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
——庾信《哀江南赋》
求学与治学
蒋廷黻，湖南邵阳（宝庆）人，生于清光绪廿一年（一八九五）十二月七日，病逝于美国纽约市，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九日，依照我国旧习他享年七十岁；依照西洋计法则为六十九岁另十个月。他出身于一个中等农家，薄有田产。他四岁时在他家乡宝庆由私人教师教读，六岁进私塾，受旧式教育。他十岁时离开宝庆到长沙入明德小学，次年改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国语文。他在益智学堂就读至辛亥革命那一年，因学堂停办而辍学。中国革命成功，新潮澎湃，他就在民国元年只身自费到美国读书，年才十七岁。因为没有多少钱，所以他进的是一间半工半读的学校，名为“派克学堂”（Park Academy,Parkville,Missouri）。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亦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他在“派克学堂”毕业，相当于中学毕业程度。因为成绩优异他获得湖南省官费而转入宗教气氛浓厚的奥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四年修业完毕，得文学士学位，主修科为历史。他从十一岁进益智学堂起到廿三岁大学毕业，所进的都是基督教会学校，但他是否信仰基督教则不得而知。我和他谈话时不知何故从未涉及他的宗教信仰，也不曾听说他到教堂做过礼拜。所能知道的是在他毕业那一年，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到法国去为法国军队征募的大批华工服务。这个时候我的二哥陈之逵也在美国读书，他也受青年会征召到法国服务，因而和廷黻在那个时候相识，廷黻后来常向我提起他。廷黻到法国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成尾声，停战后不久他又重到美国，进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那时人才鼎盛，教授们都是第一流学者，当时最露头角的是海斯（Carlton J.H.Hayes）教授，主讲欧洲近代（一八一五年后）政治社会史，研究的主题则为族国主义。廷黻从海斯教授研究，四年后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照哥伦比亚大学的制度，研究生可以直接求取博士学位，不必先取得硕士学位）。他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关于英国劳工党外交政策的，其全题为“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劳工党，特别是劳工党国会议员，对于一八八〇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他这篇论文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所印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一律刊印成书），一九二三年出版，共二百二十页，纸面本当时售价美金三元二角五分。这本书是廷黻第一部出版的书，虽是学术论著，题目却非常应时，因为就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英国劳工党，以麦唐纳为首领，第一次组阁。英国劳工党里本有一部分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但麦唐纳上台后对英帝国主义政策却丝毫没有放松，这是使当时开明人士很失望的一件事情。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的时期，适逢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当时留美学生有志之士曾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五四”的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宗旨，从事活动，出版刊物，廷黻即为英文刊物主编之一。（参看当时参加此事的罗家伦所写《坛坫风凄》一文，《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一期）
廷黻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教授。他学成归国抱有很大雄心从事中国外交史研究，并介绍西洋名著。当时他和他的学生曾合译他业师海斯教授所著《族国主义论丛》一部书。廷黻为译本写了一篇序文，时间是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秋。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六年，专心收集整理中国外交史资料。哥伦比亚大学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怎样判别利用史料，如第一手史料、第二手史料等。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教授更谆谆指导学生怎样将史料选择编排起来成为一部学术论著。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受过这种严格训练，回国后即应用于中国外交史，第一步工作是用现代历史研究法，将史料选择编整起来。他所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民国十九年（一九三〇）底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他在这方面致力的结果。南开大学当时朝气勃勃，何淬廉（廉）所主持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也是在这个时期办起来的。北方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创的，廷黻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他在南开的一段时期，曾到内地旅行多次。他幼年离开祖国，对国情隔阂，这几次内地旅行对于他当有很大的启示，自在意中。（参看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一期）
北平清华学校为美国退还庚子赔款所创办，自始即是一个留美预备学校，由各省考送学生，分中等科与高等科，一共八年，所有毕业生一律官费送往美国留学，在有的美国大学可插入三年级，有的插入二年级。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清华学校改制成为大学，就在本校招收中学毕业生，在大学修业四年，毕业授予学士学位，不复官费留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北伐成功，国民政府成立，政府任命罗志希（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气象为之一新。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罗校长延聘廷黻为历史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廷黻到了清华以后，一方面继续他的中国外交史研究，一方面则有意使清华历史系成为全国最充实的历史教学中心。他在清华住在北院一所教授住宅，叶公超、刘寿民（崇）、朱佩弦（自清）、陈岱孙（总）等都是他的邻居。他那时早已结婚，生有儿女，记得他客厅里挂着一张“全家福”油画，全家大小坐在一张沙发上。这幅画是北平一位西洋人画的，实在不甚高明。北院的教授住宅是学校最初为洋教员建造的，并不太大，廷黻乃自己出资添建了一间半圆形的书斋，他就在那里埋头做研究工作。他到清华后，收集整理史料的工作仍在进行。除了清宫档案有一部分归了清华以外，北平城里还住着不少清末权臣的后裔，家里存有文件信札等，其中自有些珍贵的史料。北平搜求古董的人很多，大家最注意书画陶瓷，其次是善本书籍，对于私家的文件信札，是很少人过问的。