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生活与女仆曼利

廷黻与我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廿一日在美国康省法官处结婚。Mr.&Mrs.Bob Cook是我们结婚的证人。结婚后我们住在纽约城西区七十六街的一所六层楼公寓内，我们住在四楼，廷黻的第二女寿仁（二宝）及第四子居仁（四宝）搬来与我们同住。我们的房子有二楼，楼上有卧室两间，寿仁住一间，我们住一间，四宝睡在楼下饭厅边的沙发上。

那时我们雇了一位德国女仆，名叫曼利。每天中午时她来烧中饭，饭后打扫屋子，然后就预备晚饭。平时我们定在八时开饭，曼利为人爽直，但是脾气很大。我记得有一次廷黻在联合国开会，到了下午八时半尚未回家，她板起了面孔请我到厨房，指指窗口说：“我要跳楼了！”我吓得一大跳，问她什么事那么严重，她说：“我烧的烤牛肉，完全被‘大使’糟蹋了！”我安慰她说：“牛肉老一点没有关系的，我们不会怪你的。”她还是气呼呼的很不高兴。还有一次寿仁在晚饭时带了一位女友回家吃晚饭，曼利立刻请我到厨房，对我说，她要停工不做了。我问她为什么事那么生气，她说：“寿仁怎么可以随便带朋友来吃饭！事先没有告诉我，她的朋友不能在此吃饭，我没有东西烧给她吃。我也不能将你们的菜分给她。我不喜欢这样，将我的一顿饭完全破坏。”我说：“你不要急，我的一份晚餐让给寿仁的朋友好了。你替我煎一个蛋，烤两片面包就行了。”那晚曼利一直板了面孔，大生其气。

我们的公寓租金大约三百美金，曼利的工资也要两百余元，那时“政府”才搬到台湾，经济相当困难，有时不能按时发薪水，我们常常入不敷出。为了要节省起见，我们决定搬到纽约郊外去住；那时四宝在Riverdale的Horaceman读中学，所以我们决定搬到那里去住，而且也辞去了曼利。在她与我们分离时，她流泪向我说：“蒋太太，等你们经济情况好转时，你要我再来做，请你随时通知我好了。”以后她虽然没有再替我们工作，可是我们常常通音讯，每年圣诞节时，赠送礼物，后来她退休回德国，已于十五年前过世了。

忠于中国的狗

在Riverdale我们找到一所小平房，向银行借了一点钱买了下来，每月交分期付款的开支，大约一百五十元。四宝喜欢狗，在纽约时已要父亲买狗，父亲答应他将来搬到郊外时才可以，所以搬到Riverdale后，他立刻就要买狗。父亲只肯出三十元。在美国买纯种的狗，最少也要八九十美元，所以我们跑了很多地方，终算找到一对五个月的杂种小黄狗，雌的很活泼，那只雄狗呆呆地坐在地上，一动也不动，如有病一样。四宝要雄狗，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将它买下。我们问店主，此狗是否有病？他说此狗被别人买回去过，因被小孩们踢踢打打，吓得如此，并非有病。四宝抱狗回家后，请父亲取名，那时星期天下午纽约大剧院正在演Don Carlos，父亲在收听，父亲说：“叫它Carlo好了。”取了名字以后，我们立刻将早已预备好的can狗饭开给它吃，大家抢着抱它摸它，喜爱万分。到了第二天，Carlo非但不发呆发抖，随了我们到处跑跳，活泼非常。Carlo渐渐长大，真是只灵活的管家好狗，任何外人都不许进屋子。如有中国人来访，它嗅了一下就很安定地睡在地上；但是异国朋友来访，它狂吠不止，虽然告诉它不许再叫，它蹲在地上，还是不断地发出哮吼的声音，表示不欢迎这位客人。

Carlo也最喜欢吃中国饭菜，每晚必等女佣人洗净碗筷后，知道没有剩余的菜给它吃时，然后才去吃它的狗饭。后来一位外国朋友送了我们一只二个月大的小猫，第一天抱回家时，放在地上，Carlo走过去嗅了一下，张开大嘴，将小猫一口咬住，吓得我们以为Carlo要将小猫咬死或吃掉，哪知它将小猫衔在嘴里，走到它的狗饭碗处，将小猫轻轻地放下。这只小猫也喜欢吃狗饭，所以以后开狗饭时，Carlo总是蹲在旁边，让小猫先吃，等猫吃完洗面时，它再过去吃。我们常到后园走走散散步，Carlo也跟了出来，它先将小猫衔在嘴里，一同到园子，然后将小猫放在地下，等我们进屋子时，它又将小猫衔回屋内。后来小猫长成大猫，Carlo无法再衔在口内，可是Carlo还是衔住猫的颈子，拖着出进，猫也很乖，任Carlo拖进拖出，既不喊叫，也不抵抗。朋友们来访时见了都觉得稀奇好玩。过了一年多，有一次Carlo被别人的汽车碰伤后，狗医生给它上了石膏，躺卧在厨房的地上，小猫回屋后，嗅嗅石膏腿，前前后后又嗅了半天，然后走到Carlo嘴边舐舐Carlo的嘴，然后轻轻地躺在Carlo的背后。那一晚小猫再没有出去玩，一直陪在Carlo的身边。

