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史氏曰：
余闻之西人，欧洲之兴也，正以诸国鼎峙，各不相让，艺术以相摩而善，武备以相竞而强，物产以有无相通，得以尽地利而夺人巧。自法国十字军起，合纵连横，邻交日盛，而国势日强。比之罗马一统时，其进步不可以道里计云。其意盖谓交邻之有大益也。
余因思中国瓜分豆剖，干戈云扰，莫甚于战国七雄。而其时德行若孟、苟，刑名若申、韩，纵横若苏、张，道德若庄、列，异端若杨、墨，农若李悝，工若公输，医若扁鹊，商若计研、范蠡，治水若郑白、韩国，兵法若司马、孙、吴，辩说若衍、龙，文词若屈、宋，人材之盛，均为后来专家之祖。一统贵守成，列国务进取。守成贵自保，进取务自强，此列国之所由盛乎。特其时玉帛少而兵戎多，故未见交邻之益耳。
日本之为国，独立大海中，于地球万国均不相邻，宜其闭门自守，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矣。然而入其国，问其俗，无一事不资之外人者。中古以还，瞻仰中华，出聘之车，冠盖络绎，上白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大唐。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至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当其趋而东也，举国之人趋而东；及其趋而西也，举国之人又趋而西。乃至目营心醉，口讲指画，争出其所储金帛以购远物，而于己国之所有，弃之如遗，不复齿数，可谓骛外也已。由前之弊，论者每病其过于繁缛，失则文弱；由后之弊，论者又病其过于华靡，失则奢荡。交邻果有大益乎？抑天下之事，利百者弊十，势必有相因而至者乎？
然以余所闻，日本一岛国耳，自通使隋唐，礼仪文物，居然大备，因有礼义君子之名。近世贤豪，志高意广，竞事外交，骏驳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争衡。向使闭关谢绝，至今仍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则信乎交邻之果有大益也。
抑日本自将军主政七百余年，一旦太阿倒持之柄，拱手而归之于上，要其尊王之说，即本于攘夷之论；攘夷之论所由兴，即始于美舰俄舶迭来劫盟时也。则其内国之盛衰，亦与外交相维系云。
作《邻交志》。上篇曰“华夏”，附以“朝鲜”、“琉球”为外篇，下篇曰“泰西”。
华夏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
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对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可知华非必尊辞矣。
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昵。”我之禹域九州，实以华夏之称为最古。印度、日本、英、法所称，虽为华、为夏不可知，要其音近此二字，故今以“华夏”名篇，而仍以秦、汉、魏、晋一代之国号分记其事云。
日本之遣使于我，盖以崇神时为始云。其时使驿通于汉者，三十余国。《山海经》称：
“南倭北倭属于燕境。”《史记·封禅书》云：“齐威、宣王、燕昭王皆尝使人入海至三神山，见所谓仙人、不死之药，渤海东渡，后遂不绝。”似即今日本地，然彼国尚未通往来也。至《论衡》云：“周初，天下太平，越裳献白雉，倭人贡鬯草。”未知何据。又《云笈七签》谓：“日本有腾黄神兽，寿千岁，黄帝得而乘之，以周旋六合。”日本《神皇政纪》谓孝灵时就秦求三皇五帝之书，始皇送之，尤为神仙家诞言。惟徐福东渡之后已及百年，崇神立国始有规模，而其时武帝灭朝鲜，声教远暨，使驿遂通。事理可信，故今以正史为断。后委奴国王遣使奉贡朝贺于汉，使人自称大夫，光武帝赐以印绶。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为柱，中有金印一，蛇纽方寸，文曰“汉委奴国王”，余尝于博览会中亲见之。日本学者皆曰：那珂郡，古为怡土县。日本《仲哀纪》所谓伊都县主，即《魏志》所谓伊都国是也。上古国造百三十余国，其在九州者分十九国，在四海者分为十国。《汉书·地理志》：“倭人分为百余国。”《三国志》：“倭人旧邑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驿所通三十国。”二书所谓百余国，与《国造本纪》相符。所谓三十国，盖指九州四海之地，地在日本西南海滨，距朝鲜最近。此委奴国意必古伊都县主，或国造之所为，并非王室之所遣，其曰委奴，译音无定字云。余因考《魏志》云：“到伊都国，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后汉书》云：“委奴国，倭国之极南界也。”又云：“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邪马台，即大和之译音，崇神时盖已都于大和矣。谓委奴国非其王室，此语不诬，特识于此。又于安帝时，遣使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
神功皇后四十七年，遣大夫难升米等，诣带方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魏明帝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银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抚绥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蜀十张、茜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蜀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魏齐王芳又命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隽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蜀、刀、镜、彩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诏书恩。
倭王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矛忖短刀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诏赐难升米黄幢，付郡假授。带方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乃遣塞曹椽史张政等，因赍黄幢、诏书，拜假难升米为檄告谕之。其后，遣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旋又遣使入贡于晋。
应神帝之初，得《论语》、《千文》于百济王仁。四十一年庚午，复遣阿知使主、都贺使主于吴。二人，汉孝灵皇帝之后也，魏受禅后，辟乱至倭。考庚午即西晋永嘉四年，其曰吴者，意当时就吴地求之也。此事载日本《应神本纪》。求织缝女。抵高丽，高丽乃副久礼波、久礼志二人为乡导。及得工女还，帝已崩。乃献之大鹪鹩皇子，即仁德帝。
仁德五十八年，高丽人导吴人至。
反正时，遣使朝贡于晋。
允恭时，倭王遣使朝贡。宋武皇帝诏曰：“倭赞万里惰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赞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倭王珍又遣使贡献于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宋文皇帝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虏、冠军、辅国将军号，诏并听。倭国王济又遣使奉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旋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
雄略帝六年，倭王兴遣使贡献于宋，孝武帝诏曰：“倭王世子兴，奕世载忠，作藩外海，禀化宁境，恭惰贡职。新嗣边业，宜授爵号，可安东将军、倭国王。”八年，遣使身狭青、桧隈博德于吴。十四年，身狭青、桧隈博德再奉命往吴，因得吴织、汉织并缝女姊妹四工女而还。雄略十五年，秦公酒奏言：“臣族流亡散逐，十无二三，请赐检括鸠集。”帝为命小子部雷以隼人检括，获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命酒统领。养蚕，蚕大蕃息，帝赐姓禹豆麻佐，谓有补益也。初，秦人弓月，以应神帝十四年自百济来，自言是始皇帝后，弓月祖即公子扶苏。扶苏得罪，其子阴率徒属渡辽，君其地。至弓月，为旁邻侵掠，属于百济，后遂率阖部来日本。《书纪》、《姓名录》皆书为王，迨孙普洞，赐姓波陀，美其制茧之功也。至是分为二秦，一曰秦，一曰太秦，帝诏书秦建宝库于宫旁，名曰“朝仓宫”，始置库司，以酒为长。十六年，诏检汉部置伴造，赐姓直。应神时，阿知都贺率其族党来，即汉直之先也。至钦明帝元年，颁诸秦、诸汉于郡国，编贯秦户，溢至七千，以大藏椽某为伴造。又据《姓氏录》，有文氏、桑原氏、丰冈氏，并出于汉高祖，桧、前村主、下日佐，并出于汉齐王肥，吉水连出于汉盖宽饶，下村主出于汉光武，松野连出于吴王夫差。可知汉人来日本者甚众，尔后蕃臆不知其几何矣。二十二年，倭王武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遣使上表于宋顺皇帝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衍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船舫，而句丽无道，欲图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济实忿寇雠，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以是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各假授，以勤忠节。”顺皇帝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
及齐高皇帝，进新除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武号“镇东大将军”。梁武皇帝进武号“征东将军”。
源光圀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纪事本末》，皆谓通使实始于隋，而于《魏志》、《汉书》所叙朝贡、封拜，概置而弗道。余揣其意，盖因推古以降，稍习文学，略识国体，观于世子草书，自称天皇，表仁争礼，不宣帝诏，其不肯屈膝称臣始于是时，断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谓推古以前，国家并未遣使，汉史所述迨出于九州国造、任那守帅之所为。余考委奴国印出于国造，是则然矣。《魏志》、《汉书》所谓女王卑弥呼以神道惑众，非神功皇后而谁？武帝灭朝鲜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罗而彼受魏诏，其因高丽为乡导，情事确凿，无可疑者。神功既已上表、贡物，岂容遽停使节？且自应神以还，求缝织于吴，求《论语》、千文、佛像、经典于百济，岂有上国朝廷反吝一介往来之理。宋顺帝时，倭王上表称：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谓有国造、守帅能为此语者乎？惟《宋》、《齐》、《梁》诸书所云倭王赞、珍、济、兴、武，考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于推古时始用甲子，始有纪载，东西辽远，年代舛异，译音辗转，名字乖忤，此之不同，亦无足怪。要之，列史纪述，溢于简册，苟非伪造，不容妄删。今节录其事，仍称倭王，不系之帝，以志疑也。至彼国一偏之辞，未敢辄信焉。日本人每讳言臣我，而中土好自夸大，辄视如属国。余谓中古之时，人文草昧，礼制简质，其时瞻仰中华如在天上，慕汉大受封，固事之常，此不必讳也。隋唐通使，往多来少，中国虽未尝待以邻礼，而新旧《唐书》不载一表，其不愿称臣称藩，以小朝廷自处，已可想见。盖已窃号自娱，几几乎有两帝并立之势矣。五代以后通使遂稀，而自元兵遇飓，倭寇扰边以来，虽足利义满称臣于明，树碑镇国，赐服封王，而不知乃其将军实为窃号。神宗之封秀吉，至于裂冠毁冕，掷书于地，此又奚足夸也？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中国列日本于《东夷传》，日本史亦列隋唐为《元蕃传》，中国称为倭王，彼亦书隋主、唐主。譬之乡邻交骂，于事何益。今此篇谨遵条约睦邻，国书称帝之意，参采中国、日本诸书，纪事务实，不为偏袒，曰皇、曰帝，亦不贬损，所以破儒者拘墟之见，祛文人浮夸之习也。
