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　吴梅　附童斐、王季烈、刘富梁、魏戫、姚华、任讷

词盛于宋，剧起于元。而词者，剧曲之所自出也。顾能词者不必识曲，而并世之治词以进于剧曲者，有海宁王国维、长洲吴梅。

王国维，字静安，亦字伯隅，号观堂，亦曰永观。生而歧嶷，读书通敏，年未冠，文名噪于乡里，寻入州学，以不喜帖括之文，再应乡举，不中程。于时值中日战役，我师败绩，海内士夫争抵掌言天下事，谋变法。国维方冠年，思有以自试，乃之上海，顾伥伥无所遇，适上虞罗振玉叔蕴与吴县蒋黼伯斧结农学社于上海，移檄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以乏译才，遂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立东文学社，聘日本藤田丰八博士为教授。国维乃往受学，写所为咏史绝句于同舍生扇头，振玉见而赏异，遂拔之俦类之中，为赡其家。而国维之知学问途辙以自发闻名家，皆振玉有以启之也。国维欲以其间治古文辞，自以所学根柢未深，读江子屏《汉学师承记》，欲于此求修学途径，振玉诏之曰：“江氏说多偏驳。本朝学术实导源于顾亭林处士。厥后作者辈出，而造诣最精者，为戴氏震、程氏易畴、钱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邮二王。”因以诸家书赠之。国维虽加流览，然方治东西洋学术，未遑致力于此。治日文之余，则从藤田博士受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善韩图、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发挥其旨趣，为《静安文集》。岁庚子，既毕业东文学社。振玉适主武昌农学校，以教授多日人，乃延国维任译授。明年东渡，留学日本物理学校。而其时革命之说大昌。振玉移书，谓：“留学诸生，多后起之秀，其趋向关系于国家者甚大，曷有以匡救之？”国维答书言：“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时有闽中萨生均坡与国维同留学，亦入党籍。国维以书告振玉曰：“萨固贤者，然性高明而少沉潜。彼既入籍，见所为必非之。惟背之则危身，从之则违心。迩见其居恒郁郁，恐以此夭天年也。”已而萨生果夭，如国维言。寻以脚气病归，止振玉家。病愈，乃荐之南通师范学校，主讲哲学、心理、论理诸学。甲辰秋，振玉主江苏师范学校，乃移国维于苏州，凡三年，刻所为诗词，骎骎致力于文学。以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则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质，二者孰重？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在，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无与焉。惟文学家能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顾独谓中国无纯文学，中国文学无悲剧，辟奇论以砭往古，树新义而诏后生。其言曰：“‘自谓颇腾达，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负乎？‘胡不上书自荐达，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韩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驰驱犹望两河平’，非陆务观之悲愤乎？如此者，世谓之大诗人矣。至诗人之无此抱负者，与夫小说、戏剧、图画、音乐诸家，皆以侏儒、优倡自处，世亦以侏儒、优倡畜之，所谓‘诗外尚有事在’，‘一命为文人，便无足观’，我国人之金科玉律也。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以是之故，所谓诗歌者，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伯不能得一，其有美术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之目的，世非唯不知贵，且加贬焉。故曰中国无纯文学也。纯文学，以诗歌、戏曲、小说为其顶点，以其目的在描写人生故。而所谓描写人生者，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我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其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若然者，唯悲剧能之。昔雅里大德勒于《诗论》中，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而如恐惧与悲悯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然而我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剧、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长生殿》之《重圆》，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厢记》之以《惊梦》终也，未成之作也，此书若成，我乌知其不为《续西厢》之浅陋也？有《水浒传》矣，曷为而有《荡寇志》？有《桃花扇》矣，曷为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红楼梦》矣，彼《红楼复梦》、《补红楼梦》、《续红楼梦》者曷为而作也？又曷为而有反对《红楼梦》之《儿女英雄传》？故我国之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而《桃花扇》之解脱，非真解脱也。沧桑之变，目击之而身历之，不能自悟，而悟于张道士之一言，且以历数千里冒不测之险，投缧绁之中所索之女子，才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谁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脱，他律的也；而《红楼梦》之解脱，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写故国之戚，而非以描写人生为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国民的也，历史的也。《红楼梦》，哲学的也，宇宙的也，文学的也。此《红楼梦》之所以大背于我国人之精神，而其价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红楼复梦》等，正代表我国人乐天之精神者也，故曰中国文学罕悲剧也。”具见所著《静庵文集》。徒以议多违俗，物论骇之，寻遭禁绝，不行于世。

