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州西湖舞台演戏，毛韵珂君正在城站舞台演唱。有一天同桌吃饭就认识了他。他是上海新舞台有名的花旦（原来叫七盏灯），他与夏家分手以来，已经兼演老生——本来在新舞台的时候他在《新茶花》里演过小生。梆子花旦的嗓子，和二黄花旦不同，所以改老生比较容易。我在同志会时，曾经到新舞台去看过他的《新茶花》，我还记得起他把手插在裤子袋里扯四门唱西皮的光景，可是人家所称赞的是他扮西装女子。他平日最肯用功，丝毫不苟，所以很能得到不少的同情，同行中人也都很称赞他。

我又因毛韵珂认识了薛瑶卿先生，他是个唱昆腔旦角的，小名宝生，听说年轻的时候甚为漂亮，后来改唱二黄青衣，会的戏却不少，腔调全是南边味。他五十多岁还在登台，人人都知道他是个慈和的老人家，他扮一个慈和的老太太，可称绝妙。我自从认识他，不久便做了好朋友，我的昆曲大半是他教的。

在西湖同班的有常春恒，他演过我所排的《卧薪尝胆》，饰越王勾践，颇有声色。他那时候专演武生，此后他休息了几年，再出演时便一跃而享盛名，这也是很难得的。我在西湖，起初因为有我尊、剑云一班人，演过好些新戏，后来他们都走了，我便专演旧戏，《卧薪尝胆》是临走那几天才排的。

我那时候比较新颖的就是红楼戏，如《黛玉葬花》《宝蟾送酒》之类，都颇受欢迎。《葬花》是张冥飞和杨尘因两位老哥合编的，经我改过一次，演过之后，又改一次，便成了我前几年所演的那个样子。说起来可笑：有一天，我在四马路走着忽然肚子痛，就想出恭，恰好遇见冥飞，他说只有尘因家里最近，我就跟他同到尘因那里，一面出恭，一面谈话。在上海无论谁家，除非大阔洋房，没有厕所。大家都是用马桶。放马桶又没有一定的地方，不是门后，便是床后。我们当着熟人，往往随便出恭，不甚客气，尤其是江梦花，他常是把马桶放在客堂正中，许多戏迷朋友坐在他的四围，他议论风生的时候，便四围转过来转过去地载笑载言。有时他坐得特别久，也许哼着腔就把时间忘了。闲话少说，我在尘因家里去出恭，我们一面就谈起要编新戏，当时就决定编《葬花》，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胡诌起来，第二本剧本成功了。

《葬花》第一次是陈祥云（筱喜禄）演宝玉，是在春柳当余兴演的，可以算是在上海第一次的古装戏。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及至梅畹华第二次到上海，以新装号召，然后相习成风，盛极一时，这可以说是旧戏界一个大波澜，但是若论古装，在谁都没有试办之先，凌怜影、李悲世、汪优游他们，早已在新戏里兴过了，而且很华丽整齐，不过前面梳高髻，后面拖好像辫子的长发，裙上加椭圆形的短裙，那个装束，的确是畹华所创的。

我演《宝蟾送酒》，不穿所谓古装，我是穿褶子套长背心，束腰带，头上梳抓髻，花也戴得很素净。这个戏也是偶然排起来的。冯叔鸾在春柳排全本《夏金桂》，我饰的是宝蟾，叔鸾自饰薛蝌，镜若饰夏金桂，我觉得全剧没有多少意思，就取《送酒》一段编成一出短剧，里面有一段二六是叔鸾编的，可是以后我也没有用它。这出剧我演过之后，许多人模仿，只要是唱花旦的几乎没有谁不会，可是没有谁和我一样。当然好坏放在一边。有些女班子可演得太肉麻，有人说这是我的流毒。最可笑的有几个女伶，她们反说是：“欧阳予倩的《送酒》学得不道地，完全不对的。”

《宝蟾送酒》这出戏，当然没有什么深的意义，也不过是一出普通的笑剧罢了。我从前在《莫里哀全集》里头读过一个剧本，日本译名为《奸妇之夫》，我在头一次演宝蟾的时候，就想到莫里哀这出戏，我也不是存心模仿，也没有丝毫用它的情节，可是我的戏完全是那个戏引出来的。我演过无数次，都是分抄的单片，或是口授给演小生暗记，从来没有过整个的剧本。外边所传，全是由于有些教戏的先生在看戏的时候记下来的，就是大东出版的《戏剧汇考》里面所载的，虽明明写着是我的剧本，可是和我的不同。就如《戏考》里面所载的《葬花》，也少一个头一场。

我历年来所编的二黄剧本很多，从来没有发表过，因为我没有想到把剧本给人看，我只求我能够在台上演。我并不想做剧作家，我只要做一个能胜任的演员。

我头一次在第一台搭班子，演的完全是旧戏，《玉堂春》《祭塔》，最受欢迎。我那时的嗓子真好，又高又亮又脆，又有长劲，所以禁得起累。那时候唱青衣的只要有十来出戏就能够搭班子了。我到了杭州，便除旧戏之外另编了些新的。各处的风气都变了，十余年来非有新作谁都不行，戏饭也不是容易吃的。

我在第一台虽然是下了海，在杭州是出码头搭班的头一次，职业伶人的滋味，觉得很不佳妙。初到的那一天，老板照例请吃一顿饭，叫作下马筵席。在席上所谈的无非是谁在那里卖钱谁不卖钱的话，其次便是商量一些关于戏目的事。他们很希望有些阔朋友来捧捧场，但是我在杭州可以说一个阔朋友都没有。照例伶人到了一个码头，总要去拜拜当地的绅士、报馆，和些江湖上的有力者，但是我绝对不肯干，我以为这是很可以不必的——以为值得一看就来看看，不值得一看便不来看算了。尤其是见着人说一声“请你多捧”，这句话我无论如何说不出口，这是老板最不高兴的。

我在杭州登台，生意只算平平，老板总算没有亏本，也就没有闲话，可是我一天一天觉得不痛快，总想要走。祥云是搭老了班子的，一切他都替我做主，他极力主张只要老板不下辞帖，便可一直干下去，我却越演越觉无味，急于要走，结果我还是没有演满两个月便离开了杭州。我以为勉强混饭吃是再没有那样乏味的。

我虽是每天守着个西湖，因为每天有戏，没有能够畅游，每逢斜风细雨的时候，我一个人徘徊湖上，对着那秀丽的湖水，含雾的远山，不知道哪里来许多的悲感？我自己总觉得我不是个平凡人，我又总觉我是个平凡人，说不出总觉得辜负了什么似的，于是我越发无聊——空自无聊罢了，写几句诗也不过是空话！我自信我意志很强，始终我还是很弱，不然为什么老找不出自己走的路？我的性格是天生矛盾得厉害。

我从杭州回到上海，仍住林绍琴家，身边除新置了几件行头之外，一个钱都不剩，东借西借过日子，每天只是读书学戏。祥云仍然是天天见面，彼此研究，林七爷也教我不少唱的方法。我从那时起，请了克秀山教花旦戏，如《浣花溪》《得意缘》《梅玉配》《双钉记》《乌笼院》《杀媳》之类，接二连三学得不少。那时我早就和贾璧云做了朋友，《乌龙院》的身段是他教给我的。我和他见面的时候很少，但是交情不错，我没有行头的时候，他很不吝惜地借给我，我至今还是很感激他。

