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附周树人、徐志摩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归国后遂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文学革命之论，自适发其机缄。初梁启超创新民之文体，章士钊衷逻辑为论衡，斯亦我行我法，脱尽古人恒蹊者矣。然袭文言之体，或有明而未融之处，而士钊之逻辑文学，浅识尤苦索解。故当第一次《甲寅》风行之日，北京《亚细亚日报》记者黄远庸致书士钊以相切论曰：“居今论政，不知从何说起。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
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悟其消息盈虚之理也。”士钊答曰：“提倡新文学，自是根本救济之法，然必其国政治差良，其程度不在水平线下，而后有社会之事可言，文艺其一端也。”观其辞有抑扬，殆未以远庸之言为尽然，然胡适则谓：“士钊逻辑文学之大病，在不能‘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如远庸所云也。”远庸，名为基，以字行，江西九江人。父儒藻，文采秀发，诸生不第，遂薄宦浙江。母姚，汉上名族，习礼明诗。远庸问学夙成，实资母教。年十六，补诸生。二十岁，举于乡。明年连捷，中前清光绪甲辰进士，以知县即用。时朝廷设进士馆，新第之授京职者，得入馆肄业，或游学外国，三年程其功课以为高下而迁除之。远庸不得京职，而有志于游学，请于当国，再三乃许。于是赴日本，入中央大学习法律科，黾勉研索，昕夕无间，且以余力旁及英吉利文字。己酉秋，学成回国，实为宣统元年。调邮传部，奏改员外郎。时掌部者为尚书徐世昌，侍郎汪大燮、沈云沛，咸相引重，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修官。会部纂《邮电航路四政条例》成，将奏御，前缺例言，诸曹郎皆以时促，不敢任，独以属远庸，给札郎署，不逾晷，成数千言，叙述详赡，文词渊雅，见者服其工捷。远庸之东游而归也，同里李盛铎亦归自欧洲，同僦居于海岱门内，远庸方肆力于文学，又有志于朝章国故。盛铎告之曰：“吾见欧士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而远庸从事新闻记者之业，实基于此。国变以后，部长留之曹署，而远庸绝意进取，谢不往也。时京沪诸报，各以新闻论著相属。远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及是为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然论治不能无低昂，论人不能无臧否，而于国民党尤多砭戒，以故名益盛而仇者忌者日益滋。及袁世凯为帝，属为文以赞，而远庸高名迹近，不欲应，不敢不应，草一文若讽若嘲。
世凯既心不喜，而传者遽言远庸劝进也。徒以言论文章，观听所系，世凯必欲用之，而仇袁者则必欲杀之。袁世凯欲使远庸之上海，主干《亚细亚日报》以为帝制张目。远庸心知不可，久迟且无幸，亟浮海避日本，居数日，若有人踪，东渡美洲，抵桑港，遇刺而死，年三十二岁。
远庸风神朗澈，和易近人，簪舄交错之时，远庸一至，则谈谐泛演，四座春生。居日本久，缟纻弥广，每当宴集，辄促致辞，音响方终，赞叹盈耳。闻远庸之死，咸奔走告语，太息弥襟，谓此才之不易得也。生平持论，以为：“文艺家之能独立者，以其有人生观。人生观之结果，乃至无解决、无理想，乃至破坏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谓道德纲常，而文艺家无罪焉。彼其职在写象，象如是现，写工不得不如是写，写工之自写亦复如是。故文艺家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技之工拙存乎其人，天才亦半焉。吾国人之文学家，好称文以载道，而所谓古文学者，什有七八如此。大抵论教必尊孔，论伦理必尊礼教，论文必尊所谓古文，皆吾所谓专制一孔之见，其于今日决当唾弃。”海盐朱联沅、芷青诵说其文而大赏叹曰：“是能谈新文艺者，吾生几见。”遂相交欢。而远庸自谓每见芷青，则一见一心醉，见即与谈所谓新文艺者，其大旨以为：“吾人今日思想界，乃最重写实及内照之精神，虽甚粗糙而无伤也。余既不能修饰其思想，则亦不能修饰其文字。若真有见之发怒而冷笑者，则即余文之价值也。”联沅辄冷然善焉。联沅既以早夭，远庸又不良死，而于所谓新文艺者，徒托诸空言，未及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及胡适自美洲毕所学而归，都讲京师，倡为白话文。
其友人陈独秀诵其说而张之，以其长大学文科，锐意于意大利文艺改革之事也。登高之呼，薄海风动，骎骎乎白话篡文言之统，而与代兴为文章之宗焉。其论文学革命之法，有《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文学的改革进行程序》、《谈新诗》、《尝试集自序》、《国语文法概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诸篇，具著《胡适文存》。而其中可以考见胡适文学革命思想之历程者，盖莫如《尝试集自序》，其辞曰：
我现在自己作序，只说我为什么要用白话来做诗。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尝试集》产生的历史，可以算是我个人主张文学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话文字，起于民国纪元前六年（丙午），那时我替上海《竞业旬报》做了半部章回小说，和一些论文，都是用白话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脚气病，出学堂养病。病中无事，我天天读古诗，从苏武、李陵直到元好问，单读古体诗，不读律诗。那一年我也做了几篇诗，内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万国赛珍会》，和一篇近三百字的《弃父行》；以后我常常做诗，我往美国时，已做了两百多首诗了。我先前不做律诗，因为我少时不曾学对对子，心里总觉得律诗难做，后来偶然做了些律诗，觉得律诗原来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儿，用来做应酬朋友的诗，再方便也没有了。我初做诗，人都说我像白居易一派。后来我因为要学时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读杜诗，只读《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咏怀》一类的诗，律诗中五律我极爱读，七律中最讨厌《秋兴》一类的诗，常说这些诗文法不通，只有一点空架子。