廷黻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是清宫档案，但同时也尽力为清华图书馆收买清末权臣的文件信札。他们的后裔不懂得这些东西的宝贵，竟有时用麻布袋装起论担论斤出售。廷黻派人和他们接洽，讨价还价，一袋一袋买来，打开时的心情好像开封礼物一样，妙在不知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正是傅孟真（斯年）所谓“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根据各种史料他在清华时开始写作，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十月他在《清华学报》（第六卷第三期）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他曾说过“鸦片战争实在是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开始”（《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第一页），所以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也以鸦片战争为题目。接着他连续发表了许多篇学术论文，包括《李鸿章——三十年后的评论》〔《政治学论丛》，创刊号，民国廿年（一九三一）十二月〕，《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第八卷第一期，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十二月〕。这些论著有的根据新史料作史实的重述，有的是翻案文章，而其最新颖的地方是就当时清廷的国内国外环境评判主办外交者的得失，论事而兼论人，为研究中国外交史者开辟一条新路。他的论著里不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因为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但是他认为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所采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外交史的研究便有新的方向。廷黻在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离开清华到南京任官，他的学术研究尚在进行的过程中，未曾达到一个完整的段落。他无疑地计划在个别的研究完成后撰写一本有系统的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我意会到他后来也许认为纯粹的外交史范围太窄。他有一次对我说：“研究中国外交史就不能不研究义和团和其所代表的心理，进而又要研究中国的民族性，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也不能以近代为限了。”所以他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所写的不是中国近代外交史而是中国近代史大纲；他在一九六四年四月最后一次回台和“中央研究院”同仁所讨论的几个问题也不全属外交史的范围（参看刘凤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第七卷第六期）。廷黻一生史学著作不多，他的贡献，诚如李济之所说，在于“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第八卷第一期）。
廷黻到了清华以后，清华校风，在梅月涵（贻琦）校长倡导之下，是偏重理工方面的。当时选习文法科的学生远较习理工科者为少。正因为文法科不时髦，选习文法科的学生都是真正有志于此道者，水准反而提高。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一方面网罗已有成就的学者，一方面则积极训练后进。在留美预备学校时代，清华不过是中学程度的学校，不分科系，历史教学自然只限于几种普通的课程。我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进清华插班中等科四年级，是时教西洋通史的是美国人麻伦（Carroll B.Malone），教中国通史的是陆懋德。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改制后，加聘了钱端升、刘寿民。他们教的是西洋史（刘先生后来加授日本史）。等到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我回清华任教时，气派就完全不同了。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计划是使中国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专门学者教授和研究，而在外国史方面则特别注重中国两个邻邦——俄国与日本。这是他远大的理想，而竟能在几年中实现了大部分，这是令人十分敬佩的。在他于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离开清华时，清华历史系的阵容是：中国通史及古代史为雷伯伦（海宗），隋唐史为陈寅恪，元史为姚从吾及邵循正，明史为吴晗，清史为萧一山（北大教授兼任），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为蒋廷黻；西洋史为刘寿民及张贵永，日本史为王信忠，俄国史为葛邦福（Michael Gapanovitch,俄国人，现在澳洲国立大学教授俄国史，他生长在清华园而在北平辅仁大学毕业的女儿，讲得一口流利国语，现亦在同一大学教授中国语文，他们父女现尚不时和我叙旧）。这个历史系的阵容堪称当时海内第一，我想是没有多少疑问的。此外历史系的学生自然可以到别的系去选修课程，如国文系的中国文学史、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政治系的中国宪法史等等。廷黻对于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不满意。他说中国史学家往往是“治史书而不是治历史”，以致一个人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精力，对于版本训诂也许有所发明，但到头来对于史实本身反而没有多少知识，这根本不是学历史的正当途径。他主持清华历史系时，他不鼓励学生走这条路，国文系里所设《左传》《史记》等课程，他也不认为是历史系学生所应当兼修的。在这一方面他可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革命者，虽则他的意见未免有些偏颇。廷黻没有胡適之的“考据癖”，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研究的是近代史固无大碍，研究古史恐怕就有的地方行不通了。
论政
民国廿年（一九三一）沈阳事变以后，胡適之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同时和他发起这个刊物的有丁在君（文江）、翁咏霓（文灏）、傅孟真（斯年）、任叔永（鸿隽）、任叔永夫人陈衡哲、竹垚生、吴涛鸣（宪）等先生，廷黻也是发起人之一。这些位先生是“独立评论社”的社员。胡先生自始主张这个刊物只刊书店广告，不接受普通商业广告。所有文稿一律不付稿费，刊物的经费由各社员捐出月俸十分之一来维持。社员中的竹垚生是浙江兴业银行经理，吴涛鸣是北平协和医学校教授，收入比其他人为大，所以他们对《独立评论》财政上的贡献也特别大。这个刊物发行不久，销路便遍及全国，售价收入已足维持，不但社员不必继续捐助，而且略有盈余。当时曾讨论过是否改付稿费，大家都不赞成，胡先生反对尤为坚决。这个在中国当时很有影响的时事周刊第一期刊行于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五月廿二日，每周按期发行，一直到抗战开始北平被日军占领为止，最后一期是第二四三期，出版于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十八日。在这五年多的期间社员人事有很大的变迁。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丁在君在湖南考察煤矿中了煤气之毒而逝世，《独立评论》曾出了一个专号纪念他。不久翁咏霓、蒋廷黻奉派担任政府要职，也离开了北平。当时胡先生曾送给他们两句诗，记得是：
