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旧幕府时，国用出入一出于计吏之手，多寡不可得知，大概以岁入不足为常，诸藩亦多入不敷出。然当时太平无事，国帑所费只土木与骄奢耳，省啬而用，或改货币，或增贡纳，犹足弥补。
嘉永六年以后，美使劫盟，颇用意海防。自是，府藏空虚年甚一年。迨幕师征长，内讧外侮纷集迭起，卒以粮匮师老不利而罢，而幕府亦随而倾覆矣。
王室维新。明治二年，始以一岁出入付之布告。于时国家多故，费用繁浩，出入不相偿，每岁不足米一百二十六万余石，乃作会计表询之诸藩，令各陈意见。其后废藩令下，理财之法归于一途，乃稍稍就绪。
然自元年至八年，例外岁出为款至巨。一曰征讨费，幕府违命，官军征东及佐贺之师、台湾之役等款也，共一千二百九十四万有奇。一曰废藩费，即王室维新，废藩为县，所有旧幕旧藩诸费凡一千四百九十四万有奇。一曰官工费，即铁道、电信、矿山、造币、灯台等款，凡二千八百三十四万有奇。一曰改政费，自乘舆迁都、官吏出洋及其他计画家国、劝业开务等款，凡七百八十五万有奇。一曰借给费，国家借给诸藩米石、并其余繁殖物品、劝助工业等款，凡三千一百三十六万有奇。一曰秩禄费，即华、士族秩禄，奉还赐给以金之款也，凡一千一百四十三万有奇。共费一亿六百八十六万有奇。不得已，发纸币、募外债以充之。
当明治六年五月，大藏大辅井上馨、三等出仕涩泽荣一上书政府，论求效太速，民力疲弊之害，且言岁计不足殆一千万，而国债至一亿四千万之多。书既上，井上、涩泽相率辞职。其书略曰：国家隆替，虽日气运，亦关人事。维新以来未十年，庶职就绪，万方向化，内则振兴数百年之纪纲，外则折衷五大洲之刑政。律则兼万国之公法，议则尽四境之舆论。学别八区以导无智之民，兵置六镇以惩不逞之徒。达远则舟车并藉蒸气之力，报急则海陆同飞电线之机。其他务财、训农、通商、惠工，大而造币、制铁、灯台、铁路，小至街衢、屋舍、器用、衣服，日改月革，驳骏乎进开明之域，有驷马不及之势，如此不止，不出数年与欧洲诸国相抗应亦无惭色。凡有心国事者孰不忭舞相庆？然而臣等不免窃窃有所忧也。夫所谓开明者在民力，不在国政；在实际，不在文饰。欧米诸国之民皆崇实学，骛实事，人人以不能力食为耻。而我邦之民则异是，士惟知食祖父余禄而不究文武之科，农惟知依乡土惯习而不考蕃殖之术，工惟知寻常器械而不能习奇巧，商惟知目前锱铢而不能广贸易，是皆非不能力食者乎？其所谓才者，则欺诈百出，诬罔万变，破产亡家者比比皆是。欲驱令此辈一朝达开明之域，是犹见卵而求时夜，见弹而求鹗炙，不太亟乎！方今在官之士足未蹈欧土，目未见米政，仅阅画图、读译书且奋然兴起，欲比各国。若曾游海外亲睹其审，则益尊信崇仰之不啻。凡外国之可以资我文明者虽纤毫之微莫不求备，曰英曰法曰兰曰普，相与目营心醉，口讲指划而不已，若惟恐其摸仿之不似者。虽然，徒取其形似而不重实际，则政事、民情互相违背，外强者中于，先笑者后咷。臣恐所望未遂，而国已陷贫弱中矣。虽有善者，未如之何，国其何以为国？此人人所喜而臣辈所忧也。海内晏安二百余年于兹，为上者不知教化法律为何物，惟按故据例一以武断取决。民之困于压制者已极卑屈固陋，因袭之久反以为常然。一旦外交事起，其害不可收拾。志士仁人争取竞趋，杀身为仁，卒以挽回维新中兴之业。当是时诚不得不铲革旧习，更张废政，一以勇猛果决新天下耳目。今又数年矣，譬如良医治病，病方剧则先投剧药，及其稍平则宜用温补之剂，而俟其元气之复。为天下之术犹如是，今施设政事宜步步逐序，事事竭诚，若计不出此，犹效畴昔轻佻百事躁进，此臣等之所未解也。