那时替我拉胡琴的是张翰臣。他是个旗人，本姓恩，是个式微了的贵族，胡琴拉得不错，可是鸦片烟抽得很厉害，穷途潦倒，不仅是精神不振，而且往往有些恍惚，以后他和我分手，竟不知下落，听说他死了，谁也说不出他死在什么地方，总而言之是个可怜人罢了。

畹华第二次到上海，我在一家熟人的宴会上认识了他，他的戏我也看得比他头一次来的时候为多。我的嗓音，有一部分和他相像，人家以为我的戏是从畹华来的，这却不然。我的戏直接教过我的，第一个是陈祥云，其次江梦花，其次林绍琴（唱功得益较多的要算绍琴），还有便是克秀山、李紫仙、汤双凤、周福喜。李先生也是教我唱，周先生教我刀马和许多花旦戏；间接受影响的便有吴彩霞、梅畹华、贾碧云。我和彩霞相识颇早，以后又同过班，当然有些习染。畹华呢，我不知不觉有些儿和他相像的地方；碧云虽然是梆子花旦，我因为欢喜他这个人，便很注意去看他的戏，尤其他演的风情戏。

冯春航的戏我也很欢喜看，他真有不可及的地方，可是我始终没受过他的影响，这或者是性质不近，而最大的原因，是他不轻易用心做戏，我每每见他不高兴潦草完事，似乎不能引起注意。他个性很强，做戏要趁他的高兴。他不高兴的时候，尽管台下满堂，他的戏随随便便地就完了；尽管台下观客很少，他一高兴便演得比平时长得多，而且丝丝入扣。他的好处是没有过分的动作，没有故意的表情，没有粗鄙的词句，他能在轻淡之中把女孩儿的心事表现得很周到。至于他扮相之美丽，在他年轻的时候真不知颠倒过多少人！他一过三十岁渐渐地身体肥起来，上装的时候，特制一种束胸背心，用三四排纽扣束得紧紧的，然后穿行头，然而还不失其为美。以后他嗓音又塌了，唱不成声，他便不再登台，只看着不如他的许多后进，乱出风头，他越发消极，他的生活也就一天一天趋于穷困了。

那个样儿，就值得挨他几下！”

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他到了三十岁以后，便没有那样不羁了。他很想干些事业，便发起伶人识字运动，独力办了间学校，虽然办得不十分久，却很有些成绩，从他的学校里出来的人，都能写信看报，他的功劳是不能埋没的，然而他因此损失了不少的金钱。这事本想从同行中捐募若干，到底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他便缩小范围，在自己家里邀集些同行或是同行的子弟，自己教他们读书，这是很难得的，他的生活却格外困难了。听说他的儿子快要成就，能继承他的衣钵，名父宜有佳儿。常言说：“家贫出孝子”，春航之贫，正足以见春航。正因其贫，而使其子成就更大，这是大家所希望的。把本事传给儿子，是比把金钱传给儿子好得多呢。

我常常因春航想起许多演戏的。人家以为伶工是很好的职业，能够赚很多的钱，不错，伶工的薪金是比较别的职业高些，可是他们的开销也比较别的职业大。譬如赚一千元的角色，每月的正项开销总要在六百元以上，约计如左：

行头（平均）　二百元

胡琴　一百元

场面津贴　五十元

后台开销　十元

伙计　二十元

家用　一百五十元

应酬（平均）　一百元

零用并医药　六十元

教育费　三十元

合计　七百二十元

照上表所列，约计每月开销七百二十元，从千元中减去七百二十元，尚余二百八十元，宜乎不至亏空，但是往往还是入不敷出的多。何以呢？不省俭当然也是一个原因，意外的开销也实所难免。就行头一项而言，既是有点面子的角色，总要有些新行头，而且还要多换几套，才能保持住自己的面子，观众一面看戏，一面看行头，戏好行头不好，观客还是不如意。世风所尚，行头的华丽新鲜，在舞台上成了重要的条件。而且还有个心理：凡属是伶工谁不想往上？所以几百元的角色，非跟千元以上的角色竞争不可，上了千元的角色非跟数千元的角色竞争不可。不，无论你赚多少钱，站在一个台上，万不能让人说你寒酸。老板聘角色的时候，一定说：“某人玩意儿怎么样，扮相怎么样，行头怎么样。”有些新进的伶工，自顾年轻有望，便借钱也要多置行头，无论如何，招牌要亮才好。彼此竞争，大家站在台上去比，行头费便很难预算了。即如刘筱衡，他每月薪金两千元，他为《头本开天辟地》便置了两千元以上的行头，在他的地位，也是非如此不可。

行头之外，往往还有些意外发生的支出，所以要一步一步谨慎俭约，才可以剩几个钱，不然便能够不拉亏空已经算好。而且最怕失业，如果搭两个月班子歇半年，那就糟了。有时生意不好，薪水往往为老板强迫打折扣，有势力的老板，便尽管生意好，也得每年借故打几回折扣，这是常有的事，都不在预算之内。

青年俳优谁肯平平常常地挨日子？事实上也绝不许这样。无论是在台上在台下，无论搭着班子没搭班子，非放开手放开脚步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所以行头、场面、配角，以及外面的联络，无论花多少钱，都不能打算盘。实情如此，没有法子。只要随便放一放手，就得扯亏空，何况青年人免不了的是浪费？

上海有几个有钱的伶工，他们的钱是开戏馆遇着好机会赚了钱，再拿这个钱做别的买卖来的，专靠卖艺白手成家的实在不多。北平的伶工也有有钱的，他们却有一种特别的环境，只靠戏馆里的观众掏腰包是养不活的。大角色既如此，小角色便更不用说了，后台有一句话，说唱戏的是“金碗讨饭”，的确不错。

我自从做了职业的俳优，绝对不受家庭的接济，家里也实在没有力量能供我的用费。先祖虽然做了不少年的官，他是个儒者，从来没有把钱放在心上。他常说，他只有几千卷书留给子孙，这也就够使子孙不致仰而求人的了。我演戏尤其是瞒了家里，可是乡下人造我许多谣言，往往会传到祖母耳朵里去，曾经因此引起些风潮。祖母呢，无从直接骂我，只是很严重地责备我母亲，母亲对于儿子的择业，素无成见，我也毫不反顾，便一直干下去了。只是在上海穷得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当得精光，生活还是无法维持。从杭州回来，东拼西凑地过了好几个月，恰好民鸣社要来聘我再演新戏，出的薪水照我演旧戏一样，这在新戏界是从来未有的。许多朋友都主张我去混混，我便答应了。那时上海新剧界的名角，如郑正秋、顾无为、查天影、汪优游、凌怜影、李悲世、钱化佛、张双宜等都荟萃在民鸣社，我进去，我尊也受了聘，还有任天知也和我在同一天登台，真可谓极一时之盛。平心而论，大家虽然不用剧本，戏也并不怎么坏，不过是一种Melodrama式的东西罢了。

在春柳是无论什么角色都没有名称，可是别家便有所谓什么派什么派的。无为是激烈派正生，正秋是言论派正生，还有所谓风流小生，风骚派、闺阁派、徐娘派种种旦角。我在春柳的后半期，也曾经演过很多不用剧本的戏，信口开河，我也算随便来得，但是遇着无为的激烈派，却把我支使糊涂了。有一次我演他的情人，我们在花园相会，他对台下发了一大篇的议论，引得台下的掌声真如雷震一般，他一段完了，他便背转身来对我说：“我说完了，你说吧。”我实在僵了，一字也说不出，只好敷衍下了场。