国维年三十一，而有《静安文集》之刻，是为光绪三十年丁未也，先一年，振玉奉学部奏调，至是荐国维于尚书荣庆，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入都以后，始治宋元以来通俗文学，而殚瘁于宋之词、元之曲。著有《人间词话》，论词标举境界，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波’也？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之耳。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更进而辩词境有隔、不隔之别，而谓：“南宋逊于北宋。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上’，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古今词人，词格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唯一幼安耳。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此国维论词之大概也。顾所殚心者尤在剧曲，著有《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曲脚色考》一卷，而国维所自惬意者，莫如《宋元戏曲史》，盖综生平论曲之旨而集其大成者也。大指以为：“戏曲之原，盖始于古之巫。巫者，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其后有俳优，晋有优施，楚有优孟，优之为言调戏也。巫与优之别：巫以乐神，而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而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优孟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笑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惟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则始于北齐，如《兰陵王入阵曲》、《踏摇娘》，著于《旧唐书·音乐志》，皆有歌有舞以演一事，而前此虽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虽演故事未尝合以歌舞，不可谓非戏之创例也。唐代歌舞戏之外，又有滑稽戏，始于开元，盛于晚唐。其与歌舞戏不同者，则一以歌舞为主，一以言语为主。一则演故事。一则讽时事。一为应节之舞踏，一为随意之动作。此其异也。然后代之戏剧，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故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而戏剧实滥觞于宋之歌曲也。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舞相兼者，则谓之传踏，亦谓之转踏，亦谓之缠踏，其初恒以一曲连续歌之。然至汴宋之末则其体渐变，先以引子，引子后只有两腔迎互循环，此外又有曲破与大曲，则曲之遍数虽多，然仍限于一曲。至合数曲而成一乐者，则自诸宫调始。诸宫调者，小说之支流，而被之以乐曲者也。其所以名诸宫调者，则由宋人所用大曲，传踏不过一曲，其在同一宫调中甚明，惟此编每一宫调中，多或十余曲，少或一二曲，即易他宫调，合若干宫调以咏一事，故曰诸宫调。今考周密《武林旧事》载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用普通词调、大曲、法曲、诸宫调者，至一百五十本。其用大曲、法曲、诸宫调者，则曲之片数颇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觉不难，而单用词调及曲调者，只有一曲，当以此曲循环敷衍，如传踏之例。则知南宋剧曲，实综合种种之乐曲。至成一定之体段，用一定之曲调，而百余年间无敢逾越者，则元杂剧是也。自有元杂剧而后中国之真戏曲出。元杂剧之视前代戏曲之进步，约而言之，则有二焉。宋杂剧中用大曲者几半。大曲之为物，遍数虽多，然通前后为一曲，其次序不容颠倒，而字句不容增减，格律至严，运用不便。其用诸宫调者，则不拘于一曲，凡同在一宫调中之曲，皆可用之，顾一宫调中，虽或有联至十余曲者，然大抵用二三曲而止，移宫换韵，转变至多，故于雄肆之处稍有欠焉。元杂剧则不然。每剧则用四折，四折之外，意有未尽，则以楔子足之，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间，每折易一宫调，每调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视大曲为自由，而较诸宫调为雄肆。且于正宫之‘端正好’、‘货郎儿’、‘煞尾’，仙吕宫之‘混江龙’、‘后庭花’、‘青哥儿’，南吕宫之‘草池春’、‘鹌鹑儿’、‘黄钟尾’，中吕宫之‘道和’，双调之‘□□□'、‘折桂令’、‘梅花酒’、‘尾声’，共十四曲，皆字句不拘，可以增损。此乐曲上之进步也。其二则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也。宋人大曲，就现存者观之，皆为叙事体。金之诸宫调，虽有代言之处，而大体只可谓之叙事。犹元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纪所歌唱者曰曲，纪动作者曰科，纪言语者曰宾、曰白，自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亦不可谓非戏曲上一大进步也。然元剧所用曲，仍不出宋杂剧，或出普通词调，或出大曲，或出诸宫调，而诸曲配置之法，亦有如传达之以二曲迎互循环者，其事实之取材于宋杂本官剧者尤不少。然则元曲之佳处何在？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赞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关汉卿《谢天香》第三折：

［正宫端正好］我往常在风尘，为歌妓，不过多见了几个筵席，回家来仍作个自由鬼，今日倒落在无底磨，牢笼内。

马致远《任风子》第二折：

［正宫端正好］添酒力，晚风凉，助杀气，秋云暮。尚兀自脚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单则俺杀生的无缘度。

语语明白如话，而言外有无穷之意。又如《窦娥冤》第二折：

［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疾病，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缎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论议。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晦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怆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觏矣。其写男女离别之情者，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三折：

［醉春风］空服遍眩乐，不能痊，知他这腤臜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一会家缥渺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数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玕翠。

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至写景之工者，则马致远之《汉宫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对着这迥野凄凉。草色已添黄，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尚书云）陛下回銮罢，娘娘去远了也。（驾唱）

［鸳鸯煞］我煞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火编修讲。不见那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的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之毡车半坡里响。

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剧，虽浅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例如《西厢记》第四剧第四折：

［雁儿落］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

［得胜令］惊觉我的是颤巍巍竹影走龙蛇，虚飘飘庄周梦蝴蝶，絮叨叨促织儿无休歇，韵悠悠砧声儿不断绝。痛煞煞伤别，意煎煎好梦儿应难舍，冷清清的咨嗟，娇滴滴玉人儿何处也？

此犹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马致远《黄粱梦》第四折：

［叨叨令］我这里稳丕丕土坑上迷没腾的坐，那婆婆将粗剌剌陈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驴儿柳阴下舒着足乞留恶滥的卧，那汉子去脖项上婆娑没索的摸。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你则早醒来了也么哥，可正是窗前弹指时光过。

其更奇者，则如郑光祖《倩女离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这姻亲是旧盟，则待教袄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将水面上鸳鸯忒楞楞腾分开交颈，疏剌剌沙鞴雕鞍撒了锁鞓，厮琅琅汤偷香处喝号提铃，支楞楞争弦断了不续碧玉筝，吉丁丁珰精砖上摔破菱花镜，扑通通东井底坠银瓶。

又无名氏《货郎旦》剧第三折，则所用叠字，其数尤多。

［货郎儿六转］我则见黯黯惨惨天涯云布，万万点点潇湘夜雨，正值着窄窄狭狭沟沟堑堑路崎岖，黑黑暗暗彤云布，赤留赤律潇潇洒洒断断续续，出出律律忽忽鲁鲁阴云开处，霍霍闪闪电光星注。正值着飕飕摔摔风，淋淋渌渌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扑扑簌簌湿湿渌渌疏林人物，却便似一幅惨惨昏昏潇湘水墨图。