我们等四宝中学毕业后，他到波士顿MIT去读大学时，我们又搬到New Jersey去住。我们找到一所虽旧而大的房子，有三层楼，那时我们从香港请来一个女仆，工资只有五十元。后园很长，廷黻公余回家后，喜欢在后园练练高尔夫球。屋前面有一个小凉台，天下雨时，小猫就回家，所以Carlo在下雨时，喜欢坐在凉台上等猫回来。郊外的房子都没有围墙或篱笆，邻近的狗猫，都是随处乱跑，有时Carlo看见小猫归途中被别的狗吓住时，它总是很勇敢地追出去，与别的狗打架，使小猫有机会逃进屋子。过了两年多后，有一天小猫暴病死亡，廷黻与我及小孩们都很悲伤难过。Carlo每到下雨时，还是静静地坐在凉台上，等待小猫的归来；廷黻和我们看了，都是非常的伤心。Carlo活到十四岁，它在世时，我家从未有小偷光临过。我们在华府时，Carlo病亡在华盛顿的狗医院内。廷黻说它虽然是外国种，但是一只忠心于中国的狗，所以我们将它火葬后的骨灰，并将它的几只心爱玩具，一同葬在双橡园内的金鱼池旁，立有大理石碑，作为永久的纪念。

外交酬应与中国菜

我们在联合国时，平常应酬不多，可是到了开大会时，就非常的忙碌了。廷黻总是日夜操心，奔走联络，争取各国的支持票。我们平时请客都在纽约城内的大饭店，我家太小，而且只有一个女仆，她只能烧些家常便饭。外国人都喜欢吃中国菜，自然也有例外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请AFL CIO（美国工商会）的主席米尼（George Meany）夫妇，是一桌很讲究的筵席。在我们开始吃第二、三道菜时，廷黻发觉米尼太太吃得不起劲，就问她，要不要来一块牛排，她说欢迎，那晚其他的菜，她很少吃。但是米尼先生却就不同了。他坐在我的右面，他爱吃中国菜，而且食量奇大，我不停地替他夹菜，他也不断地吃完。我想那晚上，他把他太太的那一份菜，也都吃下了。

一九六一年廷黻奉命去华府，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那时华府的“中国大使馆”双橡园，破旧不堪，当时“政府”拨下一笔钱，作为修理之用。我们花了几个月的功夫修理双橡园，又将它周围清理了一下，添种了许多玫瑰及其他的花卉，待修理完毕后，双橡园亦焕然一新。

在双橡园请客比在纽约时容易得多，因为那时我们有一位能干而得力的女秘书Mrs.Nancy Chen，一位名厨师束亚明及一位可靠而有礼貌的男仆徐忠岳。我们请客时，除了男仆外，第一号waiter是我们的花匠，他是意大利人，他有许多亲戚及朋友，分别在华府的其他使馆内做花匠。当请客时，需要加添四五个waiters帮忙时，都由他去召集其他的花匠来帮忙。他们的正业虽是花匠，到了晚上，他们的副业却是华府的第一流waiters，穿了笔挺的大礼服，忙着端盘子。我们有时去赴别的大使馆的宴会或鸡尾酒会时，也常常看到我们的花匠也在其中帮忙。

我们的中国菜在华府很有名。有一次在我们请客时，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大使对我说：“因为你们请客，夜晚我特由某处赶回，同时我们也不愿错过你们的这顿好菜。”我还记得十几年前，蒋“院长”访美来华府时，我们请了几桌酒席，席间有美国国务卿Dean Rusk夫妇，Harriman夫妇及其他大使等，在宴会散后，蒋“院长”对我说：“今晚的菜很好，尤其是那道排翅，恐怕在台湾也不能常常吃得到的。”

我们在宴会时，对于排座位，特别当心，每在宴会前，廷黻必亲自查看一次，以免错误。听说有一次某大使请客，将一位贵宾的座位排低了，他很生气，立刻将太太带走离去，饭也没有吃，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国家的一种侮辱。