自民国六、七年到民国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已有不满意于当时旧文学的趋向了。我近在一本旧笔记里（名《自胜生随笔》，是丁未年记的）翻出这几条论诗的话：
作诗必使老妪听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读而不能解，亦何故耶？（录《怀麓堂诗话》）
东坡云：“诗须有为而作”。元遗山云：“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录《南濠诗话》）
这两条都有密圈，也可见我十六岁时论诗的旨趣了。
民国前二年，我往美国留学。初去的两年，作诗不过三首，民国成立后，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同来绮色佳，有了做诗的伴当了。集中《文学篇》所说：
明年任与杨，远道来就我。山城风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赋诗，有倡还须和。诗
久灰冷，从此生新火。
都是实在情形。在绮色佳五年，我虽不专治文学，但也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所以我那几年的诗，胆子已大得多。《去国集》里的《耶稣诞节歌》和《久雪后大风作歌》都带有试验的意味。后来做《自杀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藏晖室札记》第三册有跋《自杀篇》一段说：
吾国作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朴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 Worth）、贵推（Goethe）与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耳。（民国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七月八日）
民国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论“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文中列举方法几条，还不曾主张用白话代文言。但那时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说：“活文字者，日用语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国之白话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腊、拉丁，非日用之语言，已陈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记》第九册）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为自己要到纽约进哥仑比亚大学。梅觐庄（光迪）要到康桥进哈佛大学，故作一首长诗送觐庄。诗中有一段说：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箠，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拟，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诗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不料这十一个外国字就惹出了几年的笔战。任叔永把这些外国字连缀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我：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这诗，在火车上依韵和了一首，寄给叔永诸人：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梅觐庄误会我“作诗如作文”的意思，写信来辩论。他说：
……诗文截然两途。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自有诗文以来，无论中西，已分道而驰。……足下为诗界革命家，改良诗之文字则可；若仅移文之文字于诗，即谓之革命，谓之改良，则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这封信逼得我把诗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来。我的答书不曾留稿，今钞答叔永书一段如下：
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人之诗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胜质。诗界革命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觐庄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亦不尽当。即如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此诸例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觐庄所谓“文之文字”。……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诗之文字”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许多人只认风花雪月，蛾眉朱颜，银汉玉容等字是“诗之文字”，做成的诗读起来字字是诗。仔细分析起来，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主张用朴实无华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黄庭坚的《题莲华花寺》和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咏怀》。这类的诗，诗味在骨子里，在质不在文。没有骨子的滥调诗人决不能做这类的诗。所以我的第一条件便是“言之有物”。因为注重之点在言中的“物”，故不问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还是文的文字。觐庄认做“仅移文之字于诗”，所以错了。