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其写景、抒情、述事之美，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又以其自然，故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论家论世之资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语，故宋、金、元三朝遗语所存甚多，辑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为一专书。此又言语学上之事，而非此书之所有事也。”盖国维之盛推元剧如此。自序其书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之，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余读元人杂剧，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彩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宋元戏曲史》一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识者信其言之匪夸。然国维沉思于宋元以来通俗文学者，先后不逾三年，盖未若治哲学之久也，而所获则远过之。国维治哲学，未尝溺新说而废旧闻，其治通俗文学，亦未尝尊俚辞而薄雅故。迄辛亥国变，振玉挂冠神武门，避地东渡，航海走日本，国维则携家相从。振玉乃劝之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基，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今人则信今而疑古。本朝学者疑《古文尚书》，疑《尚书》孔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于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至欧西之学，其立论多似周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不可为，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君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国维闻而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自是又尽弃所治宋元文学，专攻经史，日读注疏尽数卷，旁及古文字声韵之学，如是者数年，所造益深且醇。先振玉三年返国。振玉割藏书十之一赠之，送之神户，执国维手曰：“以君进德之勇，异日以亭林相期矣。”迄以治殷虚龟甲文成名，而国维之学，于是为三变矣。所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国维之贯串者。国维之学，于让清二百余年中，最近歙县程瑶田易畴及吴县吴大澂愙斋。程氏所著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途虽启而运用未宏。吴氏之书，全据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氏而精博则逊之。国维识力不亚程氏，而步吴氏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而精博则过吴，能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而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国维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有慨乎其言之也。孜孜兀兀，没身而止，都十五六年，生平治学，盖以考证学为至劬且久云，而处心积虑，所欲号于天下人人者，又志不在此。尝以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而原西说之所以风靡一世者，以其国家之富强也。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而中国此十余年中，纪纲扫地，争夺频仍，财政穷蹙，国几不国者，其源亦半出于此。尝求其故，盖有二焉：西人以权利为天赋，以富强为国是，以竞争为当然，以进取为能事，是故挟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强兼并，更无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夺不餍之势。于是国与国相争，上与下相争，贫与富相争。凡昔之所以致富强者，今适为其自毙之具，此皆由贪之一字误之。此西说之害，根于心术者一也。中国立说，首贵用中。孔子称过犹不及，孟子恶举一废百。西人之说，大率过而失其中，执一而忘其余者也。试言其尤著者：国以民为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独治也，故设官以佐之，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立宪焉，有共和焉。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无中外一也，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孔子言患不均，《大学》言平天下，古之为政，未有不以均平为务者，然其道不外重农抑末，禁止兼并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均之乎？均产以后，将合全国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托少数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说，则万万无此理。由后之说，则不均之事俄顷即见矣。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抑西人处事，皆欲以科学之法驭之。夫科学之所能驭者，空间也，时间也，物质也，人类与动植物之躯体也。然其结构愈复杂，则科学之律令愈不确实。至于人心之灵，及人类所构成之社会、国家，则有民族之特性，数千年之历史与其周围之一切境遇，万不能以科学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见其一而忘其他，故其道方而不能圆，往而不知反。此西说之弊，根于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之进步，诚为深邃精密，然不过少数学问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证事实，琢磨心思，消遣岁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学之应用，又不胜其弊，西人兼并之烈，与工资之争，皆由科学为之羽翼。其无流弊如史地诸学者，亦犹富人之华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饰观瞻而不足以养口体。是以欧战以后，彼土有识之士，乃转而崇拜东方之学术，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数年以来，欧洲诸大学议设东方学讲座者以数十计，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说者，至各成一团体。盖与民休息之术，莫尚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新药，是西人固已憬然于彼政学之流弊，而思所变计矣。我惛不知，乃见他人之落阱而辄追逐其后，争民施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垂涕而道，而世人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犹称其考古之学为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然征文考献，有裨文学，厥推阐扬元剧，开其荜路之功也。逊帝宣统钦其学行，赏食五品俸，赐紫禁城骑马，命检昭阳殿书籍，监定内府所藏古彝器。既而逊帝遁荒天津，国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教授，以民国十六年四月，感时丧乱，自沉颐和园之昆明湖，于衣带中得遗墨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海内识与不识，罔不惜其学而闵其愚，使不即死，所造未可量也。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详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

吴梅，字臞安，一字灵，又号霜崖。少有志治曲学，常曰：“诗文、词曲并称，余谓诗文固难，而古今名集至多，且论文、论诗诸作，指示极精。惟词曲最难从入，而曲为尤难。何者？词自南唐、两宋，名家著述易于购取，学者有志，尚可探索。曲则自元以还，关、马、郑、白之作，不可全见，吴兴百种而外，存者不多。有明一代，名世者不过王于一、阮圆海二三十人，而其所作已在有无之间。且填词宾白之法，素乏专书。词隐之《南词谱》，玄玉之《北词谱》，不易得，所依据者，不过《西厢》、《琵琶》数种而已。”以年十八作《风洞山传奇》。顾仅为其词而已，未能度曲也，心辄怏怏。尝谓：“欲明曲理，须先唱曲，《隋书》所谓‘弹曲多则能造曲’是也。”吴中里老多善讴者，乃从问业，往往就曲中工尺旁谱，教以轻重疾徐之法，进叩所以，则曰：“非余之所知也。且唱曲者可不问此。”顾梅意有不慊，遂取古今杂剧传奇，博览而详核之，积四五年，出与里老相问答，咸骇却走。里老中有俞宗海粟庐者，工为书，而度曲尤臻神妙，独与亲交。梅从之游，途径斯辟。会康有为、梁启超变政，事败而有为之弟广仁与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六人，骈戮都市，所谓六君子是也。梅闻而哀焉，为谱传奇，名曰《血花飞》。昭文黄振元为之序，而梅大父惧以文字贾祸，遂取其稿焚焉。既能度曲，乃核审律，所自得意者，尝为吴江陈去病题《徐寄鹿女史西泠悲秋图》，图为悲绍兴女子秋瑾之以革命被戮平墓而作者，用越调《小桃红》一套，其中《下山虎》，固举世所称难作者也。尝诵《幽闺记》中一支云：“大家体面，委实多般，有眼何曾见，懒能向前。他那里弄盏传杯，恁般腼腆，这里新人忒煞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见怜。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恶姻缘总在天。”曲中“大”字及“懒能向前”句，“待推怎地展”句，“事非偶然”句，四声一字不可移易，而自以为题此一支之能因难见巧也。其辞曰：

