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回忆录』廷黻先生对学术界的贡献与关切 —— 李济

同一时期回国教书

绍唐先生要我做今天座谈会的一个引言人，我只有一个资格。这个资格就是，我回国教书之时，大概和廷黻先生同一个时期，那是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我们从美国回来，一同到天津南开大学教书。今天在座的刘寿民（崇）先生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回来在南开教书的。其实寿民先生的资格比我更好，因为他同廷黻先生一样，都是学历史的，而且教的是近代史。而我学的则是考古学和人类学。但是在天津八里台这段日子，我只是单身一个人居住，占的房间也很宽大，廷黻先生喜欢抽烟，他每天总有一段时间到我的房里来抽烟。这有他特别的理由，此处不必细说。因此我跟廷黻先生渐渐地熟络起来，虽然我们在美国时并不认识，到了南开之后，就成了朋友了。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夏天，那时还是军阀时代，陕西督军刘雪亚要办一个暑期学校，训练中学的老师和行政人员，他聘请了若干位平津各大学讲历史和人文科学的先生们，也请了天津南开大学两位先生，碰巧就是我跟廷黻两人，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是从天津去的，其他的都是从北平去的，无形中我们两人显得更亲近了一点。我们的交情由此更为密切。

在南开教书时，廷黻先生讲的是现代史，我所教的则是考古学和人类学——在当时的中国是两门新兴的科学，也可以说是一些邪门外道，大家都没有听见过的。不过那时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张伯苓先生并无成见，对这些新学说倒也相当提倡，我想开什么课他也就接受了，不像现在的大学被“教育部”控制得很厉害，只准开某些课又不准开某些课，当年开课讲学可说是相当的自由。在那个情形之下，我们很感觉到教书这行职业，好像是在美国一样，很有一点自由意志以及学术有点自由的感觉。

对内地的经验有同样的感受

等我们一伙到了西安，同时又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内地的经验。在廷黻先生刚去世不久，我写《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一文（原刊《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一期，收入《感旧录》一书中），曾略提到。当年在西安以及西北一带，抽鸦片烟的习惯极为普遍，其普遍的程度，到了凡是客人访问或去拜会朋友，都以鸦片烟招待，躺下吞云吐雾一番；倘若客人拒绝吸食，主人就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行为。这一个规矩，我们这一行人中当然有些可以随和，有些人就不习惯，尤其是我们这些从来没有吸大烟习惯的人，虽然平日也抽纸烟或雪茄烟，但是鸦片烟那就大不一样了。这一种内地的经验，当然还有许多别的事情，我和廷黻两人反应都差不多，有些我们觉得很奇怪，有些感觉到很特别，有些则感觉到这是全面社会问题的一种。

到了西北大学暑期讲习班完了之后，有位北平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王桐龄老先生，在刘雪亚将军的饯别宴上，当面要求刘督军招待我们免费游历西岳华山。那时候刘雪亚将军对我们这班人当然是非常的客气，当下就答应了，这差事就交到华阴县办理。我们到华山去时，看到实际的情形，觉得有点难过，因为差事交到华阴县政府，县政府就硬派到老百姓身上去了，跟着就是拉夫，强迫很多壮丁办这些差事，而又不给他们工资。我们对此事很感觉到不平，我们又不好意思说话。这一段经验，廷黻先生跟我更感觉到中国的行政上的的确确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吸鸦片烟的问题到行政上的不合理，这些都是我们实际的亲身经验，我们两人的反应，可说是完全一致的。

那时我们正是二十九近三十岁左右，年轻力壮，游华山时，我们两人最早攀登绝顶，爬山的成绩最好，其他的人或许是岁数大啦，体力不足，都赶不上我们，当我们游目骋怀，环顾山下，相视而笑，无形中好像又亲近了一层。

为研究近代史建立新基础

我在南开只教了两年书，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我有一个机会去做考古工作，就离开了南开，廷黻先生仍留在南开。那时中央研究院还没有成立，清华大学办了一个国学研究院，聘请梁任公、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为导师，把我也带进去了，聘我为讲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我则从事考古的工作，廷黻先生那时还在南开教书，一面开始做学术研究。不久，他也转到清华大学任教。不过他在清华的时候，我在外头做田野考古的工作，不常在北平，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太多。但是我晓得，寿民先生或许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廷黻先生在那个时候可说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新基础。他怎么建立这新基础的呢？第一，他认为要做学问，必须要从原始资料（first hand data）的研究做起，例如研究外交史，他有一句名言，现在差不多大家都晓得的，他说，研究中国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外交大概还可以自己做主。但是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中国的外交，无论什么决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后的中国外交史，非参考外国相关的材料不可。他有了这个基本见解，他在清华（我不知道他在南开的时候开始了没有）就训练学生，凡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无论是哪一个，都必须研究了解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的历史，比方研究中日关系，单看中国材料那还不够，必须要懂日文，到日本去留学；要研究苏俄的关系，必须要懂得俄文，到苏俄去留学。他这一基本观念，我觉得非常之要紧，也是很正确的。他为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个具体的可以实行的方法，今天许多历史家都了解，非这么做不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单凭中国的材料，至少是不全的。