这一次的争论是民国四年到五年春间的事。那时影响我个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说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这个观念是我的文学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札记》第十册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记一段如下：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文亦遭几许革命矣。自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六朝之文……亦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所以称“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谈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禅门所常用，以俚语说理记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极盛。其时之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傥此革命潮流，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后七子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已成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矣。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学，却叟辈之创英文学，路德之创德文学，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过了几天，我填了一首《沁园春》词，题目就叫做“誓诗”，其实是一篇文学革命宣言书：
更不伤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诗。任花开也好，花飞也好；月圆固好，月落何悲。我闻之曰：“从天而颂，孰与制天而用之。”更安用，为苍天歌哭，作彼奴为。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四月十三日）
这首词上半所攻击的是中国文学“无病而呻”的恶习惯。我是主张乐观，主张进取的人，故极力攻击这种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国集》的尾声，是《尝试集》的先声。
以下要说发生《尝试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三，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诗。这首诗里有“言棹轻楫，以涤烦疴”和“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句，我回他书说：
诗中“言棹轻楫”之“言”字及“载笑载言”之“载”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这几句话触怒了一位旁观的朋友。那时梅觐庄在绮色佳过夏，见了我给叔永的信，他写信来痛驳我道：
足下所自矜为文学革命真谛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于叔永诗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为非“二十世纪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须洗去旧日腔套，务去陈言，固矣。然此非尽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语白话代之之谓也。……足下以俗话白话为向来文学上不用之字，骤以入文，似觉新奇而美，实则无永久价值。因其向未经美术家锻炼，徒诿诸愚夫愚妇无美术观念者之口，历世相传，愈趋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为创获，异矣。如足下之言，则人间材智、选择、教育，诸事皆无足算，而村农伧父皆足为诗人美术家矣。甚至非洲黑蛮，南洋土人，其言文无分者，最有诗人美术家之资格矣。
至于无所谓“活文学”，亦与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旧之物也。……足下乃视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觐庄这封信不但完全误解我的主张，并且说了一些没有道理的话，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话游戏诗答他。这首诗虽是游戏诗，也有几段庄重的议论，如第二段说：
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是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尝不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说：
今我苦口哓舌，算来却是为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和几个白话的东坡，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那不是“活文学”是什么？
这一段全是后来用白话作实地试验的意思。
这首白话游戏诗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游戏，一半是有意思做白话诗。不料梅、任两位都大不以为然。觐庄来信大骂我，他说：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真豪健哉！盖今之西洋诗界，若足下之张革命旗者，亦数见不鲜。最著者有所谓Futurism，Imagism，Free Verse，及各种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约皆足下俗话诗之流亚，皆喜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豪，皆喜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焉。……
信尾又有两段添入的话：
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今之欧美狂澜横流，所谓“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闻之熟矣。诚望足下勿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颇使我不心服，因为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很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觐庄硬派我一个“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来信说：