推古十五年，遣使于隋。先是，遣使诣隋，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以大礼小野妹子为大使，鞍作福利为通事，上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先是，世子厩户奉佛尤谨，自谓衡山僧惠思是其前身。此行也命妹子登衡山，施僧，求《法华经》。使者至，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教，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时，称妹子曰“苏因高”。即妹子二字译音。炀帝旋遣鸿胪寺掌客斐世清报使，苏因高从而还。及至，难波帝遣难波雄成造新馆于高丽馆上，以船三十艘、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迎之，以中臣麻吕、太河内糠手等为掌客。后十日，又遣额田部比罗夫帅骑七十余迎之海石榴市，双骑引导至阙。是日，帝临轩，世清进国书、信物，亲王、诸王、文武百官，皆绅冕立仗。国书曰：“皇帝问倭皇！使人大礼苏因高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惰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斐世清，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帝语清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乃飨清于朝，既而引就馆。帝问世子曰：“书辞如何？”曰：“天子赐诸侯书式也，然曰皇曰帝，其义一矣。宜答书报之。”其后，清遣人告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飨以遣清。复以妹子为大使，雄成为小使，鞍作福利为通事，送之还。学生倭汉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玄理、新汉大国、学生新汉日文、南渊清安、志贺惠隐等从之。世子亲草答书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斐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愈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乎那利等往。不具。”十七年，小野妹子还自隋，惟福利留而不还。二十二年，遣犬上御田锹、矢田部造使于隋。二十三年，御田锹等还。三十一年，学生惠济、惠光，医惠日、福因等从新罗使还自唐，奏曰：“唐，礼仪之国也，宜常相聘问。学生在唐者皆已成器，愿召还之。”
舒明帝二年，遣大仁犬上、御田锹、大仁药师惠日使于唐，唐太宗皇帝矜其远，诏有司毋拘岁贡。四年，御田锹等还，唐使新州刺史高表仁偕至，学僧灵云、僧日文等从而还。表仁抵难波，遣大伴马养以船三十艘、旌旗鼓角迎诸枷、大河内矢伏莅难波，赍神酒。是后，外国使至必赐神酒。见《延喜式》。表仁至都，与争礼不平，不肯宣天子命。五年，表仁还，遣吉士雄麻吕等送至对马。十二年，学生惠隐、清安，学生高向玄理从新罗使，还自唐。
孝德白雉四年，发两遣唐使，分乘两船，一船以小山上吉士长丹为大使，小乙上吉士驹副之，学生巨势药、冰老人、学僧道严、道昭等从之，以宝原御田为送使。一船以大山下高田根麻吕为大使，小乙上埽守小麻吕副之，学僧道福等从，以土师八手为送使。船各百二十人。根麻吕船至萨摩竹岛，一作多橄岛。遭风漂没，仅门部金等五人抱木得不死。长丹船至唐，献虎魄大如斗，玛瑙若五升器，高宗皇帝抚慰之。五年，再遣小锦下河边麻吕为大使，大山下药师惠日为副使，大乙上书麻吕为判官，大锦上高向玄理为押使，分乘两船，取道新罗，经莱州，达长安，献方物。高宗赐玺书，令出兵援新罗。玄理寻卒，吉士长丹等还。帝嘉其多得图书珍宝，授少华下位，封二百户，赐姓吴氏。
齐明帝元年，河边麻吕还自唐。四年，敕僧知通、智达等往唐，学法于唐僧玄奘。五年，遣小锦下坂合部石布、大山下津守吉祥使于唐，并携虾夷男女二口。石布船漂至南海夷岛，众为所杀，惟坂合部稻积等五人夺夷船逃至括州。吉祥船至越州入，朝高宗皇帝于东京，高宗问虾夷种类、地名甚悉。虾夷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善射，令人载瓠立数十步外，射悉中，困献弓箭白鹿皮等物。
天智帝甲子岁，时，齐明己崩，天智素服摄事，未即位。唐百济镇将刘仁轨遣朝散大夫郭务惊等抵对马，令内臣中臣镰足遣沙门智祥劳赐，复飨之而送归焉。丙寅岁，仁轨又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等来，帝命飨赐德高等，使大友皇子见之，令小锦守大石、小山坂合部石积等送还。丁卯岁，仁轨遣熊津都督府司马法聪等送石积等于筑紫都督府。法聪归，又遣小山下伊吉博德、大乙下笠诸石护送之。
天智帝二年，遣河内鲸于百济府，贺唐平高丽。四年，刘仁轨使李守真来，复遣郭务惊帅二千人，驾四十七船，巡视各国。达比智岛，遣僧道久往告对马国司。国司牒报大军府，府驰驿人告。会天智崩，大友遣内小七位阿昙稻敷于筑紫，以丧告惊。惊吊恤尽礼，厚赐甲胄、弓矢、绢布绵等，送惊还。
天武帝七年，僧定惠、道光还自唐。传宗律自道光始。十二年，学生土师甥、白猪宝然从新罗还。
持统帝元年，始用唐人元嘉历，已而更用仪凤历。文武帝大宝元年，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遣唐执节大使，考日本各籍，称守民部尚书粟田真人，盖粟田是其氏，朝臣乃姓，嵯峨帝赐其子姓为源朝臣是也。真人则其名，《唐书》称朝臣真人粟田，误矣。左大辨高桥笠间为大使，右兵卫率坂合部大分为副使。二年，至唐朝，见武太后。真人冠进德冠，顶有华薅四披，紫袍帛带，进止有容。太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后二年，还自唐，赐谷一千斛，田二十町，赏其奉使绝域也。余进位赐物有差。
元正帝灵龟二年，遣使于唐，以从四位下多治比县守为押使，从五位下阿部安麻吕为大使，正六位下藤原马养副之，大判官一人，少判官二人，录事、少录事各二人，从八位上阿部仲麻吕、从八位下吉备真备选为留学生。既而以大伴山守代安麻吕。使之未发也，先令祀神祇于盖山之南，赐县守节刀。后二年，县守等还自唐，入觐着唐帝所赐朝服。大和国造、大和长冈素好刑名之学，从县守往，质问疑义，多所发明，及归，而言法律者皆就质焉。六年，有唐人王元仲造飞船进之帝，帝嘉纳之，授从五位职。
天平四年，以多治比广成为遣唐大使，从五位中臣名代副之，判官，录事各四人，未发，遣近江、丹波、播磨、备中监造四船，是后遣使以四船为率。先是，简择使臣皆难其人，石上乙麻吕才学颖秀，为众所推，遂拜大使，寻复易广成。广成授节刀，明年乃至唐。又明年，归，发苏州，会风作，四船漂散，广成船至越州，候风，逾年乃至。
广成在唐，易姓曰丹墀，子孙遂称丹墀氏。其还也，学生真备、僧元防等从之。真备在唐请从诸儒授经，诏四门助教赵玄默即鸿胪寺为师，献大幅布为贽，悉赏物贸书以归。《新唐书》叙此事，谓开元初粟田复朝云云。考真备二字，日本音同真人，故误以为武后时来朝之粟田真人也。今从日本改正。真备献《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乐书要录》十卷，测影铁尺一枝，铜律管一部。及弦缠漆角弓、国上饮水漆角弓、露面漆四节角弓、射甲箭、平射箭等物。元防亦献佛像及经论章疏五十余卷。时，有唐人袁晋卿，年十九，善声学，习《尔雅》、《文选》，从广成来。圣武令与来使等奏唐、新罗乐，擢为音博士，遂由元蕃头升大学头。
八年，中臣名代还自唐。
初，名代船漂至南海，艰难辛苦，仅得复至。唐明皇帝悯之，敕书遣还。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衔德[6]；彼礼义之国，神灵所扶，沧溟往来，未尝为患。不知去岁何负幽明，丹墀真人广成等入朝东归，初出江口，云雾斗暗，所向迷方，俄遭恶风，诸船飘荡。其后一船在越州界，即真人广成，寻已发归，计当至国。一船飘入南海，即朝臣名代，艰虞备至，性命仅存，名代未发之间，又得广州表奏：朝臣广成[7]等，飘至林邑国，既在异国，言语不通，并被劫掠，或杀或卖，言念灾患，所不忍闻。然则林邑诸国比常朝贡，朕己敕安南都护，令宣敕告示，见在者令其送来，待至之日，当存抚发遣。又一船不知所在，永用疚怀，或已达彼蕃，有来人可具奏。此等灾变，良不可测。卿等忠信，则尔何负神明，而使彼行人罹其凶害。想卿闻此，当用惊嗟。然天壤悠悠，各有命也。中冬甚寒，卿及百姓并平安好！令朝臣名代还，一一口具，遣书指不多及。”
十一年，判官平群广成还。初，广成船与诸船相失，漂至昆仑国，船中人多死，惟存广成等四人，得见其酋，给粮安置。后遇钦州熟昆仑至，潜从而还。时阿部仲麻吕留学于唐，为言于朝，给粮遣回。由登州达渤海，途复遇风，覆溺，独广成得还。
孝谦帝天平胜宝二年，以从四位下藤原清河为大使，从五位下大伴古麻吕副之，判官、主典各四人。先发遣参议左大辨石川年足于伊势大神宫及畿内七道诸社奠币，祷风也。从四位上吉备真备亦拜副使，清河、古麻吕皆给节刀。既至，唐明皇命仲麻吕接伴。及朝，明皇赏其仪容，呼日本曰“礼义君子国”，令仲麻吕导观府库及三教殿，又命图清河、真备等状貌。春正月朔，唐皇帝受诸蕃使朝贺于含元殿，叙新罗使东班在大食上，清河等西班在吐蕃下。仲麻吕以为不宜班之后于新罗也，为之请将军吴怀宝，乃引清河与新罗使易位。及还，明皇赋诗赐之，遣鸿胪卿送至维扬。仲麻吕请与还，明皇因命为使。仲麻吕赋诗有“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等句。其将还也，从明州上舟，夜深月出，仲麻吕作歌，世传为绝唱“三笠山辞“是也。初，仲麻吕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在唐五十四年，与王维、李白、包佶、储光羲往来赠答。后擢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大历五年卒，赠潞州大都督。《新唐书》又作仲满，即麻吕翻音也。与清河同船，帆指奄美岛，不知所之。真备、古麻吕漂益久岛，明年三月乃至，献所赐币以告先陵。历代使还，皆授位阶，此行更优，多至二百二十三人，舵师、厨人皆得与焉。斯时，广陵僧鉴真率僧尼优婆塞四十余人从古麻吕行，至萨摩，由难波人都。孝谦方崇信浮屠，遣大纳言藤原仲满迎之河内，安宿王出罗城门迎拜，公卿竞来问法。孝谦卒至舍身。七年，改年为载，从唐制也。
废帝天平宝字三年，以从五位下高元度为使。时，叙航唐舶，从五位下赐锦冠，一曰播磨，一曰速鸟。迎前使清河归。初，清河与仲麻吕同船漂至安南后，偕清河还至骓州，复至长安，明皇帝以清河为特进秘书监，更名河清，仲麻吕亦授职。
五年，高元度还自唐。元度初至，以乱故未朝见，肃宗皇帝遣中使敕元度曰：“特进秘书监藤原河清当从请遣还，而贼徒未平，道路多阻，元度宜取南路先归复命。”即令中谒者谢时和送至苏州，刺史李岵为造船供给，使越州浦阳府折冲沈惟岳率九人送还。六年，遣参议藤原真光飨惟岳于太宰府。寻以右虎贲卫督从四位下仲石伴为大使，上总守从五位上石上宅嗣副之，贡牛角。
初，元度之还也，肃宗敕曰：“祸乱以来，兵甲雕弊，欲造弓弧，切要牛角，异日还国，卿幸输之。”元度还奏，乃令东海等六道备牛角七千八百，遣上毛广濑等于安芸造船四舶。寻罢石上宅嗣，以左虎贲卫督从五位上藤原田麻吕代之。发船从安芸至难波江口，船胶沙而沉，乃减使人，限两船，更令判官从五位下中臣鹰取为使，给节刀，正六位上高丽广山副之，并送惟岳等还。阻风不能发。寻闻唐安史乱未平，乃令太宰府曰：“大唐之乱未已，恐道途多阻，使命难通。惟岳等宜安置供给，如怀土愿归者，宜给船送之。”时，除唐人李元环为织部正，唐人来教乐者后皆授位。李元环叙从位上，皇甫东朝等并从五位下，既而东朝为雅乐员外助兼花苑司。东朝等从前使中臣名代来者也。是年，停仪凤历，更用大衍历。
三年，尊先圣孔子为文宣王。初，天宝中有膳大邱者，随便游国子监，见门题“文宣王庙”，问之。学生程贤告以今上追尊先圣、用王号之故。至是，大邱请用谥号，从之。
光仁帝宝龟二年，遣使安芸造遣唐舶四只。六年，以正四位下佐伯今毛人为大使，正五位下大伴益立、从五位下藤原鹰取副之，判官、录事各四人，授录事羽粟翼外从五位下，为准判官。帝御殿授节刀，命之曰：“卿等奉使，言语必和，礼意必笃，毋生嫌隙，毋为诡激。判官以下违者便宜从事。”乃各赍御服。初，藤原清河留唐，时已卒，讣尚未达，帝赐书曰：汝奉绝域久经年序，忠诚远著，消息时闻，故今因使迎之，赐绢一百匹、细布一百端、砂金一百两，汝其努力，随使归朝，相见非远，指不多及。”及使归，清河女从而还。船发至肥前松浦郡，阻风不能前，还博多，请待来岁。寻罢益立，以中左辨小野石根、备中守大神末足代之。
八年春，令使者拜神祇于春日山下，行至摄津，毛以病引还，令副使持节服紫，假行大使事。抵扬州，海陵观察使陈少游言：“寇乱以后，馆驿凋弊，得中书门下牒，限二十员进京。”石根请加二十三人，许之。
九年，朝见代宗皇帝于宣政殿。时，上元日也。逾月，复见于迩英殿，燕赏有差。四月，皇帝遣中使赵宝英为押送使，石根辞曰：“海路茫渺。风汛无常，万一颠踬，惧损盛意。”诏仍护行。六月，监使杨光耀送至维扬。
秋九月，舣船各出扬子江，候风两月，石根先与第二舶入海，遭飓船坏，舳舻断为二。石根、宝英等六十三人皆溺，主神[8]津守国麻吕与押送之判官等五十余人攀断舻漂甑岛。判官大伴友继人等四十人坐舳浮荡六昼夜，漂天草岛，判官韩国源驾第四舶亦抵甑岛。源盖与判官海上三狩等漂耽罗，三狩为所拘，源独与十余人脱归。此行也，判官小野滋野第三舶人船俱完，十月至肥前橘浦，归报情事，且请接待送使之仪。乃遣左少辨藤原鹰取等迎劳之，命安芸预造送客船二舶。十年，末足等还自唐。
夏四月，唐使孙兴进、秦衍期入都。时，领客使奏言：“唐使行道左右建旗，又有带仗，未合旧典。”诏听带仗，不令建旗。又奏称：“昔粟田真人如唐，五品舍人衔命迎劳，无拜谢礼。新罗王子则于马上答谢，渤海使乃下马再拜。今唐使将至，遵何典？”朝议听之。遣将军发六位以下子弟八百充骑队，虾夷二十人充仪卫，迎之城门外。入见帝，致国书信物。帝先问天子安，及途次供奉如礼否。慰劳甚至，设飨于朝堂，赠绵三千纯。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吕又延诸私第，临行赙赠宝英绢八十匹、绵二百纯，令从五位下布势清直为送客使。十一年，唐使高鹤林至，再飨宴之。案：赵宝英既溺于水，所谓唐使孙兴进、秦衍期，皆其僚属，高鹤林亦其僚属，乃别船后至者也。考此事，新、旧《书》皆不载，当时仅以中使为押送使耳。日本称有国书，疑事不实，而其随行官属，日本遂以大使之礼待之。盖自高表仁至后，相去百五十年，忽来使节，诧为至荣，故迎劳宴飨皆有加礼。观于折冲送客，参议设飨，商人至馆、鸿胪供给，况此之在帝左右口传诏旨者乎？其优待无足怪也。
天应九年，布势清直等还自唐。
桓武帝十四年，授诸唐人官阶。护送藤原清河之沈惟岳卒留不归，先改姓清河宿祢，授从五位下，其随行九人皆进宫赐姓。十七年，诏读书一用汉音，毋混吴音。时，官有音博士，专正音。吴音之传最久，译人习之。自百济王仁以汉音授经，始有汉音。齐明帝时，百济尼法明来对马诵维摩经，以吴音，人争效之。自此吴、汉舛驳，无复分辨，帝善解汉音，能辨清浊，至是定儒书读法，专用汉音。二十年，以从四位上藤原葛野麻吕为大使，从五位上石川道益副之，判官、录事各四人，未发。二十一年，又以学少允菅原清公、高阶真人达成等为判官，随使。