有一次就是和天知同场，也是在花园讲恋爱，优游、天影两个是扮两个打岔的青年，正当我们在谈话的当口，他们伸出头来做一个怪相，台下极力欢迎他们的滑稽，满堂大笑。这样一来，可就把任先生的言论打断了。言论派的言论，不克展其所长，而滑稽的变化则层出不穷，于是天知大怒，忽然在握手密谈的时候跳了起来，手中舞动司狄克，奔走满台，他对我说道：“姑娘，你们家里的狗怎么那样多？我非先打了狗再和你说话不可。”于是，正在装着嘤嘤啜泣的我，忍不住笑得没有法子收拾，只好转面内向，用手巾蒙住脸不再抬头。

还有一回排演《武松》；饰武松的就是我尊，优游演的是西门庆。《狮子楼》一场武松追杀西门庆——优游是海军学生，他体操很好，杠子、游泳、跳高都很轻捷，他当和武松格斗的时候，台上搭着高楼，约莫有五六尺高，他纵身一跳已经跨过了栏杆，跳下楼去。西门庆跳了，武松却拿着一把刀，徘徊瞻顾，不敢往下跳，大家都急得要命，已经要预备关幕了，我尊忽然把心一横跳下去了。优游见我尊不来，只好躺在台板上不动，及至我尊跳下去举刀要砍时，他笑着说：“好了好了，就算我死了吧！”诸如此类笑话颇多，可是戏台底下的观众，毫不注意，手掌还是拍着。

那时民鸣社的戏，已经早由志士戏变了专讲情节的戏；这是必然之势。新舞台便由《新茶花》一类的戏趋重到侦探戏方面，那时连着几十本的侦探影片极其盛行，所以有这种模仿。侦探戏的演法是全靠化装和机关布景，新舞台对于这层有独得之秘，所以极其卖钱。

说到上海的舞台第一个大规模用布景的就是新舞台。夏月珊君昆玉思想走先了一步，便大赚其钱。他们的布景最初完全是仿效日本，他们派人到日本去，由市川左团次的介绍，聘了一个布景师和一个木匠，又照日本造了转台，因此演戏的形式也就跟着变了。他们的新戏虽然用锣鼓，却不注重在唱而在白话，正和现在广东所谓锣鼓白话戏是一样的味道。他们的办法，在当时真算一种大改革，现在上海有锣鼓的新戏，不，可以说中国有锣鼓的新戏（不是说话剧），直接间接没有不受新舞台的影响。然而谈到新舞台，不能不追溯王钟声、任天知他们昙花一现的春阳社。说到春阳社，又不能不追溯到东京的春柳。于是曾孝谷、李息霜一方面是最初的尝试者，也可以说是开派的两个人，而日本的籐泽浅二郎和左团次两位实在帮过些忙的。

春柳的戏直接模仿日本的“新派”戏，到陆镜若回国便由“新派”倾向到了坪内博士所办文艺协会的派头。但是同志会在上海在湖南所演的戏，十分之九都还是“新派”的样子。“新派”所采的是佳制戏well-made-play的方法不是近代剧的方法，所以说春柳的戏是比较整齐的Melodrama而不是我们现在所演的近代剧。当时镜若很想演《娜拉》和《野鸭》，我就很想演《复活》和《莎乐美》，我还请一个俄国女人教过几天七条围巾的跳舞，因为她要五块钱一点钟，我那时候太穷便半途而废了。我们只是想，想着就很高兴地对坐着说话，始终没有实现，一来是我们没有很坚强的决心；二来我们因为每天晚上要换新戏，弄得也实在没有工夫；三来有许多人反对，以为那样的东西太难懂了，演也是白演，怕费事不讨好。当然，十五年前的观众和现在是差得远，就是春柳所演的戏还嫌程度高了呢！我还发过一次疯想演Hedda Gabler，那种两根手枪一放的玩意儿，我实在欢喜，但是也没有成功，至于常演的许多戏，离不开是浪漫派的写法，Melodrama的方式，不过春柳顶糟的戏，也只是取材不好，或是演得草率些，剧中悲剧的场面，绝不至有无理的滑稽。就是衣装布景，尽管不十分华丽，绝不肯违背戏情。戏的分幕至多不过七幕，不用幕外，这是和一般不同的地方。

至于其他的文明新戏，虽然大体相似，精神完全不同。它是用日本“新派”的底子，加上中国旧戏的办法混和一处。分幕务求明显，所以不多用暗场，每幕之间又有幕外无理的滑稽异常之多，几乎每个戏里都有一个滑稽仆人，梳着一根红绳扎的小辫子，用铁丝藏在里面弄得弯弯曲曲翘在脑后，一出台便把头一点，那根辫子便在头上怪动起来，引得台下大笑。往往一家遭了惨祸，主人痛哭的时候，这种仆人出来一跳，或是怪哭几声，台底下悲悯的情感完全送到九霄云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地方，在民鸣社，虽不能完全革除，却是减少很多，以后连幕外也居然免了。

我在民鸣社，除演新戏而外，也偶然演两出旧戏，因为可资号召，便常派我演，以致视新戏几乎成了副业。这种办法，一时虽颇有效果，但始终还是于剧场不利，我在民鸣社觉得无甚意味，不久也就离开了。我仍然回到湖南，过了一向，瞒着家里把内人接到上海。

在梅白格路祥康里租了一楼一底，胡乱租了几件家具，就成立了小家庭。叔鸾的家，就在对门，他从前的夫人很帮助我们许多的事。夜晚我出去了，她怕韵秋寂寞，常常过来陪伴到很晚都不去。

我自从这回到上海，便又搭了第一台和周信芳、冯春航、吴彩霞同班，从此便正式做了旧戏的青衣花旦。这次在第一台，时候比较久，不大记得了，好像有半年；以后又回家乡一次，再到上海仍然到第一台，不久祥云约我到苏州，演了两个月，生意很不错，可是精神上极不痛快，我不知不觉趋于颓废。除却敷衍几出戏之外，专和一班怪人，饮食征逐，除掉吃，就是游山，发起牢骚来便胡乱哼几句打油腔。没有事便和人打两块一底的麻将，打不满四圈我又跑了，以后便没人肯和我打。有时到茶馆里去下下围棋，有时便一个人到留园假山背后去躲个半天。那时正是袁段纵横，政局昏暗，到了极点。我一天到晚只觉没有路走，消极的愤慨，变成无聊，一天天的日子无不是混过的。同班的人都觉得我的地位很好，看着有许多神经过敏的地方，便以为我有神经病。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只“穷”、“愁”两个字可以包括。

我所来往的所谓怪人有两种：一种是江湖上的朋友，一种是失意官僚。卖艺跑码头当然容易和江湖上的朋友接近，我也比较欢喜接近他们，有些地方我也很表同情于他们的生活。至于失意官僚，他们当我是世家子弟，风尘飘泊，一方面对我表些同情，另一方面是要借戏子来寄他的感慨；其次以为戏子跟和尚一样，游山找和尚谈谈，看戏找戏子谈谈，也不失为消遣之一法；还有一种人以为我是前清遗少，我的唱戏是被发佯狂之意，他们各凭自己的意思来找我，我时时听见许多有趣的议论，我也不过是笑笑。到这里我又想起几回趣事。

