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l sapientiae odiosius acumine nimio.[1]
——塞内加
巴黎，18××年的某个傍晚，秋风阵阵，我和朋友C·奥古斯特·杜潘一起，在他位于圣日尔曼区杜诺街33号四楼住宅后厢的小书房，或称藏书室里，悠闲地享受着沉思和用海泡石烟斗抽烟的双重乐趣。我们俩至少有一个钟头深深沉浸在无语之中，随便哪个人都能看出，我们都专注地看着那使屋里气氛显得凝重的一圈圈青烟而出神。至于我，我正琢磨着黄昏初上之时两人所交谈的几个话题，我指的是摩格街的事件，以及关于玛丽·罗杰被谋杀的谜案。因此，当公寓门一开，走进了我们的老朋友巴黎警察局的G先生时，我觉得那完全是一种巧合。
我们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欢迎，这个人，虽然让人有点瞧不起，倒也能让人乐一阵，而我们也有几年没见他了。我们一直在暗处坐着。此时杜潘站起身来想点上灯，但一听G先生说是来向我们请教，或者说是来向我的朋友请教，想听听他关于某件十分麻烦的公务的意见，便没点灯又坐了回去。
“如果这是一桩需要动脑筋的事情，”杜潘说着并没有去点上烛芯，“我们还是在暗处谈论的比较好。”
“这是你的又一个怪异念头，”警察局长说道。这位局长习惯于把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都说成“怪异”，因此便身处于“怪异”军团之中。
“千真万确，”杜潘说着给这位来访者递上了一支烟斗，又往他跟前推了把靠椅。
“这回是什么难事啊？”我问道，“但愿别又是什么谋杀之类的。”
“呵，不是，根本不是那档子事。其实，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简单，我丝毫不怀疑我们自己就能很好地解决它，可是我转念一想，也许杜潘先生愿意听听其中的细节，因为这件事的确太怪异了。”
“既简单又怪异，”杜潘说道。
“没错，也不完全那样。实际情况是，这件事一方面十分简单，可又让我们怎么也摸不着头脑，这让我们都觉得疑惑不解。”
“也许正因为事情简单才让你们做不好，”我朋友说道。
“你这是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警察局长开心地大笑着说道。
“也许其中的神秘太明显了，”杜潘说。
“天呐！谁曾会动过这样的念头？”
“有点太不言自明了。”
“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来访者给逗乐了，大笑起来，“咳，杜潘，你这是要让我笑死啊！”
“到底是件什么样的事情？”我问道。
“好，听我告诉你，”警察局长说着长长地、缓缓地、深沉地吐了口烟，在椅子上端坐好身子。“我用不了几句话就全告诉你们了。但在我细说之前得先警告你们，这件事可是绝密的，要是让人知道了我把它泄漏给了别人，我这位子很可能就得丢。”
“说吧，”我说道。
“要么别讲，”杜潘说道。
“那好吧。我从上层得到一个私人信息，王室又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被窃。窃走这封信的人查到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有人看见他拿的。而且文件还在他手里，这一点也清楚了。”
“是怎么知道的？”杜潘问道。
这位局长说道，“文件一旦从偷窃者那里出手——就是说，根据他肯定设计好的目的来处理这份文件——就会发生某些结果，可实际上这样的结果却并没有发生。因此，根据文件的性质，根据这样的事实，这一点就很明显了。”
“请说得再明确一些，”我说道。
“好吧，我可以说到这么个地步，即掌握这份文件的人拥有了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在某一阶层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局长挺喜欢这样的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甚明白，”杜潘说道。
