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中的一些事件往往与真实事件并行。它们很少重合。人与环境总是去改动想象中的事件，这就使其看上去并不完美，因而导致的结果也同样不完美。宗教改革即如此，想的是新教，来的却是路德宗。
——诺瓦利斯[67]《道德论》
即使在最冷静的思索者当中，也很少有人未曾偶然遇到过这样的经历：那就是，因为惊于某些表面上看来是那么不可思议以至于理智没法将其视为纯属巧合的巧合，从而陷入一种朦朦胧胧但又毛骨悚然的对超自然现象的半信半疑。这种心情(因为我所说的这种半信半疑绝不会具有充分的思维能力)很难被彻底抑制，除非借助于机缘学说，或按其专门术语的说法，借助于概率计算法。由于这种计算法本质上纯然是数学的，因此，就让我们破例把科学之严谨精密运用于推测中最扑朔迷离的捕风捉影。
以时间先后而论，人们会发现，我现在应约公之于众的这些离奇的细节将构成一系列几乎不可理解的巧合之主脉，这些巧合的支脉或尾脉将被读者在最近发生于纽约的玛丽·塞西莉娅·罗杰斯谋杀案中看出。
大约一年前，当我在一篇名为《莫格街凶杀案》的小说中尽力描述我的朋友C.奥古斯特·迪潘爵士心智上一些非常惊人的特性时，我压根儿没想到我今天会旧话重提。描述那种性格是我动笔的初衷，而这一初衷已通过我所举出的那些能证明迪潘特有癖好的事例而得以实现。我本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事例，但我没必要进一步证明。然而，惊于最近某些事情出人意料之进展，我便进一步写出了这些细节，这也许会使我的叙述含有一种逼供的意味。但既然已听说了最近发生的一切，我若对多年前的所见所闻还保持沉默，那倒真是咄咄怪事。
莱斯巴拉叶母女俩惨死的案件一了结，迪潘爵士马上就不再去想那事。他故态复萌，又重新沉醉于喜怒无常的冥思苦索。总爱出神发呆的我欣然与他的脾性保持了一致。我们继续住在圣热尔曼区我们的寓所，把未来抛在九霄云外，平静地蛰伏于现实之中，将身边沉闷的世界编织进我们的梦幻。
但这些梦幻并非全然不被惊扰。不难想象，我朋友在侦破莫格街一案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是没在巴黎警方的心目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迪潘这个名字在巴黎警界早已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除我之外，迪潘从来没向任何人解释过他解谜所用的那种简单的归纳推理法，甚至包括那位警察局局长，所以，他破案之事几乎被人视为奇迹也就不足为奇，而他的分析能力为他赢得直觉敏锐的声誉也不足为怪。其实他的坦率本可以纠正好奇者的这种偏见，但他的惰性使他不愿去谈论一件他早已不再感兴趣的事。就这样，他发现自己成了警方眼中的要人，巴黎警察局想请他协助侦破的案子也着实不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就是一位名叫玛丽·罗热的年轻姑娘被谋杀的案子。
这件事大约发生在莫格街惨案两年之后。玛丽是寡妇埃丝苔尔·罗热的独生女儿，她的教名和家姓都与那位不幸的“卖雪茄的姑娘”之姓名相仿[68]，读者一看便会引起注意。玛丽自幼丧父，从那之后，直到本文所讲述的凶杀案发生之前18个月内，她一直随母亲住在圣安德烈街[69]，罗热太太在那儿经营一个膳宿公寓，由玛丽帮着照料。母女俩就这样过着日子，直到玛丽22岁那年，她迷人的美貌引起了一位香料商的注意。那位叫勒布朗[70]的香料商在罗亚尔宫的底层开有一家商店，其顾客多半是出没于那一带的流氓恶棍。勒布朗先生意识到，雇漂亮的玛丽来照料那个商店将使他有利可图，而他慷慨的提议被那位姑娘迫不及待地接受，尽管罗热太太多少有几分犹豫。
