动，动则积尸成山，流血为渠。古圣人所以严分义而威乱贼者以此，伊尹之三就桀者以此，周发之初会孟津而复散归者以此，操、懿之久而后篡者亦以此。英人摩理有言：‘政治为物，常择于两过之间。’法哲韦陀虎哥有言：‘革命时代，最危险物，莫如直线。’任公理想中人，欲以无过律一切政法，而一往不回，常行于最险直线者也，故其立言多可悔，迨悔而天下之灾已不可救矣。今夫投鼠忌器，常智犹能与之。彼有清多罪，至于末造之亲贵用事，坏法乱政，谁不知之？然使任公为文痛詈之时，稍存忠厚，少敛笔锋，不至天下愤兴，流氓童，尽可奉辞与之为难，则留一姓之传，以内阁责任汉人，为君主立宪，所全岂不甚多？而无如其一毁而无余何也。至于今日，事已往矣。师弟翩反，复睹乡枌，强健长存，仍享大名，而为海内之巨子，一词一令，依然左右群伦，而有清之社则已屋矣。《黄台瓜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康、梁之于中国，已再摘而三摘矣，耿耿隐忧，窃愿其慎勿四摘耳。大抵任公操笔为文时，其实心救国之意浅，而俗谚所谓出风头之意多。庄生谓：‘蒯聩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而德文豪哥德剧曲中，载有鲍斯特者，无学不窥，最后学符咒神秘术，一夜召地球神，而地球神至，阴森狞恶，六种震动，问欲何为，鲍大恐屈伏，然而无术退之。嗟乎！任公既以笔端搅动社会至如此矣，然惜无术再使吾国社会清明，则于救亡本旨，又何济耶？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罪。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蜂气者稍为持重。不幸舍其旧而谋其新，风会已成。而郑苏堪《五十自寿长句》有句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乎！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大抵吾人通病，在睹旧法之敝，以为一从夫新，如西人所为，即可以得无弊之法，而孰意不然。专制末流，固可为痛，则以为共和当佳，而孰知其害乃过于专制。始知世间一切法举皆有弊，而福利多寡，仍以民德民智高下为归。使其德智果高，将不徒新法可行，即旧者亦何尝遂病。傥德与智，未足心知其意，即民权亦复何为。其最受病，在用共和而不知选举权之重，放弃贩卖，匪所不为，根本受病，此树不能久矣。所以哓哓者，即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即自谓有程度，其程度乃真不足，目不见睫，常苦不自知耳。辛亥革命，而段祺瑞执梃袁门，搂合武人以为兵谏，宣统逊政，共和以成，八九年来，常以保障共和自任，然而于所以为共和者，段氏宁梦见也。国会之惟利是视，摧剥民生，殆吾国有历史来所未有。旧有风宪之官，言西法者皆以为非善制，今则以其权畀国会矣。由是明目张胆，植党营私，当国者只须有钱以豢养此辈议员，便可以诸善勿作，诸恶奉行，而身名仍复俱泰。呜呼！真不图我生不辰，乃见如此世界也。间尝深思世变，以为物必待极而后反。前者举国暗于政理，为共和幸福种种美言夸辞所炫，故不惜破坏旧法从之。今之民国近十年矣。而时事如此，更复数年，势必令人人亲受苦痛，而恶共和与一切自由平等之论如蛇蝎，而后起反古之思，至于其时，又未必不太过。此社会钟摆原例，无可奈何者也。往者突厥，群称近东病夫，至十九稘末造，毅然变法，于是有少年突厥之特称。列邦拭目观其变化，佥谓自兹欧、亚接壤中间，将必有崛兴之强国矣。顾乃大谬不然。数年之间，埃及、巴尔干群属几尽，而最后乃不量德力，为德所利用，屈指年月，更绘舆图，不独欧洲必无回部，即在安息、大食中间，亦不知占得幅员几许。是故变法而兴者，日本也。变法而亡者，突厥也。天时、地利、人事三者交汇以为其因，此中消息至微，惟狂妄者乃欲矢口高论耳。吾辈托生东方，天赋以国，国者，其尊如君，其亲如父。今乃于垂老之日，目击危亡之机，欲为挽救之图，早夜思维，常苦无术。又熟知世界大势，日见半开通少年，于醉梦中求浆乞酒，真使人祈死不得。所绝对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梁任公亦谓‘共和必至亡国’，而求所以出此共和者，又断然无善术。呜呼！今乃知当日肆口击排清室，令其一毁无余者，为可恨也。传曰：‘无易由言。’人人自诡救国，实人人皆抱火厝薪之夫，一旦及之后知，履之后艰，虽痛哭流涕，戟指呵骂其所崇拜盲从之人，亦已晚矣。悲夫。”既而丧乱频仍，国人意又稍苦共和。康有为乃与长江巡阅使张勋阴谋复辟，而复意又不然，曰：“九年卤莽共和，天下事至于如此，自常识而论，复辟岂非佳事？惟君主之治，必须出于自力，其次亦须辅佐。况当武人拥兵时代，非聪明神武，岂能戡祸乱而奠治安？此时中国已患无才，至于满人，更不消说。此正合历史一姓不再兴公例，傥卤莽灭裂以图之，非惟无补于苍生，抑将丛诟于清室。名为爱之，适以害之，苌叔违天，乌足尚乎。须知清室若可再兴，则辛亥必不失国，当时天子声灵，尚自赫耀，故家遗老犹有存者，手握雷霆万钧之势，乃亲贵乱政，授人口实，坏此山河，而谓今日凭借鸱张武夫，可以光复旧物，必不然矣。此议果行，大非旧朝之福。”于时天下汹汹，一分而不可复合，北洋之军阀，南方之民党，纷纭角讼，各有藉词。而复则两不以为然，曰：“吾国革命之后，占势力者不过两系：军人，一也。所谓民党，二也。时局至此，民党则被罪于军阀之干政，而北洋军人则归狱于万恶之国会，互相抨击，殆无休时。顾我辈平情论之，恐两派均难逃责也。数千年文胜之国，所谓兵者，本如苏明允所称‘以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近数十年来，愤于对外之累败，由是项城诸公得利用之，起而言尚武，言练兵。所以练兵，自唐以来，朝廷于有兵封疆，必姑息敷衍，清中兴以后尤甚，此项城所以刻志言兵也。虽然，武则尚矣，而教育不先，风气未改，所谓新式军人，新于服制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虽然，此类军人，亦惟在中国始能存立耳，稍与节制师遇，无不披靡。日本有某将官尝言：‘军人娶得美妻，殖产至数十万金，其人即非军人。’然则歌童舞女，列屋环侍，偷粮蚀饷，积资数百千万，其人尚有军人资格耶？以如是之人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而不憔悴。由是浸淫成五季之局，斯为幸耳。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外交失败，其过亦不尽在兵。自光、宣间，当路目光不远，亦不悟中西情势大殊，然主张练兵，提倡尚武，而当日所禀令者，依然是以不义之夫，执杀人之器。此吾国今日所由纷纭大乱，万劫不复也。若夫民党，尤为可哀。侈言自由，假途护法，其在野也，私立名字，广召党徒，无事则以报纸为机关，有事则借电报为风雷，把持倡和，运动苞苴，一日登台，所用者必其党徒，曰：‘此固美、法先进民主国之法程也。’蜂屯蚁聚，虽二十二行省全国官僚，不足以敷其位置，而徒党之中，驴夫走卒，目不识丁，但前有摇旗呐喊之功，则皆有一脔分尝之获，吏治官方，扫地而尽。至其所谓护法者，亦不过所奉之辞而已。一旦手握重权，则破法者亦即此辈，军人诚恶，然尚有统系纪律之存，其为害或稍胜狂愚谬妄之民党也。北洋军人之奢骄淫佚，夫岂不知？然孰使此类之人，于社会有势力而犹为人心所系者，民党诸公宜自反也。民党诸公，所畏忌无过北系军人，顾识其真际者，窃以为不足畏。盖北系名为军人，养尊处优，大抵暮气，而民党仰取俯拾，方在进行一是，无所忌惮，以必得为主，故当胜也。然于福国利民四字，皆为无望。群不逞志，太息俟时，而中央失政，方镇恣睢，既授以可乘之隙，则群起而挺之，至于成事，则得位行权，各出其钩爪锯牙，以攘拿国帑、鱼肉吾民者，犹吾大夫，未见君子。《诗》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屈。’吾国今日所最苦者，在于乏才。十年前，志士以政府腐败之故，日日鸣鼓攻之，致令身无完肤，然于事无济，徒假极无价值人，甚至强盗流氓以隙，使得借以为资，生称伟人，死铸铜像。目下举国若狂，是非自无定论。然我辈去后三十年，人心稍定时，迥观今日，不识当如何叹恨，如何齿冷耳。从来历史当国是国体大更动时，必呈此种现象，俟种种经历丧失，流血已多，而后人天厌乱，渐趋正轨。合欧洲已事观之，此时正佛家所谓浩劫，未见黄人之遂臻平世也。俄虽欧之大国，民物土地，泱泱雄风，而其间大公窃权，女谒弄政，宠赂苛法，与夫其民之不学，较之吾国殆有甚焉。故虽蚕食亚洲，而一遇强对，辄复不振。比者其国半明之民，乘机革命，亦复定制共和，不知国之治乱强弱，初不系此。盖革命所制锄者，特贵族耳。而民之愚暗，初不能一蹴而跻休明，而旧法提防既堕，逞忿纵欲，二者必大横决。故法经八十年而始有可循之轨，犹不足以盛强。最近者俄，方且由革命而造成恐怖，由共和而流为过激，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人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据所记载，真令人有天地末日之悲。故中国乱矣，而俄罗斯比之则加酷焉。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与我中国，均不知何日始有向明之机？此时伫苦停辛，所受痛楚，要皆必循之阶级。极端自由平等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故其孽果无可解免。使可解免，则吾党事前不必作如许危言笃论矣。”党竞既烈，乃借辞外交，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以对德宣战，不为黎元洪所可，发愤走天津，而国会则佑元洪以逐祺瑞，佥谓德人无败理也。而复则独不谓然，曰：“西方一德，东方一倭，皆犹吾古秦，知有权利，而不信有礼义公理者也。德有三四兵家，且借天演之言，谓战为人类进化不可少之作用。顾以正法眼藏观之，殊为谬说。战真所谓反淘汰之事，罗马、法国则皆受其敝者也。故使果有真宰上帝，则如是国种，必所不福。又使人性果善，则如是学说必不久行。德意志联邦自千八百七十年来，可谓放一异彩。不独兵事、船械，事事见长，起夺英、法之席，而国民学术，如医、如商、如农、如哲学、如物理、如教育，皆极精进，乃不幸居于骄王之下，轻用其民以与四五列强为战，而所奉之辞又多漏义，不为人类之所通韪。目论者徒见其摧坚破强，锐不可当。惟是兵战之道，必计成功，不重锋锐。项羽百战百胜，而卒蹶于汉高。今之德皇，殆如往史之项羽，即胜巨鹿，即烧咸阳，终之无救于垓下，德皇即残比利时，即长驱入巴黎，恐亦终无补于危败也。盖德皇竭力缮武二十余年，用拿破仑与其祖维廉第一之术，欲以雷霆万钧，迅霆不及掩聪，用破法擒俄而后徐及于英国，故其大命县于速战而大捷。