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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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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卷。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原名吕大中,宋代着名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北宋末官至祠部员外郎,南宋初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吕本中以诗擅名,其诗颇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诗家多称之“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吕氏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派宗社图》等书。此书乃自三传而下,集诸儒解经之说而为之。其所集诸儒,主要是陆淳、刘知几、孙复、孙觉、刘敞、苏辙、程颐、襄陵许氏、胡瑗数家。此书虽全无吕氏议论,但采择较精。朱熹曾说:“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此书旧刻题曰吕祖谦撰,误,《四库提要辨之甚详。然吕本中传林之奇,而林之奇则吕祖谦之师,二人亦有渊源。现存有康熙《通志常经解》本,乾隆本。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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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地名》、《列国地名》,计八篇。其中《列国年表》尤为重要。《年表》仿《史记》年表之体例,内容则大抵抄自《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只是排列次序不同,是按尊王宗鲁及“周之宗盟先同姓”之原则排列。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浙江书局本。
人生问题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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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著。载1919年1月《新潮》月刊第1卷第1号。中心是宣扬实用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认为实用主义的观点是“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文章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生观,认为传统人生观念的核心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这是“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做裁制人生的一切标准”。反映了作者当时主张批判封建伦理,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
三传折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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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卷。张尚瑗(生卒不详)撰。张尚瑗字宏蘧,又字损持,吴江(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兴国知县。张尚瑗曾师从朱鹤龄,治《春秋》经传之学。朱氏曾作《读左日钞》,张氏仿其师作《三传随笔》,积累日久,卷帙逐伙,乃重新编纂而成此书。“折诸”之名是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此书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可知其用力于《左传》尤勤。其《自序》谓:“读古人书当出己裁,而经学必以传疏为依据”,又云:扬雄“又曰:‘众言淆乱折诸圣’。欧阳氏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学者乐闻而易惑’。愚以为乐闻新奇然后可以折诸简直,其新奇也,盖其所以为简直也。”此盖为其书之大旨。其书卷首两篇为通论性质,有先生评说、郊禘考、五岳考、涂山会诸侯考、左丘明时代考、五霸辨、四凶议、论左传书、成周地形、鲁地形、楚地形、宋卫地形、陈蔡曹地形、郑地形、吴越地形,总论列国地形、河、江、关、春秋列国论、春秋列国党仇分合、姬姓之国、鲁异诸国、王室之卑、晋楚更霸、秦晋姻雠、陈蔡亡于楚、齐争国始末、宋卫叛臣、季氏专鲁、三家纂晋、赤狄白狄、三传经文互异、三传立例互异、类事类语、地名同、地名与国名同、名谥同、名姓世表、人名同、同姓名录诸篇,大多为张氏所撰,间亦有采前人所论着者,此为其书之精华所在,其书之特点是取材宏富,但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亦失之芜杂。此书成于康熙五十一年,现存乾隆刻本,另清敬足斋刻其中《穀梁折诸》六卷。
三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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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清吴鼐撰。此书为研究《春秋》历法所作。《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汉晋诸儒皆以为周正,至唐刘知几《史通》始提出用夏正之说。宋代大儒程颐因《论语》载有孔子“行夏之时”一语,遂提出“夏时”说,胡安国《春秋传》本其说而发挥之,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由此引起一场纷争。元李廉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驳斥胡安国说。吴鼐此书取李廉、张以宁之说,节其繁冗,并增加清代诸儒所论,补其未备,以驳斥胡安国、蔡德晋“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传》“王周正月”之旨。其书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引陈廷敬、吕祖谦、蔡德晋、顾炎武诸儒之说,于先秦诸书所纪年月差异之处,一一详加分析,以明《春秋》之用周正。其书卷首有《改时改月图》;卷一有《造历之初建子》、《唐虞建寅》、《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改时之证》、《三代改月之证》、《冬不可为春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三正通于民俗》、《秦正建亥》诸条;卷二则专驳赵汸、程颐、胡安国、蔡德晋、陈傅良、程端学、吴楠之说,重点驳胡氏之说。现存《经学丛书》本、励守谦家藏本。