更始之际政府以搜罗人才为务，天下人士云集麇至，政府亦姑以爵禄羁縻之。夫官多冗员必好兴作，好兴作必求急效。政府不注意民力而专力政治，百官急于趋事成功，势不能无舍实驰虚之弊，自院、省、使、寮、司至诸国、府、县，苟有小利喋喋言之，有投隙容悦、衙维新竞奇以要宠遇者，彼辈特欲贪其功、增其官以谋一时之荣耳。是以百端辐辏，万事猬集，互相抵触，政府亦不知所以措手也。且冗员多则费用广，朝廷终不能使天雨粟、地流金以济国用，则不得不征求人民。人民已疲弊矣，虽欲征求之不复可得矣。臣谓政治之要以理财为第一义，苟理财失其法，惟增租税、重赋敛，使斯民不得安息，国亦随而凋弊。民疲国弊，安得独立？政府可不寒心哉！今概算全国岁入总额不过得四千万圆，豫推本年经费，虽无凶年饥岁一切变故，尚应出五千万圆。然则比较出入，业已一千万圆不足若。维新以来国费多端，每岁所负将及一千万，其他官省旧藩楮币及中外负债，殆及一亿二千万圆。是以通算政府现今负债，实有一亿四千万圆之多。偿之之法未立，何以使民之信之哉？一朝有不虞之变，诚恐困顿跋定、噬脐无及。今政府曾不念此，反务百事更张，强求开明，呜呼，保护斯民之道抑安在哉！议者或谓欧米诸国重敛赋税，盖使民劳而后民富。噫，何其言之谬也。欧米诸国之民概优于智识，其君民互参政议，犹人之一身其相保持，犹手足护头目尔，利害得失明于中，政府不过护其外而已。我民异于是，偏僻固陋进退俯仰惟尊政府之命耳，所谓权利、义务未知为何物也。政府有所令，举国奉之，政府有所为，举国拟之，风习、言语、服饰、器用之微，莫不争先耻后，摸其所尚。上之所好，下有甚焉。故互市之际输入器玩什具，年多一年，而输出之器不过十之六七。诗有之曰：“母教猱升木。”民之陷于贫弱，是即政府教之也。古人有言：“视民如伤。”今也，政府反以法制束缚之，以赋税督呵之，有加于昔日者。户不得无编籍，里不得无社证，宅不得无地券，人不得无血税，有诉讼之费，有违诖之罚，乃至物货贩鬻之事逮于奴仆六畜，各有严律。是以每一令下，民皆惘然失措不知所向。凡百租税，取于农、取于商、取于工、取于杂业民，不堪其多，破产失居者比比相踵，其凋衰有倍于前者。而政府愈进于开明之域，民庶愈陷于蛮夷之俗，上下相距何啻霄壤。臣闻政治之要以因国俗、适民情为贵，故施政者不可不审时度宜，量出而制入，量入而制出。臣谓今日有司宜省啬而用，务减经费，使岁出无超岁入。自院、省、使、寮、司至于府、县，考量其施设之顺序而确定其额，不许分毫出于限度，如其负债纸币，宜裁冗费，省冗禄，支消兑换，渐次行之。事不逐其序则不进，不求其实则无效。但使斯民得以苏息，国步亦随之而进可企足而俟矣。臣等无似，久承乏于理财之政，于施为之事虽无寸效，而亲验躬履不敢谓一无所知，故敢伸愚衷尽言极论，冀望政府有所回顾云。政府虽屏弃其言，然其稿已流布于世，内外人民以为大藏官吏所上书言必确实，物议嚣嚣。
先是，在伦敦募集外债。当时公布岁出入表颇有赢余，谓将以此金为债款，然据今所上书则大有差异，外人疑惧，将有迫政府速偿之意。于是以参议大隈重信为大藏省事务总裁，更作会计豫算表，是岁岁入总计四千八百七十三万六千八八十三圆，岁出总计四千六百五十九万五千六百十八圆。后又作决算表，以明治元年至八年六月汇为一册，于岁出、岁入统分为通常、例外两款，其意以为岁入款之不足由例外费之过多，然通融划计，政府负债仅二千余万，不可谓巨。