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厚的读者诸君，我已经有过把我邻近几位绅士介绍给你们的荣幸了；现在请让我顺便（在我们作家看来一切都是顺便的）再介绍两位地主和你们相识。我常常到他们那里去打猎，他们都是很可敬的、安分守己的人，受着好几县人们的普遍的尊敬。

我先给你们描写退伍陆军少将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赫瓦伦斯基。请想象一个高个子的人，曾经是体态匀称，现在皮肤略微松弛了些，但是绝不衰老，甚至不是老年人，而是壮年人，即所谓正当盛年。的确，他那曾经很端正而现在也还可爱的面貌略微有些变动，双颊松弛了，眼睛边放射出一条条密密的皱纹，有几个牙齿，像普希金所引证的萨迪的话，已经不在了；^[4]”。只有一个省检察官，当人们在他面前说起赫瓦伦斯基将军的出色而庄重的品质时，独自在那里冷笑，——但嫉妒使人什么都做得出！……

可是，现在让我们来谈另一个地主吧。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一点也不像赫瓦伦斯基；他恐怕未见得在什么地方任过职，也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美男子。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是一个矮胖的小老头，秃头，双重下巴，一双手很柔软，肚子相当大。他非常好客，而且性情诙谐，所谓自得其乐地度着日子；不论冬天和夏天，他都穿着一件条纹的棉睡衣。他只有一点和赫瓦伦斯基将军相同：他也是独身者。他有五百个农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管理自己的领地相当注重外表；为了不作时代落伍者，大约十年前他就向莫斯科的布捷诺普公司买了一架脱粒机，把它锁闭在储藏室里，这就安心了。只有在晴明的夏日，他才吩咐套竞走马车，坐了到田野里去看看庄稼，采些矢车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生活完全是古风的。他的房子也是旧式建筑：在前室里，有很浓烈的克瓦斯、兽脂烛和皮革的气味；就在这儿右边，有一个餐具橱，里面放着烟斗和毛巾；餐厅里挂着家人的肖像，有苍蝇，有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蹩脚钢琴；客厅里有三张长沙发、三张桌子、两面镜子和一架声音嘶哑的自鸣钟，钟面的珐琅已经发黑，两根青铜指针上雕着花纹；书房里有一张堆着文据纸张的桌子，一个贴着从上世纪各种作品上剪下来的图片的蓝色屏风，几个装着发霉的书籍、蛛网和黑灰尘的柜子，一把松软的安乐椅，一扇意大利式窗子，以及一扇钉死了的通往花园的门……总而言之，一切应有尽有。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有许多仆役，都穿旧式服装：高领子的蓝色长外套、灰暗色裤子和黄色短背心。他们称呼客人为“老爹”。经管他的产业的，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大胡子遮着整件皮袄的总管；料理家务的是一个包着褐色头巾、满脸皱纹的吝啬的老太婆。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马厩里有三十匹各种各样的马；他出门时乘坐自制的一百五十普特重的四轮马车。他招待客人很殷勤，款待得很丰盛，这就是说，由于俄罗斯烹饪的令人心醉的特性，使得他们直到晚上除了玩朴烈费兰斯以外绝不可能做一点别的事情。他自己从来不做任何事情，连一本《圆梦书》也不看了。但是这样的地主在我们俄罗斯还多得很；也许有人要问，我由于什么原因，为了什么目的，要在这里讲起他呢？……好，让我把我有一次访问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情况告诉你们，用以代替回答吧。

在一个夏天的傍晚七点钟光景，我坐马车来到他家里。他刚刚做完晚祷，一个样子非常羞怯、新从神学校出来的青年教士坐在客厅里靠门的一张椅子边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照例十分亲热地接待我；每一个客人来了都使他感到真心地欢喜，他的为人大体上是极善良的。教士站起身，拿了帽子。

“等一下，等一下，神父，”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说时没有放开我的手，“别走……我叫他们给你拿伏特加去了。”

“我不会喝酒。”教士忸怩不安地喃喃说，脸红到了耳根。

“笑话！你们这种人怎么会不喝酒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尤什卡！尤什卡！给神父拿伏特加来！”

尤什卡，一个年约八十岁的又高又瘦的老头儿，用一只肉色斑纹的深漆盘子端着一杯酒走进来。

教士开始辞谢。

“喝吧，神父，别扭扭捏捏，这样不好。”地主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可怜的年轻人就服从了。

“好，神父，现在你可以去了。”

教士开始鞠躬。

“啊，好了，好了，去吧……真是个好人，”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目送着他，继续说，“我对他很满意；只是一点：还年轻。老是说教，连酒都不喝。嗳，您怎么样，我的老爹？……您怎么样，您好吧？我们到阳台上去吧，——瞧，多么可爱的黄昏。”

我们走到阳台上，坐下来开始谈天。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朝下面望望，突然激动得不得了。

“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他喊起来，“哪家的鸡在我们花园里走？……尤什卡！尤什卡！快去看看，哪家的鸡在花园里走？……这是哪家的鸡？我禁止过多少次了，说过多少次了！”

尤什卡跑去了。

“这么乱七八糟！”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反复地说，“真要命！”