寄语麻姑桥下水，
出山还比在山清。
因为这两句诗，后来廷黻发表文字偶然用“泉清”为笔名。继后任叔永也被任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带着陈衡哲女士到成都去了。按照“独立评论社”的不成文法，补充社员是由全社公决，提出的人有一位社员反对便作罢论。在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后补充了若干位社员，都是北平各大学的教授，我就是这样经过表决而加入为社员的。
《独立评论》始终由胡先生亲自主编。他偶然离开时，在初期系由廷黻代编，后期则由吴景超和我代编，但为期均很短暂。《独立评论》生命当中有过几次风险。有一次胡先生为文指斥广东省政府不该枪毙麻风病人，广东省政府乃禁止该刊在省境内行销。傅孟真之反对读经和国医，陈衡哲之批评四川军阀讨姨太太，也引起很强烈的反应。最大的一次风波是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夏天《独立评论》刊出《冀察不可以特殊自居》一篇外稿，触怒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他命令当时北平市长秦德纯“叫《独立评论》停刊，把发行人押起来，交北平市政府办理”。其实《独立评论》没有发行人，胡先生是时也不在北平，使宋将军不满的那一期是由我代编的。结果刊物停刊两期，作者和编者却没有被捕（参看秦德纯《冀察政委会时期的回忆》，《传记文学》，第二卷第一期）。
廷黻和《独立评论》的关系，系在该刊发行之初到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他到南京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为止，只有三年时间。在此时期内他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政文字，最重要的是讨论当时对日对苏外交。那时中日关系极度紧张，两国间的大战似已不可避免。胡先生是时则在企盼日本明识之士能够劝阻日本军阀以亚洲前途为重，不可陷中日两国于两败俱伤的大战之中，他写给他的日本朋友室伏高信的公开信该是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文献。廷黻所最关心的是苏联对中日冲突所将采的态度。那时国内有一部分人相信在中日冲突之中，苏联势必助我抗日。廷黻从许多角度剀切说明这个信念之全无把握。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拉兴起以后，全世界都在讨论民主与独裁问题。这个问题在《独立评论》里也引起一场论战，参加的人很多。当时有一种普通的印象，以为“胡適之提倡民主，蒋廷黻主张独裁”。其实这是很肤浅很错误的归纳。胡先生提倡民主是不错的。但是廷黻有许多篇文字极力强调舆论的重要，而慨叹中国舆论之不健全，显然不是主张独裁。廷黻思想的中心重点在切望中国的现代化，赶速的、彻底的现代化，我们的国家才能在现代世界上立足。还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廷黻就在介绍英国史家陶恩培（Arnold Toynbee）所写的一篇文字，题为《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这一件事说明廷黻所主张的所谓独裁，绝对不是墨索里尼、希特拉式的独裁，而是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在廷黻眼中凯末尔是近代历史上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能在很短暂的时间，大刀阔斧，将号为“东方病夫”的土耳其复兴起来，他的革新运动对于他的国家确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廷黻所希望的是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革新运动，把中国快快地建设起来，对内可以谋致人民的康乐幸福，对外可以抗拒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好的是使得帝国主义者对我根本不敢起觊觎之心。他这种看法现在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独创之处，但在民国廿年（一九三一）的前后是讨论得很热烈的题目。胡適之是当时发表意见最多的。他大声疾呼要“打倒五个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他要铲除“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他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当时也有人提倡“全盘西化”，有人主张“中国本位文化”，辩论很热闹。对于胡先生所说的种种廷黻是大体同意的，不过胡先生所着重的是文学的和社会的改革，而廷黻所注意的偏重于经济建设方面，要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来建立新国家。我在许多场合听过他的议论，归根就是这一点。他说：“我们既然不再用李冰修筑都江堰的技术方法来导淮，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要用草船借箭的方法来打仗呢？”“为什么有人花钱送他的儿子到协和医学校去习西洋医术，而他自己却仍旧相信因为核桃的形状像人脑所以吃核桃来补脑呢？”廷黻相信中国的革新运动须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领导；他服膺孙中山先生“万能政府”的概念，因而反对胡先生“无为而治”的主张，因此也不憧憬西洋以保障人权为最高原则的政法制度。凯末尔如果事事要顺应民意，他就不可能在短期内除掉了土耳其妇女的面罩。根据同一理由，中国政府如果没有实权，也不能短期内禁绝中国妇女的缠足。廷黻毕生没有把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有系统地写出来。他的意见只散见于他零星的文字，尤其是茶余酒后议论风生的谈话，这些谈话我听得多了，我相信上面所说是不差的。
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春，廷黻自苏联回国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他认为抗战时期大后方应当有一个类似《独立评论》的定期刊物，目的不在评论战时军事政治的得失，而是由大家来讨论战时和胜利以后的建设方案。他于是发起创办一个半月刊，取名“新经济”，“经济”这个名词是取其古义，所有一切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都在讨论范围之内。《新经济》半月刊是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十一月创刊的，当时参加的除了廷黻以外有翁咏霓、何淬廉、吴景超、陈之迈等人，公推吴景超担任编辑。《新经济》半月刊也仿《独立评论》的旧例，社员经常聚会，地点多在廷黻重庆国府路的寓所。廷黻对于这个刊物非常重视，时常提出讨论的项目，如国营与民营事业界限的划分，工农业建设的基本政策等，请专家撰文讨论。他本人有时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字，最重要的一篇题为《百年的外交》，在第一卷第四期〔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一月一日〕刊出。这篇文章叙述自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至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整整一百年的中国外交，评论政策及主事者的利害得失，洋洋七千言，可以说是他的一篇精心之作，到了今天仍然值得细读。这篇文字的内容丰富，不可能作一个节要，兹仅将其结论摘录于后：
我们于研究百年的外交之余，可以得着几个结论。第一，我们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不爱国。第二，我们的失败由于外交本身者尚为次要，由于内政者实为主要。内政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我们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则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地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我们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