二十二年春，赐使臣等彩帛，召对赐宴，一依汉仪，亲酌酒并作歌送之。赐葛野麻吕被三领、衣一袭、黄金二百两，授节刀。道益衣一袭、金百五十两。四月，出难波遭风，破船，有溺死者，葛野麻吕等引还。遣典药头藤原贞嗣等修船。
二十三年三月，再饯葛野麻吕等，赐玉杯宝琴。伴少胜雄以善棋充使员，学僧空海亦从。秋七月，发肥前浦，途遇风，两船漂回。八月，至福州长溪县，观察使阎济美使葛野麻吕等二十三人赴长安。初，至长溪，州吏讶其无国书，入船检察。葛野麻吕命空海作书赠观察使曰“上国之于敝邑，待以上宾，固非与琐琐诸藩比矣。竹符铜契，本防奸伪，诚实无诈，何事文契。敝邑使人已无诈，托信物亦不用玺印，建中以前旧典如此。今以无国书见责，事与昔乖，愿顾邻谊”云云。据此，则当时使臣皆不赍表文，盖不臣则我所不受，称臣则彼所不甘。而彼国有所需求，不能停使，故为此权宜之策耳。其在中国，列之于新罗、大食之下，未尝待以邻交。而其在日本，遣使则不赍表文，迎客则不居臣礼，以小事大则有之，以臣事君则未也。有唐一代，典礼如此。其别船菅原清公等已先至。冬十二月至京，有内使赵忠以飞龙厩细马来迎，葛野因监使刘昂进信物，昂传命慰劳。寻，朝德宗皇帝于宣化殿，赐宴赏有差。葛野译名为兴能，善邻国宝所谓藤贺能，是兴能、贺能皆葛野二字译音。兴能善书，其纸似茧而泽，人莫能识。考《新唐书》系此事于德宗建中元年，惟是时日本并无遣使，新《书》误也。二十四年春正月，预朝会班。是月，德宗皇帝崩，葛野麻吕等素服举哀。三月二日，顺宗皇帝令内使王国文监送至明州，道益病死。六月，至对马，僧最澄、永忠随还。初，澄在天台国清寺，就道邃受台教，又遇龙兴寺顺晓，受灌顶密教，期年而还。台教之传自此始。忠留学二十余年，兼学音律，上其所得《律吕旋宫》、《日月图》各二卷，律管、埙等乐器。秋七月，葛野麻吕上信币，乃分所赐于参议以上及内侍使臣等，皆进秩有差，奠所赐币于先茔。
平城帝大同元年，判官高阶真人远成以学生橘逸势、学僧空海等还。远成在唐二年，除中大夫、试太子中允职，敕曰：“日本国使判官正五品上兼仃镇四府大监高阶真人远成等，奉其君长之命，趋我会同之礼，越沧溟而万里献方物于三检所，宜褒奖并赐班荣，可依前件。”学生橘逸势，善隶书，人呼为橘秀才。僧空海，在长安晤青龙寺慧果，深见器重，得密教衣钵，自是密教流行全国。考《唐书》云：橘逸势、空海“愿留肄业，历二十余年，使者高阶真人来请逸势等俱还。诏可。”今考空海等自到长安及归，仅历二十五月，又所谓高阶真人者，即上文所遣判官高阶真人远成也。《日本纪》又称：空海归于大同元年十月二十日，《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曰“谨附判官正六位上行太宰大监高阶真人远成奉表以闻”。据此则与《唐书》“请与俱还”之语相合。《唐书》盖误月为年也。是岁，奉摄津住吉大神从一位阶，报使船无风难也。二年春，遣使奠所赐彩币于香椎宫，于诸陵，于伊势神宫，分所赐绫锦、香药等于参议已上。
嵯峨帝宏仁九年，诏曰：“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之等，不分男女，一准唐仪。但五位以上礼服服色，及仪仗之服并依旧章。”六年，敕植唐茶于畿内、近江、丹波、播磨诸国，每岁贡献。淳和帝天长六年，始令诸国模仿唐制，造龙骨水车，以便灌溉。太政官下符曰：“耕稼之利，水田为最，闻大唐堰渠皆构龙骨，多收其利，宜仿造以资农作。贫无力者，国司资给之。”
仁明帝承和元年，以参议藤原常嗣为大使，弹正少弼小野篁副之，判官四人，录事三人。
常嗣，葛野麻吕子也。父子相继为使，时人荣之。篁，妹子五世孙也。一时多选材艺之士，琴、棋、医、卜，各择其能者偕往。以正五位下丹墀贞成为造舶使长官，主税助朝原岛主为次官，左中辨笠仲守、右少辨伴成益为唐使装束司。秋八月，任遣唐录事、准录事、知乘船事各一人，以外从五位下三岛岛继为造舶都匠。
二年三月，令太宰府以绵甲一百领、胄一百口、裤四百腰，充使舶不虞之备。十二月，授常嗣正二位，篁正四位。
三年春正月，令奉陆奥八沟黄金神，封户二烟，以国司祷神，多得砂金，助遣使费故也。二月，为使者祷于北野，令使者奉币贺茂大神社，赐使臣等彩帛赀布有差。夏四月，廷饯使臣，召五位以上各赋诗，帝亲授节刀于常嗣，又亲举酒赋诗赐之，并赍御衣御被，良技清上作新乐奏之，名曰“清上乐”，复奉币五畿内七道名神，为使者祈祷，并赠前使臣学生藤原清河、阿部仲麻吕等八人往而不还者之秩位。遣右近卫中将藤原助于摄津、难波慰劳使者，并奠币于诸先陵。秋七月，使臣第一、第二、第四船皆遭风折还，第三船漂海舵折，众乃坏船作筏，散乘漂岸。八月，召还使臣，留判官、录事各一人修船。
四年二月，使臣祀神于爱宕。秋七月，启行，仅用三船，第一、第四船漂着壹岐，第二船着值嘉岛，令丰前守、筑前权守等为修舶使。
五年，常嗣以第一船穿漏，奏易副使船。篁因常嗣争舟，称病不行，作《西道谣》刺之，事闻，流之隐岐。六月，常嗣等航海，由扬州入长安。考遣唐典礼，此次为最重。因先是，航唐者动罹风难，故遍祀海内诸神，遣使下陆常总，升斋主武瓮锤四神位阶。太政官复遣人告新罗：“倘有漂船，随宜护送。”及漂船折还，第三舶未回，帝大惊愕，敕太宰府遣人值嘉岛。然燎火，备济援。及再往，又命常嗣祭神，于是日停诸廨公务，又诏太宰筑紫，每国度一人，配国分、神宫两寺。又诏诸寺讲读《龙王般若经》，至回帆日止，皆以祷风也，未几，遂停遣唐使。朝见文宗皇帝。摄副使者，判官长岑高名也。
六年，常嗣等还。常嗣忧己船不完，借楚州新罗船九艘，道经新罗，中途与诸船相失。九月至，上敕书，令奉所赠物于伊势大神宫及诸陵，设三幄于建礼门陈唐物，令内藏寮官人及内侍等交易，名曰“宫市”。十一年，赐学僧圆仁、圆载金。
十四年，圆仁自唐还。初，圆仁从藤原常嗣入唐，驻维扬开元寺，节度使李德裕善遇之。后归，又遭风漂回登州，转入长安，遇青龙寺义真，究合、供奉法会亦其所建也。
嘉祥二年，始有唐商舶来太宰府。
文德帝天安二年，僧圆珍随唐李延孝归。先是，珍偕商人来船漂琉球，时以琉球为鬼国，一船皆怖，会便风抵福建，历温、台，入长安，久之召还。献经论千余卷，藤原良房迎之入都。
清和帝贞观二年冬十月，令用唐明皇帝御注《孝经》。先是，孔、郑传注为大学正业，久著令甲。十二月，新修释奠式成，颁之诸道。先是，播磨博士和迩部宅继上言：“谨检唐《开元礼》，国子、州县皆有释奠式，我邦有大学式，无国学式，而国忌、祈年诸祭，更用中丁等式，未经颁行。诸国或准大学，或从州学，有用乐者，有不用乐者，礼制不一，都鄙无章。尊道严师，法宜整饰，如在之祭，岂合参差。伏望蒙贶定式，永为盛典。”
三年，诏行长庆宣明历。初，遣唐录事羽粟翼还，上宝应五纪历，曰：“唐己改大衍历，请用此经。”然当时无习推步者，仍格不行。及是，阴阳头真野麻吕建言：“开元以还，已三改历元，令专依旧法，实有差午，请停旧用新。”诏从之。
六年秋八月，太宰奏：“通事张友信如唐未还，而唐商来无定期，请暂留唐僧法惠充译司。”许之。
七年秋七月，唐商李延孝等六十余人至国都，馆鸿胪，供给如式。
八年秋九月，商人张言四十人至。
十六年六月，遣伊予权椽大神已井、丰后介多治比安江等于唐，市香药，唐商崔岌等三十六人来松浦。
十八年，唐商杨清等三十人至大宰府。阳成帝元庆元年，商人崔铎等六十三人送多安江等还，令安置出云供给之。学僧智聪与唐人骆汉中俱还。聪请曰：“汉中，唐国处士，博综众艺。愿加优恤。”从之。
光孝帝仁和元年，敕大宰府禁私市唐货。
宇多帝宽平六年，有唐使来聘。考此事，新旧《唐书》皆不载，日本书惟见于《扶桑略记》，亦无使者姓名。青山延光曰：“是时，唐乱，使节不通，而商舶来者日多，此当是商人假冒也。”留学僧中瑾托致书于其太政官，寻归。八月，以参议菅原道真为大使，右少辨纪长谷雄副之。道真请曰：“臣谨案僧中璀去年附商客书，具载唐国凋弊，中瑾虽区区学僧，为圣朝尽诚，代马越鸟，岂非习性。臣伏检旧记，聘使渡海，或不胜任，或没于贼能达者无几，此中瑾所忧也。臣伏愿以中璀状遍下公卿详议可否。此国之大事，不独为一身。”明年，遂罢遣唐使。
自遣唐使罢，至朱雀帝承平五年，吴越王钱元瑾遣使蒋承勋来馈羊数头。其明年，承勋又至，左大臣藤原忠平附之赠书。
村上帝天历元年，吴越王钱傲又遣蒋承勋致书于左大臣藤原实赖。实赖答书。有“南翔北向，难附寒温于秋鸿；东出西流，只寄瞻望于晓月”之语。
七年，吴越又遣蒋承勋致书右大臣藤原师辅。师辅报书有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杨亿《谈苑》云：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傲寓书于其国王，送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云云。据此，则当时实附海舶通信，此蒋承勋频年屡至，亦系贾人，非专使也。然商务大通，唐物麇聚，特设唐物使一官，驻于筑紫，以检查真膺。初，唐舶货至，皆特遣中使检点，录上延喜新式。太宰府上奏客至，乃遣藏人先检查货物，而后更遣出纳司辨给价值，府官仍以上奏。醍醐帝时，又禁贾估之，不由官司，私相交易者。有商人以孔雀至，醍醐献之法皇，亲点货物。而彼此高僧云游往来者日众。
华山帝永观二年，学僧裔然至宋，朝见太宗皇帝，上《职员令》、《年代纪》及郑氏注《孝经》一卷，赐紫衣，居四载召还。
一条帝长保四年，僧寂照上表请航宋，至宋朝见真宗皇帝，诏询风土民物甚悉，赐号圆通大师，并紫方袍，后卒不归。杨亿《谈苑》称：“寂昭愿游天台，诏令县道续食，三司使丁谓为言姑苏山水之奇，寂昭因留止吴门寺，以黑金水瓶寄谓，谓分月俸给之。”有国王弟与寂昭书，称“野人若愚”。又左大臣藤原道长书，略云：“胡马犹向北风人莫忘东日。”又，治部卿源从英求唐经史及内外经书，末云：“生为两乡之身，死会一佛之土。”三书皆二王之迹。
后三条帝延久元年，僧成寻随宋商孙忠如宋，朝见神宗皇帝，上银香炉、白琉璃等物。给紫衣方袍，馆兴国寺。
至白河法皇时，成寻自宋上表，并有金字《法华经》及锦段、杂货，称宋朝所赐。帝诏公卿议酬品，或曰和琴可，或日宜金银，或曰宜蚌珠，议不决，乃召宋商孙忠问之。
承历元年，因宋商孙忠馈绢二百匹、汞五千两于宋。明州以其贡礼异诸国，请自移牒报而答其物。二年，孙忠赍牒至，牒书：“赐日本国太宰府令藤原经平。”时，廷臣会议遗宋物品，以锦唐黄为定式。四年，孙忠又赍明州牒至，牒曰：“宋国明州牒日本国。”廷议亦报之牒。时，通好久绝，而比年忽有书信，廷臣初疑其诈冒，议不报。后卒令大江匡房草报牒还之。
鸟羽帝元永元年，宋商孙俊明、郑清等赍牒至，略曰“矧尔东夷之长，实维日本之邦，人崇谦逊之风，地富珍奇之产。曩修方贡，归顺明时。隔阔弥年，久缺来王之义；遭逢熙旦，宜敦事大之诚”云云。帝下百官议，卒不报。式部大辅营原在良议曰：“推古天皇十六年，隋炀帝书曰：‘皇帝问倭皇。’天智天皇十年，大唐郭务惊来聘，书曰：‘大唐帝敬问日本天皇。’天武天皇元年，郭务惊来书函，题曰：‘大唐皇帝敬问倭王。’又，大唐皇帝敕日本国卫尉寺少卿大分书曰：‘皇帝敬致书于日本国王。’古式如此”云云。考郭务惊乃刘仁轨所遣使，当时以系私使，不令入京，而此云有国书，疑事失实。
高仓帝承安三年，宋明州刺史又致牒书，朝议欲却之，时法皇执不可，卒赠报书，附以彩革、砂金。宋淳熙间，日本商民遭风至明州，诏给口食。又有行乞于临安者，诏守臣给送明州，候舶送还。其后，凡遇难民，靡不赀遣。而中国商之飘至日本者，亦多资救护。
后鸟羽帝建久二年，僧荣西还宋，又赍茶种及菩提还。荣西两至天台，多赍释书而归。
其后二十年，又有僧俊苟还，获律经章疏暨儒书凡二千余卷而归国。
顺德帝建保二年，宋陈和卿至镰仓。时，源实朝为将军。和卿善造佛像，引之见，实朝大喜，遂定航宋之意。后以船不适用而止。
四条帝仁治二年，荣西弟子圆尔还自宋。后数年，宋僧道隆复自蜀至，将军北条时赖延礼之，屡往参禅，为之建寺。时又有僧得陶法而归。自荣西倡禅宗，京师有圆尔，镰仓有道隆，其宗日炽，遂蔓延全国。又有僧道元者，亦尝至天童，又受曹洞宗。及归，亦为时赖所重，大行其教。其徒道莲得瓷陶法而还，日本瓷器遂行天下。
后嵯峨帝建长六年，时赖令筑紫诸司地头曰：“顷岁宋舶猥进港日，货物阑出。自今之后，限以五艘，过则毁之。”有宋一代，聘使虽罕，而缁流估客来往日密，频年上书献物，非由僧侣即出商人之手。维时将军秉政，朝野悉崇佛教，而商人亦常滋事端。后冷泉时，宋商尝扰太宰府，放火毁廨。后世货舶之限，盖自此始。
后龟山帝文永五年，元世祖皇帝以黑迪、殷弘为国信使，持书命高丽王王植向导。迪等望海未渡，植先遣其臣潘阜赍书致太宰府。时，北条时宗奉惟康亲王为将军执政权，得书上之。书曰：“朕惟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异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高丽，朕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修职贡，独至朕躬，从无一介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布告朕心。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问，岂一家之理哉！或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高丽王亦致书劝通好，朝野大骇。龟山帝诏参议藤原长成草答书，时宗议不可，令却还，修边防，祷神社，以备有变。潘阜留五月还，白状，元复遣黑迪等至高丽，谕以必得日本要领为期。植乃遣臣申思俭、潘阜等再来，不达。六年三月，黑迪等至对马岛，请前岁报牒。不答，执岛民二人而还。世祖见之，谓曰：“汝国朝贡久矣，今吾欲汝国来聘，非逼汝也，但欲耀名耳。”秋八月，高丽金有成、高柔等又奉中书省牒至太宰府，并还俘口，亦不报。
七年，元命赵良弼为秘书监，充国信使。发兵送之高丽，屯驻金川，以待良弼还，令高丽给粮食。又遣忻都史枢等谕高丽曰：“朕通谕日本，不谓其执迷固滞。今将经略，敕有司发卒屯田，为进取计，庶免汝国转运之劳。仍先示招怀，卿其知悉。”八年冬，高丽复遣徐称等导良弼至筑前金津岛。津吏望见使舟，举刃相向，良弼登岸宣旨。太宰府环以兵，问来状。良弼以前书不报为不恭。求国书，盛以金柜，外施锁，良弼指之曰：“此书必见汝主始授，不得与他人。”固请之，得副本。书曰：“盖闻王者无外，高丽既为一家，王国实为邻境，故尝驰使修好，疆场之吏抑而不通。所获二人，已敕有司抚慰，俾赍牒以还，复无所闻。继欲通问，属高丽权臣林衍构乱，坐是弗果。岂王亦因是辍不遣使，或已遣而中路梗塞耶？不然，日本素号知礼之国，王之君臣宁肯漫为弗思之事乎。近已灭林衍，复旧王，安集其民。特令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如即发使与之偕来，亲仁善邻，国之善事。其或犹豫以至用兵，夫谁所乐为也。王其审图之。”太宰府致之镰仓。时，传闻蒙古强盛，颇怀疑惧。十一月，朝廷修炽光法，祈弭祸。又命藤原公守告难于伊势神宫。十二月，太宰府送良弼于对马，良弼遣书状官张铎先归。