有一回，有一位先生请我吃船菜，同席还有许多客，船摇过一个庙，大家上去看和尚用血写的《华严经》。大家看完了，提起笔来就在上面题起字来，题得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我看着实在难过，他们还要叫我也题，我不肯，我说我不会题，内中便有人以为我不甚识字，便回说：“不会题诗题词不要紧，随便写个名字就是。”说着他便替我起个稿子，“某月某日伶欧阳予倩拜观”。还有一个人先奋勇要替我代题，我坚持不要，才算免了。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了几句挖苦话，又故意用几个僻典编几句打油腔去奚落一番，便将他们得罪了，从此不相往来。

还有一次，一个武官约我游西园，那里的和尚请他上楼看所藏的经卷，还有些字书，一件一件拿了出来，请他鉴赏。这位老爷连声赞好，他并不识字，和尚对他特别殷勤，放下一本，又取一本摊在他的面前，当时我很想看一看，我便伸手去翻了一翻，那和尚急忙从我手里夺了过去，放在柜里，连睬都不睬我，我这一气非同小可，又不便立时发作，好容易等到吃饭的时候，我在酒席上便打开了话箱。我本从来没有研究过内典，但正在那一向，曾经拿了些《佛道教经》《六祖坛经》《阿弥陀经》《四十二章经》《大乘启信论》《菜根谈》之类的佛书当小说翻过一下，当时我胡乱搬些出来，想去难一难那和尚，谁知他完全不理，一味只和那个武官大人长大人短地讲些替菩萨装金的话，我真失败了！

我在苏州借住在阊门外一家朋友家里。那间房子的后面，满是堂子，晚上吵自不在说，最可恶的每天早晨都有小妓女学唱，蒙蒙眬眬地听去，好像哭似的，所以我有“惭愧生平太萧瑟，朝朝和梦听吴讴”之句，那时候我真无味极了。

最后我又认识了几个文士之流，他们找着我谈谈，便左一首诗右一首诗地送给我。有时要我和韵，有时要我打诗钟，有时又要我题画，这些都是我不欢喜干的，勉强敷衍了几天，觉得总是烦闷，只想约满了我就快些跑。

恰好天影、优游、双云他们合办笑舞台，天影自己到苏州来约我，不久我便回到上海在笑舞台登台。

当时因为有些文士研究《红楼梦》，号称红学，所以红楼戏非常盛行。在上海除我之外演的人甚少，所以一演必然满座。因为要有一个适宜的小生，我便和天影结合起来，把《红楼梦》里面可以编戏的材料全给搜寻出来，随编随演，总共有《葬花》《焚稿》《补裘》《送酒》《馒头庵》《鸳鸯剑》《大闹宁国府》《凤姐泼醋》《鸳鸯剪发》等十出。笑舞台虽然是演新戏的戏馆，可是自从我到了那里，三天两日总要加演红楼戏，临时从外面去找锣鼓，租配角的衣服，虽然费点儿事，一来总是满堂，也就不在乎了。

那时候笑舞台的新戏，从来不用幕外，所以我所演的红楼戏，虽然是照二黄戏编的，却是照新戏分幕的方法来演，因为嫌旧戏的场子太碎，所以就把许多情节归纳在一幕来做，觉得紧凑些，而且好利用布景。双云为了我的戏特意做些新布景，譬如《葬花》，便特制潇湘馆景，很为幽雅：回廊下挂着鹦鹉，纱窗外隐隐翠竹浮青，偶一开窗，竹叶子伸进屋里来。我以后在其他的舞台演，都没有像这样的精美。《晴雯补裘》也是在笑舞台演得好，其他的地方一则没有那么许多旦角；二来不肯专为一出戏十分排练，所以不容易整齐。我的戏都非常之注意配角，每每一个很轻的角色都很关重要，而且我演戏，不专求我一人出风头，要注意整个的平均，在编戏的时候已经就是这样编就的，所以有许多戏不容易实现，勉强去演也是没有结果。即如《补裘》这种戏，换一个地方，换一班配角，便简直不行。不止《补裘》，还有些戏也是一样。

这回我在笑舞台，演戏上没有什么困难，演新戏，偶然也很整齐。如《韩姆列王子》（即哈姆雷特）、《杜司克》之类完全用西装演，布景也颇调和，表演也不过火。我们还用整套的日本布景，日本衣装演过《不如归》《乳姊妹》和《金色夜叉》。还有便是《空谷兰》《红礁画浆》《迦茵》一类的戏。只有《西太后》，我没有加入。

我在笑舞台演着戏，没有多久便有许多女人对我表示好意，我却无心去招惹她们。天影的女朋友颇不少，我便也直接间接认识了好几个。

那时候天影的名声很大，有些人说他的坏话，但是就我所知，和我亲眼所见，却不尽如外人所揣想。天影认识女人实在多，在现在看起来，也就没有什么。她所认识的女人以妓女为多，有几个人家的小姐也不过是像朋友来往罢了。那些妓女们很欢喜和天影一处玩，不仅是天影，她们对于有点名的演员都极欢迎。她们是做生意的，嫖客都是拿钱去买她们，当她们是货物，她们应酬嫖客，是一种不自然的举动，另外交个把男朋友，才觉得有点人的意味。这在龟奴看起来，是大逆不道，在花钱的老爷少爷们看起来，尤其是罪大恶极，不过就她们本身着想，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这也有好几种的心理：一种专图好玩，她们专给人家消遣，也想找个把男人消消遣；其次就想嫁人，以为演戏的总比老爷们好些；第三种就是以为老爷们只会仗着金钱摆架子，演戏的可以做朋友；还有就是虚荣的念头，以为某某名角她能认得，名角与她有来往，这是面子；还有呢，是觉得和伶工来往有特别的兴味；还有就是戏迷，因为看了戏，就想和唱戏的来往。以后的几层，正和男人愿和伶工来往做朋友是一样，不过出之于异性，便为人所注意罢了。

最神妙的，一个男人认识多几个女人，便越有女人想认识他。她们会猜想：“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有许多女人去欢喜他呢？”于是有的呢，以为他的艺术好便去看看戏；有的以为他做人好便辗转介绍和他去做朋友。即以天影而论，有些女人从来不认识他，偏要说：“天影我认得，没有一点意思的人。”还有的说：“天影和我好过的。”这不是很有趣吗？

有些女人见我从来不和她们鬼混，便起了猜疑，她们以为我不知怎样的风流儒雅，下台一看，才知道是个又笨又木的小伙子。

我实在没有工夫，和女人来往，闲也是要紧的，时常不见面，她也就没有兴味了。我每天练戏已经很忙，再加之要留些读书和休息的时间，所以便不能起居无节。交际和酬应，我是素来不惯的。其次讲交际，不仅要时间，而且要钱；天影认识许多女人，我只看见他一天到晚忙得什么似的，而且一天到晚当当。我正在离开了家庭求生活独立的时候，我哪里有许多闲工夫和闲钱拿去消费？天影所识的女子之中有一位很欢喜吃洋糖，天影常常一买就是好几块钱糖送给她，这也要算一笔大开销。他晚饭照例不在家里吃，一定在菜馆里，请的大致是女客，作陪的却十回之中有七回是我。往往女朋友请他也顺便请我。天影在那时有三种买卖和他最接近，便是酒馆、糖果店、裁缝。他万分不能过年的时候，还要设法当了旧衣去制一件新皮袍，我觉得太苦了。我生平以为衣服最足以桎梏人，所以不大讲究衣服，曾记得在春柳的时候，我穿的一件黄色团花袍，是用先祖父的箭衣改的，有人就称我为黄袍怪，我以为没有什么衣服我不能穿的。