春秋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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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孙觉据《左氏》、《公羊》、《榖梁》及历代诸儒所说之长,解《春秋》之义的著作。今本13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15卷不符。清纪昀等认为:王应麟在《玉海》 中所载《春秋学纂》13卷,“注曰: 其说以《榖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 (《四库全书总目》) 。《春秋经解》力主抑霸尊王,认为: “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共赋之职不问,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乱礼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 (《春秋经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周麟之云: “莘老 (孙觉字) 发明圣人之奥,举 《三传》以断得失,反复折中,著为通论” (《春秋经解·后跋》) 。邵辑说: “凡先儒之是者从之,非者折衷之,义例一定,凡目昭然,诚后学之指南也” (《春秋经解原序》) 。有《四库全书》本。
日讲春秋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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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左传杜解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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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顾炎武抉摘杜预《左传集解》缺误并加补正之书。3卷。以杜《解》时有缺失,贾逵、服虔之《註》,乐逊之《春秋序义》,又佚而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于邵宝《左镌》等书,如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磬,取诸《国语》; 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 田禄其子,取诸《楚辞》; 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 祏为庙主,取诸《说文》; 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 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四库全书总目》)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惟文求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然炎武甚重杜《解》,又能弥缝其缺失,可谓扫除门户,是非持平。后惠栋著《左传补注》,“拾炎武之遗者尚多,其纠炎武之错者仅五六条耳”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有《四库全书》本。
叶氏春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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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叶梦得撰。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春秋传》外,还着有《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石林春秋》、《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词》、《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叶梦得认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废三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力主《左氏》而轻《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失偏颇。故此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相互发明。他评三传得失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传故也。”因而他要斟酌三家,以求史实与大义之契合。如隐五年《经》:“春,公矢鱼于棠”。《公羊》、《穀梁》作“观鱼”。《公羊》以远观为讥,《穀梁》以亲卑者之事为非正,而《左传》则训矢为陈,以陈鱼而观之为非礼。杜预《集解》亦云“书陈鱼以示非礼”。而孔颖达《五义》则调和三传之说,认为陈鱼是“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叶氏认为,“矢”字当从《左传》,且云“矢,射也。古者天子、诸侯将祭,必亲射牲,因而获禽亦以共祭。春,献鱼之节也。公将以盘游,盖托射以祭焉,以公为荒矣。于是公子驱谏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非其矢也。”’叶氏经文虽从《左传》,但解释则创新说,而其详于考证而少空谈。重视训诂和史实,正是叶氏治学之特点。此书于宋宁宗开禧中与《春秋考》、《春秋谳》一道,由梦得之孙叶筠刻于南剑州,此本今仍存,此外还有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御纂春秋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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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卷。傅恒等奉敕撰。乾隆二十三年(1758),傅恒、来保、刘统勋、汪由敦等奉敕撰《春秋直解》,当年而成。以鲁十二公为十二卷,其中庄、僖、襄公篇帙较繁,各折一子卷,共十五卷。此书只列经文,不列传文,大旨在发明孔子本义,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名为“直解”。其卷首乾隆《御序》称此书“以《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传之异同以尊经,庶几辞简而事明”。又有乾隆四十三年《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旨在阐发《春秋》尊王、大一统之义,显然为其政治之需要。其书解释《春秋》经文,行文较为简明,无烦琐考证,亦无宏篇大论。如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解云:“逐其弟也。凡杀子弟目君,以目郑伯,知其为弟也。称兵争国则不书弟与公子,以不称弟,知其争国也。胜而去之曰克,亲而兵之可伤矣。于鄢,远也。已奔鄢又克之,甚之也。”其解虽杂采三传及先儒之说而折衷之,然简明扼要,颇便御览。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
