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

蒋廷黻先生辞世以后，中外各方都有很多纪念和赞扬文字。“外交斗士”“史学权威”“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等等，名词充满简端。十一月十九日，在台北举行的追悼会中，李济之先生致辞中更提到他一年前和蒋廷黻在华双橡园官邸闲谈时的一段对话。李：“廷黻！你认为是写历史的人快乐，还是创造历史的人快乐？！”据李说蒋对于这一个问题没有立即作任何正面答复。稍停一会以后，他反问李：“济之！你看世界上的人知道司马迁的多呢？还是知道张骞的多？！”

散会以后，若干人因知识程度不同而提出不同的答案：

甲：自然是知道张骞的人多，小学历史和国语课本中都提到了他。小孩子们都知道张骞通西域的故事啊！

乙：中学历史课本里，有张骞也有司马迁，大概喜欢读线装书的人都知道司马迁，就是自附风雅的富商大贾也将廿四史陈列在客厅里哩！

丙：你们两位都只看到一面，蒋廷黻他是如阎锡山大著《孔子是什么家》一样，“一家”是不足以形容他的！用“外交家”“史学家”来形容蒋廷黻的一体两面，是不恰当的——蒋廷黻至老宝庆乡音未改，直道而行的个性始终如一，是不能用“两面”人来看他的。他是将“学问”“事功”融合为一的人啊！

丁：对啦！我看拿蒋廷黻和丘吉尔来相提并论，庶几乎近之。丘翁创造了历史，并且亲手将自己创造的历史记录下来。蒋廷黻有这种怀抱，只可惜他比丘翁寿命少二十年！

听了这些对话，令人感慨万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知人论世真是不易。李济之与蒋廷黻友谊非常深厚，但两人志趣不同：李的兴趣在“先史时代”，就是说他的注意力至少是在四千年以前，在面对古人；蒋的兴趣则在今日，在面对现实，时间的距离如此遥远，自然无法知“心”了。

“人杰地灵”是昔人常用的一句颂扬语，但以今看来，这句话是甚多瑕疵的。事实上：“橘渡江为枳”就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生物的影响了。而自然环境以外，人文环境，或者曰历史背景、乡里传统以及教育关系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更是非常重要的。孙逸仙、曾国藩、康有为等各以不同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他们生长于不同的人文环境与教育环境，是一决定性的因素。

蒋廷黻是湖南宝庆（邵阳）人，生于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台北追悼会印行的“略历”作民国纪元前十六年十二月七日即一八九六年。而《我们的敌国》下集载：蒋廷黻出生于民国前十六年十月廿一日，究应以何者为准？），幼读书私塾，伯父兰圃先生督促甚严。科举既废，一九〇六年乃入湖南长沙明德小学。后来他常自言他脑海中的国家观念由此产生（事实上：这一学堂即为救国而创立，黄兴、张继在蒋入学前曾执教于此）。次年转学湘潭一教会设立的益智学堂。辛亥革命时学堂停办，乃立志留学。民国元年（一九一二）春放洋入美国密苏里州巴克大学预科。是年秋，湖南督军谭延闿奖以官费，更得专心求学。民国三年（一九一四）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民国七年（一九一八）毕业，旋往法国读书一年。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夏返美入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系。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春得博士学位，归国就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就这一段经历看来，蒋廷黻在外国留学的时间比在国内求学时间多。似乎可说“洋化”甚深。但事实上却不如此。他至老乡音不改，甚至有人说他英语也略带湖南口音，且每次述职返美必携湖南腊肉西行，以及返国时必抽暇参加湖南明德校友会，都可说明他虽在外邦甚久却始终尊重其故乡的人文环境与乡里传统给予他的影响（蒋撰《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论述曾国藩、孙逸仙时，曾再三强调他们少年时代的环境影响）。

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是由于他能将学问与事功融合为一。这原是至圣先师所垂示的标准。王阳明也曾向这样目标努力，所谓“知行合一”学说对于日本且发生重要的影响。只是中国的一些腐儒，不知读圣贤书所学何事！顾亭林大声疾呼也没有能震醒这些酸溜溜的白面书生（至今尤甚，更可浩叹）。

蒋廷黻的同乡前辈邵阳魏源是清季经世致用学派的主要人物，道光六年（一八二六）刊行《皇朝经世文编》，是清代学风大转变的开端。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鸦片战争后，魏源又梓行《海国图志》，这是中国近代士人综合中外资料所为知己知彼的第一部著作。日文译本对于明治维新很有影响。

经过魏源的倡导，曾国藩的以身作则，经世致用学风士风弥漫三湘洞庭间，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就产生在这环境里。李剑农、左舜生、蒋廷黻也产生在这环境里。

蒋廷黻常津津乐道他脑海中的国家观念是在湖南明德学堂读书时产生的。而其回国后的第一部出版品即译述哥伦比亚大学海斯教授的《族国主义论丛》（Essays on Nationalism by Cartlon J.H.Hayes）（胡適题签。海斯在此中译本有一英文序）。这一译本中有蒋的译序〔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秋作于南开大学。台北追悼会刊行“略历”谓蒋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起任教清华大学，误。蒋是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始就清华教职〕。说明这是他和学生们合作译述以外，特别指陈：