顾计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起致死为抗也。德国极强，然孟贲、乌获，力有所底，飙发雷奋，所虀粉者比国耳，浸淫而及于法之北疆，顾咫尺巴黎，经百日而不能破，东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奥邻，至马兰之挫衄而无成之局兆矣，及逾二年，则正蹈曹刿三竭之说。而英人则节节为持久之画，疏通后路，维持海权，联合三国，不许单独媾和。曹刿以一鼓当齐之三，以为彼竭我盈，英人之术，正复如是。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实力而不能虚心。故德、英皆骄国也，德人之骄，益以剽悍；英人之骄，济以沉鸷。然则胜负之数，不待蓍蔡矣。尝谓今日之战，动以国从，战事之起，于人国犹试金之石，不独军政、兵谋关乎胜负，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风俗，皆倚为衡。俄广土众民，天下莫二，然以蚕食小弱有余，至与强对作战，则无往不败。昔之于日本，今之于德，皆其已事之明效也。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国之政俗。据今策之，纵横二系，非一仆不止。而德意志国力之强，固可谓生民以来所未有，东西二面，敌三最强国矣，而比、塞虽小，要未可轻。顾开战十阅月，民命则死伤以兆计，每日战费不在百万镑以下，来头勇猛，覆比入法，累败俄人，至今虽巴黎未破，喀来未通，东则瓦骚尚为俄守，海上无一国徽，殖民地十亡八九，然而一厚集兵力，则尽复奥所亡城，俄人退让，日忧战线之中绝，比境法北之间，联军动必以数千伤亡，易区区数基罗之地，所谓死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独直抵柏林，虽有圣者，不能计其期日，即此法北肃清，比地收复，正未易言。此真史传之所绝无，而又知人事之大可恃也。英人于初起时，除一二兵家如罗勒、吉青纳外，大抵皆以为易与，及是始举国忧悚，念以全国注之，而于政治则变政党，之内阁而为群策群力，于军械子药则易榴弹以为高炸，取缔工党，向之以八时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时，男子衽兵革，女子职厂工，国债三举，数逾千兆镑，而犹若未充，由此观之，则英人心目之中，以条顿种民为何等强对大可见矣。故尝谓国之实力、民之程度，必经苦战而后可知，设未经是役，则德之强盛，不独吾辈远东之民不窥其实，即彼与接壤相靡者，舍三数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际也。使彼知之，则英人征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于平日军储必不弛然怠缺而为之备明矣。今夫德以地形言，则处中央散地四战之境，犹战国之韩、魏也，顾自伏烈大力以来，即持强权主义，虽中经拿破仑之蹂躏，而民气愈益深沉。千百八十年累胜之余，一跃千丈，数十年磨砺以须，以有今日之盛强。由此而知国之强弱无定形，得能者为之教训生聚，百年之中，由极强可以为巨霸，观于德，可征已。德人之于英、法，文明程度相若，而政俗则大不同。德人虽有议院，然实尚武而专制，以战为国民不可少之圣药，外交则尚夸诈、重诇侦，其教民以能刻苦、厉竞争为本，其所厉行，乃尽吾国申、商之长而去其短，日本窃其绪余，遂能于三十年之中，超为一等强国。而英、法则皆民主，民主于军谋，最不便，故宣战后，其政府皆须改组，不然，败矣。日本以岛国而为君主立宪，然其经国训民，不取法同型之英，而纯以德为师资者，不仅察其国民程度为此，亦以一学英、法，则难以图强故也。年来英国屡经失败，其自救而即以救欧洲者，在幡然改用征兵制之一着，否则至今尚未知鹿死谁手耳。世变正当法轮大转之秋，凡古人百年、数百年之经过，至今可以十年尽之。盖时间无异空间，古之程度待数年而后达者，今人可以数日至也。故一切学说法理，今日视为金科玉律，转眼已为蘧庐刍狗，成不可重陈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权诸主义，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于今，其敝日见，不变计者且有乱亡之祸。老夫年将七十，暮年观道，十八九殆与前不同，以为吾国旧法断断不可厚非。今有一证在此，有如英国十四年军兴以来，内阁实用人才，不拘党系，足征政党，吾国历史所垂戒者，至于风雨飘摇之际，决不可行，一也。最后则设立战时内阁，而各部长不得列席，此即是前世中书、枢密两府之制，与夫前清之军机处矣，二也。英人动机之后，俄、意诸协商国靡然从之。夫人方日蜕化，以吾制为最便，而吾国则效颦学步，取其已唾弃之刍狗而陈之，此不亦大异也耶？方战事勃发之初，以德人新兴之锐，乘英、法积弛之政，实操十全胜算，尔乃入巴黎不能，趋卡来不至，仅举比境与法北徼而不得过雷池半步者，此其中殆有天焉。及至旷日持久而不得志，则今日之事，其决胜不在战陈交绥之中，而必以财政、兵众之数为最后。德虽至强，而兵力固亦有限。试为约略计之，则一年中，其死伤或云达三百万，即令少此，二百余万当亦有之。而其东陲对俄之兵，报称三百五十万众，如此则六百万矣。而西面比法之间，至少亦不下二百万，是德之胜兵八百万也。方战之初，德人自言兵有此数，群诧以为夸诞之言，乃今此众已全出矣。英、法之海众未熸，而财力犹足以相持，军兴费重，日七八兆镑，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权，终当屈于财权之下。又知此后战争，民众乃第一要义。吾国之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之，可以无对，而日操戈同室，残民以逞，为足痛也。”时论方趋欧化而訾读经，而复则甚不谓然，曰：“吾垂老亲见支那七年之民国，与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欧人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不独吾言为然。往闻吾国腐儒议论，谓孔子之道必有大行人类之时，心窃以为妄语，乃今听欧美通人议论，渐复同此。彼都人士，研究中土文化之学者亦日益加众，学会、书楼，不一而足。即此可知天下潮流之所趋矣。中国目前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读经之在学校，当特立一科，而所占时间，不宜过多，宁可少读，不宜删节，期以熟读，亦不必悉求领悟，而要必于童蒙之教植其基，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能所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年长，乃能相喻。四子、五经亦然，皆中国数千年人伦道德之基，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则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虽然，其中有历古不变者焉，有因时利用者焉，使读书者自具法眼，披沙见金，则新陈递嬗之间，转足为原则公例之铁证。老夫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敝，尚是孔子之书。四子、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而已。顾古圣贤人所讲学而有至效者，其大命所在，在实体而躬行。今日号治旧学者，特训诂文章之士已耳，故学虽成，其于人群社会无裨益也。其次莫如读史，当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古人好读四史，亦以其文字佳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时论方戒早婚而崇自由，而复则亦不谓然，曰：“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欧人，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而今日一知半解之年少，莫不以迟婚为主义，若有志于化民善俗。顾细察其情则实不尔。盖少年得此可以抵抗父母，夺其旧有之权，一也。心醉欧风，于配偶求先接洽，既察姿容之美恶，复测情性之浅深，以为自由结婚之地，二也。复次凡今略讲新学少年，莫不以军国民自居，于古人娶妇所以养亲之义，本已弃如涕唾，至儿女似续尤所不重，则方致力求进之顷，以为娶妻适以自累。假一不知谁氏女子以与之商终身不二之权利，则私计亦所不甘，则何若不娶单居，他日学成，幸而有百金以上之入，吾方挟此遨游，脱然无累，群雌粥粥，皆为肉欲之资，孰与挟一伉俪而啼寒号饥，日受开门七件之累乎？此其三也。用此三因，于是今之少年，其趋于极端者，不但崇尚晚婚，亦多傫然不娶，又睹东西之俗，通悦逾闲，由是怨旷既多，而夫妇之道亦苦。不如中国数千年敬重女贞，男子娶妇，于旧法有至重之名义，乃所以承祭祀、事二亲，而延似续。而用今人之义，则舍爱情俗欲而外，羌无目的之存，女色衰则爱弛，男财尽则义绝，中道仳离者，往往而有。今试问二者之中，何法为近于禽兽？则将悚然而知古礼之不可轻议矣。婚嫁旧法，至以子女为禽犊，言之伤心。而新法自由，男女幸福，乃以益薄。今夫旧法之敝，时流类能言之，至一趋于新而不知所裁制，其害且倍蓰于旧，彼昏不知也。”时论方废文言而倡白话，而复则亦不谓然，曰：“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君，主张言文合一而作白话文，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陈、胡诸君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言文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奥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沈约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遗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世间万事，无逃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纾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好为危言抗论，不为随俗，大率类此。