足下此次试验的结果，乃完全失败是也。……要之，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伯严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之文学，更无吾侪侧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惟以此（白话）作诗，则仆期期以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高腔京调，而陶、谢、李、杜之流，将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觐庄说：“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叔永说：“白话自有白话用处，然不能用之于诗。”这是我最不承认的。我答叔永信中说：
……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举放翁诗及山谷、稼轩词两例）。……总之，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这一段乃是我的“文学的实验主义”。我三年来所做的文学事业，只不过是实行这个主义。
答叔永书很长，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梦想中之文学革命曰：（1）文学革命的手段，要令国中之陶、谢、李、杜敢用白话京调高腔作诗。（2）文学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话京调高腔之中产出几许陶、谢、李、杜。（3）今日决用不着“陶、谢、李、杜”的陶、谢、李、杜。若陶、谢、李、杜生于今日，仍作陶、谢、李、杜当日之诗，则决不能更有当日的价值与影响。何也？时代不同也。（4）吾辈生于今日，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五经、两汉、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的《水浒》、《西游》文字。与其作似陶、似谢、似李、似杜的诗，不如作不似陶、谢，不似李、杜的白话诗。与其作一个学这个、学那个的郑苏盦、陈伯严，不如作一个实地试验，“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适之。……吾志决矣，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诗词。……（七月二十六日）
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过了几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学之器也。我私心以为文言决不足为吾国将来文学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实验白话是否可谓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倘数年之后，竟能用文言白话作文作诗，无不随心所欲，岂非一大快事？我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同行。然吾去志已决。公等假我数年之期，倘此新国尽是沙碛不毛之地，则我或终归老于“文言诗国”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则辟除荆棘之后，当开放门户，迎公等同来莅止耳。“狂言人道臣当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为重轻。”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这时我已开始作白话诗。诗还不曾做得几首，诗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时我想起陆游有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我觉得这个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故用“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要看“尝试”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时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心里只有一点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须“单身匹马而往”，我平时所最敬爱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去探险。但是我若没有这一班朋友和我打笔墨官司，我也决不会有这样的尝试决心。《庄子》说得好：“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当时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乐趣，觉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对于文学革命的一切见解，所以能结晶成一种有系统的主张，全都是同这一班朋友切磋讨论的结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写信答朱经农（经）中有一段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
（四）不避俗字俗语。
（五）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须语语有个我在。
（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一方面。
这八条，后来成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见朋友讨论的益处不少了。
我的《尝试集》，起于民国五年七月，到民国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时，已成一小册子了。这一年之中，白话诗的试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没有积极帮助，故这一年的诗，无论怎样大胆，终不能跳出旧诗的范围。