首先提倡档案研究

在这个时候，他不但有这些基本观念，而且他亲自去从事研究工作。我想，研究档案，现在是很普遍的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这个风气恐怕是从廷黻先生开始的。他研究实际档案，尤其是故宫的档案，从档案的研究中看历史，他在清华时就大力提倡。一直到现在，外国许多有名的所谓“中国通”，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John K.Fairbank），他们都不否认是蒋廷黻先生的学生，这是费正清亲自对我说的，他说：“T.F.Chiang,he is my teacher.”他直认这件事，当他在北平做学生时，是上过廷黻先生的课。所以廷黻先生之研究近代史，前后不过数年，不过他的基本观念是建设在现代的基础上，他的影响是极大的。我们可以说，今天研究近代史的人，大部分都是接受这个基本的观念的。当然这个基本观念并不是他一个人才有的，例如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先生，他在史语所集刊的发刊词上，要历史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他就是倡始寻找原始材料最早的一位。研究历史若没有新材料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问题就没有进步。这句话到今天历史家仍然奉为金科玉律，信守不渝。傅斯年先生和廷黻先生，有一段时间两人过从甚密，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们两人差不多天天一道吃中饭，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见解，大致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研究范围却不一样。

这是从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说起，我所知道这一点虽是不多，我相信现代的史学家，熟悉这一段历史的人，大概对这一点都是同意的。

从政后对学术仍不断地关心

当然，大家都知道，廷黻先生并没有一直做历史的研究工作，以后他从政了。他之从政，大概是在蒋先生兼行政院长之时，那时翁文灏做行政院秘书长，廷黻先生为政务处长。他做政务处长之时于学术方面也做了好些事情，我只提一件有关与我个人之事。当中央研究院从事安阳的考古发掘——这是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最重大的一件科学成就，到今天仍受世界学术界的重视。安阳之发掘，最初经历了许多困难，地方上认为我们把他们的宝贝抢去了，就因为他们有一个“宝贝”的观念，而没有现代考古学的观念，因此尽力阻挠。廷黻先生做政务处处长时，他所管的范围包括各省的行政专员，所谓行政专员，等于先前的道台，一个行政专员可以管若干府。在河南彰德府有一个行政专员，除彰德府之外，还管若干地方，这里头的县知事归他调派。廷黻先生因为同傅孟真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傅孟真先生常同他谈到我们考古发掘所遭遇到的困难，于是廷黻先生对于派到彰德府的一位行政专员（这位先生好像姓方，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了），特别嘱咐他说：这是国家很重要的学术工作，必须要多加注意，不能让地方人士从中作梗。地方当局受了上级的嘱咐和约束，以后我们在安阳的发掘工作就太太平平地顺利展开，我们先前已经在安阳工作了好多年，以后几年又工作了好多次，在行政上就安安稳稳的没有再和地方上发生冲突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当然他也帮助过其他学术机关，但这些事情我不清楚，所以不必说了，只安阳发掘这件事，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可以把它说出来，来证明廷黻先生虽然从政，但是他对学术的发展仍然是不断的关心的。

邀我下榻双橡园

以后廷黻先生从事外交工作，我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例如他出任驻苏大使那几年，我同他就没有见过面。抗战期间在重庆，他住的地方离中央研究院很近，我们偶尔到他家里去坐坐，不过都是匆匆忙忙，没有和他做过多少长谈。胜利后，他又做外交官出使联合国，这段期间我个人跟廷黻先生没有很接触，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可说。不过在最后他做“驻美大使”的时候，我倒有一个机会和他见面，并作了多次谈话。这大概是雪艇先生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在华盛顿举行第二次“中美学术会议”，我是代表之一。廷黻先生听说我将前往华府，他就事先函约我到了华府之后，不必住在外头，就住在双橡园“大使馆”里，他想跟我谈谈。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廷黻先生同我也可以说得上是老朋友了，我在这以前偶尔有机会到美国去，有机会也会找他去，不过我看他事情那么忙，也不愿意耽搁他的时间，因此没有机会可得长谈。这次他约我住双橡园，我一方面感觉这是老朋友的交情，另一方面我也想借机会和他谈谈。