而老病颓荡，感时发愤，无可告语，常自叹恨曰：“我生之后，世界泯纷，眼见举国饮狂，人理几绝，而袖手旁观，不能为毫末补救，虽有透顶学识，何益人己之间。然则徒言学术，亦何与人事，此羊叔子所以不如铜雀伎也。吾人不善读书，往往为书所误，是以以难进易退为君子，以隐沦高尚为贤人。不知荣利固不必慕，而生为此国之人，即有为国尽力之天职。往者孔子固未尝以此教人，故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矣，而于沮溺之讥，则云‘天下有道，某不与易’，孔子何尝以消极为主义也。世事朝局，所以败坏不可收拾如今日者，正坐吾辈自名读书明理，而纯用消极主义，一听无数纤儿，撞破家居之故。使吾国继此果亡，他年信史，平分功过，知亦必有归狱也。吾六十之年又加四矣，羸病扫轨，目力不能，惟有浩叹。向使年仅知命，抑虽老未衰，将鞭弭櫜鞬，出而从事，杀身亡家，所不顾耳。”英使朱尔典归国，而复往送之，与谈朝局，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慰之曰：“君毋然。吾观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天之待国犹人，眼前颠沛流离，即复甚苦，然放开眼孔看去，未必非所以玉成之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中年以来，既以文学为天下所仰，杂文散见，不自留副，仅存诗三百余首，树骨浣花，取径介甫，偶一命笔，思深味永，不仅西学高居上流也。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以民国十年九月卒，年六十九。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少好文章，于唐宋八家，独称柳宗元，每语人曰：“子厚《答韦中立书》，自道文章甘苦有曰：‘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老、庄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夫于气则厉，于支则畅，于端则肆，于趣则博，于幽则致，于洁则著，相引以穷其胜，相剂以尽其美，凡文章之能事，至此始观止矣。就中洁之云者，尤为集成一贯之德，有获于是，其余诸德自帖然按部而来，故子厚殿以为文章之终事。自来文家，美中所感不足，盖莫逾‘洁’字之道未备。韩退之《致孟东野书》，一篇之中，至连用‘其’字四十余次，此科以助词未甚中程，似不为过。苏子瞻论文，谓‘宜求物之妙，使了然于口于手’，此独到之见，恒人所无。然东坡之文，往往泥沙俱下，气盛诚有之，言宜每不尽然。为宜之道则奈何？曰：凡式之未慊于意者，勿著于篇。凡字之未明其用者，勿厕于句。力戒模糊，鞭辟入里，洞然有见于文境、意境，是一是二，如观游涧之鱼，一清见底，如察当檐之蛛，丝络分明。命意遣词，所定腕下必遵之律令，不轻滑过，要其归于‘洁’而已矣。”此士钊论文之旨也。读书长沙东乡之老屋，前庭有桐树二，东隅老桐，西隅少桐。老者叶重荫浓，苍然气古。少者皮青干直，油然爱生。时士钊年二十耳，日夕倚徙其间，以桐有直德，隐然以少者自命，喜白香山有“一颗青桐子”之句，因自号青桐子。二十一岁，负笈来南京，学于江南陆师学堂，总办山阴俞明震恪士素擅学问，尤工为诗，感物造端，摄兴象空灵杳蔼之域，晚益托体简斋，句法间追钱仲文，尝言：“诗人非有宏抱远识，必无佳构。”其为人和隽两至，飘然绝俗，能奖掖后生，尤重士钊。而士钊乡人马晋羲惕吾则主讲国文，兼授史地，时校律严，为士钊敬惮，然以此为躁妄者不便。时值上海南洋公学大罢学后，阳湖吴敬恒稚晖主《苏报》，特置“学界风潮”一栏，恣意鼓吹，士气骤动，风靡全国。中国学生之以罢学为当然，自敬恒之倡也。当时知名诸校，莫不有事，陆师亦不免焉。时士钊既以能文章为校士魁领，则何甘于不罢课而以示弱诸校。一日，毅然率同学三十余人，买舟之上海，求与所谓爱国学社者合，并心一往，百不之恤。三十余人者，校之良也，此曹一去，菁华略尽。俞明震知士钊魁率多士，函劝不顾，马晋羲垂涕示阻，亦目笑存之也。自以为壮志毅魄，呼啸风云，吞长江而吹歇潮矣。然三十余人，由此失学者过半，或卒以惰废不自振。中年以后，士钊每为马晋羲道之，往往有刺骨之悔，曰：“罢学之于学生，有百毁而无一成，何待他征。愚所及身亲验，昭哉可睹，既若此矣。”事在逊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也。

方是之时，革命之说稍起，而孙文名字未著。章炳麟、吴敬恒及善化秦巩黄力山、山阴蔡元培孑民之徒，次第张之。巩黄掉臂绿林，潜踪女闾，自为风气，罕与士夫接，而炳麟、敬恒、元培皆籍爱国学社。炳麟挟《驳康有为书》一册，沾沾自喜，侪类亦以此推之。敬恒以辩才闻于时，安垲第之演说，大擅江海，然其所言，能得人之耳，而未必得人之心。元培退然若不胜衣，与之言事，类有然诺而无讽示。士钊既罢学之上海，与诸公者合，周旋其间，独抵掌说军国民之义焉。炳麟则大喜，以为得一奇士也。时沧州张继博泉、巴县邹容蔚丹方以劫取日本留学监督姚某之辫，走上海，亦居爱国学社。而容著《革命军》一书，士钊则润泽之，初版签书“革命军”三字，乃士钊笔也，而容以序属炳麟。一日，炳麟掣士钊与张继及容同登酒楼，痛饮极酣，曰：“吾四人当为兄弟，僇力天下事。”炳麟年最长，自居为伯，而仲士钊，叔继，季容，自是士钊弟畜二人，而呼炳麟曰兄也。容十九岁，年最幼，而气陵厉出士钊上，卒然问曰：“大哥为《驳康有为书》，我为《革命军》，博泉为《无政府主义》，子何作？”士钊笑谢之而已。顾自内惭，乃据日本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底本，成一小册子，颜曰《孙逸仙》而自序其端曰：

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之所同认。吾今著录此书，标之曰“孙逸仙”，岂不尚哉？而不然。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新私号，乃新中国新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则孙逸仙者，实中国过渡虚悬无薄之隐针。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即无今之孙逸仙，吾知今之孙逸仙之景与魍魉亦必照此幽幽之鬼域也。世有疑吾言乎？则请验孙逸仙之原质为何物，以孙逸仙之原质而制作之又为何物。此二物者，非孙逸仙之所独有。不过吾取孙逸仙而名吾物，则适成为孙逸仙而已。既知此义，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所以为孙逸仙者而能兴中国也。然则孙逸仙与中国之关系，当视为克虏伯炮弹成一联属词，而后不悖此书本旨。吾，黄帝之子孙也。有能循吾黄帝之业者，则视为性命所在，且为此广义，正告天下，以视世之私谊相标榜，主张伪说迷惑天下者，读此书当能辨之矣。共和四千六百一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其时天下固瞢然不知孙氏为谁何者。上海同志与孙氏有旧者，独一秦巩黄，尤诵而喜焉。为之序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行严所云云者。吾东洋人最好标榜，彼得毋又蹈此病。巩黄阅人多矣，吾父理刑名，少小随侍往来宦场中，继又访吾国之逋臣于东南群岛，复求草泽无名之英雄于南部各省。龚璱人曰：‘乌睹所谓奇虬巨鲸、大珠空青者耶？’我行仆仆，亦若是则已矣。大盗移国，公私涂炭，秦失其鹿，丧乱弘多，而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而锡之勇者乎？吾曾欲著此书，而以三年来与孙君有识，人将以我为名也，复罢之。今读行严之书，与吾眼中耳中之逸仙，其神靡不毕肖。喜而为之序。”巩黄又曰：“热心家初出门任事，其进诚锐，意若曰：‘以齐王犹反手。’而不知前途有无限之荆天棘地。一旦失败，则又徜徉歧路，是以朝秦暮楚，比比皆是。此则孙君之所以异乎寻常志士。读者之所当注意，吾辈之极宜自励者。”炳麟则为题词曰：“索掳披昌乱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之籀文。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民视此册。”自是孙文、孙中山著为文章，寖喧于士人之口矣。时孙文易名中山樵以避逻者，士钊著录，用“孙中山”三字，缀为姓字称之。睹者大诧，谓无真伪两姓骈举成名之理，然孙中山之名自此称。而亦以其间时时投稿上海《苏报》及《国民日日报》，中有署名“青桐”之诗歌，即士钊作也。会清廷遣俞明震以江苏候补道来检察革命党。章炳麟、邹容皆就逮，而士钊得脱，则以明震之厚重之也。士钊既免于难，乃还湖南，随善化黄兴克强，纠合湖南革命人物，创立华兴会于长沙，又与洪帮哥老会合，举事不成。士钊乃亡命日本，走江户，则顿悟党人无学，妄言革命，祸发且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渐谢孙文、黄兴，不与交往，则发愤自力于学。二十四岁，初习英文字母而不以为耻。于是黄兴以华兴会并入孙文所主之兴中会，及留学生有志革命者，合组同盟会于日本之赤坡，中分八部，各有专职，而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信条。会众三百余人，举孙文为总理。已而章炳麟亦脱狱来会，一日在新宿寓庐，与寿州孙毓筠少侯迫士钊署约入同盟会，共图大事。士钊不许，则动之以情，更劫之以势，非署名者不得出室庐一步，如是者持两昼夜，卒不许也。世风乍启，革命之说鼎盛一时。女子之教，且由外言不入，一跃而藩篱尽撤。士钊遁荒域外，见名门淑女，年十七八，无父兄师保自随，独游异邦，呼朋啸侣，男女无别，行止自便者无算，尤不谓然。顾于其中得一人焉，曰吴弱男，盖庐江吴保初君遂之女也。保初为清故提督长庆谥武壮次子，与故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三立、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惠康，四人皆以文采风概齐名，称四公子。保初文弱颖异，长庆以为非将种，使入都师事故侍郎宗室宝廷。宝廷文章直节，早擅重名，方罢官，无以自存，长庆岁资助之而属以保初。保初则濡染为清折闲肆之诗，遂识沈曾植、陈衍之伦，郑孝胥至都，独请业学诗称弟子，孝胥素不主张弟子之说，坚拒之，而庐江陈诗者，年长于保初，又从而称诗弟子焉。