香料商果然如愿以偿，女店员的活泼与魅力很快就使那家香料店为众人所知。玛丽在那家商店干了大约一年，有一天突然从店中消失，害得她那帮倾慕者一个个心慌意乱。勒布朗先生说不出她的去向，罗热太太又急又怕。报纸很快就抓住了这个题目，警方正准备进行认真调查，可在过了一星期之后的一天早晨，玛丽又出现在那家香料店她通常站的柜台后面。她平安无恙，只是隐隐约约显出一种悲哀的神情。除了私人问候之外，所有的询问都理所当然地是自讨没趣。勒布朗先生仍然宣称对情况一无所知。玛丽母女俩对所有探问都一概答称上星期她是在乡下一位亲戚家里度过。事情就这样烟消云散，渐渐被人们所淡忘。至于那位姑娘，她借口要摆脱人们的好奇心对她的冒犯，事过不久就辞掉了香料店那份工作，回到圣安德烈街她母亲家里躲了起来。|||||
大约在她辞职回家3年之后，她的朋友们惊恐地发现她突然第二次失踪。3天过去，毫无她的音信。到第4天，有人发现她的尸体漂浮在塞纳河[71]上，就在圣安德烈区对岸离鲁尔门[72]那片僻静地区不太远的河边。
凶杀之惨无人道(因为一看就知道是凶杀)、死者之年轻漂亮，尤其是她生前风流的名声，使得敏感的巴黎人对这一事件大为关注。我记不得还有什么同类事件引起过那么普遍而且那么强烈的轰动。一连几个星期，人们只谈论这一撩拨人心的话题，连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被抛到了一边。警察局局长非常难得地不遗余力，巴黎的警力当然也就全部派上了用场。
尸体刚被发现时，人们猜测凶手将很快落入法网，因为警方马上就雷厉风行地开始了调查。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警方才认为有必要悬赏缉拿，而即便如此，赏金也被限制在一千法郎。与此同时，调查仍在继续进行，虽说不一定有功劳，但却不乏苦劳。被调查询问的人可谓不计其数，结果终归徒劳无功。由于这桩疑案一直没有线索，公众的情绪变得越来越激愤。10天之后，警方认为最好把原来的悬赏金额增加一倍。又过了一个星期，案情仍毫无进展，巴黎人历来对警方抱有的偏见终于酿成了几起严重的骚乱。这下警察局长亲口许诺两万法郎，“要把那位凶手绳之以法”，如若查明凶手不止一人，则“每缉获一名凶犯”赏两万法郎。在这份悬赏公告中，警方还许诺对举报同伙并出庭做证的同案犯免予追究。这份公告所贴之处，一个市民委员会又附上了一份非官方告示，宣称除警察局长许诺的赏金外，他们再提供一万法郎。这样整笔赏金已高达三万法郎。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位姑娘卑微的身份，再考虑到类似这桩凶杀案的暴行在各大城市都屡见不鲜，那这笔赏金的数目的确高得有点惊人。
现在谁也不怀疑这桩神秘的谋杀案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但是，虽然警方也逮捕了一两伙似乎能使案子水落石出的嫌疑犯，但却查不出他们与那桩凶杀案有任何牵连，最后只好把他们立即释放。从发现尸体算起已过了3个星期，其间警方没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看起来虽然有点奇怪，但在那3个星期过去之前，这桩闹得巴黎满城风雨的事的确丝毫也没有传进迪潘和我的耳朵。当时我俩都全身心地埋头于各自的研究，差不多有一个月，我俩谁也没出门，也没会过客，连看我们那份日报也只是匆匆浏览一下头版上的政论文章。第一个带给我们谋杀案消息的正是巴黎警察局长G先生本人。他于18××年7月13日午后登门拜访，和我们一直谈到当天深夜。他缉拿凶手的一番努力失败，这使他大为光火。这有关他的信誉，他以巴黎人特有的气派这么说，甚至有关他的名誉。现在公众对他都拭目以待，只要这桩疑案的侦破能有所进展，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他结束开场白时用一种不无滑稽的口吻把他觉得应该称之为的迪潘的机智恭维了一番，然后向迪潘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而且的确慷慨大方的建议。至于那建议的具体内容我觉得不便随意泄露，不过它与我叙述的事件毫无关系。