九年，张铎率弥四郎等二十余人入元，寻遣还。植复致书，令必通好，亦不报。十年，良弼还元，具陈日本不恭状，并及爵号、州郡、风俗、土宜。世祖怒，用兵之意遂决。
十一年，元遣凤州经略使忻都、总管洪茶邱等发舟师万五千人攻日本，高丽以兵五千六百助战役。后更以忽敦为都元帅，洪茶邱为右副元帅，与高丽金方庆等，以蒙古、汉、高丽兵二万三千，战舰九百发合浦。十月五日，拔对马。十四日，转攻壹岐。翌日，城陷，遂及肥前沿海郡邑。十九日，入博多。明日，舍舟登岸，骑而进至今津、佐原、百道原、赤坂诸地，还上舟，会矢将尽。二十日夜，大风雨，多触礁，遂还。是役也，炮弹如球，声如霹雳，土人不知为何物。杀掠所过，得女子或以绳贯掌系之于船云。
后宇多帝建治元年，元复遣侍郎杜世忠、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撤都鲁丁等致书高丽，使人导之达长门室津，至太宰府。府送之镰仓，北条时宗竟杀之。令修长门、周防、安芸、备后四国海防，省公私冗费，调关左兵戍镇西，以北条实政为筑紫探题节制军务。二年，敕诸僧修炽盛光法，禳兵祸也。北条时宗令山阳南海严戍长门。三年，元建淮东宣慰司于扬州，命沿海官司通日本商舶。既闻世忠等被杀，复决计声讨。立日本行中书省。招集避罪，附宋、蒙古、回鹘等军，兼立镇边万户府于金州，控制之。
宏安二年，元命湖南、扬、赣、泉四省造战舰六百，又命塔纳等如高丽益修战舰。世祖从范文虎议，先遣周福、栾忠致书日本，暂缓师期。周福、栾忠至，又斩之。
博多四年，元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刺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茶邱等率兵压境，阿刺罕病，改阿塔海代总军事。高丽亦出师助战。忻都、茶邱等发合浦，高丽兵偕发；文虎、李庭等发江南。将发，世祖谕文虎等曰：“闻汉人言：取人家国，若尽杀人民，得土何用？汝等其恪体此意。”两军约会于壹岐、平户等岛。
五月二十一日，忻都兵先至对马，遂进壹岐。太宰府报急于镰仓，北条时宗议迁二上皇于镰仓，而以兵严卫京师，二皇大骇。元兵攻壹岐，至太宰府。所至，人民窜匿。闻小儿啼，辄搜捕，至有先杀儿而遁者。六月五日，战于志贺岛，遂进至宗像洋，文虎兵适会泊于能古、志贺二岛。时，元兵预期必胜，多携耕器。九国震骇，关东及九、国二岛兵皆会太宰府。先是，筑前缘海甏石为垒，高丈余，亘十三里，外面峻削不可跻攀，内可俯射，上设嘹望，守备甚严。然人人惩文永之役，颇有难色。有草野经长者，夜乘轻舸入舰阵，纵火而还。初，元兵以铁锁联舟为营，外向列弩，日本船小不能敌，袭击者率败死，相约勿离队独进。时，河野通有独背堤而阵，率二舟冲入，有所杀伤。
斯时，日本诸道兵皆会，而元兵之在筑、肥间者，楼船蔽海，炮声震天。诸国汹汹，市无粜米，民有饥色。讹言四兴，忽而曰蒙古由长门径趋京师矣；忽曰日蒙古捣东海矣；忽而曰九、国为蒙古所据，闯入北陆矣。朝议迁二上皇于关东，召兵守京。后宇多帝临神祇宫，亲祷七昼夜。龟山上皇亲诣石清水社，默祷达旦，又遣人往伊势神宫亲为祷词，愿以身代国难。而元将多苦航海，议攻、议退不辄决。高丽将金方庆力持进攻之说，不听，遂移泊鹰岛，见山影蘸波，疑有暗礁，不敢近岸。会青虬见海中，硫磺气腥臊，怪云走空，盖飓征也。文虎气微馁，择坚舰先走。
六月晦日，夜西北风大作，明日益甚，风涛簸掀击舰，自相撞碎，溺死无算。其在鹰岛者犹数千人，推张百户为主帅，方伐木造舟，多为日本所袭，捕还杀之。那珂川、文虎、李庭船亦坏，漂着鹰岛，收回残卒十无二三，由高丽还。
初，都元帅张禧与文虎、庭同抵肥前，禧即舍舟垒平户，约各舰相距五十步，预避撞击，诸军不之信。逮飓作，禧船独完。及文虎等议还，禧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脱死者皆壮士，曷若因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进战。”文虎等不从，禧乃分船与之，因得脱去。时，平户岛屯兵四千，乏舟。禧曰：“我安忍弃之？”遂悉弃舟中所有马匹，以济其还。八月，文虎自高丽归，尚饰败形。无何，败卒于阊归，言其情。久之，莫青、吴万五亦逃归，皆江南残卒也。是役也，全军十五万人，归者不能五之一。文虎军十万，归者三人耳。考《元史》称得还者才三人，此盖指文虎所率江南军而言耳。《癸辛杂志》云：全军十五万，归者不能五之一，此令史李顺所目击者，可以为据。北条时宗仍令严修海防，命九国将士更番戍守。
五年，元兵官沈聪等六人由高丽脱归，高丽王暗遣使请以兵舰百五十助元再入日本。遂命高丽、耽罗及平乐、杨隆、兴、泉诸州造大小舰三千艘。除反逆重囚外，悉赦以充军。日本亦以远江守北条时定为镇西奉行，居侄滨统辖军事，三河守吉见赖行镇石见。
六年，世祖复以阿塔海为日本行省右丞相，与撒里帖木儿、刘国杰募兵、峙粮、修舰谋再举。御史中丞崔或、吏部尚书刘宣、淮西宣慰使昂吉儿，力谏民劳乞罢兵，世祖不听。适补陀僧如智说曰：“彼俗尚佛，臣请以佛理喻之。”乃俾王君治赍书随如智行。八月，过黑水洋，遭风而还。明年，复遣尚书王积翁以如智往。将入境，舟中有怒积翁者，俱谋杀之，卒不得至。是岁，北条时宗死，子左马权头贞时代为执权。
八年，元复立征东行省，以阿塔海、刘国杰、陈严、洪茶邱督其事，调江淮漕粮，募习泛海水工，期明春次第发，会高丽合浦。世祖问良弼，良弼曰：“臣居彼岁余，睹其俗狠勇嗜杀，地多山水，少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况海风无期，祸害莫测，弗击为便。”日本惟康亲王令北条时定谕镇西将士曰：“坚壁严垒，以备不虞；虽有缓急，毋得私赴镰仓。”是岁，元因交耻逆命，廷议先事交耻，遂暂罢日本兵。
伏见帝正应四年，民间流言元兵将至，人情汹惧。京师、镰仓诸祠众寺咸行祈禳，十余年来祈禳盖无虚岁，所费不赀。五年，世祖遣洪君祥如高丽询用兵日本事宜，王暗乃先遣其臣金有成及郭麟赍书以往，送漂民，劝和好。太宰府留而不遣。
永仁元年，帝延僧大内禳厌外患，亲为文以祷，有曰：“昔年蒙古奉书还复，以兵要好，兴自文永，及于今日。将士戒严，久累邦家，延及黎庶。加之天灾地旱，宗社不禄，贤哲不登，咸余一人薄德之所致。自今以后，斋宿凝神，敢祈皇神，冀宝祚亡摇，寰宇扩清。”是岁，镇西奉行北条时定死，北条兼时为镇西探题。自是，北条氏族更番为探题。
正安元年，元成宗皇帝加补陀僧一山号妙慈宏济大师，赍诏来日本，诏略曰：“先帝向再遣使，皆不果达。自朕临御，绥怀属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日本之好，宜复通问。补陀僧一山道行素高，今附商舶期以必达，朕亦欲成先皇遗意也。至于敦好恤民之事，王其审图之。”太宰府送之镰仓，北条贞时令致之伊豆修禅寺，后延之镰仓，迁住诸寺。
后二条帝乾元元年，命太宰府筑石砦于博多海滨，造兵船以严海防。
德治元年，商人至元有献金铠甲者。寻在庆元路放火府城，在天童有日本僧数十人，亦拘絷之。然于时禁不通商，海舶往来皆奸利小民，元亦悬禁，久之遂流为海寇。其后，日本内乱分南北朝，盗贼竞起，频扰沿海郡县，至明而患益甚。
后村上帝正平二十三年，明太祖皇帝遣行人杨载赍诏书至太宰府，书曰：“上帝好生而恶不仁，我中国自辛卯以来，中原扰扰，尔时来寇山东，乘元衰耳。朕本中国旧家，耻前王之辱，师旅扫荡，垂二十年，遂膺正统。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滨，生离人妻子，损害物命，故修书特报，兼谕越海之由。诏书到日，臣则奉表来庭，不则修兵自固。如必为寇，朕当命舟师扬帆捕绝岛徒，直抵王都，生缚而还，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图之。”时，日本怀良亲王在太宰府，肥后守菊池武政奉为征西将军，以抗足利氏。书至太宰府，不报。
后龟山帝建德元年，明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赍诏招谕，怀良亲王延见之。秩谕以中国威德，而诏书有责其不臣语。怀良曰：“吾国虽鄙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以小邦视我，欲臣妾之，而使其臣赵姓者袜诳我，既而水军十万环列海岸，赖天地之灵，震雷疾风，尽覆其军，自是不通中国。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赵姓，岂昔蒙古之裔耶？亦将袜以好语而袭我也。”目左右将刃之，秩不为动，徐曰：“我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后。如不吾信而先杀我，恐尔祸亦不旋踵。且天命所在，人孰能违？我朝以礼怀尔，岂可以蒙古之诳言袭尔者比耶。”于是怀良改容，礼之而归。
二年，怀良亲王遣僧祖来等九人奉表笺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七十余口。十月抵京，太祖嘉之，宴赉使者，念其俗信佛，亦遣僧祖阐、克勤等八人送使僧还，赍《大统历》及文绮、纱罗赐怀良。怀良拘而不遣，遂居筑紫。
祖阐在筑紫二年，作书寄延历寺座主某略曰：“我皇帝凡数命使于日本，关西亲王皆自纳之，然意在见其天皇。今密遣吾二僧来上宣谕曰：王国之民，寇我边疆，商贾不通，宜剿贼修好以循唐、宋故事。吾持佛戒而为帝者使，即为佛使，幸遵我佛不妄不盗之戒，为通此意。”时，日本南北两帝，明使之来皆止太军尉，不得达命，书中故云。或日当时益以怀艮为日本王，祖阐居年余，始知其非，临时制词，本非太祖所命。文中二年，将军足利义满召祖阐入都，聚徒演法，人颇敬信。久之，日本僧海寿等随往明。
三年，有僧宣闻溪等赍书上明中书省，贡马及方物，称其大臣所遣。太祖以无表，命却之，仍赐其使者，遣还。
天授元年，征夷将军源义满遣僧中津妙佐于明，大内氏久亦遣僧上表。太祖以无国王命，且不奉正朔，亦却之，而赐其使者，命礼官移牒，责以越分私贡之非。又以频入寇掠，命中书移牒责之。
二年，怀良遣僧圭庭用于明，太祖恶其不诚，降诏戒谕，宴赉使者如制。
六年，义满遣使于明，赠丞相胡惟庸书，书辞倨慢。太祖却其贡，遣使赍诏谯让。
宏和元年，义满又遣使，太祖不受，礼官移书来责王，并责征夷将军，有欲征之意。有“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于王，王若纵民为盗，不审其微，井观蠡测，自以为大，无乃构隙之源乎”等语。书不达京师，于是怀良亲王遣僧如瑶上书称臣，而词终不逊。略曰：“臣居远弱之倭，褊小之国，尚且知足。陛下城池数千余，封疆百万里，乃常欲吞灭人国。臣闻天朝有攻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方，倘陛下选股肱、起精锐来侵臣境，臣将扫境内以迎将军，岂肯望马尘而拜乎！顺之未必生，逆之未必死，相逢于贺兰山下，聊以博戏，臣何惧哉！倘君胜臣负，君亦不武。设臣胜君负，不免贻小邦之羞。自古和为上策，幸上国图之”云云。太祖得书愠甚。先是，胡惟庸谋反，潜遣招倭与期会，未发而败。日本未知也，复遣如瑶来，且献巨烛，中藏火药、刀剑。久而事发，太祖命锢之云南，由是恶日本特甚，著《祖训》列不庭之国十五，日本与焉。寻，命汤和巡视闽浙沿海诸城，又命和筑濒海城防倭，命江夏侯周德兴于福建滨海四郡筑城练兵以备寇。
后小松帝应永八年，准三后源道义[9]遣使肥富及僧祖阿于明，上书并献甲、铠、剑、马、纸、髹器、黄金千两，还所掠人口，书称：“日本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陛下：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九年，明建文皇帝遣僧道彝、一如赍诏书，并班《大统历》、锦绮。九月至，道义处之北山馆。是月，复遣肥富及僧中正上书，略曰：“日本国王臣源道义表：臣闻太阳升天，无幽不烛；时雨沾地，无物不滋。矧大圣人明并耀英，恩均天泽；万方向化，四海归仁。钦惟大明皇帝陛下，以尧舜神圣，汤武智勇，启中兴之洪业，当太平之昌期，虽垂旒深居北阙之尊，而皇威远畅东滨之国。是以谨遣使某，伏献方物，为此谨具表闻。”明年十月，至南京。
时，成祖既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往。将行，肥富等已达宁波，遂称贺即位。成祖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赍道义冠服、龟纽金章及锦绮、纱罗。诏书略曰：“咨汝日本国王源道义：知天之道，达理之几，朕登大宝，即来朝贡，归向之速，有足褒嘉。用锡印章，世守尔服。”
十一年，中正等还，赵居任等随至。始传《四书集注》、《诗集传》等书，号为新注，朱子之学遂兴。又以盐粮易永乐钱数百万贯而还。道义延之北山馆，旋遣使贺册立皇太子。时对马、壹岐诸岛贼掠滨海居民，成祖谕捕之。明年十一月，将军义持捕奸凶二十余人，献于明，且修贡。成祖遣鸿胪少卿潘赐偕中官王进赐义满九章冕服及钱钞、锦绮加等，而还其所献之人，令其国自治。使者还至宁波，尽置之甑，悉杀之。
十三年，明又遣侍郎俞吉士赍国书褒嘉，赐赉优渥。颁勘合印百道，限十年一贡，使臣限二百员，船止二艘，禁挟带刀枪。封肥后阿苏山为寿安镇国之山，御制碑文曰：“朕惟丽天而长久者，日月之光华；丽地而长安者，山川之流峙；丽于两间而长久者，贤人君子之令名也。朕皇考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知周八极而纳天地于范围，道贯三皇而亘古今之统纪。恩施一视，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无逆其行；江河山岳，无易其位。贤人善俗，万国同风，表表兹世，固千万年之嘉会也。朕承洪业，享有福庆，极所覆载，咸造在近，周爰咨询，深用嘉叹。迩者，对马、壹岐诸小岛，有盗潜伏，时出寇掠。尔源道义，能服朕命，咸殄灭之，屹为保障。誓心朝廷，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朕尝稽古，唐虞之世，五长迪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庸蜀羌矛微卢彭濮；率遏乱略，光华简册，传诵至今。以尔道义方之，是大有光于前哲者也。日本王之有源道义，又自古以来未之有也。朕维继唐虞之治，举封山之典，特命日本之镇山号寿安镇国之山，赐以铭诗，勒之贞石，荣示于千万世。”义满又遣使谢，赐冕服。连年往贡，并献所获海寇。使还，请赐仁孝皇后所制《劝善》、《内训》二书，诏给之。