保初尚气好文章，事事效法宝廷，为诗千百言立就，前后千百首，刊有《北山楼集》，音节悲壮，遣词命意时近王安石，其回肠荡气之作，亦不亚海藏楼也。时刚毅方长刑部，自命刑名家，保初以荫补主事，与争一狱，谳稿反复持不下，至掷稿于地，自褫公服出署去。既弃官居上海，慈禧太后临朝，报效麇集，政日敝，保初乃电请归政。康有为、梁启超谋变法，保初奔走号召，助张目，而唐才常起事汉口，相传保初与谋焉，兄保德惧连，将告密，又与保初妇谋绐而坑之，嗣子世炎具以告，逃之日本，逾年归。袁世凯方为北洋大臣，以蚤为长庆所识拔，而谋得当于保初，月致二百金，使居金陵，勿得至上海，继益百金，要以三事：不入都、不言朝政、不结交新党，若圈禁于天津焉，恐其及祸也。世炎有神童之目，书过目不忘，十余岁喉疾卒。保初伤之甚。唯二女弱男、亚男，遣游学日本，勖女以诗，有“西方有美人，贞德与罗兰”之句，而弱男倜傥好事，通中英文，足有才藻，至是邂逅士钊，自由缔婚焉。弱男时为同盟会英文书记，与孙文上下议论，持极端欧化之说，又谓：“非平等自由，不足征欧化。”气焰万丈。士钊初解字母，不能读西书，雅不然之，然天下盛称西方美人贞德、罗兰如是，无以难也。未几，偕游英伦。初至，与王小徐论贤母良妻，不协，愤而趋北淀。居之三年，至是亲接彼中妇女，往来大学教授及名牧师之家庭间，尽得其忠勤端静，持家教子，非成年之女，无督不得独出诸状，乃征贤母良妻，无疑欧化，欧化亦不尽于自由平等，而刮弃昔日之所轻信谬执，一以亲炙于西贤者为归，而渐化焉。自是以迄归国，绝不问外事，尤鄙女子参政论，闭户理家政，修文学，非亲故，外间获见其面者且罕。士钊每喟然曰：“嘻！欧化真似之辨，吾妻今昔之殊，诚不料其相违之度如此之大也。然亦贵有人善体认焉而速改其度耳。庸讵知吾辈须眉男子之论西政、西学，不与吾妻未游欧前之言社会革命者同其谬妄耶？吾思之，吾重思之。”

士钊既之英，乃入伦敦大学，习政治经济之学。顾最喜者逻辑，又通古诸子名家言，杷榔梳理而观其通。自国中言名学者，严复而后，莫之或先也。自是衡政论文，罔不衷于逻辑，每谓：“文自有逻辑独至之境。高之则太仰，低焉则太俯，增之则太多，减之则太少，急焉则太张，缓焉则太弛，能斟酌乎俯仰、多少、张弛之度，恰如其分以予之者，唯柳子厚为能，可谓宇宙之至文也。”黄花岗既败，志士殉者七十二人，而至友杨守仁笃生同客英伦，自恨不与其役，发愤蹈海死。士钊旅居无憀，黯然有秋意，感于诗人秋雨梧桐之意，遂易“青”而“秋”焉。其时北京《帝国日报》屡征士钊文，士钊则为英宪各论，皆署“秋桐”二字与之。辛亥八月，革命突起，不数月而清帝逊位，共和告成，推孙文为临时大总统，奠都南京。然革命党人所能依稀仿佛以涣然大号者，惟立国会、兴民权，廓然数大事耳。其中经纬百端，及中西立国异同本义，殆无一人能言。士钊归自英伦，唔桃源宋教仁遁初于游府西街。教仁以能文善辩说，有造于共和，而为孙总统所倚重者也，则坦然相告曰：“子归乎，吾幸集子所言，以时考览，藉明宪政梗概。”士钊问其故，教仁出示一帙，盖士钊投寄北京《帝国日报》英宪各论，教仁次第裁取，已褒然成一册也。于是士钊乃以明宪法、通政情，为革命党人所欲礼罗。吴敬恒、张继、于右任之徒，联翩而至，邀之入同盟会，士钊卒婉谢之。于右任方主《民立日报》，乃委己以听。《民立日报》者，同盟会之机关报也。同盟会既得势，不知所为，唯四出抵排人。梁启超尝持立宪以与同盟会牾，至是归国，求不见绝于同盟会，因扬言于众曰：“吾夙昔立宪者，手段也，目的同为革命。”同盟会不听，而讧益急，又不能持论，唯指与立宪党有连，则莫不关其口而夺之气。其湖北同盟会员王慕陶侃叔者，至抗辩于众曰：“吾非妄八蛋，焉为立宪党。”海上群言，以次屏息。顾士钊习于逻辑，持论不为诡随。独谓：“政党政治成功之第一要素，在于党德。党德云者，即认明他党为合法团体，而听其并力经营于政治范围以内，以期相与确守政争之公平律也，即英儒梅依所言‘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一语也。凡一时代急激之论，一派独擅之以为名高，因束缚驰骤人，使慑于其势，不显与为抗，一遭反诘，甚且嗫嚅无敢自承。于是此一派者，气焰独张，或隐或显，垄断天下之舆论而君之。久之他派尽失其自守之域，轩豁之态，如弹簧然，一唯外力之所施者以为受，不论久暂全阙，天下大势终统于一尊，然理诎不伸，利害情感郁结无自舒发，群序既不得平流而进，国家、社会之元气，乖过甚，卒亦大伤。盖不认反对党之行为为合法，凡所争执，隐之走入偏私，显之流于暴举，乃为事势之所必然。十七世纪，英伦之政争纪录，凡号为阴谋史或流血史，有时总理退职，得安然亡命以去，且称幸运焉者，即以此也。是故以‘和平改革’四字，导领政治，使两党相代用事，非认反对党之所为，有益于国，万万不可。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其党内之常新，他党忽尔消灭，或日形削弱，均非所利，盖失其对待，已将无党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壹本其平素所笃信而由衷者，质焉剂焉，持说侃侃，于同盟会意壹不瞻徇。以此大韪于国人，然亦以此失同盟会欢。同盟会既改组为国民党，黄兴要隶籍。士钊又不许，国民党人大欢。士钊主《民立报》所为文，以本字行严标识，未用秋桐，国民党人既与士钊见相左，因讦前之投稿《帝国日报》署秋桐，而今匿情，若有隐图，又揭杨守仁与士钊书，以明士钊故与立宪党有连，不宜资《民立日报》以隐为立宪党道地。士钊则愤发舍去，杨□□怀中者，杨守仁之兄弟也，自柏林致书询所以。士钊则复以书曰：

怀中学长左右：得书知由瑞士复抵柏林，此行饱看山水，得诗几何，以为念也。公见《神州日报》，与弟抗论，颇觉不快，以为政争生涯如是如是，恐弟以之灰心。想公决不料新闻记者之卑劣，日甚一日，在今日望公所见之《神州日报》，转在天上也。《民立报》夙为革命党机关，光复时，声光最盛，南京政府既立，同盟会人执政，南方新闻，群以立宪派嫌怨，遇事不敢论列，《时报》至数周不载社论，当时惟《民立报》有作诤友之资地，于右任复以言论独立颂言于人。弟因缘入该社，与右任要约，务持独立二字不失，冀于同盟会炙手可热之时，以中道之论进，使有所折衷，不丧天下之望，此种设想本不自量，至其心则无他也。自从《民立报》与同盟会提携之道，不出于朋比，而出于扶掖。弟意有所不可，辄不妄为假借，有时持论，势不得不与党人所见取义互有出入，而卒以此伤同盟会人之心。夫伤其心，宜也，弟决不以为彼等咎。盖弟非同盟会人，彼毁弟借该会机关倾轧该会，面质右任，何事出此自杀之愚计，并何厚于章某而薄于本党？如此等语，皆非在情理之外。故彼辈造作诬词，百计骂弟，弟概置之不问，而独此等语不得不听。何也？嫌疑所在，道德上说不过去也。弟既去《民立报》，谤词复连载十余日不休，若谓中国可亡，而章行严之名誉不可使存。公当不信行严返国，胡乃陡增如许声价。夫天地之大，何所不容？弟涵养工夫虽不如公，此等流言，尚能包含下去，故彼等如何毁弟，无取为公述之。惟笃生遗书一通，近发布于《中华民报》，中诋弟语甚众，彼等遂引为口实以中伤弟，是不得不有所质于公，冀得公一言以祛烦惑。笃生于公至亲，子弟至友，在英时，三人形影相吊，自始末离一步。凡弟有负笃生，公必知之。笃生暮年感慨过多，好持无端厓之论以抹杀人，与吾二人意多不合，此当为公所能忆。弟于笃生，风义本在师友之间，有所论议，因故避其锋，而笃生辄龂龂不已。一日，以小事哄于弟寓，顿失常度。弟妇吴弱男至为之骇走。弟以笃生忽有此意外之举，中心痛之，而其事弟亦有失检处，尤难为怀，譬说之余，至于雪涕，弟生平未尝为人流泪，独此次不能忍，此景公亲见之，谅未忘也。若而事者，笃生书中俱屑屑道之，罪弟负友，颇为良证，然此尚非同盟会人发表遗书之意。彼意所在，乃欲实弟为保皇党耳。原书有“弟疑彼（原注：笃生）不忠革命，藉词责之，而己乃徘徊于梁卓如、杨晳子之间，既在《帝国日报》投稿，《国风报》上复有大作一首，又安足以服其心”云云，凡兹所言，实为笃生末日褊狭之态，造一肖像，弟实哀之之不暇，安忍以其言为过，特未许他人窃之以妄骂人耳。弟与南海康氏未谋一面，自弟稍解政治，康之足迹即不见于国内。且笃生书中并未及康，以为言者，则《国风报》上曾有大作一首，遂断其依傍梁卓如耳。所者，乃论翻译名义，见该报二十九期中，公熟知之。此事弟自始未以为当讳，在《民立报》略谈逻辑，首及译名，并屡引前论，使为左证。有蔡君尔文至据原论与弟驰辩，其书赫然在投函栏内，可考也。此于彼等，诚以谓最脆弱可攻处，而在弟则固久矣坦怀置之。以共和之邦，文网尔密，弟决不愿更争旦夕之命也。至何以作此文者，则弟在东京曾撰《双枰记》小说求鬻，彭希明为携前半至梁处，支取稿费百元，乃稿未成而弟西渡，逾年，弟状更窘，议重鬻焉，而前半在梁处，且百元亦无虚受理，乃与梁一通书，并以大作一首寄之，此其大略也。此外与梁有关，则彼创政闻社时，介于徐佛苏、黄兴之，曾在东京晤谈一次，特寒暄数十语耳，未及政治，以其时弟以文学自炫，方鄙政治不谈，且将西行，亦未遑及之也。此种关联，较之某君即发书者与《新民丛报》之亲切，实无可言，即较之笃生自身与梁之纪念，亦无可言杨、梁关系为中国革命史上一大纪念，谊当为表之。笃生以此责弟，由于神经激刺过甚，遂乃举社会一切事情而恶绝之，黄花岗败后，什匿克之心理尤亢，吾辈日与之习，又是政见不合，因首承其蔽，而为彼病态动作之目的物焉，殆不足奇。涉思及此，弟固不忍为笃生过，惟弟与梁卓如并无密交，事实具在于是，一览而知。弟为此言，决不许彼辈妄度弟意，以梁君方为民国不韪之人，而弟必望望然去之，前此交谊，概置不顾，世风凉薄，此种随处皆是，弟夙昔痛恨之。弟果与梁君缔交弥笃，虽难解于儇薄少年之口语，断不肯以夙昔所痛恨者反而效之，匪惟不效，弟犹且用力表出以为反覆小人激劝。夫梁君自丁酉以还，于举世醉梦之中，独为汝南晨鸡，叫唤不绝，亘十余年不休，一国迷妄，为彼扬声叫破者，岂在少量，此今日革命党人扪心而自知者也。虽彼未尝躬亲革命之业，以致为急激派所借口，而平心论事，彼昔年开导社会之功，自有其独立自存之值，无取与后来功罪相提并论。且立国之业大矣，所有人才，奚必出于一途，以彼之学之才，移为本邦建树之资，其所成就，将非余子可望。急激者必欲排而去之，谅是怠与忌之两念驱之使为，社会之公德心，如是缺乏，此弟与公言之所为长太息者也。推彼等用心，以弟与康、梁有秘密交谊，而特畏为人所发，故阳与同盟会人交欢，俾掩厥迹，今其秽史，出于与弟最昵、道德最高之杨笃生，弟必无颜更在民国言说短长焉矣。见地如此浅鄙，真足令人喷饭。弟自癸卯败后，审交接长江哥弟，非己所长，因绝口不论政事，窃不自量，欲遁而治文学以自见，此凡与弟习者皆能言之，十年来之革命事迹，与弟无关，此自事实。弟固未图以是示异，并向何所妄有所称说。弟苟欲挂革命党招牌，则昔年谈革命于东京，较之上海，尤为太平，何章太炎、孙少侯闭弟于室，强要入会而弟不许，此犹得曰热心利禄，洋翰林非异人任，作党人终未便也。今民国既建，革命已成，险阻艰难变为荣华，依附末光，此其时矣，胡乃以吴稚晖、张博泉、于右任之敦劝，而弟不入同盟会，以黄克强、胡经武之推挽，而弟复不入国民党。弟始终持此，弟自有其一人之见，人尽议其刚愎，尽訾其别有用心，而以明弟不借革命党之头衔自重，要为有余。弟被骂甚，革命党中之知弟者，每举弟昔年实行诸迹以谋间执，无论彼等可曰弟始革命而终保皇，其口仍不可以间执也，即间执矣，而弟谓大是隔靴搔痒之事。夫民国者，民国也，非革命党所得而私也。今人深体挽近国民权利，自有为于其国，宁有以非革命党之故，而受人非礼之排击者。弟固不为保皇党，而请让一步承之。弟固不为政闻社员，而亦让一步应之。凡此俱不足以使弟自生惭怍，退然无动，且正以革命党贪天之功，于稍异己者，妄挟一顺生逆死之见以倒行而逆施，行见中华民国汨没于此辈骄横卑劣者之手而不可救，愈不得不困心横虑，谋有以消其焰。吾舌可断，斯言不可毁也。呜呼！笃生留英之年，神经亢不可阶，往往小故，在他人宜绝不经意者，而笃生视与地坼天崩无异，卒至亲其所疏，疏其所亲，颠倒误乱，一至于是。谅公闻之，当不禁为之长叹也。偶有所触，书之不觉满幅。若以此书有累笃生盛德，公责言至，亦所乐受。彼手写遗诗，尚未付印，以正觅旧友作跋，欲并印为一册。今谤言日至，此举或不足传笃生之名，而转以败之，故弟颇复怅怏踌躇尔。余不白。士钊顿首。