我初回国时，我的朋友钱玄同说我的诗词“未能脱尽文言巢臼”，又说“嫌太文了”。美洲朋友嫌“太俗”的诗，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这话我初听了很觉得奇怪。后来平心一想，这话真是不错。我在美洲做的《尝试集》，实在不过能勉强实行了《文学改良刍议》里面的八个条件，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这些诗的大缺点就是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牺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迁就五七言句法。音节一层，也受很大的影响。第一，整齐划一的音节没有变化，实在无味。第二，没有自然的音节，不能跟着诗料随时变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后所做的诗，认定一个主义，若要做真正的白话诗，若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非做长短不一的白话诗不可。这种主张，可叫做“诗体的大解放”。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样说。这样方才可有真正白话诗，方才可以表现白话文学的可能性。《尝试集》第二编中的诗，虽不能处处做到这个理想的目的，大致照这个目的做去。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不同之处。
以上说《尝试集》发生的历史。……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的。这一件可供献的，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我们这一班人的文学革命论所以同别人不同，全在这一点试验态度。……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唯一的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肯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怀疑，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付，只有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我们主张白话可以做诗，因为未经大家承认，只可说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我们这三年来，只是想把这个假设用来做种种实地试验——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的诗，做无韵的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这是我们这班白话诗人的“实验的精神”。我这本集子里的诗，不问诗的价值如何，总可以代表这点实验精神。这两年来，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伯情诸位，美国有陈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话诗。白话诗的试验室里的试验家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大多数的文人仍旧不敢轻易“尝试”。他们永不来尝试，如何能判断白话诗的问题呢？耶稣说得好：“收获是很多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胆把这本《尝试集》印出来，要想把这本集子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贡献给全国的文人，请他们大家都来尝试尝试。
我且引我《尝试篇》作这篇长序的结论：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请看药圣尝百草，尝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医试丹药，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试便成功，那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即便如此已无魂，即此失败便足记。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费。
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
此可以窥见胡适文学革命思想之历程焉。所以自号于天下者有三：曰八不主义也，曰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也，曰文学的试验精神也。稽其著述，言八不主义者，有《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焉。言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者，有《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史》焉。至文学试验之精神，则表以《尝试集》之一序焉。一时和之而首为驱除难者，陈独秀及浙江钱玄同也。林纾、马其昶之伦，皆文章老宿，而纾尚气好辩，尤负盛名，为适所嫉，摭其一章一句，纵情诋毁，复嗾其徒假名曰王静轩者，佯若为纾辩护，同时并刊驳难而耸观听。及纾弟子李濂镗，欲访所谓王静轩者而与之友，则乌有先生也，叹曰：“昔人所谓不信之至欺其友，不意镗亲见之。”纾则愤气填膺而无如何。既以摧抑不得伸喙。独安徽梅光迪、江西胡先骕，故偕适留学美国，称欢交，然论文学则龂龂不相下。适倡革命，而光迪、先骕主存古，与适持。先骕尤褒弹不遗余力。胡适以仿古之文言文为死文学，而新倡之白话文为活文学，文学有死活，无雅俗。胡先骕曰：“不然。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故荷马之诗，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乔塞Chaucer之诗，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梭和科Sophocle之戏剧，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席西罗Cicero之演说，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
