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乡下，过年又到了长沙。我在家里实在坐不住。恰好长沙有个组织，名叫社会教育团，他们想干戏剧，就找我去问计，我就一力主张，马上打电报，把同志会一帮人约到湖南。那时镜若的夫人刚养儿子，他就连妻子一齐带到长沙，同来的旦角有马绛士、吴惠仁，生角有罗漫士、蒋镜澄、管亦仲（别署小髭），以后又打电报到日本，把吴我尊也约回来了。布景的是汤有光，和镜若的妻舅籐田洗身，还有一个专干舞台生活的日本木匠，不敷的在长沙招了些，舞台搭在左文襄祠。
这种戏在湖南是头一次演，有情有节有布景，比旧戏容易懂得多。一开的时候，真是人山人海，挤得两条街走不通。一出《家庭恩怨记》，真把人看疯了。只管下大雨的时候，门前的轿子进来了的退不出去，外面的进不来，女客撑着伞在门外，没开幕前两三小时就等起的不知若干，那真可谓盛极一时。
那个时候《恩怨记》的小桃红不是我演的，是吴惠仁。惠仁，湖州人，本是个小学教师，生得矮矮小小的身材，说起话来很像江浙女人的声调，留得一头好长头发。当时因为头套很难得好的，买起来，价钱又贵，因此有些演旦角的把头发留长，到后台临时梳起来，就和真女人一样。尤其惠仁特别精致，他自己雇用一个梳头妈，在上台前一两点钟就梳起，梳好了头，搽粉化装又要半天。反镜打了又打，衣服比了又比，穿戴好了便端端正正地坐着，不大和人说话，他一心研究他的台词和表情。
我有个内兄刘雨人，是个最豪爽的文学者，而且是个有名的收藏家，金石刻画，件件擅长，在谭组庵先生那里当秘书。还有个朋友宋痴萍——我们都叫他宋大哥，他那时在长沙《民国日报》做编辑；他们两个天天和我们在一处。这两位都是以酒为命的，加上管亦仲、镜若和我，五个人常常喝得不知所云。我们的床下都有几箱啤酒，几坛花雕，完了事没别的消遣，就是喝酒。以后引得绛士也加入大喝，每逢一上酒楼，彼此不醉无归。我觉得豪气凌云，可以吞海，喝瓶把酒，真不算回事。
两瓶啤酒一气饮完，一手抓一个瓶，向窗外使劲一碰，炸成粉碎。痴萍本来是同盟会员，我那时候正和唐桂良、周道腴、柳聘农诸君组织国民党，当了一回会计。所以我们极力反对共和党、进步党一类的政党，而以痴萍为最激烈，他每打一对酒瓶，必定叫道：“炸弹炸弹，炸破共和党的头！”
酒席完了，窗外的碎玻璃堆一大堆。酒馆里的人来干预我们，结果大吵起来，几乎用武，好容易劝住了，就走出门来。刚出门，没有走多远，就看见一个共和党的中坚分子坐着轿子过来，痴萍上去，从旁边一脚踢去，那个轿子上重下轻，哪里抬得住？就连人带轿倒了下去。痴萍走上去乱打一阵，那个人孤立无援，抬轿的也不敢帮着打架，他看来势不对，就一溜烟跑了。
像这种事，吴惠仁是绝不参加的。他一天只是在房里量衣服、弄首饰、背剧本，别的事一概不问，以后绛士也变得和他差不多一样，只有我就始终是一样的骑马喝酒玩手枪。
有一桩笑话：方才所说我们吵架的那个酒馆，是从前衡州府唐步瀛家里开的。有人证明唐胡子在衡山杀过好些个革命党，因此有人主张要惩罚他。但是这个意思，并不是党里开会讨论议决执行的，不过几个人坐下来随便一说，就自己去干。我当时被朋友推为执行者，他们叫我带着手枪去质问唐胡子，让他捐钱了事。我当然听他们的话，就跑到唐家，见不着本人，我走进门去，遇见一个人似曾相识，他请我坐了，很客气地和我论世交。他说：“唐先生到上海去了，如何如何……”我当时说不出所以然，就很不得要领地发挥几句，出到门外，放了几手枪，莫名其妙地走了回来。他们说我不中用，可是以后听说那边居然捐了一笔钱，我却不知道了。
像这样的捐款，我知道的也不止一笔，做了什么用，我可不知道，钱在哪里，我也没看见。不过使我最难过的，就是辛亥反正以后，许多穷朋友，都忽然讨了姨太大，住了大房子，怎么发展得那样快呢？
因为这个，我就编了一个戏。恰巧湖南省议会正在选举议员，许多人花钱运动，真是花团锦簇，热闹异常，城门口挂起八九丈长的白布，上写着某党招待处。街上车马络绎，家家栈房都是住得满满的。招待员四处拉客，请洗澡，请吃饭，请花酒，请打牌，那些被拉的便一扭一扭地不肯去，可始终还是去了。好忙的银钱号！好多的轿子！我的戏就是用这些材料做背景，和暴富娶妾的志士织成一片，命名叫《运动力》。这出戏分五幕，把当时一班活动的人物讥讽得一文不值，结果是乡下人起来，把鱼肉乡民的绅士的房子烧了，重新举出纯洁的代表励行村自治。
到底民国初年革命的空气虽然渐次腐化了，多少还有点清气。我演这个戏，也没有人阻止。许多议员都在台下拍手，回头又到后台来对我说：“该骂的，该骂的！”只是后边一段有人说怕有社会主义的嫌疑，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
我在这个戏里，演的是一个少年学生。我还记得我把吴惠仁平空举起来，他吓得什么似的，呱呱地乱叫。里头又有吃花酒一场，那几个装议员的朋友，叫了一个有名的厨子到后台，真的上四样菜，他们真吃一顿。几个女角就装着妓女，故意用白兰地硬灌他们，一幕演完，几个人都醉了！你说岂有此理不岂有此理？然而当时实在高兴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