士钊既失职于国民党，而法理政论，一时推为宗盟，既痛当日舆论缚于党见，意皆有所郁结不得抒，则发愤为《独立周报》以畅欲言，又怒国民党人间执秋桐二字以为口实也，大书特书以示无畏，其发端辞引英国文家艾狄生所主撰之周报《司佩铁特》，“司佩铁特”者，袖手旁观人之谓也，艾狄生实以自况，而士钊则藉以致其企慕，隐寓旁观者醒之意，而谥之曰独立者，所以揭持论不为苟同之旨也。士钊既名重一时，出其凌空之笔，抉发政情，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为人人所爱诵，不啻英伦之于艾狄生焉。

时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方图专政，而欲借途宪法以谋称制。既知士钊之通宪法，而闻其不得志于国民党也，则以孙毓筠为介，招入见，馆之锡拉胡同，礼意稠叠，壹惟士钊之意，欲总长，总长之，欲公使，公使之。舍馆广狭惟择，财计支用无限，所责于士钊者，亦宪法为之主持而已，士钊则大窘。顾袁氏则以吴保初父子雅故，又尝有恩士钊，其亲女夫，意可托大事也。促膝深谈，具悉其所以为帝制者，其计井然，则尤大骇。宋教仁既见贼，士钊意自危，而其妻吴弱男又戒以勿受暴人羁縻，则尽遣其行李仆从，孑然宵遁，既抵上海，造黄兴，方图举兵南京，士钊则袖出讨袁之檄，而与章炳麟先后之武昌，说黎元洪同图大事。元洪隐持两端，而二次革命之役猝起。于是国民党乃认士钊为政友，岑春萱亦起而声讨袁世凯以称大元帅，士钊则为之秘书。既不克，士钊亦被名捕，东窜日本，知袁氏不可与争锋，而欲计文字以杀其焰，乃组《甲寅》杂志社于日本之东京小石川区林町七十番地，以中华民国三年五月十日出版第一期，言不迫切，洞中奥会。袁氏之徒，方以大难初夷，唯集权足以奠定，而士钊则揭联邦论以持之。联邦论者，自民国初元，意已萌动，经癸丑二次革命之役，以集权制之反响，势尤潜长，徒慑于袁氏之淫威，国内谈士如丁佛言、张东荪辈，词旨可见，而无敢尸其名。截断众流，严立界说，毅然翘联邦论以示天下，自士钊始也。袁氏之徒，方以大总统总揽治权，制为约法，而士钊则说统治权以折之。统治权者，出于欧文萨威棱帖。萨威棱帖者，犹言一国最高之权也，国而无此最高之权，则不国。此最高权而无国，则不词。是故国家与统治权合体者也，从其凝而言之，为国家，从其流而言之，为统治权，之二物者，非二物也，一物而两象者也，然而大总统非国家也，何能总揽统治权而与之合体。而欲明此别也，当先严国家与政府之分。国家者，统治权之本体也；政府者，领受国家之意思以敷陈政事者也。国家者，无责任者也，无政府不得不有之。今若以统治权之总揽者属之政府，则为之首长者，势将行其绝对无根之权而莫能制之，苟制止之，其事即等于革命。由前之说，是无国家；由后之说，是危政府。二者皆大不可也。唯厘国家、政府而二之，使各守其防，不相侵越，而后国政可得而理。国家之权无限，而政府之权则不得不有限。盖政府者，国家所创置者也，苟政府之权而无限焉，则惟有通国家、政府之藩，而反乎专制无艺之实，若而国者，并非绝无可以成立之道，惟宪法一物，不当存在。何也？宪法云者，其在欧文首以限制为义，而政权所使，举有一定之范围，不得逾越，设或逾越，而即有法督乎其后。由斯以谈，国家自有宪法以后，则政权无论大小，要有限制，既有限制，即不得冒统治权之一名词。今则以统治权之总揽者属之大总统矣。吾闻行权绝对无限者，最后必有所以限之，其权亦与之为绝对无限。限之如何？即法皇路易之头之所以砍，英王查尔士之首之所以悬，桀、纣、幽、厉经历朝以迄前清之所以死、所以流、所以灭、所以亡也。国民党人既遁荒海外，而袁氏之徒务屏绝之不与同中国，士钊则晓之以政力向背论。政力向背论者，昔者英儒奈端治天文称宗匠，断言太阳系中有二力于焉运行，日者，全系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一力复曳行星而离之，前者曰向心力，后者曰离心力，斯律既著，质学大进。后蒲徕士覃精史学，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说可通于政治，极言作政当保持两力平衡之道，其说曰：“社会号有组织，必也合无数人、无数团体而范围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团体共相维系，则向心力也，反之，人若团体因而瓦解，则离心力也。凡曰社会，无不有前力为之主宰，此至易明，然谓后力可以悉量免除，自有社会以来，完美亦决不至是。盖社会者，乃由小团体组织而成，而小团体中之个体，莫不各自有其中心，环之而走，无论何之，不尽离宗。此种趋势，对于他团体及其个体，其为离立，决非调融，可不俟辨。且也社会过大，人人之意见、希望、利益、情感，断无全归一致之理。彼之所以为康乐，此或以为冤苦。彼受如斯待遇而以为足，此或受之而不能平。缓则别求处理，急且决欲舍去，社会之情，一伤至此。久而久之，势且成为中坚，所有忧伤疾苦，环趋迸发，群体不裂，又复几何？”夫所谓群体裂者何？即革命之祸之所由始也。然则欲祸之不起，惟有保其离心力于团体以内，使不外崩，断无利其离而转排之之理。苟或排焉，则力之盛衰原无一定，强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辗转相排，辗转相乱，人生之道苦，于国家之命亦将绝矣。由是两力相排，大乱之道；两力相守，治平之原。当民军一呼，满廷解纽，昔日之主张君宪者，转而表同情于革命，此较之拿破仑第三既败，共和政府已宣布于巴黎，而君宪之声威，尚公然扬于全国，国民会议，以君党名义而得选举者，至居多数，因日在共和议会，昌言恢复帝政者，其为势顺逆难易何似，不难想见。于法兰西共和先烈，有道以立于楚歌四面之中，而吾首义诸君，乃不知利用众山皆向之势。十三省代表集于汉口，议创临时政府，其中多昔日主持立宪之徒，遂大为革命党人所龁，鸟兽散去，实则此诸人者，为执役民军而来。其后唐绍仪南下议和，从行者多一时俊髦之士，而俱以昔日见党不同，接洽未遑，即欲仇以白刃，致彼仓皇投止，狼狈北归。保皇党者，乃过去之名词，当事者以欲张其鼓吹革命之功，乃日寻敌党之宿慝以相媒孽。凡此数端，求于前举政，则乃离心力之可转为向心力者，既为所排而去，而国内所有一切离心力，更不识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独伸向心力为事，卒之离心力骤然溃决，全体以解，己竟陷于绝地而不自觉焉。以言今政府之所为，彼既利用国民党穷追离心力之势，悉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同时乃不审筹一相当之地，以置不可收之离心力，使运行于法制之内，借图政治剂质之用，而措国家于和平之域也。刘廷琛、劳乃宣、宋育仁、章祲之徒，昌言复辟，舆论排之，指为邪说，政府惎之，欲兴大狱，士钊则进之以政本论。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近世立国，不外将国中所有意见、情感、利害、希望维持而调护之，使一一各得其所。惟所谓各得其所，其所必异，异则党派以生。君政者，亦党派之得以为帜者也，苟吾守异说至坚，断无禁其存在之理。于是有为事实之谈者曰：“国体何事？既云确立，复容他说以叛之，视国家如奕棋，又焉可尚？”不知此正所以固国本也。盖对抗国体之论，张之则为顽词，闭之则为秘计。顽词之张，谁则听之，而一部分之孤怀野性，有所寄托，反侧之志，既销于言词，宽大之名，复归于民国，名曰张之，其实弛之，非失计也。反是叛国之辞，悬为厉禁，感情既郁，诡秘横生，国基纵不以是而颠，而臲时间，大有害于和平进步之序。议者得无谓吾为共和，有倡言复辟者，即当执而戮之，肆诸市朝，以儆有众，则法兰西之山岳党，曾为之于百余年前矣。不仅王党被戮，即有通王之嫌，或温和而可被以是嫌者，皆上断头台，彼岂不曰王孽既绝，共和之花当百年不凋。乃死事之血未干，王政之基复起，中经数王，往复数十载，至师丹败后，拿破仑第三被卤，而共和始庆更生。时则建国诸贤深明治体，对于尊王反动之徒不加压迫，转与提携议会之中，君政党公然列席，初为多数，逐年递减，至今日仍存二十余席焉，如此优容，转不闻共和为其所坏。此诚一孔之士所不可解，而明理之夫以为自然者也。盖其时君政党跋扈于议会，国家之运命彼实操之，帝政之不复苏，其间不能以寸。幸而其党自有内讧，所拥各异，未能即决。苟民政党过张其理想，迫之以不能堪，则反动立成，彼惟有自泯其争端，相携以制共和之死命已耳。倡共和者知其然也，相与让之，只须保存共和之名以上，一切制度，自审其无可抗议，即惟其所欲，善养帝政余孽之锋，而待其自挫，听其自然，卒未闻于共和有害。于以知褊狭者不可以谋国，浮浅者不可与议法。此诚观于法兰西之往事，而当著为炯戒者也。且一说之起，必有其所由起。今复辟说之所由起者何也？此在稍明时势之人，可以一言断之，曰伪共和也。伪共和者何也？帝政其质，而共和其皮者也。质不异矣，我之质，胡乃独贵于人之质？人求其质，而我必自贵，强人以从我，此安足以服之。今人痛排帝政，并不自认帝政之嫌，而辄翘共和以对，意谓共和之名，一出吾口，即有鬼神呵护，帝政邪说，法当退听，则拿翁设祭，华圣顿之灵翩然来格，斯可耳。不然，则我露其质，乃朝四而暮三，我蒙厥皮，亦朝三而暮四，名实未亏，而冀其喜怒为用，狙公诚智，刘、劳、章、宋、之徒，未见有若众狙如庄生所称也。传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今所令者共和也，而所好则不在是。凡民且为离心，焉论俊秀。董子曰：“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愚固共和论中之走卒，而兴言及此，对于复辟论者，盖不知所以为情。由斯以谈，复辟论，非其本身足以自存，乃伪共和有以召之，明白甚矣。其因既得，攻复辟者，惟有证明今日之共和非伪，或促进今后之共和，使不为伪而已，盍亦反其本矣。严复著《民约平议》一文，揭之天津《庸言报》以痛诋卢梭，而袁氏之徒张之以为民权自由，群治之所由不进，士钊则折之以读《民约平议》。