在这篇文字发表两年以后，廷黻在《新经济》半月刊又写了一篇重要文字，题为《从无为而治到统制经济》〔第四卷第八期，民国卅年（一九四一）一月一日出版〕。现在我也将其结论摘录于后：
孙中山先生虽热心民生主义，他反对破坏，反对阶级斗争。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工业和资本根本不存在。我们的问题不在破坏现状，而在建设将来……时代的认识：这是大政治家之所以成为大政治家之最要条件……我以为当今要图不在统制，而在扶助自由经济……适对历史的现阶段去找出路，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新经济》半月刊在战时大后方颇受读者的欢迎，在物质缺乏、物价波动以及敌机疯狂轰炸下仍然每期按时出版。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几篇文字，大半是讨论中国地方行政和自治等问题，同时也写了不少书评，介绍当时大家很难读到的外国书籍。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我奉派到美国去服务，遂与这个刊物脱离关系，办到第几卷第几期才结束我竟不知道了。现在我所有的只是残余的几期，所幸其中包括廷黻上述的两篇文字。廿多年后读来还觉得津津有味，正足以说明他的政论是从历史出发，从大处着眼，是有保存的价值的。听说他在退休以后曾说他有意回台，一方面继续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一方面则做一个专栏作家，可见他在晚年对于论政仍然有浓厚的兴趣。
对内政的抱负
廷黻逝世以后，各方赞扬他是“一代学人”“外交斗士”。但是廷黻对于内政也有很大的抱负，我们甚至于可以说他对内政的兴趣似乎比对外交的兴趣更为浓厚。上引他认为中国外交失败应当归根于内政之不修的言论，正是他重视内政的理由。
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廷黻奉国民政府的征召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这是他和内政接触的开始。他当时便看到他后来所谓“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而思有所兴革。他当时在行政院里成立了一个行政效率研究会，延聘甘自明（乃光）主持，其主干则为李朴生。廿五年（一九三六）的夏天，该会聘了两位清华教授到各省考察地方行政，一位是沈仲端（乃正），考察县政，另一位是陈之迈，考察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我因此带着一位勤务到东南各省去旅行，为期两个多月，结果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在行政效率研究会所刊行的《行政研究》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同时回到北平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报告内地旅行的观感。廷黻研究历史，自然重视档案，因此也注意档案的管理。行政效率研究委员会受他的督促，深入研究档案的科学管理，厘定了一套善良的办法，付诸实行。抗战时期政府各机关的档案以行政院的档案最为完备，整理得最有条理，有时各部会都得到行政院来查卷。我在行政院服务的期间〔自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五月至卅三年（一九四四）六月〕，曾看到许多案卷有历任院长的手批，首任谭院长组庵（延闿）的手批，写得一手遒劲的颜字，一笔不苟，尤其令人肃然起敬。行政院档案管理的健全应当归功于廷黻的提倡和甘自明、李朴生的科学头脑。这一件事恐怕是很少人知道的，值得表扬。
战时重庆因为敌机的轰炸而迫使政府机关疏散下乡。行政院疏散的地方是新开市龙井湾，在成渝公路之旁，在沙坪坝和歌乐山之间，几座小山头环抱着一条小溪，所谓龙井也够得上称为一条醴泉，所有行政院的职员的眷属都住在那里。记得卅一年（一九四二）早春一个清晨，廷黻和我一同乘车从龙井湾进城，中途遇到浓雾，不能进行。我们在一个小山头坐下来聊天。他忽问我：
“这场战争我们是必胜的。胜利之后你想做什么事？”
我对这个问题早已有了打算，我答道：
“我想回清华教书；我父母在北平，都已年近古稀，我得回去侍奉。你有什么打算呢？”
他毫不迟疑地回答：
“我希望政府派我当台湾省政府主席！”
我追问：
“你是湖南人，为什么不希望做湖南省政府主席呢？”
他告诉我这个故事：
“廿七年（一九三八）我初自苏联回来，住在汉口一段时间，没有职务。那时你叫我写书，我就写了那本《中国近代史大纲》。写成之后我又试写一本小说，描写胜利后十年的湖南，把我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蓝图在幻想中予以实现，其中还穿插着一个动人的恋爱故事，男女主角都是标准的现代化的中国青年。可惜这本小说没有写完，我就到重庆来了。我对湖南省的建设的确是用过一番心思的。”
我问他：
“那么你更应当希望到桑梓去服务了。为什么又想到台湾呢？”
他很肯定地答复：
“湖南的建设重要，台湾的建设更重要。台湾自甲午以来即为日本的殖民地，战时又受到许多破坏，台湾同胞被日军拉夫到别的战场作战的就不知有多少。台湾光复后，政府有义务，有责任，好好地为台湾同胞服务，为颟顸糊涂的清廷赎罪。”（我在一九六五年办理滞澳“台湾战俘”陈友德的遣返就想起廷黻这几句话来。）
他继续说：
“你在行政院办理地方行政多年，市组织法就是你起草的。我想战后你也不必回清华教书了。我想你应当做香港市长。你会说广东话又通英文，这该是你理想的职务。你父母可以接到香港去啊。”
浓雾渐渐散了，几线阳光已冲出了层云。我们继续旅程，各自回到办公室去了。
行政院政务处是一个幕僚机关，而且另设有秘书处，秘书长才是名符其实的幕僚长。廷黻第一次任政务处长，秘书长为翁咏霓；他第二次任政务处长，秘书长先后为魏伯聪（道明）、陈公洽（仪）、张少武（厉生）。这个制度是不甚合理的，政务处长并没有多少实权，廷黻自己就曾主张将政务处取消而改设一位或两位副秘书长。他这个主张在他离开行政院以后已经实现了，但他在这个不太合理的制度下对于战时行政也有相当的贡献。他的贡献不在外交而在内政，尤其是在财政经济方面，他主要的助手是胡善恒、端木铸秋（恺）和后来在联合国辅佐他的前南开大学教授张镜轩（纯明）。廷黻最主要的工作是编拟每年度中央各部会和各省市的预算和审核从各方面如雪片飞来的追加预算。这些不但是十分繁复的工作，而且最容易开罪中央各部会的长官和各省封疆大吏。他极力主张在战时紧缩预算。他在《从无为而治到统制经济》一文里说：
闻行政院审查三十年预算的时候，决定不许举办任何新事业与军事无直接紧要关系或不能在抗战期内发生效力的。这种原则是战时财政的天经地义……建设事业也好，文化事业也好，新政制的推行也好，凡不合这个原则者，一概停办，其执行机关亦裁撤。“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应该适用财政上去。我们知道紧缩预算是最容易得罪人的，不过民族到了这个紧急关头，我们希望政府任劳而又任怨。
他在行政院五年多的工作大都集中于这个原则之贯彻。他不惜严辞质问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咏霓，为什么该会主办国营钢铁厂炼出的钢，价钱比从美国匹斯堡经滇缅路输入的钢为昂贵？既然如此又何必耗费国币来办这个厂？有一次中央研究院请追加预算派天文学家到甘肃去观察日蚀，廷黻就提出质问：“日蚀是科学家早可算定必定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中研院不把这笔经费列入年度预算而临时请求追加预算？”他处事就是这样耿直，为了公务他不惜使他的朋友难堪。他的朋友只有自解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但是政治是很复杂的：国营钢铁厂并没有停办，观察日蚀的经费也如请追加。
对苏联的认识