半林夕照，照上峰腰。小冢冬青少，有柳丝数条。记麦饭香醪，清明拜扫。怎三尺孤坟，也守不牢。这冤怎样了，土中人血泪抛。满地红心草，断魂可招。你敢也侠气阴风在这遭。

以较《幽闺记》自诧青出于蓝焉。又尝作《双泪碑》传奇，仅成四折，未成书也。丹徒丁传靖者，亦工诗词，作《沧桑艳》、《霜天碧》二曲，词采葩发，才名甚盛，辄以贻梅。独梅规其不律，与之书曰：

琇甫足下：承患《沧桑艳》、《霜天碧》二曲，循诵再三，渲染点缀，雅近倚姓之境。就文而论，无可献疑。弟敢渎进一言于左右者，则以足下之才之大，苟范之以韵律而不逸于先正之规，虽玉茗百子，犹将敛手，而惜夫出之之易也。夫杂剧之名，滥觞《宋志》；传奇之作，发轸金源。顾当时管器，专力弦索，所陈乐色，间以胡声，嘈杂缓急之间，南人至不能按。迨及元季，永嘉乃兴，扬关、马之流风，创为院本，而伶官旧格，不尽餍一时士夫之心。于是君美、菊庄之徒，斐然有作，乐府声调之遗，户工嘌唱之法，规模略具，堂奥斯成。然而对山募国工以正音，天池拜德明而按拍，龂龂刌黍，非故为其难也，盖郑重之也。足下丽藻天授，敢不心倾。弟所乐与足下商榷者，宫调与音韵之际耳。宫调者，六宫十一调也；音韵者，五音十九部也。凡所谓曲，必隶属于一宫一调，而声之抑扬高下，又各视其所隶之宫调以为衡。而此一宫一调之中，所隶诸曲，虽多至百数，其声之抑扬高下，能者早辨之于无声，初不必制谱而知之也。惟此宫调之意，尤各有所归。黄钟宜富贵缠绵也，则词之富丽者属之；仙吕宜清新绵邈也，则词之隽逸者属之。是故为词者，必先审其情势之哀乐而定之于一宫，复酌其牌名之繁简而归之于一套，然后晰其阴阳，辨其清浊，审其板之疏密，称其词之美恶，要归诸自然而已矣。能如是，则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即小德出入，明者亦无所吹求，此凌次仲所谓“传奇无定法”，而清远《四梦》所以终难见诸场上也。至于音韵要守中州，周德清之说惟供北词，范昆白之书，仅利南曲。真文庚清之分，齐微鱼模之辨，运用变化，惟在一心，深甫《大典》不足法焉。虽然，犹有难至者在也。引子过曲，人所尽知，而过曲有长短刚柔之殊，有近慢缓快之别，鼓色板格又有疾徐正赠之不同。则志于斯者，惟因时制宜，操纵合度，不囿于势，不逸于范，竭吾力焉已耳，局促之与驾，安得谓之良马哉？弟少喜度曲，辄复倚声。往者刘君子庚屡述盛意，不图并世尚有斯人，岂知握手之期，即在此日，其愉快以为何如耶？用略陈其愚，惟垂察焉。

盖严于核律如此。顾虚衷博采，有工度曲者，辄造论得失。尝访仇涞之于金陵，金陵言度曲，仇为最，为歌《渡江》、《弹词》二折。梅以为口齿不如吴人，而转调换气，有广陵先正之规。仇意欢然。时民国初定，金陵以大都再遘兵祸，为语秦淮旧事。梅感其言，作北词《折桂令》曰：

记秦淮载酒曾过。画舸回灯，水榭听歌。欢事无多，河桥依旧，花月消磨。走青楼，揿不住新亭风火。渡青溪，填不平故国风波。回首蹉跎，十载如梭，说什么金粉南朝，倒变做春梦东坡。

