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政府和军阀政府的分界，据记者愚见，最低限度有两点：（一）革命政府不欺骗民众，军阀政府所钩心斗角者惟欺骗民众之是务；因此革命政府的外交便是力谋对外，军阀政府的外交只是钩心斗角于对内；（二）革命政府办外交是以全民族的祸福为考虑的焦点，军阀政府办外交是以个人的权位及其左右亲戚嬖的权利为考虑的焦点。

关于第一点，国贼袁世凯擅签“廿一条”时对付民众欺骗民众的手段，很可以表示此类人的才干！他早就准备和日本妥协，所惴惴者惟本国民众是惧。所以当他接到日本最后通牒时，虽已知日本对第五项要求可以让步，却秘而不宣，同时放出空气，说这一项如何如何的厉害，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非绝对拒绝不可，至于其他各项，只有勉强忍受，民众蒙在鼓里，跟着他嚷，大上其当。在日本固大获其利以去，在袁世凯也得保持权位，苟安过日。革命政府则应与全国民众立在一条战线上，应言行一致，说战就准备战，说不战有何正当办法，亦应切实公开，勿令民众如陷五里雾中，关在闷葫芦里。

关于第二点，试举土耳其和德国近事为例。土耳其革命政府成立之后，在凯末尔领导下的内阁总理伊斯美（Ismet Pasha）与英法意美俄日希腊等国开会于洛桑，遇有关土国之紧要关头，虽以英代表刻遵贵族Lord Curzon之咆哮恫吓，屹然丝毫不为动。德国总理卜鲁宁赴欧参加经济会议之前，虽以国内经济危机已达极点，连开阁议至三十六时之久，然决定最低之标准，认为在此标准以外者，宁死不屈。以国家民族前途祸福为考虑焦点者，始有力争最低标准之可言；在此标准之内，民族尚可力谋生存，在此标准以外，民族虽生犹死，虽可苟安于一时，终必灭亡而后已，与其坐而待亡，不如死里求生。黑种人只须见白种人有一枝来福枪在手上，便叩首如捣蒜，自愿为奴，黑奴随处皆是，都是他们自作自受，有何话说！我们以为政府对国难中的外交亦应公开定一最低限度，生死不渝，不应敌人尽管一步进一步，我们尽管步步退让。