清华大学的成例是连续任职五年的教授可以在第六年由学校资助出国进修。廷黻是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到清华的，到了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恰满五年。在那一年秋间他就到欧洲去考察，他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锐意观察苏联外交。他曾和若干位苏联官员谈话，包括当时的外交次长斯托曼尼阿可夫（Stomaniakoff）。
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十月政府任命廷黻为驻苏联大使。这是他从事实际外交工作的开始。他到莫斯科不久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他这一段经历我不清楚，在已发表的资料里我只看到他拍到南京的几通电报，报告他和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的谈话，以及《真理报》和《消息报》几篇社论〔蒋大使的电报原文见《孔院长（祥熙）言论集》，附录〕。廷黻出使苏联为期只有一年另四个月〔他是在民国廿七年（一九三八）二月奉召回国的〕。在这个短暂期间他却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使他成为真正能够看穿苏联“真面目”的人。他在莫斯科备尝痛苦：他的办公室和住所遍置秘密的麦克风，一天廿四小时不能随便说一句话。他的行动随时受秘密警察监视，完全没有行动自由。他和别国大使谈话要预先安排跳舞会，在响亮的音乐声中由双方的太太传递信息。他对我说过：“这不是人过的生活！”
希特拉和史太林终于打起来了。那时廷黻认为同盟国，尤其是美国，只应给史太林以有限度的支援。当时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杜鲁门也作过相类的主张。罗斯福总统终于决定全力支援苏联，等到杜鲁门继任总统，改变政策的时机早已过去了。
廷黻对苏共的言论在抗战期间为一部分人所颇不谅解，对他时有指摘。记得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当时驻苏大使邵力子回国述职，廷黻请他到行政院纪念周作报告。廷黻建议他报告苏联的文官制度。邵回说他对这个题目一无所知，还是报告苏联外交政策为妥。邵在报告里强调苏联政府是对中国政府友善的。会后廷黻对我说：
“真也奇怪，怎么当了大使而对驻在国的文官制度可以一无所知呢？”
善后救济
从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起，同盟国在美国倡导之下，开始筹划战争结束后的善后救济事宜。所谓联合国善后救济是根据两个基本原则：（一）由在战争中未被敌军占领破坏的国家，援助曾被敌军占领破坏的国家，使其早日复兴；（二）接受援助的国家限于本身无力复兴而又没有别的援助的国家。为了说明这两个原则的实施，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在战争中，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巴西和许多较小的国家，都幸而未被敌军占领。这些国家应当捐助其预算的一部分援助被敌军占领破坏的国家。法国虽然曾被敌军占领，但是法国有力量自力复兴，用不着联合国援助。又如菲律宾，虽然被敌军占领破坏，但菲律宾当时还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应单独予以援助，因而不得接受联合国的援助。根据这两原则，中国因为受战祸最久最深，而且面积广阔，人口众多，所以是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最主要的国家。至于苏联究竟有没有资格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则成了一个所谓边际问题。苏联诚然曾受德军占领破坏，但是苏联经济力量的统计数字都是秘密的，究竟有无力量自力复兴，只能听苏联代表一面之辞，别人无法作客观的判断。这个问题几经讨论，结果是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准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苏联组成单位接受援助，而苏联本身则不接受援助。这个方案本来是不通的。但是后来罗斯福和丘吉尔竟在雅尔塔会议后同意史太林的要求，准许白俄罗斯与乌克兰单独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和别的独立国家享受同样待遇。善后救济计划里这个不合理的折中方案遂竟然取得了法律根据。
自从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秋天起，我国政府即命令廷黻以全力办理联合国善后救济事宜。他在是年秋季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这个会议在是年十一月九日在华盛顿开幕，参加者有四十四个国家，当经决议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总部设于华盛顿。总部设署长一人，对中央委员会负责。中央委员会由中、美、英、苏四国组成，开会时以署长为主席。中央委员会本身有对大会提出报告之义务，大会则由各会员国各派代表一人组成。联总本身是在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成立的，公推美国前纽约州长李门（Herbert H.Lehman）为署长，中国前东南大学校长、前财政部次长郭秉文为副署长兼秘书长。至于中国方面，则有两套组织。为了执行联总在中国的计划，中国政府在行政院下特设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以蒋廷黻为署长，浦逖生（薛凤）、李卓敏为副署长。此外又在各重要省市设立分署，是一个范围很大的组织。善后救济计划的执行须要中央各部会和各省市政府的合作。廷黻在行政院的经验是非常珍贵的。至于联总方面，廷黻本人担任中国代表，兼任中央委员会代表，郑宝南担任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这是中国方面的一套机关。此外联总又在上海设立一个总办事处，并在若干地方设立分处，职员最多时达四百人，来自十六个国家，他们都是联总的职员。
善后救济经费是由各援助国家捐出的，约等于各国预算百分之一强，美国自然捐出了最大的数目。联总自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十一月成立，到卅八年（一九四九）三月底结束。在这个期间，会员国增至五十二国（有的国家因新独立而加入），所用的经费总计约达四十亿美元。中国分得的部分最大，据我方的统计为五亿一千万美元，照联总的统计则不止此数。
我在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六月奉派到驻美大使馆工作。我到华盛顿的时候，廷黻也在那里，我们凑巧同住在一所公寓里，就在那个时候他和我谈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他说中国经过七年多的战争，国家残破，战前所有的一点点现代建设都毁光了。因战争而死亡的军民在二千万以上，被迫离开本乡的难民（英文称为displaced persons）估计就有四千四百万之多，其中一大部分是妇孺。粮食缺乏，交通工具缺乏，衣着缺乏，医药缺乏。我们应当怎样处理这些问题是他当时主要的工作。倘如我们能够善用国际援助，于救济之外，兼顾建设，“寓建设于救济之中”，对于国家的贡献就更大了。那时我甫自重庆来到华盛顿，对于善后救济之事一无所知。听他侃侃而谈，真是深受感动。那时我们相交已有十年，但是我好像看到了他的另一个方面，意会到他除了是一位学者，一位行政家之外，还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道主义者。当时胡適之先生也在美国，他也有同样的感觉。
参加国际工作就得开会，而且要到世界各地开会，大部时间过着孤独的旅馆生活。廷黻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工作，首先到华盛顿开会，其后到许多别的地方开会：澳洲雪梨 19 英国伦敦、加拿大蒙特利尔、美国大西洋城。后来行总成立，他须要留在国内主持，势不能亲自出席每周在华盛顿集议的联总中央委员会。他于是呈准政府令派驻美大使魏伯聪（道明）为该会出席代表，陈之迈为副代表。魏大使因为对美外交及馆务繁忙，中央委员会自是即由我出席。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一月八日我第一次出席该会，开始参加善后救济工作，名义上是代表魏大使，事实上则是代表廷黻。那时的中央委员会已由原来中、美、英、苏四国扩充为九国：新增的为澳洲、巴西、加拿大、法国和南斯拉夫五国。