因即订谱，歌之，一时闻者皆惘惘也。

初梅以精词曲，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寻转任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所著有《顾曲麈谈》、《百嘉室曲选》、《南北九宫简谱》等书，皆论曲之作。其论词与曲之递变曰：“我国文学改变之迹，皆由自然，非一二大文豪所得左右其间也。自乐府不能按歌，而唐人始有词。太白、香山开其先，至飞卿而其艺遂著。南唐、两宋，更发挥光大之。于是词学乃独树一帜矣。金、元入主中原，旧词之格，往往于嘈杂缓急之间，不能尽按，遂糅杂方言，别立一格，名之曰曲。创始于董解元，而关汉卿、马东篱、郑德辉、白仁甫乃极其变。然则曲也者，为宋、金词调之别体。当南宋词家慢近盛行之时，即为北调榛莽胚胎之日。一时中原弦索，披靡天下，非复垂虹桥畔，浅斟低唱光景矣。然则词之变而为曲，亦有端倪可寻乎？曰：有之，即宋时大曲是也。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其歌以词一阕为率，其有连续歌此一阕者，如赵德麟之商调《蝶恋花》十章，咏会真之事，亦徒歌而不舞。其所以异于普通之词者，不过将此词牌叠用成套，以咏一事而已。宋时官本杂剧，皆以词牌叠用成套，而《东京梦华录》载杂剧队舞之制极详，是已具搬演戏剧之性质矣。至《乐府雅词》又备录董颖《薄媚》大曲一套，其曲牌有排遍、十、入破、虚催、衮遍、催拍、歇拍、煞衮等名，更与董《西厢》及元人杂剧相类。而东坡《哨遍》檃括《归去来辞》，虽开代言之体，然以数曲代一人之言，且专赋吴越故事者，实自董颖此套为始。要之德麟《蝶恋花》十曲开董解元之先声，此套则为元套数杂剧之祖。故戏曲之极盛于金、元，实自宋词变化中来，而大曲尤为词与曲嬗蜕之显而易见者也。始也承两宋诗余之格，而移易其声调，出辞渊雅，有类秦、柳，是曰小令，赵闲闲《青杏子》、元遗山《骤雨打新荷》是也。继则沿宋人大曲之制，择同调各曲联缀成篇，写怀赋物，各称其才，是曰散曲，张禄之《词林摘艳》，郭苍岩之《雍熙乐府》，凡所辑录者皆是也。此皆有辞而无科白者也。董解元《西厢》为诸宫调体，有白语矣，而科、介则阕焉。科、介具者有二，作北曲者为杂剧，作南曲者为传奇，至是戏剧之用始备矣。北剧极盛于元，南戏继起有明。而原南戏之兴，当在宋光宗朝，永嘉人作《赵贞女》、《王魁》二传，实为首唱。或云宣和间已有萌芽，至南渡时则盛行，号曰‘永嘉杂剧’，其文字即本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协宫徵，士大夫罕有传习者。至元时，北剧蔚兴，南戏衰熄。迨高则诚《琵琶传》出，尽洗胡元古鲁兀刺之风，而易之以缠绵顿宕之声，又得明高皇帝奖许，于是海内向风，别名为南曲，以元套杂剧为北曲，而相骖靳。此一时也。澉川杨康惠公梓得贯云石之传，尝作《豫让》、《霍光》、《尉迟敬德》诸剧，流传宇内，与中原弦索抗行。而长子国材复与鲜于去矜交游，以乐府世其家，总得南声之秘奥，别创新音，号为海盐调，江西、两京间翕然和之。此一时也。嘉、隆间，太仓魏良辅、昆山梁辰鱼以善讴名吴下。良辅探讨声韵，坐卧一小楼者十余年，考订《琵琶》板式，造水磨调，辰鱼作《浣纱记》付之，流丽稳协，天下始有清音，号曰昆曲，历世三百，莫不俯首倾耳，奉为雅乐。此犹宋代嘌唱家用就旧声而加以泛艳者也。此又一时也。明之中叶，杂剧亦用南词，传奇间取北曲者，此又事之变也，不可绳之以法也。自明以来，南词特盛，论其高下，派别攸分：《荆》、《刘》、《拜》、《杀》，谐俗者也。《香囊》、《玉玦》，藻丽者也。汤奉常之新颖，沈寿宁之古拙，吴石渠之雅洁。范香令之工练，协律修词，并足为法。逊清一代，高莫如东塘，大莫如昉思，藏园、湖上，虽雅郑不同，非二家之敌也。夫声歌之道，远本风诗。体格之尊，俨若乐府。自艳语赠答动乖典章，才士寄情不辞猥亵，君子观之辄复鄙弃，抑知雕缋物情，模拟人理，极宇宙之变态，为文章之奇观，又乌可以小技薄之也哉。”又论词与曲之别曰：“今人言声歌之道，辄将词曲并举，一若二者无异，此不知音者之言也。七音十二律互乘为八十四调，以宫乘律为宫，以其他六音律为调，而以限定乐器管色之高低，无论词曲一也。惟按歌则大不同。诸词皆一字一音，初无繁声介乎其中，与朱子所述《鹿鸣》、《四牡》等十二章诗谱，按之相合，是与北曲之驰骤，南曲之柔峭，绝不相类。此其异于按歌者一也。至于用韵，曲尤谨严。盖填曲之韵，既非诗韵，又非词韵，其间去取分合，大抵以入声分派三声，而各将一韵分清阴阳，如世传之《中原音韵》与《中州音韵》皆是也。大凡词韵与曲韵相异者，词中所用入韵，有协入三声者，有独用入声者，故万不可守入派三声之例，则入声一部，断不能缺，此曲家所以不可用词韵也。且词韵支思与齐微合并为一，居鱼、苏模二韵，寒山、桓欢、先天三韵，家麻、车遮二韵，艳咸、廉纤二韵，亦合而为一。而曲则各判畛域，不可假借，以开口与闭口，出音各殊，鼻音与颚音，吐字宜细。盖不分析，则发音不纯，起调毕曲，无所归宿矣。惟曲韵亦有较诗词宽者，诗则东与冬不能混，萧与豪又不能相合。词虽略宽，顾如魂、元之类，有时亦稍当区别。而曲则江、阳一致，庚、亭不分，且合平、上、去三声而共用之，选韵尤绰有余地，固诗与词所万万不能者也。此其异于用韵者二也。词之长调，意内言外，自宋以来，作者虽多，而论其体例，止有小令、中令、长调之分耳。按诸起调毕曲之说，则首韵与两结韵，各宜慎重下字。然曲则注重在尾格，而每注之起毕，反不必斤斤焉。一支者名小令，二支、四支者名重头，全套有尾者名散套，其繁简多寡，与词大异。此其异在结构者三也。词之作法，不论小令、中调、长调，一言以蔽之，曰雅而已矣。曲则有雅有俗，何也？词无角目，曲有角目也。两宋名词具在，大抵主宾酬酢，皓齿一转而已，但冀一牌脱稿，即可引吭发声，初无套数之多少，更无忠佞之分配也。曲则有清曲、戏曲之分。清曲与词尚近，无容费辞，剧曲则邪正贤奸，最宜分析。然而生、旦之神情易写，净、丑之口吻难描。旧传奇中，净、丑诸曲往往失之太雅，不合本相，不知净、丑多市井小人，非若生、旦之可以文言见长，身不读书，何能以才语相向乎？是误以作词之法作曲也。此其异在填词者四也。今人混曰词曲，宁非与于不知言之甚者耶？”又论南曲与北曲之别曰：“王元美曰：‘南曲重板眼；北曲重弦索。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主柔媚，北主刚劲。南宜独奏，北宜和歌。’此说极是。惟北曲有倍难于南者，北词调促而辞繁，下词至难稳惬，且衬字无定法，板式无定律，初学填词，几于无从入手，不如南曲之衬字不多，且有一定格式。检南词定律，正、衬分明，若北曲，则诸家所定之谱，颇有出入，偶一校对，何去何从，清初如《大成宫谱》、《钦定曲谱》之类，虽多所发明，而按诸各家之说，其间尚费斟酌。至《啸余谱》、《吴骚合编》等书，于北词往往不点板式，而以衬作正，以正误衬，不一而足，令人无从遵守。