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宗时，始造银钱。式如铜钱，中有孔，无文，外无轮廓，径一寸，重一钱八分。后历十八世，二百余年，至文武帝乃造铜钱。元明嗣位之和铜元年，银、铜并铸，文曰和铜开珍。银钱径八分，重二钱一分强。铜钱径八分，重一钱。帝大炊时复造金钱，有文曰开基胜宝，天平宝字四年铸，径八分，重三钱一分强。同时造铜钱，曰万年通宝。径八分，重一钱二分。其后屡造铜钱。称德帝曰神功开宝。桓武帝曰隆平永宝。嵯峨帝曰富寿神宝。以上皆径八分，重一钱或八分。仁明帝曰永和昌宝，曰长年大宝。清和帝曰饶益神宝，曰贞观永宝。宇多帝曰宽平大宝。醍醐帝曰延喜通宝。村上帝曰乾元大宝。以上皆径六分，重五六分不等。尔后不复铸钱。
当足利氏颛政时，屡上表于明，称：“臣国铜钱耗失，公私索然，请赐钱。”诏屡赐之，永乐钱遂通行国中。以铜质纯良，至以一文当古杂钱四，一贯当黄金一两。市民择钱，屡兴讼狱，将军义植尝下令禁恶钱，然犹听用永乐、宣德钱之破毁者而定其价值。
迨庆长中，将军德川秀忠令禁用明钱，以民多争用明钱故也。先是，相模守北条氏康令民专用永乐钱，钱多归关东，至是禁之，行永乐钱二余年矣。犹用京钱。京钱，汉古杂钱也。后阳成帝天正年问尝铸银钱、铜钱，曰天正通宝，银钱径七分五厘，重一分五厘。铜钱径八分，重八分五厘。然流传不多。于时始铸大判金，椭圆，无孔，无轮廓。为日本铸造大判之始。纵四寸九分五厘，横三寸零厘，重四十四钱七分，为无名大判金。又有天正大判、天正菱大判、太阁大判、古大判、大佛大判，其式不一，大概纵在四五寸间，横在二三寸间，重在四十钱内外，多有花押或模字，或有十两字，此皆丰臣秀吉所铸。德川氏以后有纵三寸余、横一寸余、重二十二钱者，世称为骏河五两判。纵二寸余、横一寸余，重二钱余者，世称为半两判。纵二寸余、横一寸余、重四钱余者，世称为天正小判。纵一寸余、横九分余、重二钱，世称为二分判。其纵横、轻重同小判而有花押者，世称为武藏墨判。又有骏河墨判，其重仅一钱。纵、横在一寸间者，称为雏丸桐一分判。径六分，重一钱为浑圆形者，称为圆一分判。纵六分，横三分，重一钱余，作长方形者称为大坂一分判。又有金钱，铸永乐通宝字，如永乐钱式，径八分，重一钱一分。同时，又造银判。有骏河银判，有骏河银五两判。有丁银，世称古丁银。丁银亦椭圆形，惟首尾略尖，模刻花押及葵花、葵叶。亦有永乐通宝、文禄通宝、银钱，轻重大概如金判金钱。
庆长以后，德川家康为将军时，益铸金银判。有庆长大判，庆长小判，纵横、轻重同天正时所造，其作长方形者曰庆长一分金。又有庆长丁银、庆长豆板银。豆板银者圆如豆，无纹，纵六分，横五分，重三钱五分。以后所铸，纵横大概在五六分间，其式略同或加一二文字而己。又铸庆长通宝银钱。后复铸铜钱。后水尾帝曰元和通宝。明正帝、灵元帝时均曰宽永通宝。有径七分、重九分者，有径八分、重九分者。
当德川秉政，岁入常不足，遇国库匮乏则改铸金银判，减其分量，杂以伪质，以资周转。
元禄、宝永年间，德川纲吉为将军。改铸金银。元禄时，所造有元禄大判，元禄小判，元禄一分金，元禄丁银，元禄豆板银，元禄二朱金。二朱金纵四分，横二分余，重五分余，表有文曰“二朱”，里有花押。宝永时，所造有宝字丁银，宝字豆板银。及德川家宣嗣位，又改铸。在宝永时，有永字丁银，永字豆板银，三宝丁银，三宝豆板银，乾字小判金，乾字一分金。在政德后，有四宝丁银，四宝豆板银，武藏小判，武藏一分金。德川吉宗又复改造。享保年间，所造有享保小判，享保一分金，享保丁银，享保豆板银，享保大判。元文间，所造有元文小判，元文一分金，元文丁银，元文豆板银。称名同者，纵横、轻重略如古式。