联总的工作，简要言之，分为六项：（一）粮食，（二）衣料及住所，（三）农业复兴，（四）工业复兴，（五）医药，（六）难民。联总的工作有人误解以为是联总对受益国家拨出一笔款项，由受益国家支配使用。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做善后救济工作需要的是物资，运送到受益国的也是物资；说某一个受益国家得到多少千万美元，并不是那个国家拿到这个数目的现款，而是分配到这个数目价值的物资。联总的工作第一步是审定那个受益国家需要哪项物资，需要多少。这就须由受益国家向联总提出请求，这种请求须根据详细的经济统计数字，并且须有使用物资的具体计划。中央委员会就是这些计划最高的审定机关。大战之后，物资普遍缺乏，海陆交通运输工具尤其缺乏。物资的数量既定之后，联总次一步工作是找物资，并且找交通工具将物资由生产地运输到受益国去。这一步更难，其中的因素更为复杂，亦有待于中央委员会审议决定。
战争结束，善后救济计划在中国开始实施。当时最需要的是粮食，尤其是稻米。“大兵之后，必有荒年”这句俗话正在中国应验，以产米著名的湖南省也有灾荒，中国急迫需要粮食接济是联总所承认的。但是粮食从哪里来呢？
战后粮食问题之严重性是同盟国所预料到的。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五月，同盟国即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温泉镇（Hot Springs,Virginia）召开一个国际会议讨论战后的粮食问题，中国也被邀参加，代表为农业专家邹秉文。这次会议决议在战后成立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简称粮农组织），其任务为调查研究世界农业生产情况，交换情报，并主持召集各项有关粮农问题全球性的或区域性的会议。同时，在战争期间，英美联合参谋总部下面附设有一个联合粮食局，其目的是管理粮食以供军需。该局底下附议有十几个委员会，每一委员会主办一种物资的分配，如稻米、谷类、油脂、鱼类、肥料、茶叶、肉类等等，由主要的生产国与消费国参加。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战后的粮食问题极端严重，由英国、美国、加拿大所组成的联合粮食局受到各方严厉的批评。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五月廿八日联合国粮农组织乃召集二十二国代表集议议决将该局扩大改组为国际紧急粮食理事会，其下仍然附设各项粮食委员会，实行粮食的国际协议分配。当时世界粮食问题之严重可以下开两件事例说明。第一，以我国所最需要的稻米为例，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上半年，全世界可供输出的数量仅等于需要量百分之二十四，下半年约等于百分之五十。粥少僧多，分配自然困难，而且有复杂的政治因素，分配更难求公平合理。在各国中最跋扈的是英国，因为几个主要的产米地区，或则是英殖民地（如缅甸），或则为英军占领（如暹罗），或则与英有双边的供应协定（如巴西），于是英国乃能保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公然偏袒英属的地区，如印度、马来西亚、香港等等。第二，联合国决定，战胜国家对于粮食较战败国家应有优先，前者每人每日应有二六五〇卡路里（热量单位），后者一五五〇卡路里（台湾地区现在为二三九〇卡路里，为亚洲之冠）。但是因为粮食缺乏，若干战败国家，如德国的英美占领区的人民一度仅有九〇卡路里，实不足以维持生命，于是又得以一部分粮食配给战败国家，意大利并且以其反法西斯政府曾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对德宣战而获准为联总的受益国之一。
因为战后粮食短缺，联总决定分配给哪个国多少粮食并不能保证那个国家必可收到联总配额的数量。联总不过是若干国际组织之一，其决议并不能支配其他的国际组织。联总受益国本身，除了争取到联总的配额因而获得联总允诺出钱购买那批粮食以外，并且要到其他的粮食分配机构去争取实物的配额。廷黻既然派我出席联总中央委员会，而中国当时有三千万待赈的灾民，粮食的需要急如星火，廷黻于是又得请政府派我参加其他的粮食机构：粮农组织和国际紧急粮食理事会及其附属的稻米、谷类、肥料、茶叶、油脂等委员会（后二种物资我国为供给国，尤其是桐油），为联总的中国计划争取配额，以便联总购入运到中国。我因为参加这些机构，除了受行总指挥外，兼受农林部和粮食部的指挥。当时中央人事变动频繁，在三年时间主持农林、粮食两部的有陈济棠、徐堪、谷正伦、盛世才、周贻春、俞飞鹏等先生，他们对我都予以全力的支持，中枢人事的变动对于对外交涉没有发生不利的影响。
联总这个国际组织花了四十亿美元，究竟有没有成就呢？过去我曾多次和廷黻检讨这个问题，得到几项结论，可分为一般的和中国部分的来说。
（甲）一般的：
（一）联总在战后仓促成立，在不到一年内组成一个有上四千职员的机关，分署遍设欧亚，职员人选不整齐。各方面事后认为联总是一个大失败，都是有根据的。
（二）联总偏袒苏联，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苏联不准联总派员进入，联总就不派人。联总设在苏联的分署苏联政府坚持由其自行组织，用的全是苏联人，既不向联总作报告，也不接受国际监督，显然违反联总的制度，联总却一样地向苏联输送大量物资。
（三）联总办事既无效率，且太浪费。联总接洽的物资很多始终没有取得，故结束时剩下一大笔经费，毫无计划地大家分了。临终还指拨一百万美元编了一本根本不能读的联总历史，传为笑柄。
（乙）中国部分的：
（一）中国不幸在战后有大饥荒，所得的五亿多美元的援助，百分之八十用之于输入粮食，临时救急，没有久远的效果。至于其余的百分之二十，泰半用之于衣料和医药。联总输送到中国的物资很少农工建设之器材，当初“寓建设于救济之中”的理想，终成泡影，真太可惜。
（二）中国所得的部分不能算小，数目再大那时也买不到这许多粮食。但是中国人多，大家一分，每人所得的便太有限了。按全国人口来算，希腊每人分得美金四十元九角的联总援助，南斯拉夫分得二十七元一角，波兰分得二十一元，而中国则仅得一元一角，当然见不到什么效果。
（三）中国在战后实在太纷乱，想求得物资的合理分配，实非易事，而且执行机关也确有许多缺点。例如锡兰办粮食定量分配便办得头头是道，每人每天几两几钱，丝毫不苟，因此取得了国际上的尊敬与信任。这种科学管理中国平时就办不到，何况是在大战之后？
善后救济的主持不是廷黻得意之笔。他对这项工作虽然尽了很大的力量，但是困难之多，阻力之大，效果之微，都不是他在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和我谈话时所曾预料到的。
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十月一日政府解除了廷黻联总和行总的职务，而改派中国银行常务董事霍亚民（宝树）接任。因为联总和其连带的机构经常开会，事务繁琐之极，占据了我很多时间，影响我在驻美大使馆的正常工作，于是我那时就请驻美顾少川（维钧）大使准我辞去这些兼职，但顾大使则以“联总事务关系我国甚多，盼勉为协赞，不可言辞”，予以慰留。顾大使是我父亲的上司（在北京外交部，顾大使任总长，我先父，名庆龢，任简任秘书），霍署长又是朋友，他们不准我辞，我只有做下去。想不到我和联总及其连带的机构因此竟结了不解之缘。我在国际紧急粮食理事会及其附属的各个物资委员会担任中国代表一直到民国卅七年（一九四八）因为世界粮食问题已无紧急状态该会裁撤为止。我在联总中央委员会竟由副代表升为代表，经常出席，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三月三十日的最后一次会议，我也曾参加。至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我则任中国代表至民国卅八年（一九四九）该组织自华盛顿迁往罗马为止。此外我又奉派参加若干连带的会议，如国际小麦理事会、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等。这五年当中我也曾到日内瓦、巴黎、加拿大温尼伯（Winnipeg该国产麦中心）和奥太华等地去参加各式各样的会议，虽然相当辛苦，但也得到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的知识和经验。民国卅五年（一九四六）十月，廷黻解除职务之时，他在上海，我在华盛顿。他在卸职之日曾循例拍给我一封电报，感谢我的协助，未提到其他。他之离职是中枢政治变动的结果，不是因为他做得不好，也不是他自己不愿意做下去。他那时的心情我未和他谈过，不过当时他想必有“无官一身轻”之感。据张镜轩所写的小传上说，廷黻那时有意恢复他的教书研究的生活，但是时正入深秋，学校秋季已经始业，回学校去时间上自有不便。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接受了政府的委派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这是临时的职务，每届会议的代表都是临时令派的，会议终结职务便即解除，这也许是他接受这个任命的原因。