惟近来时伶，熟习诸套，若者为衬，若者为正，谱中聚讼之处，可就脚本之工尺旁谱中决之。此其难在填词者一也。且北曲不尚词藻，专重白描，胡元方言，尤须熟悉，句法、字法，别有一种蹊径，与南曲之温柔典雅，大相悬绝。如《西厢》‘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语妙今古。顾在当时，不甚以此等艳语为然，谓之行家生活，即明人谓案头之曲，非场中之曲也。实甫如‘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罕曾见’及‘鹃伶渌老不寻常’等语，却是当行出色。故作南曲，词章佳者尚易动笔，若作北曲，则语语不可夹入词赋话头，以俚俗为文雅，虽词章才子对此无所措手矣。试遍检明清传奇，南曲佳者至多，北词佳者绝少，皆坐此病。昔洪昉思与吴舒凫论填词之法，舒凫云：‘须令人无从浓圈密点。’时昉思女在座曰：‘如此则天下能有几人可造此诣？’此其难在本色者二也。且北曲无唱入声，而以入声诸字俱派入三声，盖以北人言语，本无入声，故唱曲亦无入声也。然必分派入三声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于此，盖入声本不可唱，唱而引长其声，即是平声。南曲唱入声无长腔，出字即断，其间有引长其声者皆平声也。何则？南曲唱法以和顺为主，出声吐腔，重在字头，不必四声凿凿，故可稍为假借。至北曲则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真，出声、过声、收声，守定《中原音韵》，分毫不可假借，故唱入声，亦必审其字势该近何声，及可读何声，派定唱法，出声之际，历历分明，亦如三声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后唱者有所执持，听者分明辨别。此其难在唱入者三也。故曰：‘南曲易，北曲难也。’然亦有北曲可不求工，而南曲不可不求工者，即宾白一事是。元人杂剧，以宾白叙事，以词曲写情，故每折之首，先将一折中人出场齐备，说明事迹何若，而后作大套长曲，及其演串登场，歌者自歌，白者自白，一人居中司歌，其宾白诸人环侍左右，先令宾白者出场，两旁分立，待此一折中人齐集以后，然后正、末登场，引吭而歌，众人或和歌，或介白，是故宾白，在元剧，仅为点清眉目而设，不必求工，即每折抹去宾白，亦无不可。昆调悠扬，一字可数转，虽数人分唱而仍苦其劳，故曲中宾白万不可少，一则节唱者之劳，二则宣曲文之意，非若元剧止供和声、介曲之用也。且元人各曲，善用腾挪之法，每一套中，其开手数曲辄尽力装点饱满，而于本事上，入手时不即擒题，须四五曲后方才说到，是一套之曲，不啻一篇文字，不必换一曲牌，更另换一意思也，故视宾白为无足轻重。南曲则一套之中，唱者既系多人，意境势难合一，不独生、旦同场，必须分清口角，即同是一生，同是一旦，措词亦各有分守，名为一套，实则一曲一意，而于关捩转折之际，能显其优美之趣者，则全在乎宾白，曲中词曲，歌时丝竹嗷嘈，一时未必即能领会，十分佳妙，只显七分，而宾白则一时一语，人人皆知，不分雅俗，每当笔酣墨饱之时，常有因得一二句好白，而使词曲亦十分畅达，加倍生色者。如《牡丹亭》‘惊梦’折白曰：‘好天气也。’以下便接《步步娇》‘袅晴丝吹来闲庭院’一曲，可谓妙矣。试思若无‘天气’二字，此曲如何接得上？又云‘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以下便接《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曲，试思若无‘不到园林’二语，曲中‘原来’云云，如何可接？斯其显而易见者矣。”又论北曲之宜知务头曰：“务头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联串之处也。如七字句，则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阳去与阴上相连，阴上与阳平相连，或阴去与阳上相连，阳上与阴平相连亦可，每一曲中，必须有三音相连之一二语，或二音相连之一二语，此即为务头处。周德清《中原音韵》论务头曰：‘要知某调某白某字是务头，可施俊语于其上。’盖填词家宜知某调某句某字作务头，而施以俊语也。换言之，谓当先自定以某句某字为务头，定其去上，析其阴阳，而用俊语实之，不可拘牵四声阴阳之故，遂致文理不顺也。”又论南曲之宜检板式曰：“板拍所以为曲中之节奏。北曲无定式，视文中衬字之多少以为衡，所谓死腔活板，是也。南曲则每宫每支，除引子及‘本宫赚’、‘不是路’外，无一不立有定式。如仙吕宫之《河传序》共三十二板，《桂枝香》二十三板，其下板处，各有一定不可移动之处，谓之板式。文人善歌者少，往往不明板式之理，或任意多加衬字，以致上一板与下一板相隔太远，遂令唱者赶板不及，甚者落腔出调者，皆填词时不检板式之病也。未填词之先，必先将欲填之曲检出，细察此曲之板式，其疏密若何，若板式至简，或上句之末一板，与下句之第一板，中间间隔多字者，则下句之首万不可再加衬字矣。”又论字音与曲调之殊曰：“声中字音，以上声为最高，而在曲调中则上声诸字，反处极低之度。又去声之音，读之似觉最低，不知在曲调中，则去声最易发调，最易动听。故逢去、上两字连用之处，用去、上者必佳，用上去者次之，所谓卑亢之间，最难联贯也。凡事自上而下较易，自下而上较难。自去声至上声，由上而下也；自上声至去声，由下而上也。所以去、上之声，必优美于上、去。总之就曲调之高低，以律字音之卑亢，调之低者，宜用上声字，调之高者，宜用去声字，而上声字能少用，则所填诸词，无不可被管弦者矣。”尝怪古今曲家自金源以迄今日，其间享大名者不下数百人，所作诸曲，其脍炙人口者亦不下数十种，而独于填词之道则阙焉不论，遂使千古下人，欲求一成法而不可得。于是宗《西厢》者以妍媚自喜，宗《琵琶》者以朴素自高，而于分宫配调、位置角目、安顿排场诸法，悉委诸伶工，而其道益以不彰，虽有《中原音韵》及《九宫曲谱》二书，亦止供案头之用，不足为场上之资。自以少时潜心于此，叩之曲家，卒无人晓示本末者，既钻究有会，乃喟然曰：“曲学之所以不昌者，无他，在识曲者之务自秘而已矣。从来文章之事，就其高深言之，各有见到之处，父不能传诸子，师不能传诸弟，此固难言。惟规矩准绳，必须耳提面命，才能有所步趋。今一切不讲，使人暗中扪索，在秘而不宣者，以为填词之法，非尽人所能，且此法无人授我，我岂肯独传于人？宁钳吾舌，使人莫明其妙，而吾略为指点之，则人将以关、马、郑、白尊我矣。此所以迄无成书也。夫文章天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犹私，何必靳而不与至如是哉？”故不惮罄竭所晓，苦心分明，启曲学之经涂，诏来者以不诬焉，爰斥专知、撷共喻而撰其要著于篇。