“民约平议”者，严氏之所号称自造，盖全出于赫胥黎《人类自然等差》一文。赫氏为生物专家，近世寡其辈流，而以拘墟于科学之律特甚，扞格不通，自相抵牾，是故以言物理，赫氏诚为宗工，以言政理，时乃驰于异教，术业专攻，势使然也。自有《民约论》以来，论者百家，名文林立，持说无论正负，要有不尽不竭之观。严氏作为平议，体亦大矣。乃皆外而不求，略而不论，独取一生物学者之赫胥黎先入以为之主，不知赫胥黎固非不认民约之说者，特其所谓约，不如卢梭作界之严耳。卢梭曰：“约以意，不以力。”而赫胥黎则曰：“无意无力，两造相要，举谓之约。”严氏今以产业见夺于人，吾无力与之相抗，因俯首帖耳从其条件，疑即卢梭之所谓约，反词以诘之，冀崇拜民约者，无敢置对，词穷而去，是殆先熟赫胥黎之论于胸。请得更诵卢梭之言曰：“约以想，不以力。屈于力者，乃势之事，非意之事也。”然赫胥黎究非能坚守己说，而得其所以言约者，严氏盖敷陈其意以入乎所译《天演论》下卷《严意第四》而撮其大旨，取数点焉：一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约。一曰其为约也，实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一曰尊者之约，非约也，约行于平等。一曰民权日伸，公治日出，亦复其本所宜然而已。兹数说者，皆不啻为卢梭之书下以铁板注脚，与赫胥黎他日之所以攻卢者，其意不符。赫氏之论平等，其说从体智身份而入，谓智愚、强弱、贵贱、贫富之不同，自然而然，无法齐之，其言不为无理。然当知此种不同，卢梭非无所见，以此间执卢梭，宁非无谓之尤。卢梭撰《民约论》，论产业终，结以一语曰：“吾今此语，当用以为群制之本源，是何也？是乃民之初约，在不违反天然平等之性，而以道德、法律之平等，取体质之不平等而代之。以体质之不平等，乃造物以加于人，无可解免者也，由是民力、民智纵或不齐，而以有约之，故其在法律，乃享同等之权利。”是则智愚、强弱之不一，卢梭已有说处此。至贵贱、贫富之所由异，有时乃属贤愚、勤惰之结果，卢梭宁不知之？故其言曰：“以言平等，其慎勿以为若权若富，吾人皆当保持同等之量。斯语之所谓，不外有权者不当使之为暴，其行权也，务准乎位、依于法。富者不当使之足以买人，反之，贫不当使人不足自存，至于自鬻，如是而已。”是卢梭所以配置贵贱、贫富之道，亦不如俗论所云，彼于权位、财产必芟夷蕴崇，绝其本根，然后快也。呜呼！世人一耳卢梭之名，几相惊以伯有矣，乃夷考其实，言之平正通达如此，且时时戒人勿作极端之思焉。英儒鲍生蔡尝病卢梭之书为人妄解，而发愤一道曰：“凡伟人之意见，一入常人之口，其所留意戒备，视为不可犯者，辄犯之不已，甚且假其名以行焉。”此诚有慨乎其言之。袁氏稔恶，既以称帝。梁启超则领袖进步党以与国民党合而讨袁，君子有清流大同盟之颂。而蔡锷者，启超高等弟子也，有云南首义之功，意国民党当下之，国民党不乐，于是肇庆之军事刚终，沪上之讧声复起。方蔡锷之起云南也，岑春萱实入肇庆以为两广都司令，辟士钊为秘书长。启超亦来会。士钊建议辟新运以别立政统，至少亦决不复国会。启超韪之，春萱亦以为然。而汤化龙、吴景濂之徒大会沪上，以民意相劫持，天下重足而立，敢怒而不敢言，约法国会表里唱和之局，咄嗟立成，春萱、启超惕息莫敢动。世凯既殆，春萱释兵以归于沪，士钊则劝以从容养望，不可妄动，词旨切至。春萱颔之。士钊即求入北京大学讲逻辑，以三年不闻政相期。居顷之，春萱惑于人言，以为桂军必奉令，又欲恢复国会以收民望，一年之中，三约士钊之沪议行止，每议，钊辄力沮之，春萱则怏怏。士钊贻书痛陈桂军不足恃，并言国会黩货长乱，恢复无当国人意状，春萱偶发其函于赵世钰，议士大恨。春萱亦卒走粤，召国会，立军府，而自为总裁，急电相召，无立异余地。士钊则降心相从。自后启超附于段祺瑞以征南，而春萱遮蔽民党，用事于粤，士钊实为上佐，言：“议员宜课资格，受试验。”闻者大哗。又在上海揭论，主党法不由国会订立，其文流传，两院中人指为叛逆，而以士钊之亦为议员也，张皇号召，削其籍，又以附之者衡政必曰学理，谥之为政学系，时人为之语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学。”以为大诟。曹锟乘之，用吴佩孚以败段祺瑞，而岑春萱不容于孙文，亦以奔走失职。居无何，孙文亦为其将陈炯明所放逐。士钊睹事无可为，而疑代议之无裨治制，又慑于斯制惰力之未全去，所称宪政祖国之英伦，尤如北辰所在，时论拱焉。乃于十年二月，于役欧洲，亲加考览，长途万里，所怀百端，即红海舟中，草致章炳麟书，历陈国会之乱政，而谓：“有人民神圣、国会万能诸说，稗贩政治者流，得以奔走张皇，莫能颂言其非。惟兄集中有《代议然否》一论，造于逊清末年，主不设国会。其说建于未立本制之先，始为人人所不能言，中为人人所不敢言，卒为人人所欲言而不知所以为言，此诚不能不蒲伏于兄先识巨胆之下，不胜欢喜，深用自壮者也。”既抵英伦，历访其文人政士，而小说家威尔思、戏剧家萧伯讷，皆于民治有贬词。威尔思约士钊赴其乡园，纳凉池畔，从容谈及中国国政，慨然曰：“民主主义，吾人击之使无完肤，只须十分钟耳。但其余主义脆弱，且又过之，持辩至五分钟，便是旗靡辙乱，是民主政治之死而未僵，力不在本身，而在代者之未得其道。世间以吾英有此，群效法之，乃最不幸事。中国向无代议制，人以非民主少之，不知历代相沿之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盖白屋公卿，人人可致，得非平等之极则？辛亥革命，贸然废之科举之废不待革命，威氏之言微误，可谓愚矣。吾欲著一书曰《事能体合论》，意在阐明何事需用何能，何事始为何事，事能之间，有一定之拣选方法使之体合。中国民治，其病在事能之不体合也。”为太息者久之。而萧伯讷之所以语士钊者，意尤恢诡。其言曰：“能治人者始可治人。林肯以来，政坛有恒言曰：‘为民利由民主之民治。’然人民果何足为治乎？如剧，小道也，编剧即非尽人能之。设有人言‘为民乐由民编之民剧’，语之不词，至为章显。盖剧者，人民乐之而不审其所由然。苟其欲之，不能自制，而必请益于我。惟政府亦然。英、美之传统思想，为人人可以治国。中国则反是。中国人而跻于治人之位，必经国定之试程，试法虽未必当，而用意要无可议。今所当讲，亦如何而使试符其用耳。”士钊又以所为《业治论》质正于群家潘悌，潘悌旧为工程师，乃树立基尔特社会主义之先觉，而倡业治以矫巴力门制者也，则诏于士钊曰：“中国自立代议制，政事棼不可理。盖所谓代议者，并未尝代人民而议，且以选区如彼其辽阔，凡所以为选者，其权例操于少数党人之手，此曰代表，词直不通。以此之故，凡政客下选区为演说，其政纲类由自择。人民于不自我起之争论中，迫而指名一造，代己谋国，而其争论又为性至复，非深知其内容，是非莫明，即深知之矣，所列问题，每浮伪不切事情，无关民福，选民纵英爽能断，亦无所用。要之党人所标政策，徒于己党朋分政权而见为利，以云利国，直去万里。彼辈初挟理想而学为政，而一例以骑墙派终，非无故也。盖选区之分划，绝不与实际相符。试思一区之中，利害百出，包举于一人之身，如何可能？吾英谋矫此弊，因有基尔特制之创议。斯制非他，即所以连政治于实际者也。夫代议制之虚伪，以机体不立，故基尔特首祛是病，乃举一国之人，类聚而群分之，如此为分，其最自然之尺度曰业，诚以业者，人所相依为命者也。彼谈国政，恒不免于无意识，而本业夫惟不谈，谈则不离乎意识者近是。何以故？问题较简，而己与之相习故。自有基尔特运动以来，发轫于英伦，风靡于欧美大陆，使言政之家，论思一变，盖以其说深抵巴力门制之创痛。而予意尤以中国为饶有施行业治之机会。盖所谓七十二行，气力不足而行会未亡，以新治加于其上，为势甚顺。中国果其实行，尤且得促西方之反省，使奉为矩范，起而效法。此征于今日西方人心之大觉，予语良非泛然。何也？以其厌恶今制，信念全失，思古幽情，油然以生，举凡生活方式，使人由之，心差安而理差得尔。然吾之基尔特，于资本制未兴以前即已消失，今以业治期之，宜先有准备工夫以资过渡。是何也？即计议资本如何可去，而基尔特如何可复也。中国斫丧未久，犹有存焉者，而在西方，则不反而求诸过去，不可得见也。”潘悌持之以正言庄论，威尔思、萧伯讷出之以嬉笑怒骂，而要归于然否代议则一，于是士钊之政治信念全变。遂返国，道出法之里昂，而吴敬恒方为里昂大学校长，士钊论议文章，敬恒所重，每谓宝山张嘉森君迈曰：“章行严之一骭毛，无非佳者。”至是邀讲演。将登坛，有粤生起指士钊大骂，词不可堪，其大指影射粤军政府，无关问学。横逆之来，士钊默尔。而敬恒噤声拊掌，不知所出。粤生兴尽自去，仅乃得讲，私询知为陈炯明党也，炯明资之来校，同伴凡数十人。时惟粤生多金，校费从出，号贵族，故跋扈如此。士钊私心自计，不审敬恒平日驭贵族何术者。后数月，诸生哄而驱敬恒，布词丑诋，敬恒则大愤，绝去，归国以后，誓不更与办学事。私居聚议，每严颜斥若辈青年无望，恨恨不已。然敬恒持论大廷，建言新闻，则又大神圣而特神圣其新中国之新青年者，壹是有褒而无贬，有书而无但，且制为通律曰：“学生与教习斗者，学生必胜，犹之人民与政府战者，人民必胜。”藉是长养天下学生暴动，曾不动色，士钊尝引以为怪焉。

士钊之归国也，会曹锟以直隶督军胁总统黎元洪而逐之。其大将吴佩孚练兵洛阳，申讨军实以为奔走御侮之臣。曹锟弥洋洋自得，又欲借重议士饵诱以选为总统。士钊既未甘以自货，遂遁而之沪，橐笔已久，辄复思动，既为《新闻报》有所撰述，其尤著者，曰《论威尔逊》、《论列宁之死》、《论麦克道纳内阁》、《农治述意》，皆为时所称诵。

士钊自以《甲寅》得大名，益油然生嗣兴前迹之思，名仍《甲寅》，刊则以周，招资授事，计议粗定，而轩波以大起。江苏督军齐燮元用吴佩孚之命，起兵以逐卢永祥于浙江，吴佩孚自将大军出山海关以攻张作霖，冯玉祥随吴佩孚出师而有贰志，取间道归以袭北京，取曹锟而幽诸，杀其嬖人李彦青，遂与张作霖联军以夹击吴佩孚，尽俘其众，欲推一人以主国事。段祺瑞既失职居天津，图起用事，而以士钊能文善论思，有声南北，请以为谋主，士钊乃置《甲寅》周刊不论而奔命以赴，与祺瑞左右谋以何道而起，士钊曰：“吾向主毁法造法，逆料有一时期，约法既坏，新法未生，总统旧称无所用之，非别立一名不可。以前军务院之抚军长，及军政府之总裁，独是一隅自限之号，建位北京，军民并治，取义当有未同。因念西史纪元前，罗马初设民主，署曰公萨，译家如严几道、林琴南均取吾籍‘执政’两字当之，宏义雅名，向往弥切。曹锟窃国，黎黄陂移节上海，议立政府，愚不取法统说，以临时执政制进，议虽未成，而窃以为段公再起，谊必出此。”于是段祺瑞以执政建号，开府北京，遂以士钊为司法总长，寻兼教育总长，自以习熟情伪，奋欲更张，于是奂然号于众曰：“吾国兴学许久，而校纪日颓，学绩不举。学生谋便旷废，致倡不受试验之议，即受试矣，或求指范围，或胁加分数，丑迹四播，有试若无。为教授者，以所讲并无切实功夫，复图见好学生以便操纵，虚应故事，亦固其然。他国大学教授，在职愈久，愈见一学之权威，而吾国适得其反。夫留学生初出校门，讲章在抱，虽无成业，条贯粗明，而又朝气尚好，污俗未染，骤膺教职，弥觉兢兢，此类人选，他国至多置之研究院内、助教室中，而在吾国则为上品通材，良足矜贵。何校得此，生气立滋。过此以往，渐成废料。新知不益，物诱日多，内谄学生，外干时事。标榜之术工，空疏化为神圣；犷悍之气盛，一切可以把持。