廷黻参加国际组织会议系以民国卅二年（一九四三）的善后救济会议为始。他参加的第二个国际组织会议是民国卅三年（一九四四）七月一日至廿二日在美国纽咸奢州，布腾林（Bretton Woods,New Hampshire）地方举行的联合国金融财政会议，亦即是产生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建设开发银行两个机构的会议。出席这项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为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庸之（祥熙）先生，我国代表团阵容甚盛，包括廿多位专家，自重庆飞到纽约。廷黻那时已在美国，亦奉命参加代表团。他在会议中被推为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听说他安排讨论程序甚为得当，议事程序娴熟，引用得宜，深得各国代表之赞扬。
未能完成的著述
廷黻一生最大的志愿是撰著一部具有权威性的中国近代史，作为他传世之作，即西洋人所谓Magnum opus。这本书在他当教授时研究工作尚未完成故不能写；在他任官一段长时间他没有闲暇写；在他退休以后苍天没有给他机会写。近年来他一再请求退休，他并不是厌倦宦途，恐怕也不是想给较年青的人造机会。他的目的在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去写成这部中国近代史。李济之在前引一文里说到一个故事，济之问廷黻：
“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
廷黻的答复是：
“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济之认为廷黻的答案“很聪明”，并且怀疑“这也许是由他的外交经验得来的”，因为济之认为：“知道和不知道是后来人的事，很显然的与司马迁或张骞本人并不相干。”
过去我和廷黻曾多次讨论过济之所提的问题，我以为济之误会了廷黻答案的意思，其实廷黻并没有避免直接答复济之所提的问题。我想廷黻的看法是古人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其目的就在让后世的人“知道”他，所谓名垂青史。后人是否知道他，有多少后人知道他，是他努力成败的考验，因此不能说这是后人之事，与他不相干。历史上尽有人在做大事的时候并没有顾到后人是否会知道他做了这件大事，但蕲求流芳百世总是做事的一个主要动机。廷黻以司马迁和张骞为例，在我看来，他的意思是，在两者不可得兼的情形下，他觉得写《史记》比出使西域好，因为他估计后世知道司马迁的人比知道张骞的人多。他这个估计不一定对，或者根本不对，但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我猜想他是在说出了司马迁这个名字之后随口说出另一个汉朝人的名字。倘若他不说张骞而说其他的人恐怕就没有可怀疑的了。
上文提到两者不可得兼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廷黻既治学，又从政，他的愿望是两者可以得兼，亦即是他希望在退出政府工作后他能有机会把那本中国近代史写出来，使后人知道他既是外交斗士，同时也是一代学人。在他和我谈话时，放弃不做外交斗士已不可能了，所以他唯一的希望是同时也做一代学人，好像是司马光和欧阳修一样，或者是桓谭和杜预一样，“并有著书，咸能自序”。
我们谈这些事时多半是在纽约，问题是他能不能一面工作，一面写书。在国外写书有许多辅助工具可以用，省力省时。例如见到可用的资料可以不必用笔墨来抄录，而可以用照相机拍摄或用影印机复制，几秒钟工夫就可以取到，而且保证没有错漏。西洋人写书已经很少自己手写或打字，只须用口说出，录入音带，书记人员便可在纸上誊写出来。丘吉尔的六大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多半是躺在澡盆里口含雪茄“写”出来的。廷黻的问题是他能否用讲白话文录音，录下来之后是否有人可以誊写下来。第一个问题试验过，没有困难，讲时在用字及造句上稍为留心一点就是了，既非文学作品可以不必太讲修辞，誊下来后亦尽可增删润色。写中文费时间是因为每个字都得一笔一笔写出，而且不能太潦草使手民不能辨认。写字多了手指酸痛又得休息。赵孟頫一天能写一万字成为千古奇谈。用口述的方法一小时就可以讲一万字，毫不费力。中国人一生著述上一百万字的就不多，西洋人一生著述上千万字的所在多有。口述录音不困难，要紧的问题在录下来后谁来誊写。誊写的人要懂中文速记，先把录音速记下来，然后再就速记誊清。这是西洋的办法，办公室里的女秘书都有这套本领。但是在中文领域里现在尚没有这样的人才，就是有之，廷黻也养不起他。廷黻终身有志于著述，但是他遗留下来的著作不多。用曹子建的一句话来说，廷黻是“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与季重书》）。廷黻是个忙人，但他仍可著书，只是他要写中文，而中文领域里就缺乏写作辅助工具。现在科学昌明，各种工具日新月异，电脑的使用为我们开辟了新天地，台湾报纸已使用自动铸排机印刷，科学家高仲芹已有了种种中文写作传播辅助工具的发明，美国国际商业机械公司也曾做过种种试验。记得有一次我陪几位外国官员到金门访问，周游全岛之后他们注视最久的是金门县政府里的一座中文打字机，因为各种武器他们都已看过，但中文打字机还是第一次见到。现在国民教育发达，文盲已接近完全扫除的阶段，省时省力的中文写作辅助工具的发明是今日中国刻不容缓的要图，使得廷黻这样的忙人，也能像丘吉尔一样，躺在澡盆里口含雪茄而写成他的中国近代史。在他这是传世之作，毕生的研究没有浪费，在我们则是三生有幸能够读到一本根据丰富学识经验而写成的好书。
一九六一年秋，廷黻和我曾同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项学术会谈。会后有人领我们参观当时很风行的“快读”（rapid reading）试验。据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 22 有一个习惯，他所看的公文，无论是多么复杂的问题，均以一页为限，因此每一件案件佐理人员都得为他摘要，因而发生两个弊病。第一，做摘要费时间，有时全世界的人在报章上已看到的消息美国总统还未看到。第二，现代世界的诸种问题都很复杂，勉为摘要有时看不到问题的全貌，或简洁到看不懂，反而要找人解释。听说甘乃迪 23 总统认为摘要的办法不妥，而提倡“快读”。据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的研究，一个人经过适当训练可以增加阅读的速度，甘乃迪总统就接受过这种训练。“快读”的本领不必是天赋的，一个具有普通智慧的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做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设有训练班，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我们对这个训练很感兴趣，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试验很可以施用于中文，并且比英文容易。康有为有一段话说：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文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广艺舟双楫》，卷一）
康有为对西洋语文造诣不深，他所说的话有点似是而非，姑且不论，但他所说的“中国用目，外国贵耳”一句话是很对的。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所作的“快读”试验就是教人在读英文时“用目”，将用字母拼成多音节的字，例如由十四个字母有四个音节的字transportation,甚而由两个字拼成的名词如United Nations，作为一个“形”而不作为若干个“声”来认识之，这样就取得了“快读”的效果。在参观“快读”试验时我曾征引康有为的话向在场的心理学专家说了几句话，离开后廷黻和我同车回到联合国去，他对我说：