不幸的鸡，我现在还记得，两只花斑的和一只白色有冠毛的，依旧在苹果树底下悠然漫步，有时用几声拖长的咯咯声来表现自己的感情；突然，头上不戴帽子、手里拿着棍子的尤什卡和另外三个壮年的仆人，协力同心地向它们猛扑过来。这一下可热闹了：母鸡叫着，拍着翅膀跳着，大声地咯咯地叫着；仆人们跑来跑去，跌跌绊绊；主人在阳台上气急败坏地叫喊：“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这是哪家的鸡，这是哪家的鸡？”最后，一个仆人把那只有冠毛的鸡的胸脯按在地上，居然把它捉住了。正在这时候，一个蓬头垢脸、年约十一岁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一根长竿，从街上跳过花园的篱笆。

“啊，原来是她家的鸡！”地主得意扬扬地叫起来，“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瞧，他打发他的纳塔尔卡来赶它们了……倒没有派帕拉莎来，”地主轻声地补说一句，意味深长地微笑一下。“喂，尤什卡，不要管鸡了，给我把纳塔尔卡抓来。”

可是，气喘吁吁的尤什卡还没有跑到大惊失色的小姑娘身旁，不知女管家从哪里出现了，她抓住小姑娘的手，在她背上打了几下……

“对啦，嗳，对啦，”地主接着说，“啧啧啧！啧啧啧！……”他又大声地说，“把鸡扣留下来，阿夫多季娅。”然后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老爹，这次的追捕怎么样，嗳？我汗都出来了，您瞧。”

于是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仍旧留在阳台上。黄昏的景色确实异常美好。

有人给我们端来了茶。

“请问，”我开始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迁移在那边峡谷后面大路上的那几户农家，是您的吗？”

“是我的……怎么？”

“您为什么这样做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这真是罪过。分配给他们的屋子又脏又窄；四周看不见一棵树；连养鱼池都没有；只有一口井，而且是派不了用场的。难道您就不能另找一个地方吗？……听说您把他们以前的大麻田也夺去了？”

“地界这样划分，你拿它有什么办法？”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我，“划分地界真伤脑筋（他指指他的后脑勺）。我从这划分地界看不出一点好处来。至于我夺去他们的大麻田呀，没有给他们那边挖一个养鱼池呀，——关于这些，老爹，我自有道理。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照老规矩行事。照我看，老爷总归是老爷，农民总归是农民……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样明白有力的论据，自然是没有话可以回答的。

“况且，”他继续说，“那些农民都很坏，受过惩罚的。尤其是那边有两户人家；先父——祝他升入天堂——在世的时候，就不喜欢他们，很不喜欢他们。告诉您，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父亲是贼，那么儿子也是贼；随您怎么说……唉，血统，血统，——这是很重要的事！坦白告诉您吧，我把那两户人家没轮到的人也送去当兵，就这样把他们往各处送走；可是不能根除，有什么办法？这些可恶的人繁殖起来很快。”

这时候四周完全寂静了。只有风偶尔一阵阵吹来，最后一阵风在屋子附近停息下来的时候，从马厩那边发出一种均匀而频繁的敲打声，传到我们耳朵里。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刚刚把倒满茶的碟子^[5]端到嘴唇边，已经掀动鼻孔，想喝茶了，——大家都知道，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喝茶的，——但是他停止了，倾听一下，点点头，喝了一口茶，然后把碟子放到桌上，带着最仁慈的微笑，仿佛本能地配合着那敲打声喊着：“嚓嚓嚓！嚓嚓！嚓嚓！”

“这是怎么回事？”我惊奇地问。

“那儿，按照我的命令，正在惩罚一个调皮捣蛋的家伙……那个管餐厅的瓦夏，您知道吗？”

“哪一个瓦夏？”

“就是刚才伺候我们吃饭的。还长着一脸大胡子呢。”

最强烈的愤慨，遇到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明朗而柔和的目光，也是抵挡不住的。

“您怎么啦，年轻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您这样盯住我看，难道以为我是个坏人吗？惩罚他是出于爱护，您也知道的吧。”

过了一刻钟，我向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告别。我的车子经过村子的时候，我看见了管餐厅的瓦夏。他正咬着核桃，在街上走。我吩咐马车夫把马勒住，叫他过来。

“喂，老弟，你今天受罚了吗？”我问他。

“您怎么知道？”瓦夏回答。

“你家老爷告诉我的。”

“老爷自己告诉您的？”

“他为什么要下命令惩罚你？”

“这是我应得的，老爹，是我应得的。我们这儿为了一点小事是不会受罚的；我们没有这种规矩——绝对没有。我们的老爷不是那样的人；我们的老爷……这样的老爷是全省里找不出的。”

“走吧！”我对马车夫说。“这就是旧俄罗斯！”我在归途上这样想。

[1] 普希金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第五十一节：“有的已经不在，有的到了远方，像萨迪曾经说过的那样。”原来的意思是指朋友，现在借用来指牙齿，是谐谑的说法。

[2] 小俄罗斯人是旧时对乌克兰人的蔑视的称呼。

[3] 法语：《评论报》。

[4] 法语：爱抱怨的老人。

[5] 旧式的俄罗斯人喝茶时先把茶杯里的茶倒在垫碟里，然后用垫碟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