本来旧戏的舞台是不让女人到后台的，这是一种迷信，现在内地还有一部分如此。我们在笑舞台时，便时时有女客光临，她们带着水果、糖果、各种点心和些玩具、鲜花到后台来送给我们，我们也就买些咖啡、可可之类的东西回敬她们。那时候演旦角的多半是留着长头发，所以外来的女客和扮上的女子，往往难于分辨。我们坐在一处，谈谈笑笑，毫没有什么拘束，倒也有趣。她们最喜欢拿她们的手巾和我们掉换，我常笑说：“我们也结个手帕姊妹吧。”后台的木匠师傅很有趣，他替我们用布景片搭起一所小房子，里面有炕床，有桌椅，有茶具和痰盂之类。电灯师傅又特别替我们装上电灯，冷的时候还可以生起火炉。

这样的时日过得虽然不是甚久，有一个妓女便和我熟识了。她的衣裳我正好穿，她便时时勉强我穿她的衣服上台，久而久之就约到她家里去吃便饭。她纵酒佯狂，倒也很有个意思。

我也会连台吃花酒了，有两天也会睡到下午四点钟起床，也会把旧皮袍换个新面子。我这样干过两个月，我觉得万万不能继续，便以最坚决的态度再也不玩。还记得有一天晚上那女子站在我的房门外，我始终没开门，我隔着门把我的意思告诉她，我说不可彼此相误。那时候我完全是理智的，我决不能因为她的纠缠弄得许多的麻烦，她明白了，以后便没有见面。可是这种事情我生平只有过这一次。

我因为胡闹，每月用钱超过预算很多。那年除夕我实在窘极了，天影因为避债，在一家旅馆里开了一间房子，我也在那里，偏偏有人知道，有的送年礼，有的来请吃年饭，这些一一都要赏钱，但是我们一文不名，只得临时当当，无奈没有什么可当的了，便只有尽其所有，一举而空之。正在为难的时候，恰好苏州民兴社又来聘我，而且带了钱来，我们实在高兴极了！

我第二次到苏州，比第一次更受欢迎，演了两个月，但是一个钱没有剩。我还要接济人家，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继续搭班，没有他法，所以民兴合约一满马上又受了笑舞台的聘。

二次笑舞台演完，便于民国七年春天进了九亩地新舞台，在新舞台演了一年半，便离开上海到了南通。自从杭州演戏，至到南通为止，在我们演戏生活中可以算一个段落。这许多年，我的生活独立问题总是和艺术的期望两下裹着，我受了镜若的影响，颇以唯美主义自命，我所演的戏无论新旧，大部分是爱情戏，这一半是因为自己角色的关系。我从来没有在台上演说过，也没有编过什么志士戏。我心目中所想的就是戏剧——舞台上的戏剧。我不信艺术能够在何种目的之下存在，这一层在当时便有许多人反对我。

笑舞台完全是由商人组织的，当时有一个商人要想垄断新剧界，他便组织一个公司，用非常手段把一班新剧演员笼络起来。所谓手段，总离不了金钱和洋奴势力两种，而后者居其大半。我们有几个人反对，很用了不少的力量，才好易脱离圈套。果然后来还有几个演员因为上了当，戏不能不演，而钱又还是拿不着，要想脱离，以至于挨打坐监。我们幸而免的，总算安稳过去，然而也就弄了不少的麻烦。

我从这种麻烦的范围里跳出来，不久便进了新舞台。我进新舞台不一定是为加了包银，我听见新舞台办得很好，以为可与有为，也是真的。我的几个老朋友对于我这个举动却不谓然，他们说新舞台的办事异常利害，有丝毫不对的地方，常会使人大大地下不去，所以便断定我不上第一个当，一定要上第二个当。不过就我所知道的，当时新舞台办事认真，唱戏的不容易在他们那里去闹脾气确是真的，要说待人十分不好却不见得。无论如何他们到底是唱戏的，尽管想赚钱，总比流氓开戏馆多少懂得点演员的苦处。

提起新舞台就要说到夏氏兄弟。他们兄弟四个，大的月恒唱开口跳出身；其次月珊，唱老生；其次月润、月华，都是武生，照他们的大排行算起来，月恒行二，月珊行三，月润行八，月华行九。在社会上人家叫起来就是老二老三老八老九，这几个排行，似乎比他们自己的名字还要响些。

他们是安徽人，北边生长，哥儿四个，都长得魁梧凝重，孔武有力，而个个都是精明能干，不畏强御。当初在上海开戏馆，因为怕流氓捣乱，所以要联络几个比较大的流氓保镖，久而久之，保镖的流氓也就不免意存钳制，无论什么权利，他们总要先享，譬如，发薪水也要先尽他们，尽管生意不好，后台的薪水发不出，他们总得预支，因此引起后台的不平，然而没法儿对付。

夏月恒到上海的时候，才十八岁，刚巧遇见这种事情，好几个天津流氓正在楼上账房里吵闹，要支用预备发包银的钱。他便抽一把刀，拦着楼梯口一骂，专等那几个流氓下楼决斗。谁知那几个流氓是没有用的，竟不敢下楼，于是流氓的气大挫，而伶界的气大伸。从此以后，夏家几兄弟一直和流氓斗了十几年，总算替伶人争了口气，而外来无理的侵侮，也就一天一天减少了。这不仅在上海，在别处也是一样。从前在汉口，旦角上茶馆，必定要替流氓的头脑斟茶，夏家的团体到汉口首先就革除这个例，因此引起当地流氓的反感，生出许多的麻烦。可是夏氏一团，不屈不挠地设法应付，不想越应付麻烦越多。有一天流氓大头脑刘某，约夏月恒过江到武昌赴宴。他一想：去，免不了危险；不去，是万万不行。于是他们几弟兄和几个心腹朋友，计议妥帖，答应过江。到了第二天，大家结束停当一个个身藏暗器，月恒坐着轿子，几个兄弟和朋友们前后跟随着，一直到了约定的地方。那刘某估定他们决不敢去，不料他们竟去了，到底江湖上的人好汉爱好汉，不打不成相识，这样一来，大家反而做了朋友，这也是可资纪念的一件事。

还有我认为最了不得的，就是他们早已经感到了唱堂会是耻辱，所以他们在办丹桂戏园的时候，就设法不应堂会。本来他们受过不少演堂会的委屈，所谓传差，官上一传就得去唱。夏家弟兄为免除这种传差也费过不少的精神。在宣统末年和民国初年，南京新舞台成立的时候，他们才算完全不演堂会戏了。不演堂会戏这件事虽然局外人看着很平常，在当时不要说是那些有势力的不能谅解，便是同行的人也以为绝了分赏钱的路，大家反对。这个弊习连革了好几次命，都还没有革掉。夏氏在当时的努力，实在可以佩服。而现在上海的堂会却一天一天盛行，对夏氏真不能无愧。