建议编一部可靠的中国史纲

我到了华府之后，他亲自开车子到车站接我回双橡园“大使馆”，我住在双橡园时，蒋夫人和他自己均把我当一个老友看待。我们倒是有好几次长谈，谈的大半是学术上的问题，谈话的情形，我在《传记文学》上发表的《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一文中已经说了，此处不再重述。我现在只补充一件事，当时没有详细说清楚。那是有一次，他忽然对我提议说：现在你们考古的成绩相当多，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新成绩汇集在一起，编一部比较可靠的中国史纲？那就是一部中国通史。这个意见最早可说是他提出来的。我回答他说：这事情是一个大问题，以今天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力，恐怕还做不到，这是第一件事。第二，现在考古的材料虽多，但只限于一个时期，以先秦的材料较多，先秦以后若两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考古的材料并没有多少，所以现在完全用考古资料作一部通史，这事实不大可能，除非把比较可用的旧材料一样用上，这或许可以勉强做，不过这个功夫就大了，非下大功夫不可。

促成先秦上古史的编纂计划

这是我在华盛顿最早和廷黻先生谈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廷黻先生这个人，他观念一有了，他就很快地去进行，这也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要素。以后他回台来，他马上就跟雪艇先生谈，他们就继续发展这件事情，并且指定要我负责去做。我就笑着对他说，这事我们历史语言研究所当然有这个责任，也应该这么做，应该把新的资料整理出来，使一般人对于新的重要资料都能晓得，谁也不用指定。不过现在我想，我们史语所只能主持这件事，还要请各处的专家合作，才能编著这部书。而且现在我们顶多只能做先秦上古史的部分，汉以后的事情牵涉得太多，现在恐怕还不能做。他说，那就这样，这件事情你假如肯做，那就好！那时他正好是“中华文化事业基金（China Foundation）”的董事长，他说：那我们董事会拨一笔钱，你来做这件事情。他决定了以后，又和雪艇先生商量，于是“中国上古史编纂计划”就组织起来了，由“中央研究院”和台大好几位先生组织一个委员会，包括沈刚伯先生、李玄伯先生等人。这委员会成立以后，我这就拟定了一百个题目，例如史前的化石人、新石器时代、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体质人类学、铜器等等，分别邀请各该门的专家撰写，因为这都是专门的学问，不是一个人包办得了的。委员会成立以后，开了好几次会，第一次会议廷黻先生和雪艇先生都在座，大家对这计划都通过了。这事是在一九六三年，去今已十三年，我很惭愧地向各位报告，史语所所长我早已退休好几年了，我这件任务还没有完成，现在可以报告的，是这件事现在已经完成了五分之三，或已经完成了五分之四，第一本《史前史》已经印出来了，我特别带一本来给大家看看。这部书我们预备出五本，一为史前史，二殷商，三西周，四春秋，五战国，到秦始皇为止。第二册殷商也快要出版了，其他三、四、五三册，现在也已完成了三分之二以上了。这事我希望，至少是我能完成的一件事。不过我能够做多少，我不敢说，因为我已经八十二岁了，但只要我还在一天，我总还要做这件事情的。

司马迁、张骞、蒋廷黻

廷黻先生的方面很广，他在学术上有贡献，而最大的成就还是在事业上。在华盛顿双橡园，我快要离开的时候和他谈天，我就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他没有回答我的话，反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我觉得这是他的外交辞令，我想他很难答我的问话，他两边说都不大好，因为他两边都有贡献，他对学术历史有贡献，而在事业上更有成就。所以他不愿意说，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是我的推测。实际上，我想，无论怎么样，就现在的读书人来说，像廷黻先生能在学术上有他的基本贡献，我所说的基本贡献是指观念上的贡献，而又在事业上能有他辉煌的成就，像他这样的人，恐怕找不到很多。这也是我最怀念他的一点，我想这也是湖南人才的一个代表人物，在我的心目中，可说是我的朋友中间使我最佩服的一个。

绍唐先生要我来讲廷黻先生，我本来不敢讲，因为我对他知道的实在有限得很，不过我也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对于我这位老朋友他的光芒来表扬一下。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那次在华盛顿开“第二届中美科学合作会议”，美国科学院的院长请吃饭，廷黻在宴会中讲话，他那篇讲演词，不但词令好，而意思更好，不完全是外交辞令，这代表他对现代学术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只可惜他没有很多的功夫做研究的工作，未能对学术界继续作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