“还不明白？咳，如果把文件透露给第三方——我们就不说他的姓名了——就会使一位地位极其尊贵的人士的名誉受到损害。这就使掌握这份文件的人占了上风，捏住了那位尊贵人士的把柄，并使其声誉扫地，不得安宁。”
“可是，”我插了进去，“这样的上风，必须是偷文件的人确信丢文件者知道他就是窃贼。谁竟敢——”
“这位偷文件的人，”G先生说道，“就是D大臣，世界上没有他不敢做的事情，管他是丈夫之为还是小人之举。偷的手法真是又聪明又大胆。这份文件——坦白地说，是一封信——是该文件的主人单独在王宫里时收到的。她正看着信，这另一位贵族突然闯了进来，她尤其不愿意让他看到这封信。匆忙中她试图把信塞进抽屉，却塞不进，只好把信摊开着摆在了桌子上。不过，信纸最上方写的是地址姓名，下面的内容没有展现出来，信便不太引人注意。就在这时候，D大臣进来了。他那山猫般狡诈锐利的目光立刻就注意到了那份文件，认出了地址姓名的笔迹，看出了收信人的慌张，揣摩出了她的秘密。他用惯常的方式匆匆地来了一遍公事公办，便掏出了一封和桌上那封有点相像的信，展开来，装出要看信的样子，然后把它紧紧叠放在那封信边上。他接着又聊了约十五分钟时间，谈的都是公事。最后，他告辞的时候，顺手拿走了那封他没有权利拿的信。而信的主人虽然看见了，却因为还有第三方就站在她身边而不敢喊出来。大臣溜了，把自己那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了桌上。”|||||
“瞧，”杜潘对我说道，“你想了解的占上风的原因都在了——偷信人完全清楚丢信人对他的了解。”
“没错，”局长回答道，“过了几个月之后，这样的权力在政治场合上变得非常危险起来。信的主人日复一日地更加坚信必须把信要回来。可是这件事又无法公开进行。最后她万般无奈，让我来负责处理。”
“我相信，”杜潘说着吐出了一串优美的烟圈，“这是她能希望甚至是能想象到的最英明的办事人了。”
“你过奖了，”局长说道，“不过，可能有人是这么想来着。”
“很明显，”我说道，“正如你所说的，信还在这位大臣的手里，而使他占上风的是拥有这封信而不是拿它派具体的用场。一派用场，他就不再有这样的权力了。”
“对，”G说道，“我正是按这样的想法进行的。我首先考虑的是要对大臣下榻之处来一番彻底的搜查，可让我为难的是，搜查一定不能让他本人知道。特别是我被告诫说，一旦让他有理由怀疑我们的计划，情况将变得十分危险。”
“可是，”我说，“对这样的调查你可是相当专业的。巴黎警察局从前常做这样的事。”
“没错，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绝望。这位大臣的日常起居也让我有机可乘。他经常彻夜不回，他的仆人不多。他们都睡在离主人套房很远的房间里，另外，这些人都是那不勒斯人，很容易就喝得酩酊大醉。你知道，我手里的钥匙，可以打开全巴黎任何一扇房门或橱柜的门。三个月来，没有一个晚上我不在D的住处呆上大半夜，亲自搜查那地方。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名誉，告诉你们一个天大的秘密，那笔酬金数目很大。等我完全相信这偷信人比我还机敏得多时，便不再去搜查了。我觉得已经把所有可能藏着这封信得角落都查遍了。”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尽管信也许是在大臣手里，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是否可能把信藏在了别处而不是自己的住处呢？”
“这不大可能，”杜潘说道。“照宫廷上目前的特殊情况看，特别是据说D某人也卷入其中的那些阴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立刻需要这份文件——随时都会有人命令立刻拿出这份文件。这一点和掌握这份文件几乎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能随时拿出这份文件？”我问道。
“就是说，能随时销毁这份文件，”杜潘答道。
“对，”我说，“很明显，文件就在他住处。至于说他是否会把文件带在身上，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完全正确，”局长说道。“他有两次受到突然检查，就像遭到拦路抢劫一样，他在我亲自监视下被仔细搜过身。”