新舞台最初设在上海南市十六铺，以后才又改到城内九亩地的。南市新舞台是在中国第一个采用布景的新式舞台。他们改革的动机的确是受了王钟声等春阳社的影响。那时因为中国还没有人会制布景，所以夏月润自己到日本去，因市川左团次的周旋，聘了一个日本布景家，一个日本木匠回来，编些新戏，配上新景，使旧剧新剧化，开从来未有的新面目。南市本是一个冷淡地方，这样一来，忽然大为热闹。新舞台本身赚钱自不用说，夏氏弟兄、潘月樵、毛韵珂他们这几家，一转眼都腰缠数十万。他们最受欢迎的戏有《新茶花》《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惨》之类。当时种族观念正从国民间觉醒过来，这种戏恰合时好，如是潘月樵的议论，夏月珊的讽刺，名旦冯子和（原名小子和），毛韵珂（原名七盏灯），他们的新装、苏白，便成为一时无两。

辛亥革命，潘、夏诸人一齐加入工作，去攻打制造局。他们又组织救火会、义勇军之类，很能取得社会一般的信用，而伶人的人格也因以提高，新舞台本身的基础也就格外的巩固。

至于新舞台的戏，既不是新剧，又不是旧剧，但与其说是旧剧新演，不如说是新剧旧演。最可惜的因为布景赚了钱，便不甚注意到排演上去。新戏当然是不用剧本，唱功格律都放在第二三步，所以自从迁到九亩地之后，渐渐的台上的变化少，表演粗滥，唱功更不注意，只剩有滑稽和机关布景，在那里撑持。但是《就是我》一类由电影采取的侦探戏，还出了不少的风头。

我到新舞台的时候，他们都已暮气甚深。潘月樵自从民国元年担过一次司令的名义，他对于演戏已经很不热心，只想再去做官。他的二十万家财，都交结了蓝天尉和岑春煊两个人，每天只听得他说老帅长老帅短。夏月恒是早已经在浙江当缉私营的统带，他不大到后台，一来就只听得“二老爷，二老爷”的声音叫得震天价响。月润担任伶界联合会的会务，在外面交际很忙，晚上便开怀痛饮，所以也没有十分的工夫去研究戏。月华常常多病，不大问事。只有月珊总理一切。论月珊的为人，要算他们弟兄里最沉着最能干的一个。他虽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对于事理异常通达，待人也很能忠实不苟。他律己最严，丝毫没有嗜好，所以常轮到他说人，却轮不到人家说他。他城府颇深，办事极其精明，能勤能慎，而又有很强的决断力，与人相交，气味丝毫不俗，而管理事务井井有条。我对于夏三先生不能不表示敬意。可是我进新舞台的时候，他已经是没有丝毫奋斗的兴致，只存着当封翁得过且过的念头，每天除照例处理后台的事务外就是念佛。我也曾对他提出许多改革戏剧的办法，他只能说出许多难处，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了。

所以我在新舞台每天除演照例的戏外，没有什么事，就是排新戏我也不在意下。那种临时凑的新戏，除上下场加锣鼓，及布景的尺寸大些而外，一切都和笑舞台相差不远。

我每天颇有闲暇，便读书作诗，并补习些外国文；然而我所注重的是演戏演我想演的戏。我总觉得虽然是挂头块牌的旦角，总没有丝毫表现长处的机会。最不好的是我每天都读几行新书，有几个日本朋友时时都介绍给我一些文艺批评和创作，这些东西，使我对于现状越发不满，而我烦闷的态度时时露于外表，因此有许多人说我有神经病。我每天到后台很觉得无聊，便学徐半梅的样，带一本书去。我曾经见半梅在笑舞台后台读完一部《红叶全集》，我很惭愧，读书没他那样敏捷，而新舞台的后台电灯也和我的眼睛一样不甚够亮。

我本来是近视，看近也可以说比人强，远一点的东西我便看不清。但是我时时刻刻都练习运用眼睛的方法，所以到台上显不出近视。我在新舞台有许多人包着厢来捧场，过几天一定来看我，见面头一句，一定问我看见他们没有，这不是冤枉吗？

像新舞台那样坐两千人以上的舞台，要我从台上看包厢，本来强人所难，但万想不到就是坐正厅的看客我也没法儿看得见。有一晚，我正出台的时候，有一个穿绿衣的女子靠台前走过，她朝台上一看，我也就不觉得看她一眼，她经我这一看，马上就站住了。

我因为她穿的绿衣，所以知道她是个女子，因为她戴着眼镜，眼镜的光在电灯下一闪，反光触动我的眼帘，不觉报之以一盼，她马上站住，这不是很有趣吗？

那时候时常有许多女人包围我。包厢看戏，当然很普通，每逢演完戏出来，常有些女子后面跟着。每天总要接几封情书。我因知识的欲望比性的欲望大，没有工夫去理会，而且那些女子，也不过想把男人当一个消遣品，我对她们实在没有发生恋爱之可能。何况我除自己的爱妻韵秋而外，再选不出适当的配偶。

有一次有一个朋友约我同到街上走走，一走就走到一家人家，一进门就有一个女子出来迎接。她引我进一间房，另外有一个姑娘在那里坐着。那女子人家都叫她T少奶，那姑娘人家都叫她S小姐。T少奶把我介绍给S，她的莲花妙舌在介绍词里极充分地表现出才能。她先述我的家世，这一定是我那朋友告诉她的；又称赞我的学问和我的艺术，再称赞我的人品。要不是打好腹稿，决没有那样的流畅罢。她说完就把我的朋友一拉到别间房里去了，留下我和S小姐相对而坐，彼此暂时无言，只有微笑。以后便谈了些演戏的事，她历举我许多戏，表示出出她都看过，又批评这个配角不好，那个配角不好，似乎她简直要开间舞台，专为我请齐配角演个痛快。说完她靠着床上，问我搽什么粉，用什么胭脂，戴的是什么花，梳头的是男人还是女人。说到正高兴的时候，忽然进来一个少年，穿着银灰花缎的皮袍，一字襟绿宽边的背心，白丝袜紫呢暖鞋，梳着和女人差不多的头发，面白唇红，眉目清秀，但免不了带着几分下流气。他一进门很温顺地坐在S的旁边，她很不高兴地对着他，说：“你去吧！我没有工夫。”那少年不走，她就走出去了。T少奶跟着进来，介绍我和少年相见。我只觉得他身上香气一阵一阵地涌过来，我以为他比S小姐实在要漂亮些。

一会儿少年走了，T少奶和我谈起S的事，说她如何倾慕我，说着用手指着门外：“刚才那个小孩，也算不错吧，可是她看不上眼。她是非你不可的。而且她很有两三万现货，全都带过来呢。”我听了她的话，丝毫没表示意见。她又说：“你是个谨慎人，不轻易答应人，也不轻易抛弃人，这正是她选中你的地方。不错不错，你们多对几次眼光吧。有缘千里来相会，何必我来多说呢？”