我们女太太们在一起时，很少谈政治的，平时都是谈谈各国的风俗人情，衣着时装之类的“小谈”。男客们除了谈些政治以外，也有说些风趣幽默的笑话。记得有一次饭后，大家围坐在客厅内谈笑，有一位南美老年的大使向我们说：“你们知道男人最痛苦的是什么？”我们问：“是什么呢？”他说：“当你年轻时，女友说no，当你年老时，她说yes！”

退休、写回忆录、病逝

一九六四年春，廷黻的身体渐渐憔悴，我怀疑他已有癌症。他的食量渐退，睡眠也不如前。那年健康检查后，他告诉我他有“肺气肿病”，那种病也是绝症，无药可治，但是是慢性的，可以拖延许多年。到了一九六五年春，他已骨瘦如柴。有一天中午回家后，他告诉我他想辞职回台湾去。他还对我说：“以后你不要再管我吃什么，穿什么，随便我好了。”他的意思是“我不久就快死了，你也不必再担心我”。我看了他一眼，一语不发，心中觉得很诧异，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今天为什么那样叮嘱我？我知道那天早上他是去健康检查过的，莫非医生已查出他有癌症，并已告诉他了？我想他既然不愿告诉我，怕我伤心，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我何必追问呢？绝症无药可治，说穿了使大家更伤心，还是假装不知道，装得快快乐乐的样子，与他过完他这一段最后的日子。

我们在五月底离开华府去纽约。那时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已请他写回忆录。我们到了纽约住在旅馆中，他每天去哥伦比亚大学录音，记录他的回忆录。他每天要坐公共汽车去哥伦比亚，我坚持不肯，一定要他坐计程车。有一次薛毓麒“大使”来访，我告诉他此事，他立刻就说：“我用我的汽车来接送他。”以后都由薛“大使”的汽车接送。

过了一个月，有一天我买菜回旅馆见他倒卧在床上，吃的早餐，全部呕吐在床上及地上。我立刻召医生来，医生检查后，要他进医院。他起初不肯，后来医生说现在有一种新药，可以试试。后来被我们说服后，他才肯进医院。进了医院，头几天，那新药似乎有效，他能吃半顿饭，后来还是不行，没有胃口。他的左肩下长了一个像核桃大那么一个瘤，医生切片检查后，确定他是癌症，医生对我说：“住医院很贵，可以回旅馆，我每两天来看他一次好了。”我问医生，他还有多久的日子？他说大概一个月。他那时已不能自食，我每天去医院喂他三餐。九月四日回到旅馆后，他很高兴，要我开新闻节目给他听，那时他的手足已无力，不能自行，要扶着走。过了两星期，他卧床不起，也不想听新闻了，每天烧的鸡汤及牛肉汤他只能吃几口，其他的食物，都不能下咽了。

他的病况日趋严重，到了十月五日医生嘱我送他再进医院。那天下午叶良材先生陪同我坐救护车再送廷黻进最后一次的医院，当我坐在救护车内时，望着他那灰白无血色的脸，我哀哀地想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同车了！不久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谈话了！这是我们的永诀了！以后我要孤孤单单地度我的余年，我将永远再不能得到他的爱护、他的指导及他的陪伴了！我扶着他的手望着他，我的眼泪，直向肚里吞，那时我心中的悲哀伤心，是他人所不能知道，也所不能了解的。

第二天早晨我去喂他早餐时，他看着我，他的眼眶中滴下了两滴眼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他流泪。我安慰他，要他放心，我会照顾我自己的。那天早上是他最后的一餐，以后他不要再吃什么东西了，连水都不大喝。那晚十时，当我回旅馆前，他还能看着我，第二天早上我去医院时，他看了我一眼就合上眼睛不理会我了。如此睡了一天。第三天八号早上我去医院时，他已不省人事，进入弥留状态。我急忙将三个在美国的二女一子，打长途电话召回，他们都在下午赶到。那晚我们都在医院内陪着寸步不离，到九号早上三点廿三分时，我们四人立在他的床边，看着他吐出最后的一口气，与世长辞了！

他生癌病，自始至终，他没有呻吟疼痛过。这是他好强的个性使然。据医生说，他的癌病菌，自肺部蔓延到肝、心、胆及腰子，并未进入任何骨髓，所以不像一般癌症那样痛苦。

好丈夫、好父亲

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来，我可以说廷黻从来没有向我发过脾气或争吵过。他对小孩们也是和颜悦色，有事或有问题时总是好好地与他们商量、劝导，从来没有骂过他们。小孩们都听他的话，也都孝顺敬爱他们的父亲。他对于家事，从不啰嗦，从不诉苦，也从不过问，一切都由我做主，我也从不干预他的公事，所以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和谐，家庭生活，十分愉快。我认为他是一位最容易相处，最容易服侍的丈夫，也是一位最仁慈的父亲。

他喜欢打高尔夫球，看棒球及角力（wrestling），平日公余回家后，就在后园练练高尔夫球，晚饭后看看电视或阅读书报，每晚看完十一时的新闻后，即上楼就寝，早上七时起身，八时半外出办公。他爱清静的生活，当小孩们带了孙儿辈来探访，住上一二星期后才回去，他常说：“Glad to see them come,Glad to see them go.”