我朋友把那番恭维悉数奉还，但是欣然接受了那个提议，尽管那提议所答应的好处完全是靠不住的。协议一经达成，局长马上开始滔滔不绝地阐释他自己的见解，并插人大段大段的他对我们尚未获得的证据的评论。他口若悬河地讲了许多，而且当然是讲得博大精深，尽管其间我曾冒昧地偶然暗示过天色已晚的问题。迪潘一直稳稳地坐在他习惯坐的那张扶手椅上，完全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整个会谈期间他始终戴着眼镜。我偶尔朝那两块绿镜片下瞥了一眼，这一眼已足以使我相信，由于他一言不发，那位局长告辞之前那漫长的七八个小时丝毫没影响他的酣睡。
第二天上午我去警察局取了一份案情证词的正式记录，又到各家报馆把刊载有这桩惨案消息的各种报纸一张不少地搜集了一份。经过一番去伪存真，报道的概况大致如下:
18××年6月22日(星期日)上午9点钟左右，玛丽·罗热离开了圣安德烈街她母亲的住处。临走前她只告诉过一位名叫雅克·圣厄斯塔什[73]的先生，说她要去德罗梅街她姑妈家待一天。德罗梅街是一条又短又窄但人口稠密的街道，离塞纳河不远，从罗热太太的膳宿公寓到那儿，抄最近的路大约要走两英里。圣厄斯塔什是玛丽认可的求婚者，就寄宿在罗热太太的膳宿公寓。他本该在黄昏时分去接他的未婚妻并陪她回家。但午后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他心想她准会留在她姑妈家过夜(因为以前碰到这种情况她也在外过夜)，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去履行诺言。罗热太太是个年逾古稀且体弱多病的老人，那天天黑时有人听见她表露这样的担心“恐怕她再也见不到玛丽了”，不过这句话在当时并没有引人注意。|||||
到星期一方知道那姑娘不曾去过德罗梅街。直到那一天过去尚无她的音信，人们才开始分头到城里城外几个地方去寻找。然而，到她失踪后的第4天，人们仍未打听到任何关于她的下落。就在那一天(6月25日，星期三)，一位叫博韦[74]的先生和他一个朋友到圣安德鲁街对岸的鲁尔门一带打听玛丽的下落，听说塞纳河上的渔夫刚从河中捞起一具漂浮的尸体。博韦见到尸体后犹豫了一阵，然后才确认是香料店那位女郎。他朋友倒是一眼就认出了死者。
死者面部充血。一些发黑的血浆从嘴角溢出。嘴里未见一般溺死者通常都有的白沫。细胞组织尚未变色。喉部有瘀伤和手指掐过的痕迹。双臂弯曲至胸前，已经僵硬。右手掌紧握，左手掌半开。左腕有两道环形擦伤，显然是两根绳子或一根绳绕两圈捆绑所致。右腕部分及整个背部也有严重擦伤，但双肩擦伤最为严重。渔民将尸体拖上岸时曾使用过绳子，但那些擦伤不是由此造成。死者颈部肌肉肿胀，可并无创伤或殴打所致的瘀伤。脖子上发现一根系得很紧的饰带，紧得深陷进肉里不易被看见，只是在左耳下方留了一个结。单是这根饰带就足以致命。验尸报告确认死者死亡前有过性行为。报告说她曾遭受野蛮的轮奸。尸体发现时的状态不难被其朋友辨认。
死者的衣服破碎凌乱。从套裙裾边一直到腰部被撕成一条宽约1英尺的长带，长带未被撕离套裙，而是顺着腰间绕了3圈，在背后系成了一个结。紧贴套裙下边的是一件细布衬裙，一块宽约18英寸的布带从这件衬裙上被整幅撕下，撕得很匀称而且撕得很小心。这条宽布带被发现松松地缠在死者脖子上，并打了一个死结。在这条布带和那根饰带上边还系着两端连着一顶无檐女帽的帽带。帽带的结不是女人通常系的那种，而是一个活结或称水手结。