十五年，道义死，十二月，世子源义持遣使告丧。成祖命中官周全往祭，赐谥恭献，且致赙。又遣官赍敕，封义持为日本国王。时，山东有倭寇，又谕义持捕盗。义持遣使谢恩，寻献所获盗。
十八年，明复遣内官王进赍敕褒赉，至兵库而还。先是，道义死，义持以臣贡为非，至是阻明使不得达。
二十五年，明遣刑部员外郎吕渊等赍敕诘海寇，并责令送还所掠中国人。义持遣僧等持告绝好，明使至太宰府而归。
二十六年，明使余某复来。先是，有载马匹、硫黄称人贡者，实日向土豪私船也，成祖以无表不受。至是使其徒十六人还，义持令人持汉文阻之，略曰：“修好通商，靖边利民，非不甚愿，然我朝凡百听神，神所不许，虽细故不敢举行。先君自承历服，雨呖不和，寻罹疾疚，易箦之际，遗命誓神，宜绝通信。向既再申此意，使今犹至，殆未之通耶。若夫流贼暴掠海岛，实逋逃凶徒所为，国家不与知。听上国力剿锄之而已。”终义持之世绝不相通。
后花园帝永享四年，明宣宗皇帝念日本久不贡，命中官柴山往琉球，令其王转谕日本，赐之谷。将军源义教遣僧道渊上表，乃有“贡茅不入，固缘敝邑多虞；行李往来，愿复治朝旧典”语。
明年，宣宗复遣内官雷春、裴宽，鸿胪少卿潘锡等送还，赉银、绮、缎匹等物。考日本书详载当时赐物，今备录以下，以征一时典章。皇帝颁赐日本国王：白金二百两、妆花绒锦四匹、四季宝相花蓝一匹、细花绿一匹、细花红二匹、竺丝二十匹、织金胸背麒麟红一匹、织金胸背狮子红一匹、织金胸背白弹绿一匹、晴花骨朵云青一匹、晴细花绿四匹、晴细花绿一匹、晴细花青一匹、素青三匹、素红二匹、素绿三匹、罗Z－十匹、织金胸背麒麟红一匹、织金胸背狮子青一匹、织金胸背虎豹绿一匹、织金胸背海马蓝一匹、织金胸背海马绿一匹、素红五匹、素蓝三匹、素青三匹、素柳绿二匹、素柳青一匹、素砂绿一匹、素茶褐一匹、纱二十匹、织金胸背麒麟红一匹、织金胸背狮子红一匹、织金胸背白猩青一匹、织金胸背海马绿一匹、织金胸背虎狗绿一匹、晴花骨朵云红一匹、晴花骨朵云青二匹、晴花骨朵云蓝二匹、晴花八宝骨架云绿一匹、素绿一匹、素红一匹、素青一匹、彩绢二十匹、绿七匹、红七匹、蓝六匹。王妃：白金一百两、妆花绒锦二匹、细花红一匹、四季宝相花蓝一匹、丝丝十匹、织金胸背犀牛红一匹、织金胸背海马青一匹、晴花八宝骨朵云青一匹、晴细花红一匹、晴细花青一匹、晴细花绿一匹、素青一匹、素红二匹、素绿一匹、罗八匹、织金胸背狮子青一匹、织金胸背虎豹红一匹、素蓝二匹、素红二匹、素青二匹、素柳一匹、纱八匹、织金胸背狮子绿一匹、织金胸背犀牛红一匹、暗花骨朵云蓝一匹、暗花骨朵云青一匹、素红二匹、彩绢十匹、红三匹、绿四匹、蓝三匹。皇帝特赐日本国王并王妃朱红漆彩妆戗金轿一乘、大红心青边织金花丝丝坐褥一个、脚踏褥一个、朱红漆戗金交椅一对、大红织金丝丝褥二个、脚踏褥二个、大红心青边金丝丝坐褥二个、朱红漆戗金交床二把、大红罗销金梧桐叶伞二把、浑织金笙丝十匹、浑织金罗十匹、浑织金纱十匹、彩绢三百匹、银盂等器二十件、各色丝彩绣圈金各样花镜袋十个、朱红漆戗金宝相花摺叠面盆架二座、镀金事件全古铜点金斑花瓶二对、古铜点金斑香炉二个、象牙雕荔支乌木杆痒合子二个、香儿一百个、朱红漆戗金碗二十个、橐全黑漆戗金碗二十个、橐全鱿灯笼四对、云头桃竿全龙香墨二十笏、青广信纸五百张、兔毫笔三百枝、各样笺纸一百枚、蛇皮五十张、猿皮一百张、虎皮五十张、熊皮三十张、豹皮三十张、苓香十箱，每五十厅、鹦哥二十、个。宣德八年六月十一日。
六年，道渊引锡等至，驺骑至千二百余匹。八月，雷春等还，义教又遣僧中誓随行上表，表有“争睹使星光彩，则知官仪中兴。秋水长天，极目虽迷，上下春风，和气同仁，岂阻东西”等语。
八年，中誓赍敕及赐物还。是岁，又遣使嘉吉。
二年，将军义胜遣使于中朝。
宝德三年，将军义政遣僧允澎、芳贞于中朝，上表称臣，用正朔，尔后为常。享德三年，使还。先，义政表曰：“书籍、铜钱，久仰上国，永乐中例赐铜钱，近无恩赉，公府索然，何由利民？钦请周急。”景皇帝命给之，使臣捆载而归。先是，贡船不如永乐时定数，宣德初又定约：人毋过三百，舟毋过三艘。而日本贪利，所携私物增十倍，例当给值。礼官言：“所贡硫黄、苏木、刀、扇、漆器，向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无多，已获大利。今若依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七千，银价如之。宜大减其值，给银三万四千七百有奇。”从之。使臣请益，诏增钱万。复请赐物，诏增布帛千五百。义政闻贡使至临清有掠居民货事，遂囚之狱，寻移书朝鲜王转请谢罪，旋又遣使贡马于中朝。
后土御门帝宽政五年，义政复遣清启等于中朝，贡表有云：“渺茫海角，虽不隶版图之中；咫尺天颜，犹如在辇毂之下。”至京，随人伤人于市，宪宗皇帝命付清启，寻释归。
文明七年，义政复遣僧妙茂等于中朝，表乞铜钱、书籍。诏赐钱五万贯暨《百川学海》、《法苑珠林》等书。其表曰：“日本国王臣源义政上表大明皇帝陛下：日照天临，大明式朝，万国海涵，春育元化，爰及四方，华夏蛮貊归仁，草木虫鱼遂性。洪惟大明皇帝陛下神文圣武，睿智慈仁，皇家一统，车书攸同。敝邑多虞，鼓角未息。《禹贡》山川之外，身在东辄洛邑。天地之中，心驰北阙。兹遣正使妙茂长老，副使庆瑜首座，谨拜方物，亲承宠光，冀推丹衷，曲赐素察，谨表以闻。臣源义政诚惶诚恐，顿首谨言。成化十一年乙未秋八月念八日。日本国王臣源义政谨表。”义政名下钤日本国王印。又别幅具开贡品，咨礼部曰：“马四匹、散金鞘柄大刀二十、硫黄一万斤、马脑大小二十块、贴金屏风三副、黑漆鞘柄大刀一百把、枪一百把、长刀一百柄、铠一领、砚一面、并匣扇一百把。”又奏讨曰：“成化五年伏奉制书，特颁勘合并底簿等物。圣恩至重，手足失措，感戴感戴。然而敝邑抢攘，所谓给赐等件件皆为盗贼所剽夺，只得使者生还而已。爰有景泰年间所颁未填旧勘合，请以此为照验，今后滥行今填勘合者，必贼徒也！罪当诛死。抑铜钱经乱散失，公库索然，土瘠民贫，何以赈施。永乐年间多有此赐。又，书籍焚于兵火，又一秦也。敝邑所须二物为急，谨录奏上，伏望俞容。书目开列于左方：《佛祖统记》全部、《三宝感应录》全部、《教乘法数》全部、《法苑珠林》全部、《宾退录》全部、《兔园策》全部、《遁斋闲览》全部、《类说》全部、《百川学海》全部、《北堂书钞》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学庵笔记》全部。”末书：“右咨礼部。成化十一年八月念八日。”钤用日本国王印。
十五年，复乞铜钱，表略曰：“敝邑久承焚荡之余，铜钱扫尽，公私偕虚，何以利民。今差使入朝，所需在斯，圣恩鸿大，愿赐钱一十万贯，则国用足矣。”时，日本所在用兵，自是不能复通，而往来通商者，皆周防大内氏、丰后大友氏为多。
明应元年，将军义植遣僧天泽使于中朝，不达。考《明史》称：“弘治五年，源义高使来，还至济宁，其下杀人，所司请罪之。诏自今止许五十入入都，余留舟次，严防禁。十八年冬来贡，时武宗已即位，命如故事，铸金牌勘合给之。正德四年冬来贡，舟止一，又无表，帝命所司移文答之。”是时，日本大乱，将军遣使不达，当系筑紫豪族私通，不则奸民混冒也。
后柏原帝永正五年，将军义植令禁恶钱，听用洪武、永乐、宣德等铜钱破毁者，而定其价值。
六年，足利义澄遣宋素卿于中朝。素卿，鄞县朱氏子，名缟，为其叔所卖，更姓名，仕细川政元，至是充使。事发当死，刘瑾纳其金庇之。赐飞鱼服而还。
八年，义植遣僧永寿于中朝，求释奠仪注，不获。
大永三年，管领宙山高国遣僧瑞佐、宋素卿于中国通商，抵宁波。会大内义兴亦遣宗设市易，争宴席坐，遂互斗，宗设杀瑞佐而逃，中国因执素卿，斩之。故事，凡市舶至则陈货验发，以船先后至为次，宴席亦如之。宗设先至，瑞佐争席理屈，遂行贿于市舶中官赖恩，乃先瑞佐。宗设怒，遂相斗，杀瑞佐，率其徒五百人放火府廨，夺货杀掠，进掩素卿馆，追至绍兴，素卿匿免。还过宁波，大掠而归。因执素卿囚之，会朝鲜捕送其余党，狱成，斩素卿。久之，有琉球使臣郑绳归国，中朝命传谕日本以擒献宗设及被掠之人，否则闭关绝贡。时，琉球使臣蔡瀚道经日本，将军义晴附表求赐新勘合、金印，修贡如常。礼官验其文无印篆，谓：“谲诈难信，宜敕琉球王传谕，仍遵前命。”
后奈良帝天文八年，将军义晴上书于中朝，义晴求勘合，不许。大内义隆亦遣僧周良于中朝。时，华商多在周防贸易，公卿、僧徒、文士以四方鼎沸多避乱，山口义隆又好读书，爱玩文物，屡延华商，尽收古书画、名磁诸玩好，一时称盛。十六年，义隆复遣周良往中国，舟四，人六百，泊海外以待。事闻，朝旨敕守臣勒回。明年六月，周良复求贡，朱纨以闻，从纨请，不限五十人进都例，相贡舟大小以施禁令。
初，大内氏独有勘合，迨义隆死亡于兵燹，通商遂绝。然伊予能岛、来岛、因岛诸奸民久狃互市之利，私航不绝，汉奸多为之导、虏劫放火，千百成群，攻陷州县，江南北、浙东西所在骚扰，尝同时告警。别有侵山东、犯日照各县者。海寇巨魁汪直、毛海峰、陈东等皆与潜结，势益张。寇皆习倭服饰旗号，船帜题“八幡大菩萨”五字，八幡者，应神帝号也。人呼曰八幡船。
弘治元年，明总督杨宜遣郑舜功至日本肥前平户见大友义镇，诘之曰：“通好久矣，何扰吾边疆，虔刘吾民！果是贼民，亟见禁戢。”义镇以闻，将军义辉命诸将会议。大和守三渊藤贤曰：“方今我国所在用兵，而结怨大国，甚为不便，请从应安例严为制戢。”乃命能岛、久留岛、因岛诸兵检点海舟，剿捕凶奸。而内乱日剧，卒不能制。既而胡宗宪代宜为总督，奏请遣使日本，谕国王禁戢海寇，招还奸商，许立功免罪。中朝许之，乃遣宁波诸生蒋洲、陈可愿至日本。可愿还，言抵五岛，遇汪直、毛海峰，谓日本大乱，诸岛不相统摄，须遍谕乃禁遏。及蒋洲还，山口守源义长、丰后守源义镇，皆遣使谢罪，送还被掠人口，请颁勘合、修贡。宗宪奏请礼遣其使，并谕：“擒献乱人及中国奸商，方许通贡。”诏允之。宗宪已计擒陈东，又招诱汪直。义镇等以中国许互市，遂装巨舟，遣其属善妙等四十余人随汪直来。直至被擒，而逾年新倭大至，又寇浙东三郡，寻犯福、泉、兴、漳，蔓延于潮、广，其后又有广东巨寇引倭为患，迭经将吏击讨，久而后平。倭寇之患，与明相终始，而自嘉靖二十六年至万历十六年，四十年间，沿海州县被祸尤酷。闾巷小民至指倭相骂詈，甚以噤其小儿女云。今考日本是时瓜分豆剖，各君其国，诸国又互相攻击，日寻干戈。无赖奸民以尚武好斗之风流为盗贼，杀掠为生。上虽严禁，令有不行。准之今日公法，实为海寇，无与邻交。故节录其大概如右，不复详载。
后阳成帝天正十八年，关白丰臣秀吉已平定全国。因朝鲜使者赠书于朝鲜王李昖，曰：“吾邦久属分离，秀吉起于微细，讨逆除暴，曾不数载，定六十余国。夫人世年不满百，予亦安能郁郁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凡海外诸蕃，后至者皆在所不释，贵国先修使币，帝甚嘉焉。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会军营为我前导。” 昖得书大愕。十九年，秀吉丧子，闷甚。一日，登清水寺阁，浩然叹曰：“大丈夫当用武海外，何悒郁为！”遂大会诸将曰：“吾藉诸君之力，平定海内，亦可以息矣。特海外有阻王化者，吾深羞之。今将举内治委秀次，而自将入朝鲜，驱其兵以躏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诸君，诸君能为我效力耶？”诸将相视愕眙，无敢对者。浮田秀家曰：“殿下举此无前之事，谁敢异议者！”遂命造大舰数十艘，筑营于名古屋。冬十二月，颁朝鲜地图，分西南四道兵为八军，以向八道。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长为第一、二军，迭为先锋，置水军，以九鬼嘉隆等督之，水陆凡十五万人。别有游军六万备应援，而秀吉自以德川家康等畿甸、东、北三道将士十万自卫。
文禄元年夏，秀吉率兵抵名古屋，命浮田秀家代将。秀吉初欲亲往，以其母忧甚，乃命秀家。或劝秀吉盍以善汉文者从，秀吉晒曰：“此行也，吾欲使彼用我文耳。”诸军齐会，先锋既人海。是月，抵釜山，诸将迭攻，朝鲜望风溃。五月初，陷都城，督将秀家人据王京。分命诸将图进取，王日弃城奔平壤，又奔义州。清正至咸镜道之会宁府，执二王子璋、珲，而纵王妃使逃。行长追王至平壤，分兵四掠，朝鲜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初，秀吉闻前军陷都城，贻书秀次曰：“韩都已破矣，子将不日入明，奉銮车而西，以汝为关自，若韩与本国，当别择其人为主，汝其知之。”日本称朝鲜为韩，沿三韩称也。时，自韩都抵釜山，烽火相望，然庆尚、全罗二道尚固守。又恐明援军至，乃遣石田三成等三将，名曰三监，率游军六万赴援。三成等至，亦驻都城。