决算表于十二年十二月呈大政官，自明治元年至八年六月，总计岁入凡四亿六百三十五万八百五十三圆，此内通常岁入为二亿八千二百八十七万八百七十一圆，例外岁入为一亿二千三百四十七万九千九百八十一圆；总计岁出为三亿五千九百四十四万六千六百八十二圆，此内通常岁出为二亿四千二百八十万一千六百五圆，例外岁出为一亿一千六百六十四万五千七十七圆；出入相抵外仍有岁入赢余四千六百九十万四千一百七十圆。然是时发行纸币七千三百三十二万五千四百四十四圆，外国债未偿总数一千四百八十九万三千六百七十九圆，合共八千八百二十一万九千二百四圆。大隈重信之言曰：此八千余万圆即八期间岁入不足之数，政府所以负债之故，由于例外费过多，然而支销例外费巨款，岁入尚有赢余四千六百九十万四千余圆。若减少例外费，则岁入不足之八千余万可变为岁赢余一亿二千余万矣。且如外债未偿之数，则有士族奉还之禄，以之递偿每年本利而有余，就国库岁出入视之，即谓之不负债亦无不可。盖现行纸币虽有七千三百三十二万五千四百余圆，然有决算赢余四千六百九十万四千一百七十圆以之相抵，仅有二千六百二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三圆之不足，是仍维新以来不足之实数也。抑自明治元年王师征东之后，举凡废藩置县，讨逆征蕃，华、士族秩禄之奉还，海、陆军兵士之豫备，以及铁道、电线、灯台之创建，教育、裁判、警察之普设，其他劝业之金，借给之款，凡于国步有进益者百事具举，而于岁入中削除旧时苛税凡二十余种，又停徭役改地租，使全国人民无复繁杂偏苛之苦，其成绩昭昭如此。仅负债二千六余万，不得不谓之少矣。当时以此言比井上上书大相径庭，又同司大藏事务而推算不等，上下嚣论，互分左右袒，或曰井上上书论岁入极少之时，大隈上表论岁入最多之日。一则专举其滥用之弊，一则专论其作业之利。井上以支销纸币、国债为先务，以兴起国益为后；大隈以兴起国益则国债、纸币自可销还。二说各有所见云。
然自明治八年以后，鹿儿岛征讨费骤增四千二百万圆，金禄公债增一亿七千四百余万圆，起业公债增一千二百五十万圆，详“国债”类中。合之金札交换、纸币发行之数，当十三年时计有三亿五千余万之多。金银渐匮，纸币日贱，物价日昂，上下交困，艰难极矣。当路者乃汲汲谋补救，以尝国债、减纸币为主义，既增加杂税，复广储准备，数年之后当可收效欤。
自六年始颁豫算表，其后每岁公布出入在五六千万圆之间，尝还国债本利，岁需二千余万，经常岁出仅三四千万，而海、陆军费用几及一千万，最为巨款，其他款目亦不下二百万圆云。初豫算表之公布，世人犹未敢信，继以决算表数益精核，乃不容疑。而政府亦益讲求会计之法，设会计检查院专司其事。岁出、岁入概分为经常、临时二款，即所谓通常、例外也。别设备荒储蓄一款，以补凶年租税未纳之项。
十四年，又改定一切会计之法。其法，以本年七月一日至翌年六月三十日为一年度，甲年收支不得混入乙年。分岁出、岁入为常用、准备二部，常用中又分常用、减债为二部。岁入出诸款分别科目，著为定例。凡会计起于豫算，由是而出纳，而决算。
豫算之法，各官厅先就科目揭载额数，制豫算表，并记前年度豫算额及前二年度现计额于其傍。申牒大藏省，大藏省检核后送交会计院检查，于内阁决定。各厅欲于豫算外临时增费，则申其事由于大藏省，转呈之太政官，经太政官允许则并告检查院，每岁四月十五日开检查会议，议毕送之太政官，经审查决定后，每岁七月将豫算表布告于众。
出纳之法，在国库则大藏省管理，凡岁入款，依例定期限以时征收。岁出之款，在京各官厅每月、使府县每三月、在外国公馆每半年则支给，其他于实应支销之日交付国库，每日出纳详记其数目、科目、事由，翌日即报告会计检查院。岁入出决算后如有赢余，归入准备金。其各厅出纳由各厅管理，凡岁入款汇集各项收额于本厅，纳之大藏省。岁出则自大藏省受领，而分颁各项经费。不得以岁入之数移用于岁出。决算之后如有赢余，还之大藏省。至作业金之出纳，区分为兴业、营业二类，兴业编入岁出部，营业则于经始之日领资本金，以其营业所得为常款，有余为益金，收入于大藏省。如资本不足，于岁入中补领。