教风若斯，谁乐治学？北京八校，教授多至数百人，年耗库款，少亦二百万元以上，岁终至五百页可读之书，三年可垂之籍，以登学府而版国门。独念吾华号为文化古国，海通以还，学术途径益形扩大，除旧籍所当加意整理外，近世应用科学及各邦文史、政俗种种著录，为学子所万不可忽者，所涉尤繁。使先辈讲学之精神，得存一二，今时述作，将百倍于古而未有已。乃自上海制造局倡议译书以还，垂四五十年，译事迄无进步，而文字转形芜俚，所学未遑探索，鸾刀妄割，谬种流传。无其书，有斯文将丧之忧。有之，转发不如无书之叹。昔徐建寅、华蘅芳、李善兰、徐寿、赵元益、江衡辈，所译质力、天算诸书，贯通中西，字斟句酌，由今视之，恍若典册高文，攀跻不及。即下而至于格致书院课艺，其风貌亦非今时硕博之所能几。以云进化，适得其反。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黄茅白苇，一往无余，学者自扪，宁诚不怍。而为之学生者，读西籍，既乏相称之功能，质本师，又乏可供之著述。几纸数年不易，破碎不全之讲义，尸祝社稷，于是出焉，此云兴学，宁非背道。且也大学为学术总集之名，犹之内阁为政治总集之名。内阁有长财政者，不闻称财政内阁；有长司法者，不闻称司法内阁。今大学宜讲农工业，竟自号农业大学与工业大学；大学宜讲法律、政治，复自号法政大学。甚至师范、美术，文科中之一部耳，亦分别独立，各称大学。干为支灭，别得类名，逻辑所不能通，行政所大不便，部落思想，横被学林，卒之兼课纷纭，师生旁午，学统尽坏，排媢风生，欲求首都有一宏深精进条干分明之大学，与伦敦、巴黎竞爽，俟之百年，将亦难得。欲图易俗，乃画三策：一、本部设考试委员会，仿伦敦大学成例，学生入学毕业诸试，概由部办。二、本部设编译馆，要求各大学教授通力合作，优加奖励，期于必成，务使期年之间，有新著数十百种，布之黉舍，辞理并当，餍人取求。三、合并八校。”骤议之日，士钊持说侃侃，无所避就，莫之能难。然而风声所播，诟谤乃丛，部试诸生，青年自视为大逆不道，先生长者，阳持静默而阴和之，潜势极张。宏奖著述，竟讹传为甄别教员，不加考询，顽然抗议；合并八校，施受之间，暗潮不可终日。士钊又以其间缍刊《甲寅》，论列时贤，于吴敬恒、胡适之伦，多所讥切，好恶拂人，弥以丛怨，而五月七日之事起。五月七日者，岁岁以纪念爱国为循例者也，惟警厅以岁必滋事，禁止游行，咨请教育部，转知各校。

士钊亦未照办，黠者乃造转知一文以揭于报，且甚其辞曰：“摧残教育，阻挠爱国。”于是学生大恨，以为“不扑杀此獠，卖国贼其何所惩”。建旗呐喊以趋魏家胡同十三号，欲得士钊而甘心焉。士钊遁，而毁其室也，士钊既知其后有大力者负之而趋，未可深究，则置不问，而独居深念，意忽忽不乐，因吟白香山孤桐诗曰：“直从萌芽拔，高见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孤桐孤桐，人生如此，尚复何恨，因易字孤桐。其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逐其校长杨荫榆。荫榆至，则持木棍砖石，叫骂追逐，无所不至，撕其布告，而易以学生求援宣言。北京大学学生从而应之，声生势张，男女啸聚，锁闭办公室，把守校门，阻止校长、教职员不许入。诸生跳梁于内，校长侨处在外。士钊大怒，请于段祺瑞曰：“士钊少负不羁之名，长习自由之说，名邦大学，负笈分驰，男女同班，亦尝亲与。所有社会交际，两性衔接之机缄缔构，一一考求，其中流以上之家，凡未成年之女子，殆无不惟家长、阿保之命是从，文质彬彬，至可爱敬。从未见有不受检制，竟体忘形，聚啸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肆为驰骋，谨愿者尽丧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学纪大紊，礼教全荒，如吾国今日女学之可悲叹者也。以此兴学，直是灭学。以此尊重女子，直是摧辱女子。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当此女教绝续之秋，宜为根本改图之计。不如查照马前次长处理美术专门学校成例，将女子师范大学停办解散为便。”祺瑞可其请。部令一出，士论哗然。于是号称代表九十八校之学生联合会，登报以声讨士钊之罪曰：“章士钊两次长教，摧残教育，禁止爱国，事实昭然。敝会始终表示反对。乃近日复受帝国主义之暗示，必欲扑灭学生爱国运动而后快。不特不谋美专之恢复，且复勾结杨荫榆，解散女师大，以数千女同学为牺牲。此卖国媚外之章贼不除，反动势力益将气焰日高，不特全国教育前途受其蹂躏，而反帝国主义之运动亦将遭其涂毒矣。故敝会代表九十八校，不特否认章贼为教长，且将以最严厉之手段，驱之下野。望我国人其共图之。”诵者同然和之。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会士钊于广座，攘臂起曰：“余本不欲言。惟今日京师女学，有一极悲惨之纪念，颇欲藉以警告教育当局，使知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有为警察殴伤者若干人，其导因为外交问题，其表见为摧残女学，如此痛心之事，演于首都，已成之国学而不能保，何暇计及地方私立女学之成毁盛衰乎！”语甚悲壮，合座动色。士钊从容诘之曰：“石曾所称警察殴伤女生若干人，果何所见而云然乎？石曾曾身亲焉否乎？若仅以告者为凭，则凡来教部骇告，及所告负责任之呈报，遮得君言之反，当日警察，盖绝未敢侵学生，徒见学生纷持木棍砖石，追逐校长，而为从中调解而已。以北京学界见嫉之甚，保护弱者声浪之高，而女师大又向为一切教联、学联休戚与共之大彀，岂有女生伤及多人，事越三日，并一纸声诉书而不得见，而魏家胡同十三号之门庭，复宁静乃尔矣乎？石曾平旦视愚，岂求摧压学生以为己利者哉？诸君抹杀事实，广构虚词，鸟瞰先机，务锄异己。狙使血气未定之学子，恣为一切坏乱之秘谋，此其用心，直不使有读书种子留连京府。董理教务，以气类之相感，为学问之远图，而宁禽视鸟息于军国官僚之下，伺其颜色，倚为奸利，偶有冲激，寻衅有名，而凡手持毛瑟，或腰带指挥刀者，诸君乃立为第二天性所暗示，不复正觑，而惟使夙称同类同情，决不肯滥用政力侵凌学府者，不复有旋足吐气之余地。以愚不明心解，苦昧其故，石曾思之，亦能示我转语否乎？”石曾无以应也。于是吴敬恒扬言于众曰：“整顿学风，宜也。顾章行严何人，足言整顿学风乎？足解散女师大乎？若蔡孑民，斯可矣。”蔡孑民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两公既高名宿学，不快士钊，沸腾群口。而士钊又以司法总长审查金佛郎案而予通过，事发，士论益哗，以为伙同受贿有据，再毁士钊之室，肆力而捣，尽量以攫，卒扫聚所余，相与火之，呼啸千百众，学生十余人为之发踪指示，自门窗以至椅凳，凡木之属无完者，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由笥而椸，无键与不键，凡服用之属无完者，荡焉尽焉，以得肆志为快。吴敬恒为讲其义曰：“此诚作官者之业报也。”士钊乃不得一日安于其位，相应而解官。然而士钊则以号于人曰：“君官可解，吾道不可易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扰攘终年，羌无一是，政益见其浑乱，学益趋于荒落，虽有圣方，只速人死。”士钊解官而众怒未已。士钊好尽言而与众立异，又工臧否人物。吴敬恒者，一世之人震而惊之，以为人伦模楷，称曰吴先生者也。而士钊则以与梁启超、陈独秀同讥切，以为：“国人图新之第一大病，在无办法。其自谓有办法者，其无尤甚。近世革新，分立宪、革命、共产三期，以梁先生尸立宪，吴先生尸革命，陈先生尸共产，允为适当之代表人物。之三人者，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以物为喻：稚晖自始闻政以迄今兹，所领盖为游击偏师，己既绝意势位，复无何种作政纲领，惟于意之所欲击者而恣击之尔。盖如盘天之雕，志存击物，始无所不击，终乃一无所击，回旋空中，不肯即下。任公者，知更之鸟也。凡民之欲，有开必先，先之秘息，莫不知之，且凡所知，一一以行，乃致今日之我，纷纷与昨日之我战而无所于恤。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则别树一帜，为马克思之说以自宠异，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坡弗上，尽气途绝，行与凡马同踣。如此等人，岂非世所谓魁异奇杰之伦，而各各所事之为无裨于国，则如十日并出之所共照，无可诋谰。任公曰立宪立宪，今时宪安在者？稚晖曰革命革命，无命不革，己命且莫之逸，遑言其他。独秀曰共产共产，试问民穷财尽，尚复何产可共？于是语其义也，莫不粹然成章，闻者悦服。至语其效，则同是乱天下有余。何以故？曰无办法故。盖以主义而言主义，天下固未有持之而无故者。其见为善不善，当以为之之若何而定，不当以本身之存值而定。庚子而降，凡吾国魁异奇杰者之所为倡，只图倡之之时，快于心而便于口，至为之偏何在而宜补，弊何在而宜救，事前既讲之无素，事至复应之无方，鲁莽灭裂，以国尝试，一摘再摘，三摘四摘，以至今日，空抱蔓归，犹是一无办法，了无进步。吾意无办法矣，与其伪为有办法，四出缴绕，治丝益棼，以覆其国，无宁自承无办法，少安无躁，使国家复其元气，徐图兴造。稚晖、任公、独秀以及不肖，皆试药医生，丧人之命至夥者也。”然而敬恒弗承也。敬恒尤喜言物质救国，自谓弄斧头之年龄已过，未能为劳工之神圣，入与伦敦西南工人为邻，习植铅字数千，出携柏林廊大克一具，以意摄取天然诸美，服劳自给，庶几无负此生。其辞博辩雄伟，杂出庄谐，口无择言，少年宗尚以为一家。而士钊则以为：“稚晖富于玄想，巍然大师。语其高，可与希腊诸哲抗席；语其低，乃不足与中学毕业生程材。英之威尔士，文行与稚晖相仿，顾稚晖薄威尔士不为，笔阵偶张，旋复弃去。稚晖试思之，入植铅字数千，出携廊大克一具，食力不过百钱，为烈不逾一手足者，此诚满街皆是，何劳吴稚晖为之？稚晖为之，亦既二十年矣，语其所获，果何益于盛衰成败之数？”然而敬恒弗服也。愤懑之余，习为激宕，由是论锋横溢，毛举细故。此其士钊得罪世所谓贤人君子者一矣。新文化、新文学者，胡适之所以哗众取荣誉，得大名者也，而士钊则以为：“新文化者，亡文化也。夫文章，大事也。曩者穷年矻矻，莫获贯通，偶得品题，声价十倍。今适之告之曰：‘此无庸也。凡口所道，俱为至文，被之篇目，圣者莫易。’彼初试而将疑，后倡焉而百和，如蚊之聚，雷然一声，而其所谓白话，亦止于口如何道，笔如何写，韵味之不明，剪裁之不解，分位之不知，道谊之不协，横斜涂抹，狼籍满纸，媸妍高下，无力自判。已与徒党辄悍然号于众曰：‘文学革命也！文学革命也！’以鄙倍妄为之笔，窃高文美艺之名；以就下走圹之狂，堕载道行远之业。跳踉以喜，风靡一时，处势差比前清之谈革命，而其纵阔之深至，更远过之。何也？以运动之式，可以公开，少年窃此以自便其不学，恣斯世盗名之图，河流急转，一泻千里，又较之前清革命党人艰贞为国，前仆后起，如马十驾，乃登峻坡者，为势顺逆，不可比数也。而有一事相同，则持其故者，一切务为劫持，凡异议之生，不察以理而制以势，天下之人，因亦竞为选愞以应之。老师宿儒如梁任公者，闻之且大喜，尽附其说以自张，尤加甚焉，诸少年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跪也！’有不肯跪者，则群訾曰落伍落伍，千人所指，不疾自僵。有不肯跪而稍稍匡救焉者，则群版其名曰反动，发为口号曰枪毙枪毙，国人皆杀，时或不远。而国家之教育机关，不尽操纵于若辈之手不止。历来之教育长官，所不为若辈颐使，位不安。京沪规模较大之书局，所不遵若辈之教条出书，书不售。语其表也，似天下之论已归于一。至语其里，则不学者少数人发纵指示，强令人天下之学者，默焉以屈于己而已。如金在冶，不跃为常，复假定天下之学者，自默焉屈于己外，无他道而已。