梅藏曲之富，一时无两，盖南北遨游，手自搜罗者垂二十年，益以朋好所诒、弟子所录，架积日多，盖六百种。尝谓：“曲虽小伎，艺兼声文。往昔明嘉隆间，金陵唐氏有《富春堂》演剧百种。万历中，吴兴臧氏有《雕虫馆元曲选》。崇祯末，海虞毛氏有《汲古阁六十种曲》。近二十年中，贵池刘□□、武进董康复有《汇刻传奇》及《十段锦》、《盛明杂剧》等诸刊本。网罗放失，可谓勤矣。顾《富春》、《汲古》二本，稀如星凤，未易购求。《雕虫》旧椠，虽有复刊，而流传未广。刘、董两家，刊印颇精，而散曲不多，终嫌漏略。”因辑所藏，刊其尤者，曰《奢摩他室曲丛》：凡一百五十种，分散曲、杂剧、传奇三类。臧、毛等辑，仅具一体，固未足与拟，而散曲丛书，自来无刊，兹分别集、总集两目，体类大备，盖著录之所未睹也。凡散曲之属十一：曰《小山小令》，曰《梦符小令》以上乾隆重刻嘉靖本，曰《楼居乐府》嘉靖常评事集本，曰《碧山乐府》，曰《南曲次韵》以上崇祯张宗孟本，曰《浮海堂词稿》影钞嘉靖本，曰《击筑余音》旧钞本，此散曲别集之属也；曰《词林摘艳》嘉靖吴江张氏本，曰《南词韵选》吴江沈氏原本，曰《吴骚合编》武林张楚叔刻本，曰《太赮新奏》影钞江南图书馆藏崇祯刻本，此散曲总集之属也。凡杂剧之属六十五，曰《风云会》，曰《蓝采和》，曰《赤壁赋》，曰《野猿听经》，曰《豫让吞炭》以上影钞嘉靖本，曰《桃源景》，曰《常椿寿》，曰《香囊怨》，曰《复落娼》，曰《得驺虞》，曰《仗义疏财》，曰《踏雪寻梅》，曰《团圆梦》，曰《牡丹品》，曰《牡丹园》，曰《牡丹仙》，曰《继母大贤》，曰《仙官庆寿》，曰《庆朔堂》，曰《悟真如》，曰《曲江池》，曰《烟花梦》，曰《豹子和尚》，曰《小桃红》，曰《乔断鬼》，曰《半夜朝元》，曰《八仙庆寿》，曰《蟠桃会》，曰《辰钩月》以上宣德宪藩本，曰《不伏老》，曰《僧尼共犯》以上影钞嘉靖本，曰《游春记》，曰《中山狼》以上崇祯张宗孟本，曰《歌代啸》影钞本，曰《骂座记》，曰《寒衣记》以上影钞嘉靖本，曰《红纱》，曰《碧纱》，曰《挑灯剧》以上倘湖小筑本，曰《鸳鸯梦》午梦堂本，曰《西楼剑啸》钞袁箨庵自订西楼本，曰《祭皋陶》安雅堂全集本，曰《坦庵四种》坦庵自刻本，曰《后四声猿四种》旧钞本，曰《春水轩九种》赐锦楼本，曰《四大痴四种》山水邻本。凡传奇之属七十六，曰《琵琶》，曰《幽闺》以上陈眉公评本，曰《荆钗》李卓吾评本，曰《三元》，曰《和戎》以上富春堂本，曰《葵花》，曰《剑舟》以上广庆堂本，曰《青楼》，曰《目连救母》以上富春堂本，曰《凤求凰》，曰《花筵赚》，曰《长命缕》以上山水邻本，曰《还魂》冰丝馆本，曰《紫钗》竹林堂本，曰《邯郸》独深居本，曰《南柯》玉茗堂集本，曰《紫箫》汲古阁本，曰《红梅》玉茗堂评本，曰《碧珠》万历刊本，曰《东郭》，曰《醉乡》以上白雪斋本，曰《红梨》洛诵生原刻本，曰《红梨》快活庵评本，曰《新灌园》，曰《女丈夫》，曰《梦磊》，曰《洒雪堂》，曰《精忠旗》，曰《量江记》，曰《酒家佣》，曰《楚江情》，曰《双雄》，曰《万事足》以上墨憨斋重订本，曰《绿牡丹》，曰《画中人》，曰《西园》，曰《疗妒羹》以上两衡堂本，曰《情邮》粲花斋初刻本，曰《快活三》乾隆内府钞本，曰《息宰河》且居初印本，曰《异梦》玉茗堂评本，曰《题塔》万历刻本，曰《彩舟》，曰《投桃》以上环翠堂原刻本，曰《珊瑚玦》，曰《双忠庙》，曰《元宝媒》以上容居堂原刻本，曰《广寒香》书带草堂本，曰《眉山秀》一笠庵原刻本，曰《双金榜》，曰《燕子笺》，曰《春灯谜》，曰《牟尼合》以上石巢园原刻本，曰《偷甲》，曰《双锤》，曰《鱼篮》，曰《万全》，曰《十醋》，曰《双瑞》，曰《四元》以上金陵坊刻，曰《乞巧》康熙刻本，曰《香草吟》，曰《载花舲》以上曲波园原刻本，曰《芙蓉楼》双溪原刻本，曰《空青石》，曰《念八翻》，曰《风流棒》以上粲花别墅原刻本，曰《扬州梦》，曰《双报应》以上葭秋堂原刻本，曰《珊瑚鞭》（穿柳堂原刻本），曰《称人心》，曰《蝶归楼》以上旧钞本，曰《报恩缘》，曰《才人福》，曰《文星榜》以上古香林原刻本，曰《伏虎韬》奢摩他室钞本。尽发所藏，播之儒林。百五十种中，如《词林摘艳》、《太霞新奏》、《诚斋诸剧》、《桐威》四种，皆词林逸品，曲苑鸿篇，向传其名，罕睹其籍。而梅搜采所及，别集、总集，则取才尚精，杂剧、传奇则选录从广。作者寓意，不厌详求，遗事轶闻，附书简末。朱祖谋之《彊村词编》及梅之《曲丛》一刻，咸稽古葺佚，蔚为巨观，而骈峙于当代，文章之囿，于是为不落寞矣。所自为曲，曰《霜厓四剧》：一《湘真阁》，二《无价宝》，三《西台恸哭记》，四《惆怅爨》。而《惆怅爨》子目又有四类：一云《香山老出放杨柳伎》，一云《湖州守乾作风月司》，一云《高子勉题情围香曲》，一云《陆务观寄怨钗凤词》。模写物态，雕绘人事，濡染既广，吐属自俊。而弟子传其学者，有江都任讷仲敏，从梅游，就奢摩他室居，尽发藏曲读之，纂《读曲概录》五册。宜兴童斐伯章，亦以文人而工度曲，引商刻羽，细校毫茫，纂有《中乐寻源》一书，备论八十四调之原，乐器弦管之法，以及聆音作谱之方，复取古代旧谱，一一为之釐订，上自《关雎》，下至唐诗、宋词、南北曲，粲然毕具。梅读之而称曰：“苏祇婆琵琶入中国，适当雅乐亡佚之时，四旦二十八调，为后世言燕乐者之祖。惟七角调名，大抵居吟宫之位，非角调之正声，尝疑而不得其解，及读斐所著论琵琶借角之说，始悟南北词之角调，皆沿琵琶旧称，而古时七角正音，转多堙晦。得斐一言而深谷峭壁，夷为康庄，不亦大可快耶。昔凌氏《燕乐考原》，陈氏《声律通考》，所论金、元乐名之异同，宫调正犯之要妙，多有前人未发者。顾释理而遗器，审音而略谱，未能如斐之明且备。”然斐于梅十年以长，而致推梅为能自力，非己所逮也。又有梅同县人曰王季烈君九者，尝论昆曲之在今日，其优于他种歌曲者，一曰文词之典雅，二曰音调之纡徐，三曰字音之正确，四曰口诀之细密。顾此四端，一人之精力，未必能悉行精究，则不妨分途程功。长于文藻者任制曲之事。精于音律者任谱曲之事，耳聪口敏嗓亮者任度曲之事。合此三种人才精心研究，始得尽昆曲之能事也。论构成昆曲之次第，则先填词，次制谱，而后度曲，然论习昆曲之次第，则须先习度曲，而后学填词、制谱，盖不习度曲，则曲牌之选择，衬字之安放，四声之布置，决不能得其宜，纵使曲文极佳，而不能被之管弦，因著《螾庐曲谈》四卷。先度曲，次制曲，次谱曲，终乃论其源流沿革，而尤精审曲谱，以俗工沿误，有乖正音，与嘉兴刘富梁凤叔辑《集成曲谱》一书，都四百余折，选戏剧，则采曲律、词章之兼善，订宫谱，则求古律、俗耳之并宜，曲文曲牌，皆悉心订正，小眼宾白，一一详载，锣段笛色无不注明，斯足集曲谱之大成，示学者以指南，而吴梅《奢摩他室曲丛》之刊，则尝索序季烈，而以冠编首焉。盖吴中曲学，启筚路自俞宗海，而金声玉振于吴梅及季烈，歌场坛坫，大江以南，莫与京也。山阴魏戫铁三、贵筑姚华茫父，亦以能文章、审曲律有名当世。姚华纂《菉猗室曲话》，校订毛晋刻《六十种曲》极核也。而王季烈之刻《集成曲谱》，魏戫序焉。然皆不如梅之著名。