初，秀吉胁琉球，使供粮，并遏贡舟。琉球惧，报之中朝。兵部咨问朝鲜，朝鲜惟辨向导之诬，尚不知其谋己。至是请援，告急之使络绎于道。明朝得报大惊。廷议以朝鲜为国藩篱，在所必争，命副总兵祖承训渡鸭绿江赴援，大战于平壤城外，承训仅以身免。日本人马皆鬼头狮面，明兵骇乱，行长麾兵蹂之，承训兵大溃。行长乃投书李哈曰：“王尚不导我兵耶？明于我犹羊群见虎耳。今舟师十万将由西海至，王将安之？”八月，明朝乃以兵部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旋又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时兵部尚书石星计无所出，募说客侦之，得嘉兴无赖沈惟敬，假游击衔，命赴军前。明年正月，如松师大捷于平壤，行长遁渡大同江，朝鲜所失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并复。清正亦遁还王京。如松乘胜趋碧蹄馆，败而退师。于是封贡之议起，惟敬往来弥缝，日本退守釜山，议送回朝鲜王子、大臣。中朝诏留一军防守。时，朝臣多言封贡非计，而石星一意主款，卒从经略顾养谦封秀吉为日本王之议。先是，壬辰七月，惟敬见行长于平壤城，行长曰：“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属朝鲜。”惟敬诺之，曰：“待五十日还报。”行长驰使告秀家。当是时诸道未平，韩兵所在蜂起谋恢复，日本拒之，互有胜败。时已十月，明兵已出关，惟敬遮应吕于途曰：“和将成矣。”应昌虑其阻士气，欲斩之，未果。中朝亦以倭诈未可信，促应昌进兵。既而行长败渡大同江，据凤山，旋回都城。韩兵争起应明军。清正悬军在成镜，又为宋应昌所败，秀家乃令北道诸将成撤守，来会都城。如松径趋至碧蹄馆，恃胜而骄，不赍铳炮。日本拒以短兵，纵横挥击明军，大破如松，遁还临津，旋退平壤。秀吉闻明军捷，议亲渡海，诸将连署止之。是年癸巳三月，议使七将攻晋州，晋州城险兵精，七将皆大败。退兵又多疫，于是三监欲退守釜山，或曰粮尽宁食沙，都城不可弃也，乃议乞援兵。秀吉先令二万赴援，既无兵可征，秀吉乃叹曰：“吾不幸生于小国，兵力不足，使我不克遂耀武八表之志。奈何！奈何！”怅然久之。会如松使沈惟敬再谋和至韩都，谓行长曰：“归王子，则割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封为王。”行长许之。时，三监及行长皆怀归，报秀吉曰：“明欲尊殿下为皇帝。”秀吉乃许和。惟敬请解都城兵，诸将乃火而东，仍屯于蔚山、东莱间以俟秀吉令。惟敬遂谒秀吉于行营，秀吉飨之，而遣小西如安与偕，许还二王子、大臣，惟令诸将屠晋州城以偿前败。惟敬既至北京，明朝以倭方议和，仍攻晋州，疑倭谲诈，令舍如安于辽东。明年甲午正月，秀吉令独留在韩戍兵，余尽召还。时，明朝议久不决，至十月乃召小西如安入朝。既至，石星优遇如王公，如安殊扬扬，过阙不下。既集多官，面译要以三事：一勒倭归巢，一既封不与贡，一誓无犯朝鲜。如安皆听从。神宗皇帝复见之，谕于左阙。十二月，封议定案。此所云小西如安乃小西行长侍史，素为行长所亲昵，冒小西氏，为飞驒守。《明史》作小西飞，盖因其自书小西飞驒守而误也。乃以临淮侯李宗城充正使，都指挥杨方亨副之，同沈惟敬往。初，明使于乙未夏发燕，中朝命令驻朝鲜都城，俟日本撤戌而进。秋九月，宗城等至朝鲜，日本诸将不得已撤诸戍，聚釜山，然将士卒不肯济海。至丙申六月，诸将乃尽撤还，仅留岛津义弘等在釜山。
庆长元年春，小西行长还告和成。沈惟敬随来，私赍蟒玉、翼善冠、地图、武经及燕代良马三百匹，献于秀吉。惟敬憾己不得与册使，思倾宗城而代之，乃令人以危词怵宗城。宗城果遁还。夏，中朝更以方亨为正使，惟敬副之，朝鲜使黄慎等亦偕行。秋，抵伏水。秀吉乃责朝鲜不献三道，不使王子来谢为欺辱，拒朝鲜使不许见，独恭迓方亨等。九月，册使见秀吉。翌日，宴飨，秀吉戴冕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将皆著其所赐章服。既罢，使者出，召人读册文至“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色变，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裂之，骂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且吾而为王，若王室何？”即夜命驱明使，并告朝鲜使曰：“若归告而君，我将再遣兵屠而国也！”遂下令西南四道发兵十四万人，以明年二月再会于名古屋。
二年春，秀吉以其侄秀秋为元帅，居釜山总军务，浮田秀家副之，命清正、行长间日互为先锋，仍分八军。正月，清正、行长皆抵釜山。警报达明，神宗大怒，命逮石星、沈惟敬按问。初，方亨等还，佯言秀吉恭顺受封，谢表且至，别购猩毡、鹅绒伪称日本方物。至是，石星诘责之，曰：“倭非有他，不过责朝鲜无礼耳。”方亨惧，始直吐本末，委罪惟敬，并出石星前后手书。帝遂怒，逮石星等。以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麻贵、杨镐为经理。时，日本兵既络绎入朝鲜，然朝鲜乱后无粮可因，海运又艰，诸将不敢进，声言献三道如约则止。王昖奔海州，日夕告急。明廷臣议以割地乃沈惟敬私言，万不可许，然特缓惟敬使说日本以弭兵。惟敬仍往来遗书，玠檄杨元执之。自惟敬执，而议和遂绝。后诛之。明援军入全罗。
七月，日本已得间山，乘胜西进，遂破南原，据全州，犯全、庆，逼王京。明因二城既失，邢玠至王京，专扼汉江险为守，遣将分守稷山，交战互有胜败。日本以冬寒稍收兵退釜山，仍沿海连营互为声援，泗国、南海、竹岛、梁山、蔚山、顺天皆分将据守。邢玠议专攻清正，别以兵牵制行长，遂以十二月萃兵蔚山，遣水军绝援。既合围，断汲道。清正苦守不挠，日本诸将闻蔚山急，谋以兵来救。
三年春，杨镐闻援师大至，遽策马遁。诸将失统御，大溃。清正纵兵逐北，明兵死者万余。镐至王京，犹欲上捷，赞画丁应泰劾杨镐等罪。中朝震怒，罢镐，以万世德代之。夏四月，秀吉遣使谕诸将，留秀秋、行长、清正及岛津义弘等十余将，余尽召还。留者分四军，秀秋居釜山，清正守蔚山居右，行长守顺天居左，义弘守泗川居前。四城兵凡十万。明兵亦可十万。
世德既至，与邢玠议，令董一元当义弘，刘蜒当行长，麻贵当清正，陈磷以水军出其后，彼此相持。刘绝欲攻顺天，遣使约行长曰：“先锋前既与我盟，吾欲亲与先锋会。”行长出，会遇伏，跃上马夺路而去。明兵又逼蔚山，清正坚壁固守，立花宗茂以五百人自釜山往援，途遇明兵，破之，又与清正夹击，麻贵大败。
当是时，岛津父子在新寨与董一元夹晋江而军。岛津筑八砦，尤险者为望津，前带晋江，新寨峙其后。一元用茅国器谋，先陷望津，望津兵退守泗川，一元遂悉军渡江，分取数砦，向新寨。冬十月朔，一元合兵攻之，城兵殊死战。会炮裂，明军乱，岛津父子率骁骑千余开门直冲，明军披靡，岛津纵兵追击，遂大败，溺江者无数。《明史》作石曼子，即岛津二字译音也。蔚山、顺天之明兵闻败，亦解围去。而秀吉既先于是年八月卒矣，两军未之知也。秀吉病革，召家康曰：“外事未竣而吾罹此病，吾死则难作。今以海内托卿。”又密谕秀赖曰：“今与明构兵，吾深悔之。彼闻吾死，或大举来报。国家自古未曾受外辱，及我而辱国，吾所深耻。吾是以托国于家康。至我家存亡，未暇恤也。”又命浅野长政、石田三成曰：“汝赴朝鲜收我兵。不能，则遣家康。家康不可往，则遣利家。二人遣一，虽有百万敌不能尾我也。”临绝，张目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讫而瞑。先是，壬辰之役，秀吉闻明师捷，大会诸将，欲亲往。浅野少弼曰：“臣视殿下近状为野狐所凭耳。天下才定，疮痍未起，乃兴无名之师，使我父子兄弟暴骨海外，民怨嗷嗷。殿下一举趾，恐未达釜山，六十州之盗贼雷动风起，根本之地反为人所据。以殿下平日，岂有不察于此？不察于此，故谓之野狐凭。谚曰‘鳖欲啖人，反啖于人’，殿下之谓也。”秀吉大怒曰：“狐乎鳖乎，吾且舍诸。以臣骂君，不可舍也！”拔刀欲斩之。或拥之而退。继而肥后贼起，急召少弼曰：“吾甚惭于汝也。”秀吉之攻朝鲜也，日本论者或夸其耀武于外邦，或责其贻祸于内国。余考其事，当时群雄割据，类皆百战之余。秀吉手定海内，知不可以威力屈，故兴无名之师，驱之海外，胜则割彼膏腴，广予封土，以图自安；不胜则死于锋镝，不许生还，亦所以自便。乃先后七年，既不获大胜，又未受巨创，而悉索敝赋，民困已极，至于临绝悔恨，洒泪满襟。英雄末路，亦可悲矣！既秀吉赴闻，明人举酒相贺。诸将各理归装，釜山之军先引回对马。
十一月，清正、义弘各收兵人海，刘纸追围行长，清正与义弘返击，拔行长，俱上舟。陈磷以舟师邀击之，互战各有胜败，卒脱归。是月，尽达对马。无何，诸将皆至名古屋，长政、三成迎劳之，令解兵各就国。德川家康与诸大老、奉行论功行赏，曰：“微新寨一捷，吾军几不振旅矣。”赐岛津义弘以公田在萨摩者三万石。清正、行长以下，得赏各有差。明仍留万世德戍朝鲜，后三年，尽撤。自壬辰迄此，前后凡七年，明丧师数十万，靡饷数百万。日本亦困累甚，至秀吉死而祸始息。
后水尾帝庆长六年，岛津义弘奉将军命，遣岛原忠安送被掠人二十余日于明。明厚遇之，为许岁通二商舶于坊津。界商伊丹某闻之，遂结奸细要之硫黄海上，毁船掠货，义弘捕磔之麂岛。然明船后不果至。
庆长十一年，德川秀忠为将军，禁用永乐钱，犹用京钱。京钱，汉古杂钱也。足利氏时，屡乞钱于中朝，永乐钱铜质纯良，流通全国，以一当古杂钱四，一贯当黄金一两，而民间往往争取斗讼，沿用盖二百余年，至是停之。
十五年，前将军德川家康颁给印票于明商，约互市。商给印票始此。冬十二月，商人周性谒见家康，乞禁海寇。家康知开港通商之利，而中国独不通公商，遂命本多正纯作书，附性致福建总督陈子贞，略曰：“敝国与中华通问久矣，内外史籍历历可征，台下所知也。前日兵马倥偬之际，尝一辱专价，情绪不通，来往顿绝，遗憾不已。今也吾主源君戡定祸乱，厘革前辙，西南诸番国咸来朝贡，独遗中华而不相通，洵乖旧好。适周某来，得通问好机，请自今结符信、通福船，两国之利孰大焉。且吾海商岁航蕃方者，遭风破船，或匮薪粮，亦愿见惠。敝邑僻处海隅，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字小之意，幸有熟图。”长崎奉行长谷国广智亦致书，皆不答。
十八年，将军秀忠命岛津家久因琉球王尚宁致书于福建巡抚丁继嗣，求互市，亦不答。元和七年，明浙直总兵遣人赍书请禁海寇，将军却之。宽永二年，将军复令末次正直贻书于福建总督，求通商，亦不得报。
日本明正帝正保三年丙戌，时，我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既三年矣。我大清龙兴东土，声威所播，先及旸谷，莫不震砻。又当德川氏执政权，方欲以文治致太平，故二百余载彼此安和，海波无警。
是年八月，郑芝龙奉明唐王聿键意，赠书暨方物，乞援兵。芝龙，福建南安人，先为商，寓长户，娶妇田川氏，生二子，长曰森，即郑成功也。既而芝龙为海盗，拥众数万。崇祯时，就明招抚，有战功，封平虏侯。尝图其军容赠日本，求还儿，与之，故素与日本通往来。书闻，将军德川家光召宰执酒井忠胜等议之，又下议德三亲藩，赖宣建议曰：“援而有功，无益于国；倘若无功，匪翅辱国，结怨强邻，实贻后患，勿援为便。”议遂寝，命日根野吉明如长崎告之。会闻大清兵下福建，芝龙就抚，遂罢使、却信物，令西北诸大藩阴戒不虞。冬十二月，崔芝复遣使致书乞兵。按：芝，福清人，初为海盗，既而受抚。乙酉秋，唐王加水师都督，驻舟山。黄宗羲《行朝录》作崔芝是也。各书多误作周霍芝。书略曰：“芝忝任水师都督，有志无力，有力无兵，贵国人皆义勇，兵皆精悍，惯于刀枪，熟于舟楫。芝思竭君辱臣死之忱，难忘泣血枕戈之举，敢效七日之哭，借三千之兵，壮我同泽同袍之气，永缔如带如砺之盟。”又致一书乞给日本甲二百副，皆不纳。
后二年戊子，郑彩致书乞兵器，成功亦贻书长崎有司，书略曰：“大明龙兴三百余年，治平日久，人皆忘乱，以至今日。成功誓心报国，徘徊浙闽，颇有感愤乐从者，然孤军悬绝，四面无援。成功生于贵国，值此艰难，倘惠假数万甲兵，感岂有极。”亦不报。戊戌，成功又遣使赠书暨方物，致眷恋之意，亦不答。成功后据台湾时与长崎通商，至郑氏降乃绝。己丑，冯京第、黄宗羲以明鲁王以海命来长崎乞师，不达。朱之瑜亦来乞师，不达。之瑜字舜水，明余姚贡生，亦鲁王遗臣。尝至安南，又三至长崎，图藉外援，终不遂其志。至岁己亥，遂留长崎不归。筑后人安东守约分廪禄之半师事之，德川光圀钦其德义，请之幕府，延为宾师，水户文教之兴，与有力焉。是时，有僧陈元赘，明进士，辟难削发来居西京。有福建僧隐元，德川家纲遣人迎之，命于宇治创万福寺，名曰黄檗，传衣钵者多汉人。其后有画工沈诠，号南苹，幕府聘之来长崎，亦留不归。均为日本所重，附识于此。暨明唐、鲁二王亡，遂绝音问。日本籍称我康熙十二年七月，平南王尚可喜及刘进忠致书于长崎奉行，赠销金马鞍以通商舶，书有“山丽水秀，人物清华”之语。考尚可喜于十二年三月告老，以兵事属其子之信。进忠，时官潮州镇总兵，十三年叛，旋结郑锦掠潮、惠。盖郑氏素与日本往来，进忠知之，将萌叛志，预图外援，故有此举。可喜时为之信所制，不得出一令，未必知也。
而华商之来日本者日众。有船一百八十四艘，杂居长崎街市。和同贸易，不经官司。至德川纲吉，始设官董理，限七十艘，旋增十艘。德川家宣又限五十艘。德川吉宗又限四十艘，尔后递减至二十艘。德川家重又限十五艘，旋许例额外加二十艘。德川家治又限十三艘。至德川家齐，定十艘。终德川氏之世，无复增减。初，限输出货物岁值银八千贯，继减至二千七百四十贯。国朝以来，商船日增，初无定额。纲吉始限七十艘，行之十一年。改八十艘，限输出物岁银值八十贯，行之十七年。家宣限五十艘，输出值三千贯，又铜一百五十万斤，行之三年。吉宗改限四十艘，输出值八千贯，行之二年。更限四千贯，行之十四年。限二十九艘，行之三年。限二十五艘，行之四年。限二十艘，行之九年。家重又限十五艘，输出值四千贯，行之十年。许例额外加二十艘，行之六年。家治又限十三艘.输出值三千五百一十贯.行之二十六年。家齐定限十艘，输出值二千七四十贯。始设长崎奉行三员，二员驻长崎，一员驻江户，后又增一员驻江户。建哨台于长崎、小濑户浦及横濑浦，以讥察来船，巡禁私商。又筑华商馆于长崎，来去出入均有法制。
家宣时，特遣使长崎更正贸易法，始给信牌。船有信牌者乃得至岸。世以大村氏监护长崎。至家齐时，大村纯昌筑逻所于商馆门外，严检出入，华商愤，遂与哨兵斗，毁逻所，旋复筑之。后又因捕兵株连毁馆滋事。长崎奉行久世广正捕华商漏税者七十六人交大村纯昌监禁，遣监察议治其罪，华商群起毁馆门。筑前戍卒缚二百余人，戮党首沈扬等，余皆释之。日本之天保六年事也。
华商输入之货，绵糖、将军家重时，长崎人某始学蔗糖之法于华商，幕府命长崎平户人造之，不成。既而尾张长门造糖成，遣吏验之，颇精良，然未得精白品之方。绸缎、德川纲吉时，禁呢绒、布帛、玩好、珍异入口。除药物外一切动植物悉禁入口。行九年，开呢绒、布帛、动植物之禁。又六年，开玩好珍异之禁。书籍、诗文集及类书为多。乾嘉之间，考据之学盛行，日本争购其书，于是又有考据之学。惟日本以禁耶稣教故，凡舶来书籍，有译西方文者，概涂抹之。至德川吉宗时解禁，日本因是得窥西人星算测量之学。文具为多。惟禁广东人参进口，曾焚四百五十斤参于商馆门外。输出之货，铜最为大宗。考日本各籍。称自庆安戊子至宝永戊子，六十一年间，华商与荷兰商共输出金三百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两，银三十七万四千二百九贯，铜则宽文癸卯至宝永戊子，输出一亿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八千七百斤，中间五十七年不详。自明和丙戍迄天保壬寅，七十七年中，共输出铜一亿四千二百八十万八千一百四十斤，反输入银一万零九百四十七贯，我与荷兰分购铜数不详。大约华商每岁购铜约一百五十万斤，而金银出入前后迥异者，盖因日本素无蔗糖，后于乾隆中学得其法，竞相栽种，不复如前之仰给于外，故省费至多。货物出入相抵外，仍有输入之银也。余则昆布、即海带。鳆鱼及铜漆杂器。而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考乾隆四十六年，户部颁发江海关则例刊载东洋商船进出口货税，并有洋商入市之条，似日本亦有商人至上海者。惟日本是时严禁国人出海通商。先是，有长崎代官末次平藏父子窃造商舶，载军器贸易台湾诸处。事觉处流。或当时有一二商人潜附我商舶而来，抑或荷兰运铜之船转贩于中国，故称洋船，均未可知。只有漂风难船资给送还而已。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九月，兵部议覆：广东广西总督石琳奏称，风漂日本国船至阳江县地，计十二人，请发回伊国。应如所请。上谕曰：“外国之人船只被风漂至广东，情殊可悯，著该督抚量给衣食，护送浙省，令其归国。”又嘉庆元年十月，上谕军机大臣等：“日本国贸易夷民，在洋猝遇暴风，漂至赫哲地方，殊为可悯。向来该国遭风难民，俱送至浙江乍浦，遇有赴东洋便船附带回国。今安治录等三名，令带回浙省，传谕该抚委员送至乍浦，转附便船归国，以示体恤柔远至意。”盖德川氏执政权，专以锁港为国是，长崎通商惟许华商及荷兰，他皆禁绝。逮三十年前，美舰、俄舶迭以兵劫盟，内国纷扰，遂至废幕府，尊王室，与泰西诸国互结条约。