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确以为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同时我愿意承受海斯教授的劝告：中国应图主权及土地的完整，确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的政策所不能谋得的。

怎样能收族国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谊，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是值得注意研究的。

要强调指出的：蒋廷黻这种言行，绝不是逢迎世俗，而是他自少年深受老乡“经世致用”学风人文环境影响的最初表现。可以说：他自拿起粉笔，即不同凡响，就决心将自己的研究面对现实，并将其心得贡献国家社会，绝不做一张留声机唱片。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台北影印本中有蒋手撰的一段“小引”（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六日于纽约），其中有云：

二十五年以前，我曾试对外交当局贡献一点意见。我说过：“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我那时在南开大学教书，不但未入政界，并且没有意思参加政治。我的建议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提出来以供当局参考。

因为我深感东北问题的重要，所以在我的研究工作中，东北占主要位置。

由这一段回忆更可了解蒋廷黻志业正是发挥他的乡贤魏源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面对国家现实问题，“先天下之忧而忧”且“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详下文）

许多纪念蒋廷黻的文字，都强调他整理第一手资料的贡献。但相湘以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并与蒋氏有三十年交往的关系所体认：整理资料固然重要，但世人千万不要忽略蒋廷黻倡导的应用客观态度解释史实这一大事。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蒋廷黻在介绍英国史家陶恩培（Aunold Toynpee）撰《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李颐译，载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二十三日天津《国闻周报》第四卷第四十一期〕“前记”中即特别介绍原文价值“能给我们一种新见解与鼓励”，“以外人能了解中国的问题到这个地步，已经了不得；我们也应该听听旁观者的话”。可以说这就是蒋廷黻研究中国近代史基本态度的最初反映。从此以后，蒋氏的许多有价值和专题论文，不仅比对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见解而得到的“兼听则明”的结论，完全跳出我国过去“虚骄”史论的旧套。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十月出版〕，是蒋廷黻运用上述态度与方式公开发表以讨论中国近代史实的一篇引人注意的论文。在这里，他提出了平心静气的客观结论：

林文忠（则徐）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是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且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蒋氏这一论文的撰写，自然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也可能是有感于所谓“革命外交”的宣传而发为忧愤的。而其刊出之时，适逢九一八事变，全国民气沸腾，早将三年前即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五三济南惨案以后，蒋委员长告诫全民效法越王勾践生聚教训的训示置之脑后。国人对于蒋廷黻这种议论自然不欣赏，甚至骂他拾洋人的唾余。（甚至还有说蒋不会写中文。）事实上：蒋廷黻虽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甚久，但这些见解却绝不是受“洋毒”，而是他的乡贤魏源、郭嵩焘一再倡导坚持的见解。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再三强调：“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去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郭嵩焘更不顾时人的诟责反复指陈：“窃见办理洋务三十年，中外诸臣，一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积成数百年习气，其自北宋以前，上推汉唐绥边应敌，深谋远略，载在史册，未尝省览！洋人情势，尤所茫然。”“洋人之入中国，为患已深，夫岂虚骄之议论，嚣张之意气，所能攘而斥之者？！”这对蒋廷黻是极具影响力的。因此他检讨近代史实时就注意用客观态度去观察，并在“去伪去饰”“戒虚骄”原则下作结论。

当蒋廷黻这一论点发表的先后，金陵学报也刊出几篇论文，将南宋前后士人论史论政的不同态度，用文证列举出来。可以说是和蒋一样企望国人平心静气检讨国是，不要用“常带感情”的笔调来宣传。

但中国社会积习太深，尤其一些所谓大学教授，如傅斯年先生所沉痛指出的是在“懒”字下讨生活的。对于蒋廷黻这番苦心是不能了解的。甚至蜚语中伤说：“清华园太小了，他不会感觉过瘾的！”但蒋氏一笑置之。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撰《中国近代史大纲》时更将七年前的论点进一步强调申说：

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责，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有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人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都给了魏默深（源）。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成了日本的维新。

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地提倡……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这是何等沉痛的话语，此时此地尤其值得国人细读反省。“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更值得“中国广播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每日早晚对各大学及衙门作“定向广播”！

蒋廷黻是企望用“春秋责备贤者”的心情，评论近代历史中几位枢纽人物的言行，唤起当代人的注意：不要重蹈覆辙！因此，他对于李鸿章的品评更值得注意。

《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是蒋廷黻继《琦善与鸦片战争》论文之后发表的另一“知人论世”文章。刊载于《政治学论丛》创刊号〔北京大学政治学会出版，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十二月，北平〕。蒋廷黻在这一论文中指出：“李鸿章不知西洋文明中民治主义与民族主义，只知机器文明。”“李只做事不做人——在西洋社会中，本着才智或能成大事。在中国则才智以外，非加上‘德’的感化不可。李德望不足以服人，故反对者多。”“李签订（中日）《天津条约》（一八八五）并不是觉得自强功夫已有可为，而是误认日俄的消极为永久放弃野心，致坠入雾中，此为大错。”