梅为南社社员之一，而南社者，创始于让清光绪己酉，为东南革命诸巨子所组合，虽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学依然笃古，诗唱唐音，不尚西江，文喜掞藻，亦非桐城，无一定宗派，初以推倒满清为主，故多叫嚣亢厉之音。又一派则喜学为龚自珍之体，徒为貌似而失其胜概，其下者，更辞无涓选，殊足为玷。但就其铮铮者而论，亦足各自成家。其尤著者，慈利吴恭亨悔晦、醴陵傅熊湘钝根、成都吴虞又陵、吴江陈去病佩忍、柳弃疾亚子、泾县胡蕴玉朴庵以诗文，香山苏玄瑛曼殊、山阴诸宗壮贞长、顺德黄节晦闻、番禺沈宗畸太侔、潘飞声兰史以诗，淳安邵瑞彭次公、余杭徐珂仲可、无锡王蕴章西神以词，顺德蔡有守哲夫以金石、书画，而梅以曲，各以所能擅闻于世，称矫矫者，亦文章之渊薮而儒者之林囿也。始发起者，陈去病、柳弃疾及松江高旭天梅，而柳弃疾连被推为社长，春秋佳日，必为文酒之会，其地则在上海之愚园者为多，岁汇所著，出《南社丛刊》两巨帙，分诗、文、词选三种，已刊至二十余集。其中多愤世嫉时、慷慨悲歌之作，与少陵诗史相近也。它如善化黄兴克强、桃源宋教仁渔父、三原于右任、广东汪兆铭精卫之徒，皆一时政雄，而隶籍南社，焜耀斯世焉。谨援《明史·文苑传》附纪复社、几社之例，附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