尸体被认出后未按常规送到陈尸所(这一做法被认为多余)，而是在离打捞地点不远的地方匆匆埋掉了。由于博韦先生的多方奔走，这一事件被尽可能地掩盖起来，在好几天内都不为公众所知。然而，一家周报[75]终于披露了这桩凶杀，结果尸体被掘出重新检验，但除了上面所记录的，再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不过这次将死者的衣服送给她母亲和朋友们辨认过，大家一致确认那些衣服都是那姑娘离家时所穿的。
这时公众的反应越来越强烈。有几人被捕而随之又被释放。圣厄斯塔什尤其被警方怀疑，一开始他说不清玛丽离家的那个星期天他到过些什么地方，但后来他向G先生提交了一份宣誓书，其中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他那天每一个小时的行踪。时间一天天过去，警方仍一无所获，上千种自相矛盾的传闻开始散布，记者们也纷纷发表高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说法是玛丽·罗热还活着，塞纳河上发现的那具尸体是另一位不幸的姑娘。我想最好还是把持这种见解的文章摘几段让读者自己读读。这些段落均逐字逐句译自《星报》[76]，一份总体上还算办得不错的报纸。
18××年6月22日，星期日上午，罗热小姐以去德罗梅街看她姑妈或别的什么亲戚为由，离开了她母亲家。从那之后便没有人能证明看见过她。她一去就无影无踪或音信渺然……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人声称在她跨出其母亲家大门之后的当天看见过她。……那么，尽管我们还没有玛丽·罗热在6月22日星期日上午9点之后还活在这世上的证据，但我们已经证明在当日9点之前她还活着。星期三中午12点，鲁尔门附近河岸边发现一具漂浮女尸。即使我们假定玛丽·罗热在离开她母亲家后3小时内就被抛进河中，那从她离家到发现她的尸体也只有3天时间，恰好3天。但是，若认为这桩凶杀(如果她真被杀害的话)能发生得那么早，以致凶手居然能在半夜之前将她的尸体抛进河中，那我们就太愚蠢了。犯这种血腥罪行的人通常都选择深更半夜而不是光天化日。……由此可见，如果河上发现的尸体真是玛丽·罗热，那尸体在水中的时间就只有两天半，或最多3天。而所有的经验都已证明，凡溺死者或被杀害后立即抛入水中的人，其尸体需要6至10天腐烂到一定程度，然后才会浮出水面。即便尸体上方的水面上有大炮开火，那也只有至少浸泡过五六天的尸体才能浮起，如若任其漂浮，随即又会下沉。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具尸体背离自然之常规呢？……如果说这具尸体以其血肉模糊的状态在岸上被一直放到星期二晚上，那岸上就应该发现凶手的一点蛛丝马迹。而且就算尸体在岸上放了两天才被抛进水中，它是否能那么快就浮出水面仍然得加个问号。何况任何犯下了我们所假定的这桩谋杀罪的家伙都断然不可能不给尸体缚上重物就将其沉入水中，毕竟用这种办法沉尸灭迹并不是什么难事。|||||
接着该报撰稿人继续论证那具尸体浸泡于水中“绝不仅仅只有3天，至少也有5个3天”，因为尸体已经腐烂到连博韦也费了好大劲儿才认出的地步。可对博韦认出尸体这一事实，该报却进行了充分的驳斥。且让我再往下翻译这篇文章:
那么，博韦先生凭什么确信那具女尸肯定是玛丽·罗热的尸体呢？他卷起过死者的衣袖并说他发现了使他确信的特征。公众一般都以为他所说的特征是指某种疤痕。其实他只摸了摸那条手臂，并觉得上面有汗毛。我们认为只需稍动动脑筋就会发现这不足为凭，正如在衣袖里摸到了一条胳膊一样不足为据。博韦先生星期三没有返回城里，只是在当晚7点托人捎信给罗热太太，说关于她女儿的调查尚在继续进行。如果我们承认罗热太太是由于上了年纪再加上悲恸因而不能过河去(这完全可以被接受)，那肯定有什么人应该认为自己有必要过河去参加调查，如果他们认为那是玛丽的尸体的话。可事实上谁也没过河去。圣安德烈街没人说起或听说这件事，甚至住在那同一幢楼里的人对此也毫无所闻。玛丽的情人及未婚夫，那位寄宿在她母亲家里的圣厄斯塔什先生，宣誓做证说直到第二天早晨博韦先生到他房间告诉他时，他才知道他未婚妻的尸体已经找到。对这样一条消息有关人却无动于衷。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震惊。