“你还不如省了这些麻烦，”杜潘说道。“我看，这D某人并非愚钝之辈，既然如此，他肯定预料到会有突然搜查，这是当然之事。”
“的确不是彻头彻尾的笨蛋，”G说道，“不过他是个写诗的，而我认为写诗的人离笨蛋不过一步之差了。”
“对，”杜潘若有所思地长长地吸了口海泡石烟斗，说道，“尽管我本人也一直蠢笨地在写一些打油诗什么的。”
我说：“你能不能仔细说说你搜查的情况？”
“好，事实上，我们搜得从容不迫，什么地方都搜遍了。干这样的事情我早已经验丰富了。我在整栋楼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每个房间要查上整整七夜。我们首先检查套房里的家具。能开的抽屉都开一遍，我想你是知道的，对受过正规训练的警察来说，再‘秘密的’抽屉也能找得到。在这样的搜查中谁要是被‘秘密’抽屉蒙过去了，那就是个大傻瓜。事情明摆着的。每一只橱里都会有某些体积——就是空间——需要弄清楚。我们有详细的规则。一段线条五十分之一的差别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查完橱我们查椅子，还用你见过我们使用的那种细长的针签刺探枕头。我们还卸下桌面。”
“干嘛这么做？”
“有时候想藏东西的人会搬开桌面或其他家具的类似板面，在家具的腿上挖洞，把东西藏在洞里，再把板面放回去。床架支柱的顶端和底部也能这样派用场。”
“但敲一敲听声音不就会发现是否有空洞了吗？”我问道。
“根本不会的，只要在东西放进空洞时裹上足够厚的棉花。另外，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必须不弄出任何声响。”
“但你也不可能把所有能这样挖个洞藏东西的家具都翻个遍呀。信纸可以被卷缩成很细很细的形状，体积和大号的毛线针相差无几，这样，它就能插进椅子横档这样的东西里去。你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散了吧？”|||||
“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干得更漂亮——我们用一架高倍放大镜，检查了他住处的每一把椅子上的每一根横档，检查了每一件家具上的每一处榫头。上面要是有一丝最近被人拨弄过的痕迹，我们立刻就能注意到。比如说，钻洞时留下的一星木屑，看起来会像一只苹果那样明显。胶水痕迹有没有异常，榫头有没有空隙，等等，都保证会被我们查出来。”
“我看你连镜子都查了，细看了镜面玻璃和衬板之间的缝隙，还刺过了床褥和床单，窗帘地毯都在你搜查之列。”
“那是当然，这样把家具的每一个部分都彻彻底底地搜了个遍之后，我们就搜查这屋子本身。我们把整个屋子的地面分解成小块，每一块都标上数字，一块都不会漏掉，然后我们对整个屋子每一方英寸的地面都细细搜查，还包括两间紧邻的房子，和前面一样，用了放大镜。”
“紧邻的两处房子！”我叫了起来，“你一定费了不少的事吧。”
“是的，不过那笔酬金也是十分可观的。”
“你把屋子周围的地面都包括进去了？”
“周围的地面都铺着砖。在那里倒没遇上太多的麻烦。我们检查了砖石之间的青苔，发现没有被人动过的痕迹。”
“你肯定还检查了D某人的文件，还翻查了他书斋里的书？”
“当然啦，每一叠文件每一个包裹我们都翻看过，我们不仅翻遍了每一本书，还翻遍了每本书里的每一页，而不是像有些警察那样拿着书晃几下就完了。我们还测量了每本书封面的厚度，测得极为精确，因为每一张封面都用放大镜细细查过。要是哪本书的装帧最近被人做过手脚，这样的事实绝不可能逃脱我们的注意。有五六卷书是新近从装帧店里送来的，我们还仔细地用针直着插进封套里探过。”
“你们还查过地毯下面的地板吗？”
“那还用问。我们把每块地毯都掀起来看过，还用放大镜检查了下面的地板。”
“还有墙纸？”
“查了。”
“地窖呢？”
“查了。”
“那么，”我说道，“你做的推测就全错了，那封信并不像你猜想的那样藏在那个地方。”
“恐怕你这是说对了，”局长说。“瞧，杜潘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做？”
“彻底搜查那地方。”
“这绝对没有必要了，”G回答道。“我千真万确地相信，那封信不在那座官邸里。”
“那我也给不了你什么更好的建议了，”杜潘说道。“不过，你能准确描述一下那封信的样子吗？”