箴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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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汉郑玄撰。东汉时期,今古文经斗争激烈,着名今文经学家何休有感于贾逵张大属古文经的《左传》学,于是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既捍卫《公羊》学,亦攻击《左传》与《穀梁》学。郑玄曾师事古文经学家马融,然其学虽以古文经学为根本,却兼容今文经学。因此,他既不容忍何休对《左传》的攻击,亦不赞同何休对《穀梁》的批评,遂针对何氏之书而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史称何休见郑玄之书后曾感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郑玄遍注群经而未及《春秋》经传,据《世说新语》云,郑玄曾注《春秋传》,但未完成。因知服虔所注多与己同,乃以己注赠与服虔。此说可靠性难以断定,然郑氏之《春秋》学亦赖此三书而流传。此三书原与何休所着别行,盖唐时合而为一,逐条先列何休曰,再列郑玄之反驳。此三书宋时散佚。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箴膏肓》二十余条,《起废疾》四十余条,《发墨守》四条,合编为一书,即今《四库全书》所据之本,然已不及原书十之一二。《箴膏肓》专驳何氏攻驳《左氏》之论。如“曹太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何休曰:‘《左氏》以人子安处父位,非哀世救世之宜,于义《左氏》为短。’箴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罢病,孰当理其政、预正事也?”由于何氏并未把《左传》看成是记载史实之书,而是当作《公》、《穀》一类的解经之作,故有此诘难。然从郑氏之“箴”,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郑氏与何氏并没有区别,此书其它诸条,亦可证明这点。清儒刘逢禄学主《公羊》,不满郑玄之攻驳何氏,撰《箴膏肓评》以申何难郑,或评郑氏之伪,或评郑氏之诬、或评郑氏之非典礼,藉此以申《公羊》家言。郑氏此书,清儒王复、袁钧、孔广森、黄爽等都曾重新辑佚。现存《汉魏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孙氏问经堂本。
春秋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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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卷。纲领一卷。张洽撰。张洽字元德,清江(今属江西)人,宋代着名经学家。张洽曾在朱熹门下研习六经传注,皆能究其指归。嘉定进士,历任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皆有善政,官至着作佐郎。除此书外,张洽还着有《春秋集传》、《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皆佚。宋理宗知张洽家居着书,于是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张洽因此而升任知宝章阁。张洽《进书状》称:“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会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可见此书是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旨在汇集诸家之说而斟酌发明。然通观其书,集解者多而发明者少。张洽为朱熹高足,其说亦多从朱子。如胡安国创“夏时冠周月”说,认为《春秋》经中如“春二月”、“夏五月”之记时,“春”“夏”为夏正,“二月”、“五月”为周正,朱熹曾反对此说,张氏捍卫朱子之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朱熹曾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又说:“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朱子五经语类》)张洽继承朱子之说,认为:“《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明初科举,经义宗法程朱,乃以胡安国《春秋传》与此书同列于学官,作为解释程朱之说的权威。至永乐年间钦定《五经大全》,胡广等抄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为《春秋大全》,其说专主《胡传》,成为科场程式,此书遂被废弃。现存宋宝璠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元延璠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务滋堂刻本。
左传杜林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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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卷。明王道焜、赵如源合编。王道焜、赵如源皆明末人,生平不详。此书是合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与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二书而成。杜预《集解》己见前。林尧叟字唐翁,宋人,生平不详。杜氏《集解》号为精密,而林氏《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则专以笺释文句为主,使简洁深奥之旧注浅显易明,颇便一般初学者之读《左传》,故明末杭州书坊己取其书合杜注行之。此书首卷有杜预《春秋左传序》与《春秋提要》。《提要》与诸书之《纲领》相同,乃是辑诸家论《春秋》经传精要之语而录之。现存崇祯杭州刻本、明毛氏汲古阁刻本、天启问奇阁刻本、大文堂刻本、芥子园刻本。