凡是替我们做过事的仆人，我可以说，我从未听到他骂过他们，他待他们如家人一样，非常客气及体谅，所以到现在为止，替我们做过的仆人，仍常通音讯往来，圣诞节时互相馈赠礼物。

廷黻的长女智仁（大宝）及二女寿仁（二宝）都在美国，嫁了洋博士的中国人。长男怀仁（三宝），现居台湾，在船上工作，也很有成就。小儿居仁（四宝，Donald Tsiang）是美国麻省MIT的建筑工程硕士，现住在Mass，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建筑工程师，在美国许多州内，都有他的工程；他有一女二子，大女Tina，今年已进大学二年级，长子Ted，将于明年中学毕业，幼子Todd，将于后年中学毕业。去年在我回台前，特飞去Mass。先上廷黻的坟，然后曾去波士顿大学探望Tina。

中外友人的关切与安慰

当廷黻病重时，曾得到蒋介石先生及夫人的慰问；美国总统约翰逊（L.B.Johnson）夫妇特派代表由华府到纽约的旅馆内来探望，并携有廷黻与我同约翰逊总统夫妇在白宫合摄的四个人的大照片一张，赠送我们，并亲自题名在照片上。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ean Rusk）夫妇的代表及国务院内的高级官员，都派代表来访。蒋经国先生也派沈剑虹“大使”亲自至旅馆来探望。那时亲自来访的还有宋子文先生、陈质平夫妇、周书楷“大使”等。天天亲来探病的有刘锴“大使”、薛毓麒“大使”、张纯明“大使”、林牟圣夫妇、叶良材夫妇等。

在联合国担任美国代表的洛奇大使（John C.Lodge），在公私双方面和廷黻关系都非常密切，在廷黻病重时，洛奇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来，对廷黻推崇备至，并且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关切之情。大家知道洛奇先生是波斯顿的望族，非常自负，得他如此称颂，不大容易。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宇谭也派了代表来探望廷黻。许多国家代表，也都亲自来访，或者写信来慰问。国内的朋友函电慰问的更多。一时之间，我都没法记得一一写出来，但对他们的盛意我始终铭感在心。

“China Foundation”那时适在美国开年会，全体同仁，如李榦博士、钱思亮博士、叶良材博士等等，都来旅馆探望，还特别在旅馆中开了一次年会。那天下午在会中，全体同仁，推选廷黻为“China Foundation”的主席，他们各位在他离世前还给他这样的荣誉和安慰，这种深挚的友谊，使我万分的感激。

廷黻的后事都由代表团刘锴“大使”主持，我特在此向刘“大使”致谢。

来台观光与返台定居

在廷黻过世不久，美国前任国务卿Dean Rusk夫妇到纽约时，特地打听我的住处，打电话邀请我去华道尔夫旅馆吃早餐，并询问我的生活状况。我很感激他们的关怀。美国工商会乔治·米尼的得力助手Jay Lovestone先生，是廷黻美国朋友中最要好的之一，他们每星期总要见一二次面，同吃一二次饭。廷黻要请米尼先生帮忙时，总是先与Jay商量一下。廷黻病重时，他正在欧洲开会，一日，得知廷黻病危，他立刻由欧洲飞回纽约，这是他最后一次与廷黻晤面。待Jay返回欧洲后，不及两周，廷黻已长逝了。Jay返回纽约时，我已迁移他处，他四处打听我的住处，找到后，他立刻请我吃晚饭，并邀助手及同事Mrs.Page Morris作陪，席间他询问我的近况，我告以实情，他立刻要我去工商会工作，要我做他的秘书，待遇优厚，我自知力不胜任，婉谢了他的盛意。他的热诚相助与深厚友谊，使我永不能忘。

这多年来，每逢杨西崑“次长”路过美国时，总是打电话给我，问我的近况，并告诉我蒋“院长”嘱他询问我的生活状况与健康。三年前承蒙蒋“院长”邀请来台观光，得以目睹台湾的繁荣，工商业的发达和治安的良好及建设的伟大，台湾给我一个莫大的好感，那时我已决定他日退休时，一定回台定居。承蒙蒋“院长”的念旧及照拂，于去年我由美搬回台北安居。我要趁这机会表示对蒋“院长”的感谢！

今天承传记文学社邀请廷黻生前长官好友举行座谈会，我谨向与会诸先生及绍唐先生致由衷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