中国文字重形，应当比英文容易“快读”，照你的说法，将来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一目十行，对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利便真是不可思议的，由此可见提倡汉字拉丁化者真是糊涂之极了。这些事都有待于我们从长研究，固步自封固然不妥，盲目学西洋更是不妥，一切均有待于学术研究。
廷黻近年来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这笔基金近卅年来数目增大很多。这个好现象得力于几位董事投资的得当，既无危机，又有高利。我在美国时，董事会主席为蒋梦麟，总干事为胡適之，每年借“驻美大使馆”开会一次，我则以“外交部”或“教育部”代表的资格参加。廷黻对于这笔基金的运用主张很多，他认为应当尽量用之于鼓励台湾各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他极力提倡破除大学间门户之见。把钱用在台湾，如果有大计划，动用基金本身亦无不可。近年来董事会用在提倡台湾学术研究的经费不少，廷黻倡导之功亦不可泯。近年听说他倡导中国通史之编纂，这当然是他最热心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提出时我已在澳洲，所知者只是美籍董事庄莱德游澳洲时对我所说的一点点，由此而知廷黻在大力推动这件大事。
纽约朋友来信告诉我，廷黻在一九六五年五月退休后暂住纽约，一来是等待参加是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年会，会后即返台湾定居；二来是哥伦比亚大学约请他作“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录音，料是自传或回忆录性质的记录。据说他是时体力已有不胜，声音微弱，究竟录了多少次，朋友来信语焉不详。胡適之多年前即劝廷黻写自传或回忆录，廷黻始终踌躇，理由是他在联合国的演说联合国已有全部文字的和录音的记录，重要的并经“外交部”和代表团汇刊成册，传播甚广。至于幕后活动的资料，如与政府来往文电以及和别国代表谈话记录等等，大部分还未到发表之时机。何况回忆录要等他退休后才能写，而他退休后想写的是中国近代史而不是回忆录呢？
一个天真的性格
廷黻从政三十年，对民族、国家、政府，他都有卓越的贡献。这该是大家所公认的。
他之所以能作此贡献是因为政府能重用他，使他有机会为民族国家效力。他出身于一个中等人家，既非豪门，亦非望族。辛亥革命那一年他才十六岁，不够年纪参加革命运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他赴美国留学，一去九年。他学成回国后矢志学术研究，无意参加实际政治。他既无靠山，亦不属于任何党派系统，更无群众可言。他所有的只是在学术界的声誉，尤其是他对苏联和第三国际的认识，详明透彻，深获各方的赞赏。就因为这些政府征召他担任官职，畀以高位。民国廿四年（一九三五）政府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处长时，许多他的朋友劝他多多考虑是否应当接受。有的人对于政府“求贤”的诚意表示保留；有的人以为政治是污浊的，党同伐异，倾轧排挤，弄得不好会身败名裂，劝他不应跳入这个“火坑”；有的人以为他应当保持学者清高的地位，以在野之身议论政事，鞭挞政府；更有的人心存嫉妒而说出许多难听的话来。廷黻是学历史的，何尝不知道从政的风险，在野之优闲？但是他又看到别的方面。中国政治在革命后，尽管有许多令人不满之处，但比起专制时代确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古时的名臣很多须要和昏君、谗臣、宦官、外戚冒死斗争，弄得不好就会遭贬谪，推出午门斩首，夷九族。现在这些危险都没有了，谁说中国政治没有进步？从政的人只要不做汉奸，不通敌，不贪赃枉法，不循私舞弊，最多只是不得其道而行，仍可以回到大学里教书研究。同时，那时中日冲突日趋尖锐，大战迫在眉睫，政府征召学者服务就如同征召壮丁入伍，被征者不容徒为个人的利害打算而忘却了做公民的基本义务。廷黻早已认定中日问题的一个关键在苏联。他甫自苏联考察归来，自信对苏联有相当认识，他觉得他有义务以他的识见贡献政府。那时国内弥漫着主战的空气，亦即廷黻后来所说的：
政府因负实际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
他鉴于这个局势的危险，有意到政府里帮助政府赶快从事建设以增强抗战的力量。后来他说：
抗战以前的数年，我们在最高领袖指导下，把统一基础打好了，于是改革法币，建设公路铁路，推进国防等等自力更生的事业得有一日千里的进步。假使政府于“九一八”的冬天就听从一般士大夫的浮议而开始抗战，那我们就不能有自“九一八”到“八一三”那个阶段的积极建设和统一完成。没有那一个阶段，我们哪能有今日的抗战力量？〔以上两节引自他在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元旦所发表的《百年的外交》一文，《新经济》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廷黻绝不是热衷于高官厚禄的人，也未存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如果政府不征召他，他绝不会去奔走钻营，而安心在清华教书研究，不致有满腹经纶怀才不遇的感叹。他的态度不属于中国文人传统的类型，既不自鸣清高，也不热衷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我们可以说他的态度是西洋古希腊的传统，亦即柏拉图所说：“一个公民最高的荣誉是为国家服务。”廷黻之出任政务处长及其他职务的动机和胡適之出任驻美大使是一样的：尽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
廷黻的态度有人议之为过于天真。天真确是他性格的特点。人家说他个性耿直，湖南脾气太重，狷介而甚至于孤僻。这些性格他都有，也都可以说是他天真的流露。天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缺乏容人之量。廷黻的个性的确有这一方面。他似乎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他看得起的人，一类是他看不起的人。他和第一类人尽管意见不同，争辩得面红耳赤，如同他和胡適之、傅孟真的争辩，但和他们争辩根本是因为尊重他们，所以才值得和他们争辩。对于他看不起的人他是很不留情的，这些人和他谈话时他可能很不礼貌，板起面孔一声不响，等那个人把话说过了他就起身送客。他一生因为这个特性不知开罪了多少人。有时他自己也感觉不该如此，表面上敷衍敷衍，客气一番，但做得总不免牵强，令人一望而知他的心情。他的性格是西洋人所说“知识上的傲慢”（intellectually arrogant）。
天真的另一方面是择善固执，守正不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廷黻的个性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表露无遗。因为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在联合国，他这个性格也是在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他所遭遇的阻碍和困难是平常人所不能忍受的，但是他毫无畏缩，绝不气馁，抱着最大的决心勇往直前打硬仗，而终于赢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有一位澳洲外交官曾在联合国与廷黻共事多年。去年双十节他来参加我所举行的庆祝酒会。我告诉他廷黻死了，他沉思片刻然后说道：“TF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a simple and uncomplicated man）。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样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之处。”我听了这席话，深深感觉这位澳洲人是真真认识廷黻的。廷黻的成就是在外交上的。从他以后我们对于外交该有一个新的认识，体会到在外交战场上要怎样才能克敌制胜。如果他的榜样能够深入人心，他也就可以瞑目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