德川家治执政，别造长方形五钱银、有轮廓，表文曰“银五钱”，里文曰“常是”，世称明和五钱银，纵一寸五分，横七分，重五钱。南镣银，表文曰“以南镣八片换小判一两”，里文曰“银座常是”，纵八分五厘，横五分，重二钱七分。又铸铁钱。文仍曰宽永通宝。
及德川家齐主政之末年，海防事起，国计益窘，因又改造金银判。文政中，所造有文政小判，真字二分判，文政一分金，文字丁银，文字豆板银，文政南镣银，文政一朱金，草文二分金。逮天保初年，有天保大判，天保五两判，天保二朱金，天保小判，天保一分判，天保一分银，天保丁银，天保豆板银。并造天保当百大钱以充用。椭圆形，有孔，有轮廓，表曰“天保通宝”，里曰“当百”，纵一寸六分，横一寸，重五钱五分，现今通行，值宽永钱八文，犹不值新铜货一钱也。
嘉永以后，美使劫盟，征调纷起，益以繁费。于是将军家定又改造货币。有嘉永一朱银，安政二分金，安政大形二朱银，安政小判金，安政一分金，安政一分银，安政丁银，安政豆板银。家茂继之，有万延大判，万延小判，万延一分金，万延二分金，万延二朱金。以上所铸金银货，明治七年由太政官布告，因其本质以定价格，有表列后。别铸铁钱，仍曰宽永通宝。又有文久钱。质益粗劣。
元治、庆应间，将造纸币。时，小栗上总介力阻其事，卒不果行，而幕府亦亡矣。
王政维新，特于大坂设造币局，于明治四年始金、银、铜三货并铸。特以英人麻汝留钦茶为首长监督其事，既成，颁发《新货条例》，命上下通用。又定与新、旧、金、银、外国货币交换之制，凡民人所藏金银块及摩损烧毁愿铸新货者，许为代铸。一仿外国之式，其称谓从圆数起，由一圆而二圆、三圆、至于千万亿，皆以圆计。一圆百分之一为一钱，千分之一为一厘，自厘以下不复铸造，其计算之法则继之以毫、丝、忽、微、纤云。厘十为一钱，钱十为十钱，十钱者十则为一圆。
金货，有值二十圆者，重八钱八分余，其质金九铜一，有轮廓，表为升龙、伏龙形，厨围有文曰“大日本明治三年，二十圆”，里纹有菊花桐叶、交互树双旒。有值十圆者，式皆同上，文曰十圆，重四钱四分余。有值五圆者，式皆同上，文曰五圆，重二钱二分余。有值二圆者，式皆同上，文曰二圆，重八分有余。有值一圆者。重四分余，里式同上，惟表面不作龙形，中有一“圆”字，周围曰“大日本明治四年”。
银货，有值一圆者，初，于明治四年发行一圆银，表为双龙升降形，周围有文曰“大日本明治三年，一圆”，里有菊纹桐叶，中作星彩。明治七年复改图画，表曰“大日本明治七年”，附以洋文，里之中心改铸字曰“一圆”。是二种皆重七钱一分七厘六毫，然比洋银较轻，不便于用。至明治八年又改铸，增重为七钱二分五厘六毫，里作隶书曰“贸易银”。考泰西各国，本国通用货币必系本国所自铸造者，其他国钱币不许通行，虽轻重相等而价格较低，此通例也。惟日本开港以后，多用墨西哥、米利坚银钱，所铸新货反不如洋银价高，乃改增为七钱二分有奇，而通商市场犹不能与洋银相等。其散布于香港等处者，明治十三年，香港知事燕臬士来游，外务卿请其布告香港商民日本银钱一体通用，燕臬士许之，然至今香港所用日本银价犹略低云。有值五十钱者，值二十钱者，值十钱者，值五钱者。式皆同上，惟一圆银银九铜一，五十钱以下则皆银八铜二也。
铜货，有值二钱者，式略同银钱，里有文曰“五十枚换一圆”。有值一钱者，式亦相同，里有文目“以百枚换一圆”。有值半钱者，式亦相同，里有文曰“二百枚换一圆”。有值一厘者。表作菊纹，里有文曰“一厘”。
自开局铸造，至明治十三年，共铸金货五千二百五十万一千二百零八圆，银货二千八百六十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五圆，铜货四百八十四万九千七十八圆，共值八千六百一十万零六十一圆云。