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蒋廷黻对于李鸿章认识西洋机器文明、看清中国日本强弱的分野所在以及李要想改革科举制度甚至要想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是极尽赞扬“李鸿章的伟大”。但对于“李本人就不廉洁”，以致其所主持的自强新政机关，“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就败坏了”曾沉痛指陈。对于李签订《中俄密约》的错误，更用“李鸿章引狼入室”的标题文字以示口诛笔伐。

蒋廷黻论人注意“德”“才”并重，可说是基于中国传统。因此，他对于曾国藩的评论就更值得注意。他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指陈：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是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点是精神教育的注重。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点。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由精神的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做事。这是他的特别。

在指陈“精神教育”这一要点以外，蒋廷黻对于曾国藩能面对现实，提出解决国家难题的方案更备极推崇：

一方面，他（曾国藩）要革新，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

革新和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陡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

同时陡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家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虽然，蒋廷黻对于曾国藩倡导的自强运动的得失，仍有公平的论断：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于他们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代不容许他们彻底。

蒋廷黻并且指出这是由于他们有“短处”，就是“都出身旧社会，受的是旧教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

蒋廷黻在论述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诸人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以后，他对于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革命救国方案是非常敬佩的。他特别指出：“这个方案的伟大，与孙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他进一步说明：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二）中山先生所受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期的：

科学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基于此，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郑重提示：“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

综合上述：蒋廷黻在辛亥大革命后立志负笈西行，在美法留学十余年，归国之后译述“族国主义”，建议当局注意“东北问题”，并且自己努力研究这些问题；真是非欲徒托空言，而是要躬行实践。可以说：湖南乡里经世致用学风环境的熏陶、孙先生少年环境影响的启示是塑造蒋廷黻的两大主要因素。

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蒋廷黻参加政府工作。许多人说这是“学而优则仕”。事实上：对蒋来说只是学以致用。如上所陈：蒋早有经世致用的怀抱，过去是企望用学术研究贡献于政治，现在是可以直接应用于政治措施上了。

在蒋廷黻的宦海生涯中，有一点是与衮衮诸公不同的，即他始终注意求新知识，并且仍旧运用客观态度来衡量和处理问题（民国以来，几位大官能如此！今日更不必说了）。

蒋廷黻逝世时不过“人生开始”之年，自然是令人万分悲伤的事。但就他在这短暂的人生旅程中，终于达成他早年的怀抱，实践经世致用的志业，比较他的乡贤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的际遇要好多了。这应该是他可以自慰的。

就蒋廷黻品评近代人物的文字来看，他是努力采取许多枢纽人物做人做事的优点。所谓典型犹在，他自己是取自于人并且也塑造出一新标准。他是希望青年们都能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努力救国建国的。他近年返台乐于接触青年学生，可说是想现身说法。但令人不解的是台北追悼会中竟极少青年参加。难道是蒋廷黻已成“古人”就与青年们隔离了？还是青年们不认识蒋廷黻？还是近二十年“恶性补习”及“懒”的学风弥漫，将青年的壮志豪气消磨殆尽了呢？

在台北追悼会后，一位学人很伤心地说：“廷黻即逝，自蔡元培、丁文江、胡適以来的北方学统从此绝矣。”相湘完全同意这一说法，同时更以为许多与蒋廷黻攀亲故的人实在是应该做出一点对得起他的事——早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以来蒋廷黻就曾大声疾呼：

国人的国际知识愈充足，其议论将更有价值。倘舆论有势力而无知识的根据，他一定会成一种暴力，这是很危险的。

我国对于外交的舆论，有好几种不健全的现象：在无事的时候，人民是不大注意外交，一旦有事，舆情总是十分激昂，有如狂风巨涛。

因为我们对于外交的注意是临时抱佛脚的，所以知识是片面的、零散的、一知半解的。为日报及杂志撰稿的人，上焉者找几本英美杂志东扯西凑，加上一点爱国的情感，下焉者则全靠感情的冲动和笔锋的尖锐，外交的底蕴不是这样所能得到的！

中国舆论不健全的责任，大学应负一大部分责任！因为制造舆论者，尤其关于外交的舆论，不是大学中人，即曾由大学出身者。我们大学课程总是偏重英、美、法、德，而忽略最与国家兴亡有关的日、俄，这是一个不可原宥的罪恶。

其次，国内的日报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外交部”的责任也是不能逃脱的，“外交部情报处”从来不曾影响国内的舆论，不能造舆情，遇事则为舆情所压倒。

倘大学、日报、外交部各尽其责，舆论必能日见健全。

蒋廷黻在上文所指陈的这“一个不可原宥的罪恶”，现在是不是已经洗刷了呢？自命“清高”的学术界人士自己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