蒲罗大Plutarch之传记，活文学也，以其不死不朽也。反而论之，Edgar Lee Masters之诗，死文学也，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陀司妥夫士忌、戈尔忌之小说，死文学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适之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以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适之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超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一种运动之价值，初不系于成败，而一时之风行，亦不足为成功之征。舍以古今为死活，则是世间无不朽之著作，而每种名著，时过境迁，至多亦不过流传二三百年矣。天下宁有是理耶？”胡适以为：“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
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胡先骕曰：“不然。语言若与文字合而为一，则语言变而文字亦随之变。故英之Chaucer去今不过五百余年，Spencer去今不过四百余年，以英国文字为谐声文字之故，二氏之诗已如我国商周之文之难读，而我国则周秦之书尚不如是。盖欧文谐声，中文辨形。谐声之文字，必因语言之推迁而嬗变。辨形之文字，则虽语言逐渐变易，而文字可以不变。故吾国文字不若欧洲各国文字之易于变易也。向使言文合一，文随语变，宋元之文已不可读，况秦汉、魏晋乎？此正中国言文分离之优点。夫《盘庚》、《大诰》之所以杂于《尧典》、《舜典》者，即以前者为殷人之白话，而后者乃史官文言之记述也。故元曲之白话，于今不多可解，然宋元人之文章则与今日无别。论者不思其便利，而欲故增其困难乎？抑宋元以上之学，已可完全抛弃而不足惜，则文学已无流传于后世之价值，而古代之书籍可完全焚毁矣。斯又何解于西人之保存彼国之古籍耶？且西人言文何尝合一？其他无论矣，即以戏曲论，夫戏曲本取于通俗也，何莎士比亚之戏曲所用之字至万余？岂英人日用口语须用如此之多之字乎？小说亦本以白话为本也者，今试读Charlotet Bronte之著作，则见其所用典雅之字极伙。其他若Dr.Johnson之喜用奇字者，更无论矣。且历史家如Macawlay，Prescott，Green等，科学家如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尔等，莫不用极雅驯、极生动之笔以纪载一代之历史，或叙述辩论其学理，而令百世之下犹以其文为规范，此又何如耶？大抵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而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学理，而欲期以剀切简明，难矣。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若欲参入抽象之名词、典雅之字句，则又不为纯粹之白话矣。又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杂不纯之口语代之乎？”胡适以为：“五言七言之诗，句法整齐，不合语言之自然，而有截长补短之病，故诗体之大解放，在打破一切枷锁自由之枷锁镣铐。五七言之整齐句法，亦枷锁诗体自由之一种枷锁镣铐也。
”胡先骕曰：“不然。中国之有五七言诗，犹西国之有Meter也。惟欧语复音多，故不能如中国四言、五言、七言之整齐，然必高音低音错综而为Meter，而限定每句所含Feet之数，自希腊荷马以来即然。主张解放之大诗家威至威斯Wordsworth以为：‘可悲之境况与情感，写以句法整齐之韵文，以视用散文之效力为久远。’又谓：‘由整齐之句法所得之快乐，盖为由不同而得有同之感觉之快乐。’辜勒律Coleridge已谓：‘诗与文之别，即在整齐之句法与叶韵。’德昆西Dequincey以为：‘整齐之句法，可辅助思想之表现。’汉特J.H.Leigh Hunt以为：‘诗之佳处，在全体整齐，而各部分变异。’波Poe以为：‘整齐句法与音节皆不容轻易抛弃者。’英诗人德来登Dryden以为：‘韵之最大之利益，即在限制范围诗人之幻想。盖诗人之想象力往往恣肆而无纪律，无韵诗使诗人过于自由，使诗人尝作多数可省，或可更加锤炼之句。苟有韵以为之限制，则必将其思想以特种字句申说之，使韵自然与字句相应，而不必以思想勉强趁韵。思想既受有此种限制，审判力倍须增加，则更高深、更清晰之思想，反可因之而生矣。’岂非句法之整齐与叶韵，为诗体之不可废者耶？考之歌谣，靡不以整齐句法为之：‘月光光，姊妹妹’，三言也。‘月亮光光，照见汪洋’，四言也。‘打铁十八年，嫌个破铜钱’，五言也。‘行也思量留半地，睡也思量留半床’，七言也。
此外二三六言、八言、九言、十言特稀。盖二言气促，六言突兀，八、九、十言过长。八、九、十言即有之，亦必分为三、四、五言小段，如‘太夫人，移步出堂前’，虽为八言，然为三言与五言所合成；‘蔡鸣凤，坐店房，自思自想’，虽为十言，然为两三言、一四言所合成。可见四言、五言、七言者，中国语中最适宜之句法也。惟四言诗只盛于周，而五言古诗则自汉魏以至于齐梁，几为唯一之诗体，其时七言诗虽有作者，然不及五言之重要。即至唐宋以还，虽七言古兴，而律诗大盛，然五言古始终占第一重要位置，直至今日，学诗者犹以为入手之途径、最后之规则，其间岂无故哉。盖五言古既可言志，复能抒情，既可叙事，复能体物。阮步兵之《咏怀》，陈子昂之《感遇》，李太白之《古风》，皆言志之诗也。《孔雀东南飞》、《木兰词》，皆叙事之诗也。谢灵运之作，大半皆写景之诗也。诗之能事，五言古几尽能之。所不能者，为七言古诗之剽疾流利、抑扬顿挫，与夫五七言近体诗之一唱三叹，音调铿锵耳。七言古以剽疾流利、抑扬顿挫为本，故宜于笔力矫健之作，故虽说理言志不及五言，而跌宕过之，然以七言古之跌宕委婉，一调叶其声调，使之谐婉，则七言古诗中之长庆体，又为叙事之良好工具矣。
盖叙事贵婉转尽致，因之音节亦尚谐婉。长庆体全用律句以作古诗，其声调之铿锵、情韵之缠绵，遂较平常之七言古诗出一头地。元、白不论，即梅村之能嗣响长庆，亦正以其用长庆体故也。至五七言律诗，以八句四韵之短幅，复以对偶为要旨，自不能如五七言古极纵横阔大尽理穷物之能事。胡适之君必以不讲对仗为改良诗体之一事，则又与于不知诗之甚者也。夫天地间事物，比偶者极多，俯拾即是，虽在周秦之世，诸子名理之言，亦尚排偶，而《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苏、李诗之‘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征夫怀往路，游子恋故乡’，皆为对仗。至谢灵运之诗，则几于自首至尾皆为对仗。以后无论五七言古诗，皆寓偶于奇，杂以对仗。虽适之君所推崇之白香山、陆放翁之五七言古诗，亦对仗极多。放翁之五古，且有自首至尾皆用对仗者。古来名人中之喜用单行以作古诗，唯元遗山一人耳。近体诗唯五言、七言排律不耐诵读，其原因初不尽在对仗，盖音调之过于谐婉，实为一大原因。