当幕府末造，欲造纸币而未果。明治元年闰四月，始造太政官金札。十两、五两、一两、二分、一分、二朱、一朱七种。当时布告谓以一时权宜制造金札，限于十三年间通用。而未定所造之数，二年五月命将制造纸币器械概行焚毁，以三千二百五十万圆为限。旋以太政官金札纸式过大，不便流通，于民部省别制小札以交换大札。于时布告亦称以一换一，不得逾原额，然交换之外，旋又增发，共有五千六百三十二万七百零七圆。此明治四年查核之数。
维新之际，各藩自造纸币，名曰藩札。明治二年十二月，令各藩纸币经旧幕府许造者，速以其数上申，毋得逾限滥制。维新后所私造，不许通行。三年，复申前禁。四年七月，布告曰：“货币者上下流通，宜定一式。从来诸藩所私制藩札，多寡大小参差不一，今废藩令下，乃制新札以换私札。”于是令民交换，其数为二千四百二十万八千八百四十六圆。是年，大藏省又制真金兑换证券，以五百五十万圆为限，命民人持证券者得交换新铸货币。十月，又布告曰：“大坂造币寮方铸新货，然数千万圆一时难造，暂制三种纸币以通用国内，十圆、五圆、一圆。宜与货币同价。有请以纸币换货币者，以旧货币给之。”无几，开拓使复援大藏省例制兑换券二百五十万圆，于是合大藏省所造，为数九百三十万圆。
自金札行世以后，都邑豪富每结商会以买卖货币，又请于官，许令自发金券。犹银行之银单，钱店之钱票也。三都五港，新券之行，累年增多。至明治七年，渐换券为币，金券不复行。共发三百万圆。盖政府意欲全国发一式纸币，不复许商人自发金券也。
初，发纸币为本国所造，纸墨雕刻未能精好，易于作伪，乃令日耳曼雕刻师制于德国，其式长三寸，广二寸，别制精纸刻为双龙双凤形，白地蓝绒，中有文曰“金十圆”、“金五圆”、“金一圆”，七年始发行。八年一月，命太政官金札、民部省小札与新纸币交换，限于是年五月通用。后屡延期，至十二年犹未尽换。命与官札、省札、藩札各种交换，是为新纸币。换札之外，十年，西南之役，又增发二千七百万圆。
初，设银行以谋减纸币，然其后银行以每岁五分息借纸币于政府，于是又增发银行纸币三千二百三十五万七千四百三十五圆。至十二年六月，合计各种纸币为一亿四千八百六十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八圆云。
初，太政官之发金札也，命与金货同价纳租供税，上下通用。然未及数月，金札一圆仅值六十六钱，悬为厉禁而令不行，乃令以金札百二十圆换金货百圆，租税亦从而增额。由是物价骤昂，札价愈减。明治二年春，至以金札一圆换金货四十五钱。四月又示禁，金货、金札不许二价。无几，札价忽昂，与金货比。盖是时，各藩私铸金货，体粗质恶，凡十五六种，多以铜制，或铜质涂金，价不及十分一。民间以为与其得赝金不如用纸币，故纸币骤归本价。当维新丧乱之际，各藩争造赝金，充溢廛肆。政府乃下函馆平定以前所造伪货概置不问之令。三年六月，定伪造宝货律，犯者斩决。然赝金流布既多，虽设法驱禁，于三都五港设厅检验而不可胜检，因以纸币三十圆买赝金百圆，限日收清，而赝金乃绝。然当局者亦知其不可恃，将制金货以减金札。二年，令曰：“自今冬将铸造新货币，期以五年更换。五年后有未换者，则一年给以五分利。”是时，纸币之数犹未多也。
