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史氏曰：

上古之刑法简，后世之刑法繁。上古以刑法辅道德故简，后世以刑法为道德故繁。中国士夫好谈古治，见古人画象示禁、刑措不用则睾然高望，慨慕黄、农、虞、夏之盛，欲挽末俗而趋古风。盖所重在道德，遂以刑法为卑卑无足道也。而泰西论者专重刑法，谓民智日开，各思所以保其权利，则讼狱不得不滋，法令不得不密。其崇尚刑法以为治国保家之具，尊之乃若圣经贤传。然同一法律，而中、西立论相背驰至于如此者，一穷其本，一究其用故也。

余尝考中国之律，魏晋密于汉，唐又密于魏晋，明又密于唐，至于我大清律例又密于明。积世愈多即立法愈密，事变所趋中有不得不然之势，虽圣君贤相不能不因时而增益。西人所谓民智益开则国法益详，要非无理欤？余读历代史“西域”、“北狄”诸传，每称其刑简令行，上下一心，妄意今之泰西诸国亦当如是。既而居日本，见其学习西法如此之详。既而居美国，见其用法施政乃至特设议律一官，朝令夕改以时颁布，其详更加十百倍焉。乃始叹向日所见之浅也。

泰西素重法律，至法国拿破仑而益精密。其用刑之宽严，各随其国俗以立之，法亦无大异。独有所谓《治罪法》一书，自犯人之告发、罪案之搜查、判事之预审、法廷之公判、审院之上诉；其中捕拿之法、监禁之法、质讯之法、保释之法，以及被告辩护之法、证人问之法，凡一切诉讼关系之人、之文书、之物件，无不有一定之法。上有所偏重，则分权于下以轻之，彼有所独轻则立限于此以重之，务使上下彼此权衡悉平，毫无畸轻畸重之弊。窥其意欲使天下无冤民，朝廷无滥狱。呜呼，可谓精密也已！

余闻泰西人好论权限二字，今读西人法律诸书，见其反覆推阐，亦不外所谓权限者。人无论尊卑，事无论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同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弭患，一以法行之。余观欧美大小诸国，无论君主、君民共主，一言以蔽之曰：以法治国而已矣。自非举世崇尚，数百年来观摩，研究、讨论、修改，精密至于此，能以之治国乎？嗟夫，此固古先哲王之所不及料，抑亦后世法家之所不能知者矣！作《刑法志》。

日本古无刑法，上古有罪，去爪发、诵禊词而已。神武已平东国，使天种子命祓除人民所犯罪，害稼穑、污斋殿谓之天罪，奸淫、蛊毒，谓之国罪，皆从其轻重征赎物，使请神祇而解除之。至应神时，有探汤听讼之法，以泥置釜中煮沸，令讼者手探之，直者不伤手，曲则手烂。雄略时，有焚杀黥面之刑。而武烈帝用刑峻酷，遂至刳孕妇之胎、射杀人于树。

自古，刑无专官。用刑，则令物部司其事。物部，古为掌兵之官，盖是时兵、刑不分职。

亦无律法。

及推古时，上宫太子摄政，始作宪法十七条，后世以为造律之祖。然法中仅为禁饬语，尚非刑名律也。迨孝德朝，依仿唐制始设刑部省，省中分二司：曰赃赎司，曰囚狱司。于是始有刑律。律分十二：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亦用五刑。别有八虐[1]、六议[2]等条，大概同唐律。其时，遣唐学生颇有习律者归以教人，而法制颇详明矣。

及王政衰微，将军主政，刑罚或轻或重惟长官之意，并无颁行一定之法。数百年来，政尚严酷，窃盗、诽谤往往罪至于死。

近年王政维新，复设刑部省。明治三年十二月，乃采用明律，颁行《新律纲领》一书，诏曰：“朕敕刑部改撰律书，乃以《新律纲领》六卷奏进。朕与在廷诸臣议，宜令颁布内外，有司其遵守之。”六年五月，又颁《改定律例》一书，诏曰：“朕曩敕司法省，本国家之成宪、酌各国之定律，修撰《改定律例》一书，今编纂告成，朕乃与内阁诸臣辩论裁定，命之颁行，尔臣僚其遵守之。”比《新律纲领》颇有斟酌损益，然大致仍同明律。八年五月，改设大审院、诸裁判所，其职务、事务、章程，及颁发《控诉规则》、《上告规则》乃稍稍参用西律。十年二月，又有更改，自外交条约称“泰西流寓商民均归领事官管辖”，日本欲依通例改归地方官，而泰西各国咸谓日本法律不完不备，其笞杖斩杀之刑不足以治外人，于是日本政府遂一意改用西律，敕元老院依拟佛律、略参国制，以纂定诸律。至十四年二月，遂告成颁行，曰治罪法，曰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