至我同治九年，为今皇即位之明治三年。王政维新，广事外交，念与我为千余年旧好，又两大同在亚细亚，不可不缔和好以示亲睦。七月，乃遣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赍外务卿书，呈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预商通好事宜。书曰：“大日本从三位外务卿清原宣嘉，从四位外务大辅藤原宗则，谨呈书大清国总理外国事务大宪台下：方今文化大开，交际日盛，我邦近岁与泰西诸国订盟。邻近如贵国，宜最先通情好，结和亲。而惟有商舶往来，未修邻交之礼，不亦一大阙典乎？我邦维新之始，即欲遣公使修盟约。内国多故，迁延至今，深以为憾。兹谨奏准特遣从四位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正七位外务权少丞花房义质，从七位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于贵国预商通信事宜，以为他日遣使修约之地。伏冀贵宪台下款接各员，取裁其所陈述。谨白。”先是，我同治元年，长崎奉行遣僚属附荷兰船携货至上海，因荷兰领事谒上海道吴煦，请曰：“日本向只与荷兰通商，自英法诸国挟以兵威，逼令立约，利权尽为西商占尽，无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绝。我官民等会商，佥谓若自行贩货，分赴各国贸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势。今既到上海，愿仿照西洋无约各小国之例，不敢请立和约，惟求专来上海一处贸易，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诸事。”通商大臣薛焕允其暂由荷兰商人报关验货，尚未许其购货，商人归时，又请倘允通商，乞谕知荷兰领事转达将来或遣公使吁求。至同治三年，又有日本商舶至上海，请英国领事巴夏礼为介绍，通商大臣又允其以日本商名自行报关。同治七年，长崎奉行河津某又由英国领事致书于江海关道应宝时，书称“与欧罗巴诸洲往来，时有公使奉命、绅士游历，附洋舶而西者过境，请为照料。又有日本商民，请赴内地传习学术，经营商业，就便侨寓者，均有本国护行印照。请验明符信，顾念邻谊”云云。此皆德川将军时所遣，至是朝廷始派委员。至天津，谒见三口通商大臣成林、直隶总督李鸿章，成林代为上书，命留津候命。
总理衙门议允所请，覆函许通商，仍有“大信不约”之语。前光恳请再三。前光谒鸿章曰：英、法、美诸国强逼我国通商，我心怀不甘，而力难独抗，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拒之。惟念我国与中国最为邻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合力。”鸿章为达之总理衙门。前光又上成林书曰：“我与泰西十四国皆已换约，各国与我相距十万里，尚有公使、领事来驻我国，保护商民。独中国虽有商贾来往，曾无官长约束。西人谓附西舶至者应以西人视之，竟令华民归其管辖，久有如束湿薪之势。我外务卿轸念及此，于戊辰春曾函致上海道应宝时，请将华民暂归地方官约束，得覆允行。我即以此告各领事，令华民还我管辖，始脱樊笼，现已居以别区，编立户籍，优加保护。然终不免西人横议者，以未曾换约故也。前有我商至上海者，以无约故竟依荷兰领事为介绍，中国亦若以西人视之。中东两国利权不能自操，乃均为西人占据，我国廷臣会商此事，谓宜预先遣员通款，为将来派使换约之地，是以特派前光等前来。当启程时，或谓不以西人绍介，事恐不谐。我外务卿乃与争论，谓两国唇齿相依，何必自弃夙好，转倚外人。苟以至诚恳请彼国当道，必逾加亲厚。今若回报不必换约，殊非我外务卿一片苦心，前光等亦无以报命”云云。又谒成林曰：“我等来时。西人谓：泰西小国皆邀我大国同往，中国始允立约。今日本派员自往，恐未必成。外务卿置之不答，是以仅持英、美二国致驻津领事函，托其照拂。今总署覆以不必立约，若奉以回国，如西人耻笑何？”又以手作势云：“彼似太高，我似太卑。”又自指云：“太觉无颜，如不邀允，虽死亦不敢东归。”成林均为转达。总理衙门鉴其意诚，遂允订约，俟派有大臣来时商议。前光等感谢而归。
明年四月，特以大藏卿伊达宗城为钦差大臣，使于我大清缔盟约，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副之。外务权大丞津田真道、文书权正郑永宁等从焉。我朝特简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办理日本通商事务，江苏按察使应宝时、署直隶津海关道陈钦随同帮办。
六月，宗城等至天津，往复商论。至七月，遂定《修好条规》十八条、《通商章程》三十三款，附以《中国日本海关税则》。先是，前光等归，我疆臣有以前明倭寇为辞，奏请拒绝日本通商者，钦差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驳之。略谓“我朝朝鲜内附，声威震誉，日本固不敢越属藩而窥犯北边，亦从未勾内奸而侵掠东南，实属畏怀已久。顺治迄嘉、道年间，常与通市江浙，设官商额船，每岁购铜百万斤。咸丰以后，苏、浙、闽商往长崎贸迁寄居者络绎不绝，其安心向化可知矣。论者拒绝之请。于今昔时势，彼国事实，盖未深究。今彼见泰西各国与中土立约，彼亦经与泰西各国立约，援例而来，似系情理所有之事。倘拒之太甚，必因泰西介绍固请，自不如就其纳款之时推诚相待。委员柳原前光等来谒，每称欲与中国结好，同心协力，立言亦颇得体。既允议约在前，断难拒绝于后“云云。钦差大臣、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亦奏称：“臣窃思道光二十一、二年间，与西人立约议抚，皆因战守无功，隐忍息事。厥后屡次换约，亦多在兵戎扰攘之际。左执干戈，右陈檠敦，一语不合，动虑决裂，故所缔条约，间有未能熟思审处者。日本二百年来与我中土并无纤芥之嫌，今见泰西各国皆与中国立约通商，援例而来请，叩关而陈辞，其理甚顺，其意无他。若我拒之太甚，无论彼或转求西国介绍固请，势难中却；即使外国前后参观，疑我中国交际之道，逆而胁之则易于行成，顺而求之则难于修好，亦殊非圣朝怀柔远方之本意。自同治元年，始有日本官员以商船抵沪，恁荷兰国报关进口中国，随宜拒却亦已久矣。今既令其特派大员到时再商，岂可复加拒绝。论者杜绝之请，盖未能合众国而统筹，计前后而酌核也。日本素称邻邦，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体，欲仿泰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其海关税则之轻重，亦必与泰西从同。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若不以泰西诸国之例待之，彼将谓厚滕薄薛，积疑生隙，臣愚以为悉仿泰西之例，亦无不可。但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通例办理，尤不可载恩施利益一体均沾等语。逐条而备载，每国而详书，有何不可。何必为此简括含混之词，坚彼之党而紊我之章。总之，圣朝驭远，一秉大公。万国皆将谅其诚，何独日本永远相安哉。”朝旨韪之。宗城订约之后，旋进京谒总理衙大臣，赍呈国皇所献大皇帝仪物，朝廷亦加酬报，命宗城赍归。
初，前光之来，先呈约草，以两国利益为辞。及随宗城再至，则专欲仿照泰西诸约，议约大臣以中东两国有来有往，每事须作彼此两国之词，方昭公允，断断持议，久叨后定。前光致应宝时、陈钦书曰：“伊达大臣之发东都也，各国公使送行，谓‘此去当与大清连盟结衡’。我大臣应之曰：‘但看他日约成，当知其实。’今观来稿，大约与西人同，不同者亦不少，交际之道，万国只可划一，不可轻重。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轻之也，西人侮而诋之。今两国均有西客，旁观出入，颇生枝节，倘有参差，非特不能通行，且谓使者不力，何面目归国复命乎？当今之计，我两国惟有内求自强，外御其侮，诚能心照意援，条规章程，不若姑从西人痕迹，无事更张，不露声色之为愈也。”应宝时、陈钦亦覆以书曰：“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通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横，虑招西人之忌，则伊达大臣不来，更无痕迹。自主之国，应有自主之权，何必瞻徇他人，鳃鳃过虑？况条规中亦并无可令西人生疑之处也。两国有来有往，迥异泰西辽远有来无往者，断不能尽同泰西。且西人所得之利，未尝独靳于日本。今送去条规，不知较西约何者重？何者轻？希即一一指明，藉开茅塞。去岁送来约草，均以两国立论。此次章程，全改作一面之词。荟萃西约取益各款而择其尤，竟尔自相矛盾，翻欲将前稿作为废纸，则是未订交，先失信，将何以善其后乎？我中堂又何以覆命乎？”中有不能尽同西约者。惟内地通商一事。先是，泰西诸约既经指定口岸通商，而约中混入许其游历内地通商一语。本系牵连附及，出于疏误，而西人据此遂谓许入内地买卖货物。各国援一体均沾之词，纷纷效尤。于是华商亦多假借西商，希免税厘，抗法度流弊孔多。及是，章程中声明不准运货入内地，不准入内地置买土货，前光等坚以有异泰西为辞。鸿章面折以华人前往西国随处通行，并无限制，今日本系以八口岸与中国通商，华人既不能到日本内地贸易，日本人亦岂应入中国内地贸易？此系两国从同，确乎公允，何得引西约为例？前光始语塞而退。
宗城既归，日本意尚觖望，宗城旋以事免官。五年二月，以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兼少办务使使于我，议改约，不得要领而还。前光赍有外务卿副岛种臣，大辅寺岛宗则致我北洋大臣李鸿章文书。大略谓：“承订《条规》经奏闻允行，惟去岁我国特派大臣使于欧西，欲仿万国通例，议商改约。将来改定后，条规中所载以己国法讯断已民等事，必须更正，故先商明。又条规第二条遇事彼此相助、从中调处之语，两国既结和谊，虽无此语，亦有权可行，应请裁撤。第十一条带刀之禁，佩刀乃我国礼制，若以入国问禁，第交我国理事官检束可耳，不便明禁，亦宜削去。今特派前光等面陈，冀与贵大臣时备文书往来拟议，以为他日批准互换之地”云云。前光又陈《通商章程》所载进出口税各条，须议由日本海关按照成规抽收，不必指明税则。前光谒鸿章，鸿章曰：“日本与泰西改约，成否未可知。事果有成，可以换约，后再商海关收税，亦可俟届时商办。带刀之禁原虑细民滋事，预为防范，由理事官布告禁令亦无不可，俟约满时删除。至从中调处一语，信如外务卿所谓各国均有此权，但议约时不载则可，既载复裁，转贻耻笑。两国交际于定约之后，未换之先，遽尔遣员议改，旋允旋悔，不几于全权立约之命相枘凿乎？《条规》所载信守弗渝之谓何？一国公法，最忌失信，尔国何可蹈此不韪，贻笑外人？”前光嗫嚅缩伏，第言惶愧，惟求赐覆。鸿章亦覆以书。案万国公例，各国流寓之民，均归地方官管辖，海关收税轻重多寡，悉由自主，他人不得干预。日本于是时既悉外交利弊，特遣岩仓具视等使欧美各国，欲仿泰西通例，将旧约中“领事官以己国法审断己民”之条，及“海关收税，彼此会商”之语，一概删改，权归自主，故种臣等有此商请。惟西人既得之利，难以遽夺。自岩仓归后，今已越十年，尚无归宿。带刀一事，凡世族悉佩双刀，庶民亦或带单刀，实为日本礼制。然其后从森有礼之议，卒自行革禁。至彼此调处之言，闻宗城等赍约归，颇受西人揶揄，故欲删去云。
十月，有秘鲁国商船玛利亚留士在澳门骗诱华民三百余名为佣，载赴其国。既而遇飓风，泊横滨，佣人苦舟师虐使，投水遇救。英国兵舰长挨仁雕救之，引告神奈川县。走诉神奈川县厅。时，副岛种臣为外务卿，命阻留商船，解放诸佣，告于我国。我国遂遣同知陈福勋来日本，携之还，深谢其邻谊。时，日本与秘鲁未立约，秘鲁旋遣使责日本越俎多事，要以偿款，彼此驳论久未决，乃会请俄皇公判。至明治八年六月，俄皇断以日本所办合于公法，秘鲁不得要偿，议乃结。
十一月，以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使于我换《条规》。先以书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曰：“前派使员请暂缓换约，并商改章。今我改约大使东徂西转，已越一年，若俟其，似太迟缓，今已疏请先行换约，奉命以种臣为大臣，即日来华。”种臣谒鸿章，又自陈前光之来非其意所乐为云。六年四月，至天津。我朝命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换约大臣，遂互换《条规》。种臣旋入京。
时，穆宗毅皇亲政，礼成，泰西公使咸吁请觐见伸庆贺。六月，穆宗毅皇帝召见于紫光阁，种臣以头等全权大臣，在俄、美、英、法诸使之先，捧国皇书入觐。书曰：“大日本国大皇帝敬问大清国大皇帝：曩者，两国俱与泰西各国交通往来。而独两国未修亲睦，故于去岁简派亲臣大藏卿伊达宗城经与贵国议定条规，已予批准，允宜派使互换。适闻大皇帝已成婚，且亲政，朕深欢喜。乃特遣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于贵国交换条约，并伸庆贺。朕固知种臣堪为喉舌，专司外务，无不代朕肩承言归于好。冀大皇帝思交谊，笃邻好，待该使臣优加仁厚，彼此两国蒙庆永久弗渝，特兹敬白。并祈大皇帝多福眉寿。”