明治三四年间，大久保利通为大藏卿，以井上馨、涩泽荣一为辅，颇以消减纸币为主义，乃议裁国用冗费，发公债证书，以所发金札改为公债，换予证书，给以利息。盖使人人可收蓄以谋生计，交流通之物为收藏之物，固消减纸币之一方也。创国立银行，银行者，集赀为商会，欧洲各国莫不有之。凡金银兑换、交汇、借贷、寄顿皆银行司理，国家每总其利权而稽其出入。盖货财以流通为贵，设银行以资周转，俾之无雍无匮，亦裕国便民之一事也。先是，明治三年，大藏大辅伊藤博文自赴美国讨纸币消减之法归朝，建议以为宜创立银行，井上馨等赞成之，于是颁发《银行条例》。其条例称：银行赀本令商人集赀为之，赀本分为十分，其十分之六为金札交换公债证书，纳于政府为抵押物，政府给以纸币，听之通行。其十分之四为真金，储之银行，名预备金。所发纸币听人便宜随时交换。盖政府之意，增民间银行纸币，则减少国家纸币云。汲汲谋补救。然明治五年，承废藩之后，岁入不足凡七百余万，又增发纸币八百余万，大藏省发兑换证券六百余万；开拓使继之，又发证券二百余万。至是年之冬，合之旧藩札已有八千余万矣。六年，遂发公债，设银行。
初，诏以金札换金货。至是以国库匮乏，卒寝不行。是时布告：现因政府有事，所发金札未能如约给利，故今改为分债，颁给证书云。其他大藏省、开拓使所发证券，亦未能换给真金。而所设银行以公债证书为资本，上下赖以周转。时，国立银行仅有四行，如第一国立银行，赀本金五十万圆，所发纸币仅一百五十万圆而已。时，井上馨等上书论理财艰危，卒辞职去，改以大隈重信为大藏事务总裁。然是时，纸币、金货尚无二价，加以造币寮所铸金、银、铜货，有六千余万流行于世。
人见市场黄白充溢，窃计从此不患匮乏，而不知金银输出积年增多。至七年五六月间，金货渐贵。八年之末，益甚。富商储积日有损失，小民生计渐以艰难，而银行以预备真金交换纸币耗折过甚，连署请之政府，乞以纸币为通用。政府不许。及九年六月，金禄公债证书发行，骤增一亿余万于市，乃又改定《银行条例》。改定《银行条例》：凡资本金分为十分，其十分之八为公债证书，纳于政府以易纸币。其十分之二为真金，储之银行为预备金。照纸币发行之数之四分之一，须以真金留蓄，以便民人交换。先是，银行之纸币价轻多有亏折，诉之政府，政府不得已，借给纸币俾之谋利。及《银行条例》改定以后，有第十五银行乃华族集资为之者，请于政府，借给纸币，以每岁五分之息供政府。政府许之，各银行援以为请。由是，设银行以减纸币之意，变为设银行而增纸币矣。即以金禄公债为银行赀本，意欲使华、士族就恒产，且使国民易以求赀，遂不顾纸币增发之患，专以劝立银行为急。而银行陆续递增至百四十余，纸币又增三千余万矣。重以十年鹿儿岛之役，增发纸币二千五百万。至十二年，合共纸币乃至一亿五千余万之多。此数年中，金银输出泛滥无制，大藏省准备金以外，计全国流通真金银殆不过二千万。
十二年时，银价、米价相随昂贵。金货一圆值纸币一圆四十四钱，银货及外国银一圆值纸币一圆二十五钱，米价一石值纸币七八圆。十三年三月，腾上益速。银货一圆，值一圆四十二钱至四十六钱，米价一石值八圆八十钱至九圆五十钱。至四月，银米益昂，纸币势将堕地，人心悯悯，举国危惧。银货值一圆五十四钱，米价值十圆五十七钱。于是，政府出大藏国库所蓄金输之市场，以浅草米廪所储米卖之商贾，以挫折其势、然徒归画饼，卒无大效。
是时贱商垄断，射利居奇，专以银米价为买卖，类于博徒所为。并非买卖银米，第虚指后期交结定银，预揣价之昂低以谋利。即上海近年所谓买空卖空者。大藏卿乃又请禁以虚价为买卖者一切停闭，又复无效。无几，复解禁，既而复禁，旋又罢之。由是，世人咸知物价之昂贵，实由于金银之流出，纸币之滥造矣。而政府乃议增租税，节费用，以销纸币为主，期其效于数十年之后云。
