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大纲』书成自记

明国二十二（公元1933年）年秋，余始于国立北京大学任“中国通史”讲席。是课每周四小时，一年而毕。自念讲通史，非委悉周备之难，而简要明当之尤难也。若求委悉周备，则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栋塞屋者，其书具在，学者昕夕从事焉，斯委悉周备矣，然非一周四小时、一年之功所能赴也。

欲求简要明当，则于繁重之国史，先必有所取舍。又必先有一系统之观点，以为其取舍之标准。必先立一“体”，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宽狭长短，一视与其“体”之相副相称以为度。

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谓专门名家之业也。否则左右采获，牵引拼凑，可以至于无穷。于其牵引拼凑之中，而调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当，此仅似于一种狭义之类书，非史业也。大抵余于此课，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毕一题，一年凡四十余讲。共毕四十余题。欲求于此四十余题中，叙述我先明国史大体，约略明备，则每讲之标题，为尤所尽心焉。教授通史，最为不易。舍钱先生这样的博学硕儒，谁能当此重任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学者苦于听受，群要余为讲义。余曰：通史大业，殊不敢轻率为之。无已，姑约余所讲为纲要，聊备诸生笔记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讲，必编一纲要，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

然又恐诸生久习于此，则事近策括，以谓治史可以空腹也。史学首先应是史料之学。学史之人，须牢记“实事求事”四字，立论时不可有一字一句无出处。乃别选一参考材料以副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纲要编至东汉，自嫌太简，遂未继续。并谓讲堂大义，学者自可笔记，乃独发参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觉参考材料，杂碎零乱，无纲要以贯通之，则如散钱无串，学者得此，华离斑斓，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计，另编国史读本，供学者课堂外之阅读。并诏诸生，治通史必贵有“系统”，然系统必本诸“事实”。见仁见智，系统可以相异，而大本大原，事实终归一致。不先通晓事实，骤求系统，如无钱而握空串，亦复失其为串之意。大学课重，即如司马氏通鉴，学者已苦不能终卷，而中学教课，风气所趋，亦竞为条贯，不详实事。

至大学治通史，更不能反而专讲一件件的事实。如是则学者所得惟系统、条贯，而无史实。卒之所谓系统、条贯者，皆空谈，皆私见。空谈私见可以万异，而历史事实只有一真。因再约通鉴及续通鉴、明通鉴诸书。提要钩玄，编为读本，以补学者进治通史之预备工夫。

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读本凡得百万字。凡读本所取裁，一以与课堂讲述相副相应为主，其详略轻重之间，视袁氏纪事本末诸书，有大相径庭者。以谓学者于课堂外先治此书，不仅可药高心空腹之病，并可由此启途，进窥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学者于本国文字素养太浅，读本虽简要，然皆摘录史籍原文，学者骤睹，如入异国，转不如其读西书之怡悦相熟。其于文义真际，已难领悟，至于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实，种种茫然，更属所苦。乃拟就读本中择其凡为史籍专名及义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释。然注释之事多涉考订，又求与学者领悟之学力相应，其事乃大不易。课繁力绌，卒未有成。如是则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公元1937年），芦沟桥倭难猝发，学校南迁，余藏平日讲通史笔记底稿数册于衣箱内，挟以俱行。取道香港，转长沙，至南岳。又随校迁滇，路出广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学院暂设蒙自，至是辗转流徙，稍得停踪，则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

学校于播迁流离之余，图书无多，诸生听余讲述，颇有兴发，而苦于课外无书可读，仅凭口耳，为憾滋深。因复有意重续前三年之纲要，聊助课堂讲述之需。

是年五月间，乃自魏晋以下，络续起稿，诸生有志者相与传钞。秋后，学校又迁回昆明，余以是稿未毕，滞留蒙自，冀得清闲，可以构思。而九月间空袭之警报频来，所居与航空学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旷野，逾午乃返，大以为苦。乃又转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续竟我业。而学校开课之期已至。昆明尘嚣居隘，不得已，乃往来两地间。每周课毕，得来山中三日，籀绎其未竟之绪。既乏参考书籍，又仆仆道涂，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宁定。余尝致书友人，谓：“此书难垂成，而非意所惬。何者？细针密缕，既苦书籍之未备，大刀阔斧，又恨精神之不属。”盖此书属稿中之实况也。逮魏晋以下全稿粗具，还读三年前东汉以前旧稿，又嫌体例、文气、详略之间，均有不类，乃重复改为。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则先后亦十有三阅月矣。

然此书虽草略，其所以为此书之意，则颇有当为国人告者，因别为引论一篇。辞繁不杀，读者哀其意可也。至于引论所希，此书未必足副，读者当分别观之。

此书一本所携笔记，缀集而成，而笔记随时摘录，颇多疏忽。大率未注出处，忘记篇卷。此书因一律削之，不更标举；偶载来历，转成例外。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

书成仓促，相知惟汤君锡予，时时读其一、二篇，有所商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自问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见，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见之定。虽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宽其神明之内疚。

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读此书者，无论大端小节，凡此书疏漏谬误处，若蒙贻书相告，一字之与百章，皆吾师也。敢不虚衷拜嘉，谨诚心以祷祝之。

明国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

钱穆记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