出纳已定，各厅应将每年收支经费制出纳精算簿，在京各官厅每月、使府县每三月、在外国公馆每半年将簿呈大藏省及会计检查院。大藏省每三月别编租税簿及国债偿还、纸币支销、准备金收支、起业金收纳、贷与金交还等簿，送之会计检查院。凡一周年间出纳限于七月开办，翌年八月闭锁。各厅未及决算者，申其事由于会计检查院，至翌年决算，若其牒簿检查未确或有差违者，其金额许于闭锁后四个月内出纳。
决算之法，各官厅于出入诸款清厘后，凡岁入款如租税，则依期征完，作皆纳簿。将簿先呈大藏省，大藏省又汇集各簿作皆纳簿。如作业益金及收入杂款作决算报告书，于岁出款则汇集领单、收据作决算表，统呈之会计检查院。其建筑经费以年初豫算表开载全数，若未能竣工迟至翌年者，可以请将正项决算延期，然不得混入翌年。大藏省汇编决算表，送之会计检查院，经查核后由太政官公布于众。
岁入科目：曰租税，曰作业益金，曰杂收入，是为经常岁入；曰诸还纳款，曰杂收入，是为临时岁入。
岁出科目：曰国债偿还，曰帝室及皇族费，曰赐金恩给款，曰官、省、院、使、局费，曰营缮土木费，曰府、县费，曰警察费，曰神社费，曰备荒储蓄，曰补助营业资本款，是为经常岁出；曰兴业费，曰杂支出，曰各厅营业资本，曰豫备，是为临时岁出。
外史氏曰：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亦惟以天下之财治天下之事，而理财之道得矣。
秦汉以降，君尊而民远，少府、水衡、琼林、大盈，天子各谋其私藏，凡以供声色宴游之费者，惟内官宦寺得司其出入，虽宰执未尝过问。为百姓者不知国用之在何所，但以为日竭膏脂以供上用。而仁人智士深知财聚民散之害，又深恶以聚敛病民者尽出于怀利事君之小人，由是相引为大戒。有国家之责者，君不敢复问有无，臣不敢复言兴利，而先王治国理财之道反尽失矣。
财也者，兆民之所同欲，政事之所必需者也。竭天下以奉一人，固万万其不可，诚能以民之财治民之事，以大公之心行一切之政，则上下交利而用无不足。秉国钧者，其何可讳而不言？
余考泰西理财之法，豫计一岁之入，某物课税若干、某事课税若干、一一普告于众，名曰豫算。及其支用已毕，又计一岁之出，某项费若干、某款费若干、亦一一普告于众，名曰决算。其征敛有制，其出纳有程，其支销各有实数，于豫计之数无所增，于实用之数不能滥，取之于民，布之于民，既公且明，上下孚信。自欧罗巴逮于米利坚，国无小大，所以制国用之法，莫不如此。
臣尝读靳辅《筹饷裕民》之疏，谓我朝理财之道尚未复三代之古，盖入关定鼎之初，薄赋免徭务在寡取而节用，既明知官吏俸薄，亦尚沿胜国俸钞折领之弊，姑仍旧贯而无所变革。然国用实有不足，为官吏者终不能毁家以纾国，竭私以报公，究不得不仍取诸民。不过于常赋之外变为火耗、秤余、一切之陋规。封疆大吏知地方税轻不足用，官吏俸薄不足赡，有明知其非法而不忍裁撤者。陋规极多之地每省有十数州县，彼处脂膏以自润者饱囊盈橐，一若分所应得。若硗瘠之地，上官悯其贫必为之调剂，而贪饕官吏侵吞乾没之不已，更百端为例外之求，彼以枵腹从公为名，辄巧取横征屡倍于正供，朝廷一无所利而小民实受其害。余窃以为不如清查耗羡，核减陋规，明取之之为愈也。臣伏维圣清家法至仁极俭，内府之所需曾不以问诸户部，成宪昭垂二百余载，大公无私可谓至德矣。然而小民未之知也。
