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史氏曰：

余观周秦间，儒者动辄曰墨、曰儒墨。以昌黎大儒推尊孟氏，谓不在禹下，而亦有“孔必用墨，墨必用孔”之言。窃意墨子之说，必有以鼓动天下之人使之尊信者。今观于泰西之教，而乃知之矣。

余考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当孟子时，天下之言，半归于墨，而其教衍而为七。门人邓陵、禽猾之徒，且蔓延于天下。其人于泰西，源流虽不可考，而泰西之贤智推衍其说，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距之辟之于二千余岁之前，逮今而驳骏有东来之意。呜呼！何其奇也。

余足迹未至欧洲，又不通其语言文字，未由考其详。顾余闻东西之人，盛称泰西者，莫不曰其国大政事、大征伐，皆举国会议，询谋佥同而后行。其荐贤授能，拜爵叙官，皆以公选。其君臣上下，无疾苦不达之隐，无壅遏不宣之情。其人皆乐善好施，若医院，若义学，若孤独园，林立于国中。其器用也，务以巧便胜。其学问也，实事求是，日进而不已。其君子小人，皆敬上帝，怵祸福。其法律，详而必行。其武备，修而不轻言战。余初不知其操何术致此，今而知为用墨之效也。

余读《墨子》诸篇，每引尧、舜、禹、汤之事以证其说。其说之善者，容亦有合于吾儒，而独其立教之要旨，专在于尚同、兼爱，则大异。彼谓等天下而同之，擞遂万物而利之，天下之人喜，人人得自伸其权，自谋其利，故便其说之行而乐趋之。交相爱则交相利，苟利于众，则同力合作，故事易举。无所甚亲于父兄，无所甚厚于子孙，故推其爱于一国，而君臣上下无甚差别。相维相系，而民气易固。学问则相长也，工巧则相示也，故互相观摩，互相竞争，而技艺日新。而又虑其以同裨同，无所统而易于争乱也，故称天以临之，使人人知所敬而不敢肆，由是而教诫修焉。明法以范之，立义以制之，使人人知所循而不敢逞；讲武以防之，使人人有所惮而不敢犯。由是而政令肃焉，由是而武备修焉。彼欲行其尚同、兼爱之说，而精详如此，行之者其效又如此，胥天下而靡然从之，固无足怪。

然吾以为其流弊不可胜言也，推尚同之说，则谓君民同权，父子同权矣；推兼爱之说，则谓父母兄弟，同于路人矣。天下之不能无尊卑，无亲疏，无上下，天理之当然，人情之极则也。圣人者知其然而序以别之，所以已乱也。今必欲强不可同、不能兼者兼而同之，是启争召乱之道耳。幸而今日泰西各国物力尚丰，民气尚朴，其人尚能自爱，又恃其法令之明，武备之修，犹足以维持不败。浸假而物力稍绌，民气日嚣，彼以无统一无差等之民，各出其争权贪利之心，佐以斗狠好武之习，纷然其竞起，天之不畏，法之不修，义之不讲，卒之尚同而不能强同，兼爱而无所用爱，必推而至于极分裂、极残暴而后已。执尚同、兼爱以责人，必有欲行均贫富，均贵贱，均劳逸之说者。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当其乱则视君如弈棋，视亲如赘旒。而每一交锋，蔓延数十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有视人命如草菅者，岂人性殊哉？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

前夫今日，争乱之事吾已见之矣；后乎今日，无道以救之，吾未知其争乱之所底止也。然则韩子之用墨，举其善而言之也；孟子之辟墨，举其弊而言之也。日本之学术，先儒而后墨，余故总论其利弊如此。作《学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