日本之谈经济者谓维新之初无暇计利害，制造纸币乃出于不得不然；其后谋减纸币，志不果遂而张脉偾兴，暴动轻举，增发过多，贻今日财政之困，不可谓之无过。若论纸币功过，则维持新政、征讨叛徒、整顿海、陆军之兵，经营华、士族之产，创电信、铁道、矿山之业，为训农、通商、惠工之益，皆其功之大者也。然于腾贵本国物价，增加外品输入，使国民溺于骄奢、陷于困苦而不自觉，是则其害之大者也。盖国家蒙其益而小民实受其害云。自十三年后，世人争咎纸币过多。而论商务者，乃谓纸币为一国流行之物，多亦不足为害。苟使裁损减少，反无以资民谋生。今日非纸币过多之害，乃输入过多、金银滥出之害也。其言非不扼要，然纸币者，实则辅金银而行者也，既不能与金银价离而为二，则今日十仅值三四，明日十仅值五六，纸币无定价，物亦无定价，使全国用纸币者日受耗损，民将何以安其生乎？是不得不谋所以消减之方矣。
外史氏曰：
楮币可以便民，不可以罔利者也。苟使持数寸脆薄之物使天下之人饥藉以食，寒藉以衣，露处藉以安居，则造之易而赍之轻，天下之至便无过于此矣。无如其不可，何也？金也，银也，铜也。是亦寒不可以为襦，饥不可以为粟，穴处不可以为屋，而天下之人奔走而求之。且萃五大部洲嗜欲不通、言语不达之辈，不约而同以此为利。则以布帛菽粟之不可交易，乃择一物之贵而有用者为币以适用，而金、银、铜实为适宜。若以楮为币，则直以无用为有用，虽以帝王之力设为金、银、铜交易之禁，严刑峻法驱迫使行，而势有所不能。
且夫在唐有飞券，在宋有钞引。今银行、钱店罗列市廛，人亦争出其宝货以易空楮。经商四海者，携尺寸之券，虽在数万里海外，悉操之则获，不异于载宝而往。于是禁飞券、禁钞引，必嚣然以为不便。而欧洲各大国又有国家公立之银行，富商巨室举其家所有之金银，大者牛车、小者襁负，实输于其中。予一张之纸，则珍宝而藏之。日本初用楮币也，值相等者价或重于真金，蚩蚩细民，给予钱则拒，给予纸则受，亦安在楮币之无用？
今日不可行者，何？曰以楮币代金银则可行，指楮币为金银则不可行也。有金、银、铜，使楮币相辅而行则便于民，无金、银、铜，恁虚而造漫无限制，吾立见其败矣。挽近以来，物侈用糜，钱之直日轻，钱之数日多，直轻而数多，则其致远也难。成色有好丑，铸造有美恶，权量有轻重，民有交易，奸诡者得上下其手以肆其诈伪，而金、银、铜之便以用者又憎其繁重矣。代以楮币则以轻易重，以简易繁，而人争便之。虽以中人之赀，设市易银，纸币尚足以行，况以国家之力，有不趋之若鹜者乎？诚使国家造金、银、铜约亿万，则亦造楮币亿万示之于民，明示大信，永不滥造，防其赝则为精美之式，救其朽则为倒钞之法，设为银行以周转之，上下俱便，此经久之利也。
日本自明治四、五、六年，金、银、铜三货并铸，计值六千余万。当时纸币八千余万，虽其数既浮，民尚利之。既有萨摩之乱，骤加纸币二千六百万，加以银行之增发，公债之充溢，核楮币之数过于真钱几亿万。即使金钱不流出，而增造无艺，浮数过巨，势不得不贱。况又益以输入过多、金银滥出之害乎。前之以一圆易金银货一圆者，浸假而十一，浸假而十二，至今则十三四乃能易矣。
金、元、明之行钞不过百年。及其弊也，钞百贯值钱一文耳，乃至不足偿楮墨之费。美利驾之行纸币，法兰西之行纸币，皆为时不久，值千值万之纸币，至不能谋一醉。今日值十之三四，将来殆不可问也。寻前明及美、法之弊，终至拉杂摧烧废弃不用，转而用金银。
吾稽日本新铸之货多流出海外，存于国中者不可问也，全国上下所流通者纸币已耳。一旦不用，殆将转而易布帛菽粟矣，纸币日贱，物价日昂，贫民之谋生者日难于一日，既有岌岌不可复支之势。然以本国之币购本国之产，自相流转尚可强无用为有用，购他国之货则非以货易货不可矣。若或不幸饥馑洧臻，敌国乘隙，终不能复举无用之楮币以购菽粟，以储枪炮，诚未知其税驾之何所也。《诗》有之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其今日日本纸币之谓乎？吾将拭目以观其补救之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