种臣觐礼成，鞠躬肃退。皇帝命覆以国书。书曰：“大清国大皇帝复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兹接使臣副岛种臣赍到来书，披阅之余实深忻悦。朕祗承天命，寅绍丕基，中外一家，罔有歧视。矧关邻谊，尤重推诚。上年所立《条规》，现已宣谕刊布。嘉仪孔多，足征厚意。用答微物，藉使寄将，愿我两国永敦和好，同荷天庥，朕有厚望焉。”仍使种臣赍归。
自中国与外国缔交三十余载，今以特恩召见种臣，居首班，世夸为至荣。
种臣换约之后，以井田让为总理事，管十五口商务；品川忠道为理事，驻上海，兼管宁波、镇江、九江、汉口四处；林道三郎为副理事，管广东、琼州、潮州三处，而驻于香港。各令赴任视事。种臣既归，留前光为公使。明年，乃有台湾生蕃之事。
先是，辛未十一月，有琉球船遇飓风飘至台湾，为生蕃劫杀五十四人。癸酉三月，小田县民四名亦漂到遭害。喜事者因谓生蕃豺狼，不可不膺惩，特以生蕃、熟番有异，欲先质经界于我。会种臣在北京，乃寄谕种臣，命询台地事。种臣难于启口，因遣副使柳原前光问我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董恂。昶熙等答曰：“蕃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害贵国人则我未之闻。夫二岛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前光因大争琉球为日本版图，又具证小田县民遇害状，且曰：“贵国已知恤琉人，而不惩台蕃者何？”曰：“杀人者皆属生蕃，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日本之虾夷、美国之红蕃，皆不服王化，此亦万国之所时有。”前光曰：“生蕃害人，贵国舍而不治，然一民莫非赤子？赤子遇害而不问，安在为之父母？是以我邦将问罪岛人，为盟好故使某先告之。”反覆论诘者累日，卒不能毕议。及前光归，白状，于是征台之议遂决。
甲戌三月，以陆军少将西乡从道为都督，陆军少将谷干城、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率兵赴台湾。陆军少佐福岛九成为厦门领事，兼管蕃事，别延美国人李仙得参谋议。李仙得者，曾充驻札厦门之美国领事，以美船事曾至台湾生蕃诸社，后为外务省所聘，副岛种臣使中国，亦尝随行。佣英、美船为运输，而特命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为综理。四月，从道等率海陆军发品川，旋抵长崎。以萨邸为蕃地事务局，重信等随至。
时，美国公使某执局外中立之例，建言曰：“大邦无端率军舰兵卒而入华境，彼必以为寇边，我船舶人民苟为大邦所佣役，彼又必以我为应援。我与华人亦为同盟，岂敢独有私于大邦而结怨邻好？凡属美国所有，愿一切收还。”遂布告其流寓商民守中立例，并令厦门美领事捕李仙得等。英国公使亦言中国必生异议，按之公法实无此举。于是内阁大生纷议，急遣权少内史金井之恭传内旨于长崎，令重信止军行，且归京。
重信走告从道，从道不奉命，曰：“近日朝政朝令夕改，令人危疑。况招集精锐，驾驭一误，溃败四出，祸且不测，岂止佐贺之比？佐贺，谓是年前参议江藤新平叛乱之事，见《国统志》中。必欲强留某则奉还敕书，躬自捣丑虏巢窟，毙而后已。万一清国生异议，朝廷目臣等为亡命流贼则于答之乎何有？”先是，日本欲于蕃地为屯田计，因命从道募兵鹿儿岛县，其兄隆盛为募骁健子弟八百余。会停师令下，忽有流言，谓熊本大坂兵将东上叩阙请出师之命，故从道以是要挟。从道又曰：“即使内阁大臣西下亲谕，亦不能从。”辞色俱愤。重信乃曰：“内旨非必停师。特以外国公使有违言，将俟后图。”恳谕百端，从道卒不肯，即夜下令发师。翌日，领事九成等遂率兵二百人乘有功舰先发。重信电报状，朝议大忧，又命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于长崎，从道卒不听，乃戒以姑行，勿妄交兵，以待后命。利通等遂携李仙得还东京。
五月二日，诸舰相率发，日进、孟春、三国，共三舰。寻达社寮港。既上岸，移阵龟山，社寮日旷，无可扼守。时，日进舰放小舟测海，生蕃出没岸上，发小铳狙击，乃移营龟山。扼内山冲路，旋遣轻兵入山，牡丹社蕃伏匿茂草中，猝起邀击，殪伍长某。越二日，以熟蕃为导，生蕃亦出斗，日本兵发铳于丛莽，毙其一，余皆奔遁，熟蕃告以佯走，有伏，日本兵不敢追蹑。进攻竹社、风口、石门诸蕃。石门拒龟山二十余里，巉岩天险，生蕃叠石为壁，据险力拒，日兵不能进。有别道军绕出其背，乃骇奔。日本兵追杀三十余人。从道亦乘高砂舰继至。初，以美、英公使有违言，所赁船舶悉解约还之。于是运粮调兵皆失便，众皆愤郁，乃谋购买，而外舶骤倍其价，以银六万圆购一美舰，可容兵五百，名曰社寮。又以十万圆购一英舰，可容兵千，载物千吨，高砂舰是也。社寮亦继至。至则分道进攻，不利，乃退守龟山，修桥梁、辟荒芜为屯田持久计。六月一日，仍分竹社、风口、石门三道攻牡丹社，向四重溪，是地距龟山仅八九里，途有一河，众水奔注，势如激箭，诸军提挈乱流而渡，兵或漂溺，既而深入山谷，涧水横流，泥淖没踝，土蕃伐木塞路，日本兵扪葛藤、攀岩壁、蜗旋鱼贯而行，屡为土蕃所阻。力进奋击，焚卢舍数所，蕃人徒跣陟险而走，其捷如飞，日本兵追之不及。从道等乃谓：土蕃出没不常，我兵追击则鸟遁兽逸，倏失所在，功不偿劳；计不如杜巢穴、绝饷道、以术制之，以待其窘。乃镇守于双溪、石门、风港诸道，收军还龟山，造都督府，设病院，修桥缮道，为开垦久守之计。
初，师发长崎，复遣柳原前光于北京，领事九成至厦门，亦书告闽浙总督李鹤年。书曰：
“去年副岛大使以下既报贵国政府，今将起师问罪于贵国化外之地。若贵国声教所暨，则秋毫不敢侵犯。疆场密迩，愿毋致骚扰。”鹤年复书曰：“台湾全岛，我所管领，土蕃犯禁，我自有处置，何借日本兵力为。至贵国人民四名之遇祸者，我台湾府吏实救庇之，何可以怨报德？请速收兵退我地，勿启二国衅。”鹤年以闻。时，总理衙门、北洋大臣既先驰奏，我朝乃命船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调兵警备。前光至京谒总理衙门，词旨抵牾，于是二国势将构兵。
日本即征兵诸国，商购铁甲舰于英。我则筑炮台于澎湖诸岛，设海底电线于台湾、厦门间，购新法洋枪三万枝于德国，调淮兵来台，议购铁甲舰于丹国。欧美海客在两国者论彼我曲直强弱，日付之新闻纸，乘机鼓煽，船舰兵仗之价顿增三倍。日本兵久屯龟山，以酷暑多病疫，棺槥相望，进退维谷。国皇特遣侍医及外国医员往疗之，命御库制冰运往，别募新兵，罢归病者。而是时，赤松则良在上海侦探驰报，巡抚王凯泰将兵二万向台地，日本大恐。八月，遂以参议大久保利通为办理全权大臣，委以和战之权。陆军大佐福原和胜、三等议官高崎正风、租税助吉原重俊、权少内史金井之恭等从之，别以佛人披萨拿参机密。六日，发东京，十九达上海，李仙得亦随行。初，李仙得已罢役，更任特例办备使.赴厦门。美国领事以犯局外中立令捕之，李仙得不服，曰：“日本得聘用美人，载于条约，日本聘我在台事未起之前，今擅禁其用我，是使美国失信于日本也。”领事卒释之。李仙得遂往会利通于天津，偕至京。
九月十四日，利通谒我总理衙门王大臣，先辩论蕃地所隶之经界，互相龃龉，经二旬未决，利通乃宣言归国再举，利通贻总理衙门书曰：“诸公所言，辄引《条约》，以背盟罪我。是阳唱和我而阴疏斥我也。我已束装，归国在近，或和或否期以十日答我。”而阴托英国公使威妥玛居间调停。初，利通要偿军需金三百万圆，总理衙门以日本为无理横肆，坚执不许。时，我军机大臣文祥执议不给一钱，巡视台湾大臣沈葆桢亦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见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葆桢又贻书北洋大臣李鸿章曰：“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可想。然必故示整暇，不肯遽就我范围，是欲速之意在彼不在我。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鸿章以告总理衙门，廷议大韪之。既而念日本近在肘腋，无以恬其欲，恐有妨亚细亚洲后来和局。乃终许抚恤筹补银，限期撤兵，两国遂和好如初。《条款》曰：“照得各国自行设法保全，如在何国有事，应由何国查办。兹以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国政府属民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蕃是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蕃诘责。今与清国议退兵，并善后办法，开列三条于后：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清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清国许给以抚恤银十万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清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四十万两。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往来公文，彼此撤回注销，作为罢论。至该处生蕃，清国自行设法妥为约束。”是日，我总理各国事务和硕恭亲王，军机大臣管理工部事务文祥，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宝鏊，吏部尚书毛昶熙，户部尚书董恂，－部尚书崇纶，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沈桂芬，兵部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镐，日本特命办理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驻札公使柳原前光，成会于总理衙门，议定各签押钤印。利通于定约之夕，即走谢威妥玛，明日遂发北京。至天津谒李鸿章，倾怀款晤，尽欢而别。初，前光因台事谒鸿章，前光气馁，恐其议论抵牾，顾而言他，不复及时事。利通之来，亦未修谒。及是乃过访焉。归抵横滨，商民各张灯彩迎之，以庆和成。国皇亦御正殿赐谒，诏赏其勋劳。李仙得先归，国皇亦引见慰劳之。寻召见英国公使巴夏礼，温谕奖谢，盖以威妥玛等调停尽力也。旋特遣敕使于台湾，诏班师。十二月，从道等振旅归。国皇亦召见慰其劳。是役也，日本縻费六百余万圆，兵士疫死者甚众。
八年十月，以外务少辅森有礼为特命全权公使，遣入北京。明年丙子，以朝鲜炮击云扬舰事，命森有礼请总理衙门以书告朝鲜劝修好。有礼又往保定谒北洋大臣李鸿章，鸿章饮之酒，而纵谈曰：“平秀吉想是千古伟人，然朝鲜之役，前后七年，明以朝鲜为我国藩篱，在所必争，致丧师縻饷，两受其害。”有礼曰：“朝鲜果为中国藩属否？”鸿章曰：“此天下万国所共知，且《条规》中既载之。”有礼曰：“《条规》中何尝及此？”鸿章曰：“两国所屡邦土，非指朝鲜诸国而何？俟他日修约补为注明可也。”有礼因曰：“朝鲜屡拒我国书，今又无端击我兵舰，我国是以有征韩之议。”鸿章曰：“朝鲜误于不知耳，且亚细亚洲宜合纵连衡，外御其侮，何可以兄弟之国日寻干戈。苟或兴师，中国亦岂能袖手旁视。以大字小，愿贵国熟图之。”鸿章又取笔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字示之。有礼惟惟，临别起告曰：“今夕所论战事，乃森有礼一人之言，非日本使者之言也。”初，《条规》已换，华民流寓日本者，日本以未设领事官，遂颁告居留华民规则令之遵守，并课金作经费。先是，华商仅居长崎一口，其后新开各港，皆陆续麇集。横滨有千余人，神户有数百人，长崎有千余人，筑地、箱馆各有百数十人，大约闽、粤、浙籍为多。日本令各举董事经理，每人每岁课银二圆以充经费。
至岁丙子，光绪二年为明治九年。我朝乃特简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大臣，候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并分设理事。先是，议约之始，曾国藩奏称：“日本物产丰饶，货价贱，去中国不过数日程，立约之后彼国市舶将络绎东来，中国贾帆亦必联翩东渡。不如泰西诸国洋商来而华商不往，华人往者已多，中国似须派员驻札日本，约束内地商民，讯办华洋争讼案件。”李鸿章亦奏称“中外已定和约，均宜各派官员任驻其国，庶消息易通，势力均敌。近年奉诏迭次派员往泰西各邦通好，业与从前隔阂情形小异。日本近在肘腋，自变更西法，造兵船，开铁路，又派人往西学习技艺，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联络之则为兄弟，拒绝之或反为仇雠。诚宜筒员往驻，随时侦其动静，与之推诚，相与设法牢笼，亦可管束我国商民”云。其后福建巡抚王凯泰、丁日昌、湖南巡抚王文韶均以为言。九年十二月，抵东京，谒今皇，递国书。书曰：“大清国大皇帝问大日本国大皇帝好：朕诞膺天命，寅绍丕基，眷念友邦，言归于好。兹特简二品顶戴升用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为钦差出使大臣，三品顶戴即选知府张斯桂为副使，往驻贵国都城，并令亲赍国书以表真心和好之据。朕知何如璋等和平通达，办理交涉事件必能悉臻妥协，惟冀推诚相信，得以永臻友睦，共享升平，朕有厚望焉。”如璋率同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入谒，行三鞠躬进退礼。国皇喜受书。日本汉学者皆谓自隋唐通好以来，千有余载，及是使者始奉皇帝国书，待以邻交之礼。书之史册，实为至荣。旋购使馆于东京之霞关，又于横滨设理事官一员，兼管筑地；神户设理事官一员，兼管大坂；长崎设理事官一员，中国商民咸归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