这个时候S小姐和我的朋友进来，后头跟着一个老妈子手里端着水果。S笑眯眯地一瓣一瓣替我剥橘子，一颗一颗替我剥葡萄。她又故意坐得很远，叫我把果子递给她，我都照办。T少奶忽然问我：“你们夫人去世差不多一年半了吧？”我因为她问得奇怪，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又说：“像你夫人那样聪明伶俐的人，怎样会掉在河里死了？真是想不到！”我说：“没有。”她很惊讶的样子：“呵……是的，是的！我糊涂了。那是另外一个欧阳的夫人。……你们夫人是上海人，死的那个是湖南人。”我说：“不，我内人是湖南乡下人。”她说：“嗬，是乡下人，怪不得你们夫妻不和睦。”我说：“我们很和睦。”她看着我们的话谈不下去了，她便打好一口鸦片让我，我说从来不抽，她便自己抽起来。抽完了，她又拉着我的那个朋友跑到后背一间房里去了。S小姐斜靠在床上，她要我坐近她，把她的手给我握着，她眯着眼，不住地伸懒腰。电光从深红色的纱罩里透到她的脸上，微微地颤动，不一时她全身都颤动起来。这种情形，在她总算表现充分，但在我拿舞台上的研究做标准看起来，她造的空气还很不够浓厚。她对我说：“我就欢喜人家拿我闹着玩，一个女人给一个男人拿来开玩笑，这是多么快乐的事呵！你天天扮女人，你不懂女人的心吗？”我那个时候正是一脑门子的易卜生，对于她的话，失了感受性。她说我不懂，我到底懂不懂呢？

T少奶一会儿拉着我的朋友进来，先在床后头略站。她对我的朋友说：“我早说那个是对了眼光，这个说不定，坏在他多少有点学问，轧姘头是用不着学问的啊，哈哈哈！”

夜渐深了，我和我的朋友起身告辞，走近大门，有一间房门偶然开了，里面坐着许多不三不四的男人，我的朋友告诉我说那都是在T少奶支配之下的。怪哉天下蠢材之多！

我觉得天底下的事，再没有比演一出好戏更快乐的。每当前面一出戏演过之后，台下人声，嘈杂起来，大家都做看下一出的准备。我们化好装，等在后台，心里有说不出的不安，说一定怕什么，绝不是的。凡属一个自爱的伶人，当然认定舞台是他生命的归宿地，他的生命的表现只在登台的短时间里，如果在台上有丝毫错误，全剧就受了影响，他的生命就无从表现，自己的地位，就会摇动。这是就私而言；反过来说，观众费了金钱和时间来看戏，若是演得不好，便对不起他们。所以在登台的时候，必定要有充分的注意力，一上台便要把全生命都灌注在那里。我们往往演一个短戏，下台的时候觉得十分疲倦，这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得到的。

常言说得好，“一分精神一分事”，一些儿不错，要演好戏必定要有精神。所以说：“演剧是身体的艺术”，身体不好是不能演戏的。

在人声嘈杂之中，走出台去，上下一静，一举一动都为人所注意，演到情节最紧张的地方，差不多台底下的呼吸都听得见，这比全场喝彩还要有趣。

要台下注意，当然有许多方法，用法律，或是警告去让人静听不过是片面的，最要紧的是台上的呼吸调和。要求台上呼吸调和，便不仅是照顾对手的角色就够，一定要照顾全场，而对手角色的动作，尤其处处都要使之与自己的动作相应答而组织成一种自然的谐和。这种谐和，不容易得到，只要一得到了这种谐和，那真是舒服。音乐没有这样的风韵，美酒没有这样的香醇，好比春风微雨精室温衾之中，做一个极甜酣的梦，满身的骨节毛窍都含着美妙的韵律。一到演完带着陶醉后的疲倦回家，台上的情景，和着化妆品的余香轻轻浮泛，这种深纯的安慰，当然不自外求。但是这样美妙和谐，十次之中也不过得到一次二次，遇着舞台不好，配搭不全，装置不合，或是排练不熟，音乐不和，往往百次之中得不到一次。而且那些粗俗的演员，只听到台下喝彩，洋洋得意，决不能寻求到情感深处，寄托自己的生命。演一世的戏，不懂得谐和之美的，不知凡几。只要一经懂得，追求的心，必定很切，所以在我这种戏迷，一天到晚，只知道戏，对于性的扰乱，无谓的和人周旋，都觉得毫无意思，非但没有意思，而且极其烦厌。我看见他们那些为了几个下流女人一天到晚惶惶然不知所措的，真是莫名其妙。

新舞台的戏专注重布景的变化，表演道白只求快捷滑稽，细腻慰贴，一概不讲。什么叫呼吸，什么叫调和，更不在心上。我起初有些不惯，后来我也学乖了，跟着锣鼓上场，跟着锣鼓下场，倒也颇为省事。唱的时候颇少，道白的时候比较多。就以道白而论，有工夫便说长点，没有工夫便说短点，一以布景时间长短或是第二场的人换装的快慢为标准，后台叫一声“马前”，我们便快快地下场；叫一声“马后”，便把话拉长，拉长再不够，便叫起板来唱几句，词儿都是临时编起来。这若不先在舞台上干熟了的颇不容易。照后台的术语，能够临机应变的叫作“活口”，不能的叫作“死口”。起初他们怕我是死口，以后看见我也能随意胡扯，他们都很欢喜，说：“想不到你是活口！”最有趣的是赶排的戏。往往锣鼓打错，唱戏的也只好跟着走。譬如你预备唱倒板，他跟你打摇板，或是打慢板，预备唱慢板给你打成摇板之类，这种事数见不鲜。因为临时改锣鼓，会被台下发觉错误，所以唱的人只好将就敷衍过去。有一回有一个人扮一个老头子，嫁女，本应该是唱上，场面打成念上，他只好念两句。但是一时想不起什么词句好，他只好借用别的戏里“花烛亮堂堂，打扮做新郎”两句。第一句念出口，他忽然转念：“今天是嫁女怎样好念打扮做新郎呢？”他这样一想，下句再也念不出来，其实念一句“打点嫁姑娘”岂不好吗？造就所谓“当场一字难”，他始终没念出来，只听得他接一句“呵哇呵哇呵哇”，笑得满台的人个个都抬不起头来。还有一次，一个花旦预备上去念两句：“小姐得病症，叫我常挂心。”谁知胡琴响了，他只好改成唱。他刚开口，忽然想到五个字不好唱，他便想改一改，但是刹那间没有办法，他只唱出“我小姐”三个字，接着莫名其妙地唱出“自那日”三个字。越唱越不对，结果唱成：“我小姐自那日在花园一时间得下了不治的冤孽病症。”后台的人都奇怪起来，便有一个人在幕后叫了一声：“好长的句子。”他越发慌了，下句便只唱出三个字来，“何日好？”这样一来害得那个唱小生的笑得走不出去。戏是这样演法，你想还有好戏没有？不过习惯已成，积重难返，主持的人没有改弦更张的勇气，大家又说要这样才能卖钱，虽有智者亦莫如之何？加之事实上也往往给主张改革的人以打击，有排一个月郑重出演的戏毫不卖钱，而排三天的《济公活佛》却有挤不开的人看。试问还是暂维生计呢，还是犯大不韪坚持自己的主张呢？

新舞台当时的营业方法，是不用包银十分大的角色，只靠新戏维持。然而同我一天登台的有武生何月山。他从北边到上海，不过赚三几百块钱，一出《塔子沟》，打真刀真枪后，他就大红而特红。他所靠的是气力长，手脚灵，便真刀真枪打起来，看上去间不容发的危险。他又把从前绿营许多武技加进戏里，人家很觉新鲜，所以大卖其钱。还有他唱《长坂坡》，一场连着五个鹞子翻身，又能一条腿丝毫不动地站半天。唱起来气异常之长，一腔转几十个弯不换气，就这几项本事，登时月薪从几百元涨到两千元以上。当那时他真是英雄年少，哪个不抢着要他？班主抢着要聘，上海的女人抢着要姘，真是花团锦簇，盛极一时。可是不久他的气力减退了。真刀长枪太快的地方渐渐不能应付，一条腿站住有些摇动，长腔使不到头。起初以为是偶然的事，以后不免就成了症候。他在新舞台头一天登台，就哑得一字不出，他马上就要退钱不干，夏三老板到底是内行老板，他极力地安慰他，留他养息，过了一向，他虽然好些，始终没恢复从前的原状。他自己烦闷，没有干长下去，出了新舞台没有多久，他就从繁华的上海解脱去了。

