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后，设科取士之法，莫善于汉之贤良方正，莫不善于唐之诗赋取士。宋初稍沿唐制，及安石变法，始专用经义，而诗赋之科，终宋世数起数废。要其所谓经义者，特安石之新说而已。虽绍兴以后王学稍衰，而河南、荆舒对立为两，则学者犹多蹖驳也。至我明高皇帝，厘正经术，宗濂洛之义理，存先汉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据依，于是释老庄列影响依附之言廓然尽矣。且其制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并重。而科举之外有辟举，有岁贡，三途并用。故我国初得人之盛，雄视西京，士子之应科目者，无上书觅举之弊，无群聚京师之扰，无请谒举主之隙，规制之善，汉唐宋皆不及也。自宪皇帝以后，所谓三途者遂废其二，而科举始独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