乾隆以后，协饷日益繁，欠粮日益多，杂税日益免，河工、宗禄、名粮之数日益巨，当嘉庆中叶，已屡诏廷臣集议筹饷。咸、同之间群盗毛起，逮乎克平，费饷盖不可胜数。至于近日又筹海防，虽增加关税、厘金而国用犹人不抵出，然而小民亦未之知也。
我祖若父蒙国家深仁厚泽久矣，谁非赤子，具有天良。往岁大乱之后，追念平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不知凡几，足见朝廷恩德维系于民者至深。然蚩蚩者民胼手胝足，日竭其力以供租税，而国用所在曾不得与闻，谬以为吾民膏血徒以供上官囊寨。一旦有事，设法课税，令未及下而小民惊相告语，已有惘然失措者。上下阻隔，猜疑横起，欲谋筹饷，势处至难。古人有言曰：“藏之人，思防之。帷之人，思窥之。”余又以为不如举国用之数公布之于民之为愈也。
臣考三代以来，损上益下、寡取薄敛未有如我大清者，然国用不足亦以今日为尤甚，雍正、乾隆间议以耗羡为养廉，盖实有见乎用之不足不得不取之如额。而卅年以来，二三名大吏有通提一省杂供储为公用者，亦以通筹统计势不得不尔。势不得不尔则不如分别朝廷之上计，州县之留支，核需用之额明取之，即举应用之款实销之，并列所用之数公布之，以惰庶政，以普美利，以昭大信，一举而数善备焉，是在谋国者经理之而已。
余昔读《周礼》，见夫天官、地官之司财货者几于无地不赋，无物不贡，无人不征，无事不税，极至纤至悉，有后世桑弘羊、孔馑、蔡京、王黼之徒不肯为者。始疑周公大圣，不应黩货至此。既而稽六官所属五万余人，无员额者尚不在内，乃知大府颁贿，凡官府都鄙之吏，转移执事之人，在官受禄者如此其多。以某赋治某事又有定式，则一一仍散之民，朝延固未留丝毫以自私也。窃意其时以岁终制用之日，必会计一岁之出入，书其贰行，悬之象魏，使庶民咸知。彼小民周知其数，深信吾君吾上无聚敛之患，凡所以取吾财者举以衣食我，安宅我，干城我，则争先恐后以纳租税矣。君民相亲，上下和乐，成周之所以极盛也。
日本近仿泰西治国之法，每岁出入书之于表，普示于民，盖犹有古之遗法焉。譬若一乡之中迎神报赛，敛钱为会，司事者事毕而揭之日某物费几何，某事费几何，乡之人咸拱手奉予钱，且感其贤劳矣。此理财之法之最善者也。
嗟夫！古昔封建之世，官物输之民，力役征之民，上之人垂拱其上，彼小民之事宜若可听民自为，而自古圣人必为之经理，无端而料民身家，征民粟帛，多取而民不为怨，亦信其以我之财治我之事故耳。三代圣王平天下，理财之道不过举流通之财行均平之政，无他道也。况夫今日，凡百官府之用，力役之征，无不出赀而购之，颁禄以募之，国用之繁盖十倍于古人。诚使以大公之心行一切之法，既令小民怀私有怫欲而逆情者，尚当强而行之，况又沿习陋规，小民既已收纳，第取官吏之中饱为朝廷之正供，即以分给民之奉公者，吾民若之何不愿乎？
夫三代之良法美意，秦汉后之不欲行者，举所用以普示之民则不便君上之行私故也。以本朝至公之家法，其何惮而不行祖宗知用之不足而安于寡取者，开创则民信未孚，承平则国帑未匮，势不极，法不变故也。以今日值多事之秋，履至艰之会，则不变其何待？彼不愿核出入之数明取之、实用之、公布之者，不谓此为纷扰多事，既谓此为聚敛言利。殆为相沿之陋规，阴便其额之无定，得以上下其手，百端侵渔；阳利其用之不敷，得以推诿敷衍，无所事事。坐视政事之弛废，国家之贫乏，小民之困穷而漠然不顾，如秦越人之视肥瘠焉。而天下之患将日久而日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