月山出了新舞台，后台也就改组。凡属一百元以上的演员都做股东与前台合作。我在这个时候把优游、半梅介绍进去，天影是原来就和我在一处的。

半梅因为不愿搭班，没多久他就专门写小说去了。优游从那回进去，一直到新舞台停业，他没有离开。民国七八年之间，文明新戏已经由极盛转入衰败。民鸣解散，正秋他们到了汉口。优游从笑舞台而汉口，而民兴社也就很难支持，因此受了新舞台之聘，因此而上海新戏界更形冷落了。

优游到新舞台，起初把《空谷兰》重演，生意不错。优游饰柔云，本是一时无两的杰作，我饰纫珠。我和优游两个都有相当的气力。我进过陆军式的中学，他是海军出身，我们演柔云和纫珠抢药相打的一场，互相扭住大滚满台，台下闹哄哄地拍手叫好，我们也以此为笑乐。潘月樵饰兰荪男爵，态度不错，可是我最怕的是后面团圆一场，他拉住我两只手叫一声妻，妻字一出口，唾沫好似毛毛雨一般飞了过来。

新舞台是以西装戏著名的，个个人都有几套西装。优游也排了几本西装戏，如《拿破仑趣史》之类。这种戏最要有忍耐的就是旦角戏既长，场子又多。在北风怒号，冰雪满途的夜里，在新舞台那种深大空敞的后台，我们穿着袒胸露臂的西装，站在布景后面等候上场的时候，那真变了“冰肌玉骨”，若不是极力支撑，就几乎不能上场。可是上场以后，却也不觉甚冷，因为注意力的集中，下意识的作用，可以增加忍耐的力量，不过有时静默太久，头一句台词往往嘴唇的活动不甚自由。俗语有说：“冻不死的花旦，热不死的花脸。”旦角再没有比穿西装更冷的吧。花脸在热天穿上棉袄，当然更不好受。还有靠把武生，他一样要穿胖袄（一种棉半背），大热天扎着靠，戴起很重的盔头，做种种激烈的动作，我以为比冷还难过。就是唱花旦的热天演《醉酒》一类的戏，也就够受的了。

我在新舞台演戏没有什么成绩。人家都说在新舞台演戏功夫要退步，在某一点上看起来的确不错。尤其是武功，因为不甚注重武戏；其次就是唱功，慢板是从来都唱得很少的——短出的戏，偶然唱一唱，平素多半束之高阁。专靠演旧戏吃饭的角色，不很愿意搭新舞台，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呢，演自己的戏的时候很少，不过生活却颇安定。两夫妇租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屋住起来，每天还有些工夫读书、练戏，闲时还可以到郊外去玩玩，不过这种安定的生活不是我所能满意的。可巧有一个同乡人介绍我到南通去演义务戏，我听见南通是中国的模范县，所以很想去玩玩，于是便请了几天假去演了四天戏，因此认识了张季直先生。

当这个时候，张敬尧正在湖南作恶，凡属与民党有一点关系的人都避陷害，而他的兄弟张敬汤尤其擅作威福，所以害湖南者无所不用其极。于是各县各乡的志士都想起而驱此恶贼，民军四起。先外祖刘艮生先生为当局所疑，不能安居，动身来到上海舍弟俭叔，在乡下想起民军，为官迷的戚友到省城去告密，下令查拿，一面要封我们住屋，遂使先祖母和家母不得不避到乡下，带着我的小侄儿住在一个佃户家里。舍弟连夜逃走，母亲于月黑风高的半夜送他过一座山，当时的凄苦如今还留着创痕。舍弟到了上海，几个有关系的亲戚也来了，我住的一楼一底，一时人满。而先祖母和母亲又不能在乡间久避，只好一齐接到上海。我妻韵秋，只好立刻赶回湖南去接，这样一来，我便十分困难。正在韵秋离沪后两三日，忽然所有的行头衣服全被佣人偷去当了。我身上没有一个钱，弟弟病在床上，亲戚们也都生病。有一天晚上，我一看厨下没有柴米，第二天就要断炊，想找点什么去当，谁知打开抽斗一看，早已被人席卷一空。我只好姑且脱下身上的马褂，敷衍了一天的伙食。那几天四处去借钱自不用说，可是寄出的信一封都没有回信，去见人也没有着落，真是越急越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向夏三老板想了点法子，才过了急难。一面再设法请侦探，寻找行头，谁知侦探刚请好，报了巡捕房，那个佣人又把当票寄回给了我，反白花了数十元去谢侦探。幸喜祖母和母亲到沪都很平安，不过从此后把湖南的大家庭生活移到了上海。

正另外租好房子，打在上海长住的主意，忽然南通派人来约我，说是张四先生想起一个科班，还要造一间戏馆。于是我写了一封信回张季直，把我想办演剧学校的计划告诉他。他回信一切同意，并说曾托熊秉三在北京招了一班学生，于是我便也答应到南通去。

我辞了新舞台的朋友，先到北京去看学生，看过之后，甄别了一下，先派人送回南边。就着有工夫，我便偕同张氏的心腹人薛秉初，由北京而奉天，而朝鲜，到日本去走了一趟。秉初因为在日本不惯，住三天就回来了。我原意是要就这个时候考查一下日本戏剧界的情形，我去访问了在上海认识的画家石井柏亭氏。又因小山内薰氏的介绍，参观帝国剧场，还看了一天大阪最有名的傀儡戏。本想多参观些地方，不想生起病来，在病院里住了一个月，什么都没做，一出院就赶回了上海。

我二十几岁才出疹子，出的时候几乎死了。在未出疹子之先，我一只手能举八十斤的铁锚掷出去；又能转动五百余斤的方石，推到十几丈以外，再推回来；腿向后一弯，在脚跟上站得起一个大人。自从一出麻疹，什么气力都没有了，瘫软在椅子上，经过三个月才好。好了之后，每年到夏天就要发软不能走动。这回到日本正当夏天，在北京又有许多的应酬。天气太热，火车的路线又太长，受了暑热的结果，一到日本，就又完全瘫软了。同时还发生几种炎症，越发没有办法，只好入院。

在病院里头并没有一个人来看我，因为朋友们都不知道，等到有人知道我已经差不多出院了。幸喜一个看护妇还不错，她替我找了一个人，买了不少的书。我每天只是睡着，远远听见弹琴的声音，我就想起舞台上的生活。想去看戏，却又动不得。只有读书，读了就睡，睡醒了又读。读完了一册《复活》，一册《卡尔曼》，一册嚣俄著的《哀史》，还有两册卢梭的《忏悔录》，两册社会主义的书，又零零碎碎东翻西翻看了些短篇小说。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写病人心理的，我便伏在床上写了一篇日记，曾经在南通的报上登载过一半，如今也不知稿子在哪里去了。

我从日本回到上海，病也完全好了，便退了上海的房子，全家搬到南通，而我的生活又为之一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