为问此默而屈者，其将与之终古否乎？与之终古，中国之文也化也，将至何境矣乎？四五年来，自非无目，莫不见伦纪之凌夷，文事之倾落，如水就下、兽走圹，日蹙千里而未艾也。吾尝澄心求之，以谓人本兽也，人性即兽性，其若拘囚而乐放纵，避艰贞而就平易，乃出于天赋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劝而能者也。使充其性而无道以节之，则人欲不得其养，争端不知所届，祸乱并至，而人道且熄。古之圣人知其然也，乃创为礼与文之二事以约之，一之于言动视听，使不放其邪心，著之于名物象数，使不穷于外物，复游之以《诗》、《书》六艺，使舒其筋力而瀹其心灵。初行似局，浸润而安，久之百行醇而至乐出。彬彬君子，实为天下之司命，默持而善导之，天下从风，炳焉如一。夫是之谓礼教，夫是之谓文化。斯道也，四千年来，吾国君相师儒，续续用力以恢弘之，其间至焉而违，违焉而复至，所经困折，不止一端。盖人心放之易而正之难，文事弛之易而修之难，质性如是，固无可如何者也。今乃反其道而行之，距今以前，所有良法美意，孕育于礼与文者，不论精粗表里，一切摧毁不顾，而惟以人之一时思想所得之，口耳所得传，淫情滥绪，弹词小说所得描写，袒裼裸裎，使自致于世，号曰至美。是相率而返于上古獉獉狉狉之境，所谓苦拘囚而乐放纵，避艰贞而就平易，出于天赋之自然，不待教而知，不待劝而能者也。”然而胡适弗服也，适之言曰：“旧文学者，死文学也。不能代表活社会，活国家，活团体。”而士钊则曰：“此最足以耸庸众之听，而无当于理者也。凡死文学，必其迹象与今群渺所不相习，仅少数人资为考古而探索之，废兴存亡，不系于世用者也。今之欧人，于希腊、拉丁之学为然，而吾也岂其俦乎？且弗言异国古文也，以英人而治赵瑟Chaucer十四世纪之诗人即号难读，自非大学英文科生，解之者寥寥。吾则二千年外之经典，可得琅然诵于数岁儿童之口。韩昌黎差比麦考黎英十九世纪之文家，而元白之歌行，且易于裴Byron裴伦、谢Shelley谢烈与裴同为十九世纪诗人之短句，莎米更非其伦。死之云者，能得如是之一境乎？且文言贯乎数千百年，意无二致，人无不晓。俚言则时与地限之。二者有所移易，诵习往往难通。黄鲁直之词及元人之碑碣，其著例也。如曰死也，又在彼而不在此矣。”然而胡适仍弗服也，谓：“若社会一切书籍，均用文言著述，平民概不了解，必且失趣而废然以返，吾人必一致努力为白话文，以造成白话文之环境。”而士钊则曰：“白话文之环境，万无造成之理，可以世界语为喻。夫世界之学问，包涵于英、德、法三国之文字者，为量至大。而三国自身不能互通，有时英人有求于德，德人有求于法，犹且尽力移译，弥其缺陷。今一旦举三国之全量而废置之，惟以瓠落无所容之世界语，使人之耳目心思，从而寄顿，道德学术，从而发扬。他文著录，全译既有所不能，能亦韵味全失，无以生感。同时娴于他文者，复不能严为之界，使俱屏而不用，干枯杂沓，情见势绌。此世界语之卒无能为役也。惟白话文亦然。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今举九家百流之书，一一翻成白话，当非适之力所能至。适之殚精著作，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之心思结构，运用无遗，亦未见供人取求，应有而尽有。而又自为矛盾，以整理国故相号召，所列书目，又率为愚夫愚妇顽童稚子之所不谙，己之结习未忘，人之智欲焉傅。环境之说，其虑弥是，而无如其法之无可通也。夫文之为道，要在雅驯。俚言之屏于雅，自无待论，而其蔽害之深切著明者，尤在不驯。凡说理层累之文，恒见五六‘的’字，贯于一句，亘二三十言不休，耳治既艰，口诵尤涩，运思至四五分钟，意犹莫明，请遣他词，源乃不具，谋易他句，法亦不习，臃肿堆垛，语不成章。以今去文未远，白话多出能文者之手，茅塞已呈是境，更越若干年，将所谓作文为一事，达意又为一事，打成两橛，不见相属。尤不仅此。文事之精，在以少许胜人多许，文简而当，其品乃高。计世界文字之中，此点以吾文为独至。而白话文则反之，胎息《水浒》、《红楼梦》之白话尤反之。其参入的吗哩咧，及其他藉撼听觉，羌无意义之辅字而自成为赘，尤不待言也。是文贵剪剔纷殽，而白话以纷殽为尚；文贵整齐驳冗，而白话以驳冗为高。立言无范，共喻为艰，犷悍相师，如兽走圹，冥冥中文化濒于破产，中国人且失其所以为中国人而不自知。此诚斯文之大厄，而适之努力造成之环境也。”是其得罪当世所谓贤人君子者又一矣。吴敬恒、胡适倡欧化以振垂亡之势，而士钊则曰：“唯唯，否否。不然。欧洲者，工业国也，工业国之财源存于外府即各国商场，伸缩力绝大，国家预算，得量出以为入，故无公无私，规模壮阔，举止豪华，一一与其作业相应，无甚大害，一切社会恶德，出于其制之不得不然，所云Necessdyg evies是也。而吾为农国，全国上下百年之根基，可得以工业意味释之者，荡焉无有。无有而不论精粗大小，一唯工业国之排场是鹜，衣服器用，起居饮食，男女交际，党会运动，言必称欧美，语必及台赛，变本加厉，一切恣行无忌，实则比欧美之Necessdyg Merits毫发未具，而其encls在欧美之国，所蕴而未发，或发而未尽者，而吾也由放依而驰骋，由驰骋而泛滥，赤裸裸地，一无遮阻，转使碧眼黄须儿，卷舌固声于侧，叹弗如焉。此在国家，势不得不举外债，鬻国产，以弥其滥支帑金之不足。在私人，势不得不贪婪诈骗，女淫男盗，以保其肆意挥霍之无艺。其至于今，图穷匕见，公私涂炭，国之不亡，殆与行尸无异。而冥冥人中道堕坏，凡一群中应有同具之恒德，且不得备，其损失尤不堪言。昨年水灾，地域之广，艰民之众，灾情之惨，自来所希闻也，而幸免之人，熟视无睹，将伯之呼莫应，同情之泪不挥。军阀也者，争城夺地如故；官阀也者，恒舞酣歌如故；学阀也者，甚嚣尘上如故。上海《密勒评论》有Impeg者，论次其事，且及前代防潦工事之差完，四方捐输之弥急，而一语曰：‘中国博施济众之精神，近三十年，已不存矣。’是何也？即伪欧化有以克制之也。偶举一证，可概其余。民德之浇，滔滔皆是，乃至父无以教子，兄无以约弟，夫妇无以相守，友朋无以相信，群纽日解，国无与立。昔班嗣称有学步于邯郸者，曾未得其仿佛，又复失其故步，遂尔匍匐而归。呜呼！吾人今后，亦求得匍匐而归为幸耳。”吴敬恒、胡适倡革新以祛旧染之污，而士钊则曰：“唯唯，否否。不然。新者对夫旧而言之。彼以为之反乎旧，即所谓新，今即求新，势且一切舍旧，舍旧，何有历史？而历史者，则在人类社会诸可宝贵之物之中，最为宝贵。今人竞言教育，不知教育所以必要，旨在以前辈之所发明经验，传之后人，使后人可以较少之心力，博得较大之成效，不更是前辈走却许多迂道，费却许多目力，惨淡经营，才得筑成仅可流传之基础而已。又尝譬之：社会之进程取连环式，其由第一环以达于今环，中经无数环与接为构，而所谓第一环者，见象容与今环全然不同，且相间之时，窎焉不属。然诸环之原形，在逻辑依然各在，其间接又间接与今环相牵之故，俱可想象得之。故今环之人以求改善今环之故，不得不求知原环及以次诸环之情实，资为印证。此历史一科所由立，而知新者早无形孕育于旧者之中，而决非无因突出于旧者之外。盖旧者非他，乃数千年来，巨人长德、方家艺士之所殚精存积，流传至今者也。思想之为物，从其全而消息之，正如《墨经》所云‘弥异时，弥异所’，而整然自在，其偏之见于东西南北，或古今旦莫，特事实之适然，决无何地何时，得天独全，见道独至之理。新云旧云，特当时当地之人，以其际遇所环，情感所至，希望嗜好所逼桚，惰力生力所交乘，因字将谢者为旧，受代者为新已耳。于思想本身何所容心。若升高而鸟瞰之，新新旧旧，盖往复流转于宇与久间，恒相间而迭见，其所以然，则人类厌常与笃旧之两矛盾性，时乃融会贯通而趋于一。盖凡吾人久处一境，饫闻而厌见，每以疲苶恼乱，思有所迁，念之初起，必且奋力向外驰去，冀得崭新绝异之域以为息壤，而盘旋久之，未见有得。于时但觉祖宗累代之所递嬗，或自身早岁之所曾经，注存于吾先天及无意识之中，向为表相及意志之所控抑而未动者，今不期乘间抵罅肆力，奔放而未有已，所谓迷途知反，反者斯时，不远而复，复者此境，本期开新，卒乃获旧。虽云旧也，或则明知为旧而心安之，或则竟无所觉而仍自欺欺人，以为新不可阶，此诚新旧相衔之妙谛，其味深长，最宜潜玩者也。

今之谈文化者，不解斯义，以为躁者乃离旧而僢驰，一是仇旧，而唯渺不可得之新是鹜，宜夫不数年间，精神界大乱，郁郁伥伥之象，充塞天下。躁安妄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不谓误解一字之弊，乃至于此。”如此之类，难以仆陈，语详《甲寅》周刊，或以规曰：“子一年中所遗政迹，时议纷纭，都不必在念。盖学风扇发，天下病焉。父兄之教莫先，整饬之方宜讲，子营此事，且有同情。即金佛郎案，牵连国交，迟速必办，为国任重，得谤乃常，既宠赂之不章，奚怨毒之难解。世所期期以为不可，而君坐以市天下之怨，绝友朋之好，行且蹈不测之罪，贻无穷之羞者，惟办《甲寅》周刊一事耳。天下事，未可以口舌争，胡哓哓以蒙耻召怒为也？”士钊应之曰：“吾行吾素，知罪惟人。若其中散放言，刑踵华士。伯喈变容，罚同邪党。生命既绝，词旨自空。如其不尔，壹任自然。愚生不工趋避之义，夙志不干违道之誉。天爵自修，人言何恤。怀君子而居易，遵舆诵之本务而已。”既而段祺瑞不得志于冯玉祥，又失张作霖之援。吴佩孚再起湖南，与张作霖联兵以逼京师。段祺瑞出走，士钊随之，蹉跌以不振。而于是士钊之名，儒林所不齿；士钊之文，君子以羞道。然其后国民军再奠江南，建号南京，而掌邦教者，并全诸大学，厉行考试，取缔学生运动，颇用士钊计，盖不以人废言云。

士钊始为《甲寅》杂志于日本，以文会友，获二子焉：一直隶李大钊，一安徽高一涵也，皆摹士钊所为文，而壹以衷于逻辑，掉鞅文坛，焯有声誉。而一涵冰清玉润，文理密察，其文尤得士钊之神。其后胡适著《五十年中国文学史》，乃以高一涵与士钊骈称，为甲寅派。及是唾弃《甲寅》不屑道，而习为白话，倒戈以向，骂士钊为反动，助胡适之张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