由此可见，这家报纸极力要造成一种玛丽的亲友对她之死态度漠然的印象，从而与亲友们相信那是她尸体之假定形成矛盾。这等于是向读者暗示：玛丽是因为卷入了一场于她不利的风流韵事而离开巴黎，她的出走得到了亲友们的默许，亲友们后来得知塞纳河上发现了一具跟她有几分相像的女尸，他们便趁此机会让公众相信玛丽已经死去。不过《星报》未免又操之过急。事实清楚地证明并不存在那种想象的漠然。那位老太太的身体极其虚弱，加之连日来过分焦虑，听到消息后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圣厄斯塔什闻讯后也绝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悲恸得死去活来，连神志都变得恍恍惚惚，以至于博韦先生不得不说服了一名亲友对他加以照料，并阻止了他去参加开棺验尸。更有甚者，尽管验尸后死者由公家出资重葬的新闻是由《星报》发布，但它同时又刊载消息说一孔私人墓穴之慷慨馈赠被死者家属断然谢绝，而且死者家属没有一人参加葬礼。如我方才所言，《星报》刊载这一切都是为了加深它企图造成的那种印象，然而这一切都被证明为子虚乌有。在紧接着的一期报纸上，该报又试图让博韦遭到嫌疑。那位撰稿人说：
请注意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个变化。我们获悉当某次一位B夫人在罗热太太家时，欲出门的博韦先生对B夫人说有一位警察马上要来，并吩咐她在他回来之前务必对警察什么也不要说，而是把事情留给他本人去对付。照事情目前的情况来看，博韦先生似乎对整个事件都胸中有数但又讳莫如深。没他的允许别人不得越雷池一步，因为你随意迈步将对他不利。……由于某种原因，他决意除自己外不让任何人插手此事，而按照死者的一些男性亲友的说法，他是用一种奇特的方式把他们挤到了一边。他好像极不喜欢让死者的亲友见到尸体。
根据下面这个事实，对博韦的怀疑似乎显得可信。在那位姑娘失踪的前几天，曾有人上博韦的办公室找他，当时博韦不在，来人看见门上锁孔里插着一朵玫瑰，门边的记事板上写着“玛丽”这个名字。
就我们从报上所能搜集到的材料来看，普遍的印象似乎都认为玛丽死于一伙歹徒之手。这伙歹徒将玛丽挟持到河对岸，对她施以了暴行然后把她杀害。然而《商报》[77]这份有广泛影响的报纸却非常认真地反对这种普遍的看法。我从其专栏文章中引用一两段如下:
就老在鲁尔门一带搜寻凶手的行迹而论，我们认为这场追踪一直是南辕北辙。像死者那样一位名声在外的年轻女郎，不可能一连走过3个街区都不被一个认识她的人看见。而任何熟人只要看见过她就一定会记得，因为认识她的人对她都感兴趣。再说她出门之时正是街上人来人往之际……她居然能走到鲁尔门或者德罗梅街而没被上10个熟人认出，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发生。然而，迄今尚无一人声称在她母亲家门之外看见过她，而除了关于她表示过要外出的证词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她确实出了家门。她的套裙被撕出一条长带缠在她腰间，这样便可把尸体像包裹一样搬运。假若凶杀是在鲁尔门附近发生，那凶手完全用不着费这番手脚。发现尸体漂在鲁尔门附近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尸体就是在那里被抛入水中……从那个不幸姑娘的衬裙上撕下的一条2英尺长1英尺宽的布带被扎在她的颏下并且绕过她的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