“当然能！”局长说着掏出一个记事本，大声地读着那份丢失的文件的内外部特征，特别是外部特征。读完信件特征后不久，他便告辞了，一脸的沮丧神情，我从未见这位好好先生如此沮丧过。
又过了个把月时间，他再次来访，发现我们和上一次的情况差不多。他还是拿了支烟斗，拉过把椅子，聊起了一些寻常的话题。终于我问道：
“呃，G先生，那封丢失的信如何了？我想你最后一定下了决心，没在大臣身上弄巧成拙吧？”
“去他妈的大臣。没错，我是按杜潘说的又搜查了一遍，可我早知道那准又是白忙乎。”
“你说过的，他们提出的奖赏数额有多大？”杜潘问道。
“怎么，数字不小——的确是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我不想说出准确的数字，但是我要这么说，谁帮能我获得那封信，要我给他开一张五万法郎的个人支票我真不会介意。事实上，事件的重要性在与日俱增，奖金最近又翻了一番。不过，即使涨上三倍，我也无法再进一步了。”
“是啊是啊，”杜潘咬着海泡石烟斗吸一口吐一句地说道。“G先生——我真——觉得——你在——此事上——并没有——竭尽——全部的力气。我觉得——你还能——再做一点点——努力。呃？”
“怎么做——该怎么办？”
“咳——这件事情——呼呼——你可以——呼呼——找人请教请教嘛，呃？——呼，呼，呼。你还记得那个阿伯内西的故事吗？”
“不，该死的阿伯内西！”
“当然！你尽可以说他该死。可是从前有个有钱的吝啬鬼，想揩他的油，想法子让阿伯内西白开张处方。为此，他安排与对方私下会面聊天，绕着弯子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医生，听起来就像是想象中的一个病人的病情。
“‘就让我们假设，’那吝啬鬼说道，‘他有如此这般的症状，医生，您会让他服用什么药呢？’
“‘服用什么药！’ 阿伯内西说道，‘当然是让他服从劝告啦。’”
“可是，”警察局长说着有点沉不住气了，“我可是完全愿意服从劝告的，还准备支付酬金呢。谁要是能在这件事情上出手相帮，我真的愿意出五万法郎。”|||||
“既然如此，”杜潘边说边拉开抽屉拿出一本支票本，“你还不如按刚才说的数目给我开一张支票。等你签上名，我就把那封信交到你手上。”
我惊呆了。局长也显得万分震惊。有好几分钟，他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张着嘴巴，怔怔地直盯着我的朋友，眼珠似乎都要从眼眶里突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他似乎稍微镇定了些，抓过一支笔，几度停顿几眼茫然之后，终于写好了这张五万法郎的支票，签上名，把它递给了坐在桌子对面的杜潘。后者仔细看了看支票，把它夹进了自己的小记事本里，然后用钥匙打开了写字台的一只分格抽屉，取出一封信，递给了局长。这位官员喜出望外，紧紧捏住，双手颤抖着展开信纸，迅速扫视了一眼其中的内容，然后跌跌撞撞冲向房门，也顾不上什么礼节，头也不回地出了房间，出了屋子，而且自从杜潘让他开具支票以来，他连一句话都没说过。
等他走了之后，我的朋友开始细细解释起来。
“巴黎的警察的确自有一套，十分能干，”他说道，“他们有毅力，很聪明，也很老练，对自己职责所需的知识掌握得十分精通。因此，当G先生向我详细描述他在D宅里搜查的情况时，我完全相信他已经做了令人满意的调查——在他努力的范围之内。”
“在他努力的范围之内？”我问道。
“是的，”杜潘说。“他们采取的措施不仅是最好的，而且执行得也绝对完美。那封信要真是放在他们的搜索范围内，这些家伙一定会找到，毫无疑问。”
我只是微微一笑——但是他在讲这番话时的神情却十分认真。
“他们的措施就其本身来说是很好的，”他继续说道，“而且执行得也很好，而主要的缺陷就在于，这些措施并不适用于这样的案子和这样的人。对局长而言，某些极为聪明的想法反倒成了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2]，迫使他按此制定自己的计划。可在处理手中的案子时，他始终在犯错误，不是想得太深就是想得太浅，而许多小学生都会比他思考得更合理。我就知道有个八岁的孩子，他在猜单双的游戏中成功率之高，让所有的人都赞叹佩服。游戏很简单，是用弹子玩的。一个人手心里捏上几颗这样的玩意，然后问对方弹子是双数还是单数。如果猜对了，猜数的人就赢一颗弹子，猜错了就输一颗。我说的那孩子把全校孩子的弹子全赢去了。当然啦，他猜单双是有一点方法的，主要就是观察和估计对手的机智程度。