故虽以老杜五排之波澜壮阔，而喜读之者卒鲜也。在古诗之谐畅，作者能错落其句法以救单调之害耳。此即汉特所谓‘全体整齐而各部变异’，正所以‘达到美之最后之目的’者也。夫单行与对仗各有效用。单行句法雄浑严整，厚重缓和，故不求流动而欲端整之作宜之。言非一端，亦各有当，宁必以去对仗为尽作诗之能事乎？”先骕字步曾，江西南昌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科学士，历庐山森林局副局长、东南大学植物教授，顾先骕治植物学而好谭文学，与胡适友善，而论文不为唯阿。“时代精神”者，胡适之所骛也，先骕曰：“勿骛于‘时代精神’。须知文学之最不可恃者，厥为时代精神，以于事过境迁，不含‘不朽’之要素也。”“文学创造”者，胡适之所夸言也，先骕曰：“勿夸言‘创造’，而忘不可免之摹仿。须知茹古者深，含英咀华，‘创造’即在摹仿之中也。”著有《中国文学改良论》、《文学之标准》、《评〈尝试集〉》、《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具载《学衡》杂志，皆难适而作，寖以失欢，绝交于适焉。
在前清光宣之际，北京大学之文科，以桐城家马其昶、姚永概诸人为重镇。民国新造，浙江派代之而兴，章炳麟之徒乃有多人，登文科讲席，至是桐城派乃有式微之叹。著于林纾《畏庐文集》者，可覆按也。然自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用适之说，一时新文学之思潮，又复澎湃于大学之内。浙士钱玄同者，尝执业于章炳麟之门，称为高第弟子者也。为人文理密察，雅善持论，至是折而从适，为之疏附。适骤得此强佐，声气腾跃，既倡新文艺以摧毁古文，又讲新文化以打倒礼教，而学生运动亦适一力提倡以臻极盛，然而无以持其后。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群流景仰，以为威麟祥凤不啻。梁启超清流夙望，亦心畏此咄咄逼人之后生，降心以相从，适亦引而进之以示推重，若曰：“此老少年也。”启超则弥沾沾自喜，标榜后生以为名高。一时大师，骈称梁、胡。二公揄衣扬袖，囊括南北，其于青年实倍耳提面命之功，惜无抉困持危之术。启超之病生于妩媚，而适之过乃为武谲。夫妩媚则为面谀、为徇从，后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雎，不悟是终身之惑，无有解之一日也。武谲则尚诈取、贵诡获，人情莫不厌艰巨而乐轻易，畏陈编而嗜新说，使得略披序录，便膺整理之荣，才握管觚，即遂发挥之快，其幸成未尝不可乐，而不知见小欲速，中于心术，陷溺既深，终无自拔之一日也。然当是时，白话文乘方兴之运，先之以《新青年》之摧锋陷阵，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实为主干。而风气所鼓，继起应和者，北京则有《新潮》月刊、《每周评论》，上海则有《民国日报》附张之“觉悟”、《时事新报》之“学灯”，推波助澜，一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为宣传，是则胡适建设的文学之鹄者也。于是教育部以民国九年颁“小说课本改用国语”之令，而白话文之宣传，益得植其基于法令。势力既盛，流派斯分。有写以中国之普通话，而文言杂厕在所不禁者，胡适辈是也。有摹仿欧文而谥之曰“欧化的国语文学”者，始倡于浙江周树人之译西洋小说，以顺文直译为尚，斥意译之不忠实，而摹欧文以国语，比鹦鹉之学舌，托于象胥，斯为作俑。效颦者乃至造述抒志，亦竞欧化，《小说月报》盛扬其焰。然而诘屈聱牙，过于周诰，学士费解，何论民众。上海曹慕管笑之曰：“吾侪生愿读欧文，不类见此妙文也。比于上海时装妇人，着高底西式女鞋而跬步倾跌，益增丑态矣。崇效古人，斥曰‘奴性’，摹仿外国，独非‘奴性’耶？”反唇之讥，或谑近虐。然始之创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家喻户晓者，不以“欧化的国语文学”之兴而荒其志耶？斯则矛盾之说，无以自圆者矣。或者以白话之盛，而有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比之文言之盛，而有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然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谨严，而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文”则词意拖沓。章士钊之“欧化的古文”条达，而周树人之“欧化的国语文”则字句格磔。一则茹古涵今，熔裁自我；一则生吞活剥，模拟欧文，孰为得失，必有能辨之者焉。
自胡适之创白话文也，所持以号于天下者，曰：“平民文学也，非贵族文学也。”一时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树人以小说著，徐志摩以诗闻。而树人著小说，工于写实，所为《阿Q正传》，尤为世所传诵。志摩为诗则喜堆砌，讲节奏，尤崇震动，多用叠句排句，自谓本之希腊，而欣赏自然，富有玄想，亦差似之，一时有诗哲之目。树人擅写实，志摩喜玄想，取径不同，而皆揭“平民文学”四字以自张大。后生小子，始读之而喜，继而疑，终而诋曰：“此小资产阶级文学也，非真正民众也。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众之惨怚，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见小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若而人者，彼其心目何尝有民众耶？”若由小己而转向民众以继起有闻者，曰郭沫若、郁达夫。郭沫若代表青年抵抗一派，郁达夫代表青年颓废一派，而其所以可贵，则要在意趣之转向劳动阶级。而于是所谓新文艺之新而又新者，盖莫如第四阶级之文艺，谥之曰普罗文学者是也。郭沫若、蒋光赤实魁于曹。其精神则愤怒抗进，其文章则震动咆哮，以唯物主义树骨干，以阶级斗争奠基石，急言极论，即此可征新文艺之极左倾向。而周树人、徐志摩则为新文艺之右倾者。其集会结社，则有文学研究会、新月社，以代表右倾。而左倾者，则有所谓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国际文化研究会、马克斯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普罗诗社、社会科学家联盟，风起云涌，万窍怒号，其不知者尚阙如也。至于胡适喜谈国故，新青年则讥之曰：“胡适之赶逐不上我辈，跪向故纸堆中去矣。”波靡流转，莫知所届。向之诮人落伍者，转瞬而人讥落伍。十年推排，已成老物，身名寂寞，胡适盖不胜今昔之感。而逐林纾之后尘，以为后生揶揄云，又岂适始计之所及料也哉？余故著其异议，穷其流变，而以俟五百年后之论定焉，亦当世得失之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