诗传诗说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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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毛奇龄(1623—1716)撰。五卷。奇龄有《西河全集》已著录。针对当时盛传托名干子贡、申培之《诗传》、《诗说》而作。明嘉靖年间,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不为《毛诗》所束缚,自出新义,往往发旧注所不曾发。但因世人盲目崇拜圣人、名人,恐其说不为文人、学士所接受,乃托言己家世传鲁诗秘本两种,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均载于所撰《世学》中。其后郭子章将二书析出单刻、诡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明代学者见书中所言颇近情理,误信为真,其书遂大行于世。奇龄察其托古人之名以传己说,乃博引古籍以证明其作伪。其意在辨明依托,并非以其说为谬。有《西河合集》本。
诗传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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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元刘瑾(生卒年不详)撰。刘瑾字公瑾,安福(今属江西吉安)人。博通经史,隐居不仕,除 《诗传通释》外,有 《律吕成书》行世。《诗传通释》以朱熹《诗集传》为蓝本,搜集前人之说对其进行再阐释,若有所感,则用“愚按”标出,以示区别。该书跟辅广《诗童子问》一样,都是《诗集传》的普及本,但侧重点不同。《诗童子问》循文演义,重在词义和名物的训释,而该书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历史与典故的考订,视野更为广阔。刘瑾继承朱熹说诗传统,着重对文本的吟咏与研究,对诗旨的把握往往超越前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之:“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于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未可轻废。”是符合该书的实际的。不足之处是囿于《诗集传》,以致于将错就错,委曲回护。在史实和礼制的考订方面也出现许多纰漏,受到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批评。该书有一定的影响,明胡广《诗集传大全》多所承袭。版本有《诗经通释》二十卷纲领一卷外纲领一卷,《刘氏日新书堂》刊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 《四库全书》影印本。
诗传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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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卷,元梁益著。书前有至正四年(1344),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翟思忠作的序,故朱睦㮮《授经图》误认为此书为翟思忠著。朱彝尊《经义考》已辨其误。因其书体例仿杜文瑛《语孟旁通》,故以《旁通》名题。朱熹《诗集传》详作《诗》之意,而略于名物训诂,此书则于朱熹所引故实,一一引据出处,并辨析源委;朱熹书所未言者,又补充说明。如论五緎、五总,引陆佃之说;论三单,引郑玄笺“羡卒”,孔颖达疏“副丁”一类。并对朱熹的一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如论《大雅》“民文攸塈”与“顷筐塈之”的塈字之音,就指出朱熹注音与《礼部韵》不合等。今存《四库全书》。
诗传名物集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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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清陈大章撰。陈大章,“章”一作“璋”,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今湖北黄冈)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母老乞归,遂杜门读书。工诗文,精名物训诂。《诗传名物集览》凡三易其稿乃成。初一百卷,后摘其要为十二卷,刊入《湖北丛书》中。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征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余,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是书以朱传为宗,次及经传训故、诸史百家,即裨官小说,亦所不遗,间附以己意。征引故实,颇近类书,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矣,固宜略其芜杂,采其精英焉。书前有查初白(慎行)、其甥丘(良骥)二序。有《湖北丛书》本。
春秋左氏传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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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清沈彤撰。此书专以订正杜注孔疏以及赵汸、顾炎武诸人补正杜注所出现之错误。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年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兵谓人也。”沈氏以为此处兵应指兵器,并引刘炫之说以驳孔疏“谓兵器则嫌上下重叠”之说。又顾炎武谓“执兵者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沈氏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淆上”,以驳顾说,认为“此等应谷据文意为断”。沈氏精于三礼之学,因有大量篇幅辨析古代礼制及名物典章。此书采用了不少惠栋搜集之资料,其论证方式则重在罗列文献证据,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多从文献之排比互证中获得,以小学考辨处较少。此书之成就亦远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现存《果堂集》本,阮刻《经解》本。
春秋左传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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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春秋左氏传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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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