比如，对手是一个大傻帽，紧攥着拳头问他，‘单还是双？’这位小学生回答，‘单’，输了，可第二次再猜他就赢了，因为他暗想，‘这傻帽第一猜时捏的是双数，而他那点脑子也只够他在第二猜时捏单数了。因此我就猜单。’——结果他猜单而且赢了。如果遇上比那傻帽稍多一点头脑的，他就这样想，‘这家伙发现第一次我猜了单数，第二次时他的第一冲动就是像前一个傻帽那样简单地把数字从单改成双，但是他转念一想，这样改太简单了，最后他决定仍然捏双数。因此我要猜双’。他猜了双，赢了。同学们都说这孩子‘好运气’，可他的这套推理从根本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是把推理人的智力与其对手的智力做比照，”我说道。
“对了，”杜潘说道，“我问那孩子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如此彻底的比照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他这样回答我：‘我想发现对方有多聪明、多笨、多善、多恶的时候，或者想发现对方此刻在想些什么的时候，我就在自己的脸上做出尽可能和对方一样的神情，然后就看看这时候自己心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念头或情感，能配得上这样的神情。’这小学生的回答，触及了使拉罗什富科、拉布吉夫、马基亚维里和卡巴内拉等人看似高深莫测的前提。”
“如果我没弄错你的意思，”我说道，“推理人的智力与对手的重合程度，取决于他能在多大程度上精确地计算对手的智能。”
“从实用目的来说，的确如此，”杜潘回答道，“而这位局长和他的那群部下却屡屡失败，首先是因为他没有进行这样的比照，其次是因为他错算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计算他们与之打交道的对手的智力。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想法有多么聪明，在搜查东西时只想到他们自己会藏的那些地方。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即他们自己的智力忠实地代表了常人的妙计，但是，当具体某个罪犯的狡诈与他们的思维特征不一致时，那罪犯当然就把他们骗过了。当罪犯的智力超过他们时，这样的结果准定发生，当罪犯的智力不及他们时，这样的结果也常会发生。他们的调查原则从不随机应变。即使受异常的紧急情况之迫使——被某笔酬金驱使——他们最多也只是将办事的老方法扩展一点，极端一点，但从不触及其根本。比如说，在D某人的案子中，他们对基本原则做过什么改动没有？钻孔、打眼、探测，敲敲打打，用放大镜观察，把建筑面积分解成平方英寸再编号登记，这一切不就是在把那个或那套搜查原则应用到极端吗？而这套原则不就是建立于局长在自己长期工作中已经熟悉了的对于人类智力的认识之上的吗？难道你没注意到吗，他认定，凡是要把一封信藏起来的人，虽然不一定都会把信藏进在椅子腿上钻出来的洞里，却至少会听从那个建议把信藏在椅子腿上钻出的洞里的类似念头，把信藏在某个隐蔽的暗洞或角落里。难道你也没注意到，这样藏东西的秘密角落，只适用于普通情况，而且也只有普通智力水平的人才会想到。因为在所有藏匿行为中，把藏匿物置于何处——以这种秘密方式来藏匿——总是最先被假定并被推测出来的。由此，发现被藏匿物根本就不取决于搜寻者多么敏锐，而完全取决于其是否细心，是否有耐性和决心。当案子十分重要——或者对警方来说十分重要，悬赏也相当可观——时，上面所说的那些素质一向都是制胜的因素。我说过，如果这封丢失的信就藏在局长的搜查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如果此信是以局长所能想象的方式藏匿起来的，那要找到这封信根本就不成问题。你现在该明白我这么说的意思了吧。然而，这位局长却完全被弄得晕头转向了，他之所以失败，其间接原因就在于他认定，由于这位大臣有诗人的名声，他便一定是傻瓜。局长认为，傻瓜都是诗人，并因此得出结论，即诗人皆傻瓜，从而彻底地犯了一个周延全称肯定判断之谓项的逻辑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